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第1篇

一、**中学的发展势头

**中学位于**镇**村，毗邻**工业园区，距县城3公里，占地面积35亩，现有高中教学班31个，初中教学班12个，学生共计2822人，目前学校将10间教室临时改用为学生宿舍，所有的教学、办公、生活用房无一剩余，完成招生任务面临着严峻困难。

近年来，**中学发展迅猛。第一、学校狠抓内部管理，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科研兴校”战略，高考升学率迅速攀升，04年获县高中教育质量一等奖，社会声誉显著提高。第二、师资有保障。新城建设的加快、**工业园区的全面启动，必然会推动城内城郊高中教育的发展,**的城郊优势能吸引高素质的本科毕业生和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有较稳定的师资保障学校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第三、学校生源充足。据教育科统计，03年、04年报考我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别为3000人和3500人，03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866人，04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1061人；县计委和教委联合下文，我校05年高中计划招生1000人，而今年高三毕业297人，将净增700余人，急需解决配套设施建筑等问题以实现扩班增容，完成招生任务。

二、**中学的扩容计划

方案一：在学校对面征地27亩建分部供高中一个年级使用，拟建16个教学班的教学、生活设施和一个含400米环形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在公路上方架天桥与校本部连通，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60个教学班。

方案二：在学校右边靠公路方向征地2亩新建学生宿舍，将原来挪作学生宿舍的10间教室还原，一并解决新增学生教室和宿舍的需差问题；将横穿校园的村民过道（位于04年置换的**小学和原**中学之间）改道，将原来被村民过道隔开的运动场整合扩大为一体，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48个教学班。

县教委和**镇主要领导4月14日到我校论证，初步选定了“方案二”。

三、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请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特事特办，简化手续，征地建房，以解决2005年下期学生的入住问题。

2、请**镇牵头解决横穿校园的村民过道的改道问题，相对地扩大运动场，解决全校师生做操等各种文体活动所需。

请领导们尽快解决上述问题，确保我校2005年下期正常开学。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第2篇

一、**中学的发展势头

**中学位于**镇**村，毗邻**工业园区，距县城3公里，占地面积35亩，现有高中教学班31个，初中教学班12个，学生共计2822人，目前学校将10间教室临时改用为学生宿舍，所有的教学、办公、生活用房无一剩余，完成招生任务面临着严峻困难。

近年来，**中学发展迅猛。第一、学校狠抓内部管理，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科研兴校”战略，高考升学率迅速攀升，04年获县高中教育质量一等奖，社会声誉显著提高。第二、师资有保障。新城建设的加快、**工业园区的全面启动，必然会推动城内城郊高中教育的发展,**的城郊优势能吸引高素质的本科毕业生和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有较稳定的师资保障学校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第三、学校生源充足。据教育科统计，03年、04年报考我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别为3000人和3500人，03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866人，04年我校实际招收高一新生1061人；县计委和教委联合下文，我校05年高中计划招生1000人，而今年高三毕业297人，将净增700余人，急需解决配套设施建筑等问题以实现扩班增容，完成招生任务。

二、**中学的扩容计划

方案一：在学校对面征地27亩建分部供高中一个年级使用，拟建16个教学班的教学、生活设施和一个含400米环形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在公路上方架天桥与校本部连通，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60个教学班。

方案二：在学校右边靠公路方向征地2亩新建学生宿舍，将原来挪作学生宿舍的10间教室还原，一并解决新增学生教室和宿舍的需差问题；将横穿校园的村民过道（位于04年置换的**小学和原**中学之间）改道，将原来被村民过道隔开的运动场整合扩大为一体，此方案将学校规模定位为48个教学班。

县教委和**镇主要领导4月14日到我校论证，初步选定了“方案二”。

三、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请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特事特办，简化手续，征地建房，以解决2005年下期学生的入住问题。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第3篇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时代与***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没有中国的，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时代，特别是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的和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的“创造性破坏”奠定***改革的基础

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到，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的的“”和他的，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实际是在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刚刚结束，***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主政的三年。当时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

***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的“”奠定的，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从“”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舒曼（Franz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年开始，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到，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动“”，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之所以要发动“”，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的时候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在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第4篇

