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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形势分析

经济指标形势分析

今天汇报的这个题目有两层含义:一是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有哪些,二是怎样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

一、关于主要指标

国民经济指标非常多,仅《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指标就有数千个。就宏观经济指标来说,至今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宏观调控指标体系。经过长期探索,并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里重点报告一下这四大指标。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是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经济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考察经济增长的最常用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速度。GDP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生产活动(包括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成果,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了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价值总量。国内生产总值是对一国总体经济运行表现作出的概括性衡量,具有国际可比性,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并作国际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核算有三种方法:一是生产法,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来表示,各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各产业总产值减去中间消耗;二是收入法,用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含规费)、企业利润和折旧的总和来核算;三是支出法,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净出口几项的总和来核算。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核算结果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但只要按照科学的态度去做,核算出的GDP及其增长率是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趋势的。

GDP是考察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一是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如果只注重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而不顾资源损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就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了,而人民生活质量却下降了的局面,甚至经济本身也不可能持续增长。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GDP。既需要高度重视它,却又不能片面地去追求其增长速度。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国各地区GDP的汇总数比国家核算的GDP数要大。从*到*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分别高出1.7、2.0、2.6和2.8个百分点,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价格因素。以前地方统计工业产品大多使用1990年不变价,而十几年来工业产品的结构和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国家统计局在核算时考虑了这些因素,做了适当调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统计局决定从今年起全国和各地区工业和农业不变价增加值一律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跨地区的人员、物资、资金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在地区核算中是难以区分的,往往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跨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其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地区核算中也容易产生重复统计的现象。三是统计方法不同。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很多地区还沿用全面报表数据进行统计。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下工业则是通过直属企调队抽样调查资料进行计算的。四是统计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的统计网络还不能完全覆盖第三产业的各个方面。由于第三产业统计领域的薄弱,为地区调整核算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往往“总量不够三产凑”。五是受年初预期目标的影晌。各级政府制订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往往自上而下层层加码,于是统计数据就相应层层加“水”。多年来的数据显示,各省区市汇总GDP增长率高于全国核算数2个百分点左右,而省内各地市汇总的增长率又高于省级核算数2个百分点左右,各县级汇总的增长率又高于市级核算数1~2个百分点。六是思想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按GDP增长率等指标排队,统计数据成了基层干部的“政绩单”,上报数字时往往左顾右盼,相互攀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统计体制,加强基础工作,改进统计方法。比如,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GDP下算一级的办法。美国、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各州、省都不进行本地区GDP的核算,而是由国家统计部门统一核算后分解到各地区。省对地市也下算一级。同时,国家统计局正在从数据采集、方法制度以及信息等各个环节积极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

另外,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数量的基础上,扣除或增加环境、资源和生态变化的价值量因素。但具体核算非常困难,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施,都处于研究阶段。去年,国家统计局已经会同有关部委、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等单位,就绿色GDP问题开展课题研究。作为一个过渡性措施,我们在*年统计公报中已设立了一个“卫星账户”指标体系,即在公布GDP数据等各项指标的同时,把环境、资源、生态等的变化情况单列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为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些方面付出的代价,以警示世人;或者反映出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果,以激励大家。

(二)就业

就业状况通常用失业率来衡量。目前我国主要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反映。*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就业情况。比如,外来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员、不愿进行登记的失业人员和已经登记失业但实际处于隐性就业的人员还不能得到完全反映。所以,还需要按国际通用做法建立劳动力调查制度,通过科学设计调查方案,采取抽样调查的办法,获得调查失业率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作了长期探索,并在部分地区作了试点。从几年的试点情况看,调查数据可以基本反映我国劳动力就业情况,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关依据。*年人口普查的直接调查失业率为7.12%,据今年5月对48万个样本量调查,与国际同口径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未公布),比登记失业率高一些。最近,统计局已与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名就建立劳动力调查制度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技术准备已完成,一经批准很快就可以在全国城镇开展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工作。为满足有关部门用于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和对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帮助的需要,登记失业率统计还将继续保留。

(三)价格

目前,我国从生产、建设领域到流通、消费领域,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价格指数体系。主要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