刚才，我们参观了市三个职教攻坚工程项目建设工地，现场感受了市强力推进职教攻坚工程建设的决心和魄力，令人很震撼，非常鼓舞人心。我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对市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大手笔、大气魄投入职教攻坚工作经费，一定印象深刻。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喜人的战绩，与市委、市政府这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学校建设成市最漂亮建筑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与市委、市政府两个主要负责人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亲自抓亲自管密切相关。这说明只要思想重视、认识到位、措施得力，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

各县（市）刚才在会上都做了交流发言，特别是市介绍了推进职教攻坚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对我们进一步做好职教攻坚工作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很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从发言情况和工作通报来看，各县（市）职教攻坚工作都有自己的特色，也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各县（市）的发展和进度并不平衡，有的职教攻坚工作明显滞后，主要是规划项目开工不足，推进工作措施不力，建设资金投入欠缺，工程建设进度缓慢，需要进一步查找深层次的原因，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尽快改变现状，以确保按期完成职教攻坚的各项目标任务。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总结、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彼此借鉴相互的经验和做法，以更加有力有效地推进本地的职教攻坚工作。下面，我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下半年的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一鼓作气，再接再厉，坚决完成我市年职教攻坚工程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

年是全市职教攻坚的决战之年，也是全省实施职教攻坚五年计划的收官之年。现在距离省政府规定的职教攻坚最后期限仅剩不到6个月的时间，有的项目到秋季使用仅有2个月时间，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期完成全市职教攻坚工程建设目标任务，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合理、充分、有效地分配和利用这6个月的有限时间，要看我们是否严格按照《年全市职教攻坚决战年工作要点》和《年全市职教攻坚决战年工作台账》的时限要求切实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的形象进度。关键时刻，非常时期，我们不仅要上下一心、步调一致，拧成一股绳，更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脚踏实地干实事，一心一意搞攻坚。一要坚持思想认识不滑坡。我们只有进一步提高对职教攻坚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认识，才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对职教攻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压力感，才会千方百计寻求破解在职教攻坚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市的职教攻坚工作也曾一度滞后，受到多次通报警示，其中职教中心曾三易其址。但是，市委、市政府及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两个一把手亲自主持召开协调会，深入项目建设工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有效解决了职教中心选址和建设资金等问题；通过建立政府办公会定期研究制度、多部门联合督查制度、周例会制度和追责制度，构建了职教攻坚的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加大预算、银行贷款、减免税费、吸纳社会资金有效解决了职教攻坚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通过与重机、中农颖泰、鸿兴铸造等企业合作举办冠名班，量身定制培养技能人才，在校企一体化办学实践中迈出了坚实一步；通过采取三教统筹、责任追究和“三限之策”等有力措施，合理分流初中应届毕业生，破解中职招生难题。这一系列政策、制度和措施确保了市职教攻坚工作的快速推进，使市的工作跃入了全市先进行列。这就是红旗渠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样办教育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二要做到卯足干劲不泄气。实施职教攻坚计划以来，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我市职教攻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胜利，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创造了一些得到省政府和省教育厅领导首肯的职教攻坚工作模式。当前，全市职教攻坚到了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我们这股干工作、干事业的劲头不仅不能有任何松懈，而且还要再烧一把火，再加一把劲，坚定信心，毫不懈怠，直至夺取全市职教攻坚决战的最后胜利，决不能功亏一篑。三要紧抓形象进度不放松。全市职教攻坚工程项目建设能否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要求向前推进，关键要看各项工程的形象进度。各县（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依照《年全市职教攻坚决战年工作台账》划定的时间节点，推进本地、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工程建设进度，决不能无视时间要求，擅自拖延工期，更不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消极应付思想。若因自身主观原因导致严重后果，没有完成职教攻坚任务，将按照市政府《关于做好年全市职业教育攻坚决战有关工作的通知》（政文〔〕41号）精神和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希望各县（市）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定要清楚自身承担的目标、任务和责任，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和对照，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抓好落实，改变现状。