这里仅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代表作一说明。该指数反映城乡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是分析和制定货币政策、价格政策、居民消费政策、工资政策以及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依据。按国际惯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是反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调查范围是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全部商品和服务项目,主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和文化用品、居住等八大类。根据全国550个市县、近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其中城市5万户、农村7万户)的消费支出资料,并结合相关市场资料,从中选取了251个基本分类、约700个品种、120万个以上价格,作为经常性调查项目,并计算其相应的权数和指数。具体是由国家统计局直属的全国调查系统以定时、定点、定人的直接调查方式采集数据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品类的权数已由年的91.0%下降到*年的76.64%,其中粮食的权数相应由6.37%降到3.12%;而服务类的权数则由1995年的9.0%上升到*年的23.36%。我国选用的品种数、调查价格数、调查地区数都比西方国家多,计算方法也采用了国际通用的链式拉氏公式。经国际专家严格论证,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价格指数已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数据通用公布系统(GDDS)网站,因此不仅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而且方法是科学的,结果也是可信的。

(四)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结果。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形势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对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更有重要意义。当然,适度的顺差或逆差是允许的。

国际收支平衡由经常项目(主要是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生产经营要素收入)、资本项目和统计误差三个部分组成。

由于国际收支表一般比较滞后,我国在月度、季度分析中经常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等情况来观察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

(五)其他几个重要指标

除了前面所讲的指标外,固定资产投资、市场销售、工业生产、居民收入等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全面报表层层上报汇总得出,按月公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今年开始采用的新口径,与原来的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增加了城镇集体、私营个体投资以及城镇工矿区私人建房的投资。目前(*年一季度)约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0%。二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取得,只有季度数据。所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季度数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能等同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GDP核算中的数据,要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扣除土地购置费、旧建筑和旧设备的购置费等项目,因为这些不属当期新增财富。同时,还要加上商品房销售增值等项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指标是采用全面报表,层层上报汇总取得的,每月都公布数据。它不能等同于最终消费,最终消费也是核算概念,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类消费。

工业增加值。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二是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增加值,是通过全面报表取得的,为月度公布指标。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是年产品销售收入低于5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是采用抽样调查取得的,为季度公布指标。目前(*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总的工业增加值约近70%。

居民收入。通常分别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农村住户人均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了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农村外部亲友等支出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反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在季度调查中,只有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指标,它与人均纯收入的区别在于没有包括实物性收入,没有扣除相应的生产费用支出。社会上常有人反映统计局的居民收入数与他们自身的情况差别很大,于是批评统计部门数据不真实。而我们公布的是全国平均数,具体个人一般是难以完全对号入座的。平均数也确实掩盖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体系不断得到改革,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反映新兴产业、新业态的指标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反映第三产业的指标覆盖面远远不够。这一切,都需通过深化统计改革,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怎样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

怎样分析判断经济形势,我也作不出什么高度的理论概括,只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体会谈几点认识,不妥之处请批评。

(一)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分析经济形势,首先需要重点考察总量情况,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状况。总需求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总供给主要是三次产业的生产。理论上说,有效供给和需求总是相等的,而且很难找到一组合适的指标来直接测算总供给和总需求。所以往往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的观测来判断总的供需状况。

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就是最重要的几个总量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直观、最敏感的又是价格指数。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需求的变化,供给能力的变化,最终都会在价格上反映出来。货币供应的变化导致需求改变,也会反映在价格上。所以,价格是反映社会总供需变化最集中、也是最灵敏的指标。以1993年那一轮经济扩张为例,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8.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5.1%,财政支出增长24.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37.3%,我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过热的局面。也就是总需求过于旺盛,明显超过总供给能力。经过一个传导过程,到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1%,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造成了严重通货膨胀。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问题,中央果断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到2.8%。1997年7月2日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初这股寒流吹上了我国大陆。主要表现为,一是出口严重受阻,企业开工不足,也就是那个时候提出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不少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了;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减少,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比上年下降9.1%。这两者都表现为总需求的明显不足。接着就出现了连续5年的物价低迷(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变化为:1998年-0.8%,1999年-1.4%,*年0.4%,*年0.7%,*年-0.8%),我国经济又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1998年初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采取发行建设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高校扩招、“五一”和“十一”放长假等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两次明显失衡,我国经历了5年反通胀,又经历了5年反通缩压力的斗争。这两场斗争充分说明,如总需求过于强劲,太多地超过供给能力,最终就会反映到价格猛涨上,即出现通胀,经济表现过热;如总需求增长乏力,供给能力过剩,也会反映到价格低迷上,即出现通缩,经济发展表现疲软,失业率也随之上升。我们这十年走过的道路确实是非常困难而又很不平凡的。不仅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积累了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经过十年的艰苦调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加上国际经济环境也进一步改善,到*年我国经济具备条件也应当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从去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国人大确定的四大宏观调控目标都完成得很好:实现GDP11.69万亿元,增长9.1%,为7年来最快的速度;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2%,商品零售价格下降0.1%;城镇新增就业859万人,比预期目标800万多59万人;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年末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应该充分肯定,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很好的,也是我们企盼已久的。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看,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去年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偏大一些。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21.4%,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加通胀率再加5个左右百分点的经验数。特别是去年上半年银根放得太松,半年就完成了全年新增贷款的调控目标。到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主管部门采取了重要调控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看结构