二、多策并举，群策群力，努力实现全市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大体相当

实现职普比1：1是省政府落实职教攻坚五年计划的一项重要目标任务，也是中等职业学校实现规模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现在，新学校即将建成，新学年即将开始，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想方设法破解中职招生难的问题，使我市中职招生困难的局面从根本上有所改观。各县（市）刚才在会上都讲了自己强化中职招生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要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和提高。一要进一步完善高中阶段招生制度。目前，社会上“重普高，轻职高；重升学，轻技能”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切实行动起来，充分发挥政策调节的杠杆作用，正确引导、合理分流初中应届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就读。在这个问题上，必要的政策和制度固然不可少，但关键是要狠抓政策和制度的落实。没有这一点作保障，政策和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二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招生措施。要在国家招生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构建多层面招生网络，实行多元化招生模式，依托短期培训、订单培养和冠名设班等平台，开展灵活多样的招生活动，把有学习技能需求的社会青年、退伍军人和高中后毕业生招进来、送出去。同时，要高度重视中职招生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职业教育，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舆论氛围，使“上职校，学技能，好就业”的观念深入人心。三要进一步增强职业学校的吸引力。要想彻底改变我市中职招生难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不断提升中等职业学校的社会竞争力和吸引力。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市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着办学水平不高、办学活力不够、办学经验不足等许多问题。职业学校要转变办学观念，创新办学思想，面向社会办学，在专业设置上适应市场，在内涵发展上下足功夫，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办出特色、活力和形象，让学生、家长和社会普遍认可，用软实力吸引学生入校就读。

三、创新思路，锐意改革，全面落实省政府“三改一抓一构建”的职业教育发展新举措

今年月日，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针对我省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比较单一、多元投入机制尚未形成、公办学校财政投入效益不高、职业教育品牌效应不突出等现实问题，提出要改革单一的封闭式办学模式、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和公办学校的经费供给体制，要抓好一批示范职业院校和特色职业院校建设项目，要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简称为“三改一抓一构建”。月日，在全省职业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省长对“三改一抓一构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必须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树立办大教育的思想，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机制。同时提出，要用3到5年的时间，重点支持建设100所示范职业院校和200所特色职业院校，实现全省职业院校的再调整、再优化、再提高。月日，副省长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就“三改一抓一构建”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并形成省政府会议纪要。

毕业五年计划范文第5篇

**同志，199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人力资源主管兼秘书职务，大学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该同志在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1994年5月被**县教育局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1995/1996学年被**学校团委评为“优秀团员”；文秘写作网1997/1998学年获原**部教育司C程序考试优秀等级；1997年获**学校第六届书画大赛软笔组一等奖。参加工作以来，该同志勤奋工作，认真钻研业务，认真实践学习型组织理论，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出色完成了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

一、坚持以学为本，以用为根，努力做到学以致用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锻炼本领，增强技能，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他坚持的学习理念，他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同志1995年9月至1999年7月**学校光纤通信专业毕业。此期间，他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三年艰苦自学于2000年4月获英语专科毕业证书；2000年4月至2003年12月，继续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历尽三年艰辛于2003年12月获得英语本科毕业证书。2004年4月，该同志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并获证书。

坚实的英语和专业知识为他做好本职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99年8月，他被分配到**公司工作。他从事的第一个岗位是从事**工作。在工作中，他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不断积累经验，结合扎实的英语和通信专业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快便进入了角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结合工作实际，他向县公司提交了**等文章；在上级公司等内部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方面的文章。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0年他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2002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入县公司机关负责人力资源、秘书等工作。这是他从事的第二个岗位。面对迥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他选择的切入点依然还是学习。在新的岗位上，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一边干，一边学。为精通人力资源管理，他于2003年9月至10月修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获得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他发表了有关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文章。2003年5月在**省工会系统创建学习型组织理论研讨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论文奖。2004年12月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两年来，他的工作得到公司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同时，他抓住公司创造的学习培训机会，不断充实自己。2003年4月他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班并获得结业证书；2003年7月参加了县直单位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并获得结业证书；2004年11月参加了**力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组织的精英拓展训练课程并获得参训证书。

二、紧跟时代步伐，争做学习型员工

一个企业只有当它成为学习型组织的时候，才能获得延绵不绝的发展动力，才能促使创新源源不断地出现，才能具备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员工知识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客户满意、员工满意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时代已经步入了学习型组织的轨道，我们除了顺应，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