看总量指标、判断总的供需情况固然十分重要,但总量指标就像一个平均数,往往会掩盖掉一些具体的、结构性的问题。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大量是结构性问题。例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高17.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9%,固定资本形成率达到42.9%,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表明经济生活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再如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第三产业高6.0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更高出10.2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1%,远低于世界平均占67.7%的水平(世界银行公布的*年数)。还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可以说结构问题无处不在。

去年我国经济形势这么好,中央为什么要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呢?我的理解,既要从总量上去找原因,更要从结构上去查问题。去年我国经济生活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粮食生产滑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超过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263亿斤上升到1998年10246亿斤,达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全国人口12.48亿,比1949年的5.42亿增长1.3倍,而粮食产量却增长3.53倍。当时出现了粮食胀库、农民卖粮难、种粮效益差、粮食价格逐步降低等一系列问题。一种倾向往往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1998年以后粮食生产明显削弱,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产量连续5年减少,*年降到8613亿斤,与1998年相比减少1633亿斤,退回到低于1991年8705亿斤的水平,而这12年我国人口则净增长1.34亿人。粮食主销区既不愿种粮又不想存粮,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企业也搞零库存以减少流动资金,居民存粮也明显减少,于是粮食这个宝贵而又沉重的“包袱”主要放在国库里(最高时达5000多亿斤)。当年的粮食产需关系失衡了(去年粮食消费9700亿斤,产消缺口1100亿斤),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市场的震荡。去年10月份出现了部分地区粮价猛涨的现象,确实令人吃惊不小。好在国库有粮,国家采取紧急调运等措施,及时稳住了粮食市场。这个信号强烈地提醒我们,在工业生产高速发展的时候,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增长缓慢甚至滑坡,则表明一、二产业的关系失衡,经济结构要出问题。历史上多次经验告诉我们,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如不及时调整而任其发展下去,到了问题很严重时再去调整就会付出沉重代价。

第二,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199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这一轮投资扩张有其客观原因:一是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提速、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是国外一些加工工业正向我国转移等。但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带动了重工业的过快增长,反过来又拉动了钢铁等相关行业的投资,并进一步推动整个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与重工业之间的这种循环,与社会消费相脱节,就可能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形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泡沫”(如我国钢的生产能力已达3.1亿吨,在建能力还有1.3亿吨,比美、日、德、法、英等国的总和还多),并且使得煤电油运新的“瓶颈”制约再度突现,经济运行绷得比较紧。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会导致部分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多,最终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一条反映出二产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也说明二产与三产之间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

第三,滥用耕地现象相当突出。在生产诸要素中,用地扩张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重要根源。去年,一些地方流传这样一句话:“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去年投资过快增长是从大量征地开始的。所谓经营城市实质就是经营土地。土地低进高出就有钱搞政绩工程,用廉价土地就可以招商引资。一些企业用相对低的成本获得了土地,又以土地作抵押获取贷款。这都成了一些地方和企业实现投资扩张的重要条件。这一次圈地规模之大相当惊人,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其中不少是风水宝地、高产良田。去年一年占补平衡后,我国还净损失耕地3806万亩。而且还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农民,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以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去谋求经济增长,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在土地运作中还产生了一些腐败现象。“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大量占用并极为粗放地经营耕地,不仅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也是造成近几年粮食大幅减产的最直接原因。

面对上述问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又紧迫。中央总览全局,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去年10月份国务院召开了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四季度发出了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并在全国范围坚决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等。去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具体的工作部署。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和抗击SARS的启示,并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坚持五个统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同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理论的高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看效率和效益

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如何也是分析经济形势的重要内容。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长速度,更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老百姓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多少实惠,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多少。而且还要看为实现经济增长付出的成本。例如,我国去年消费钢材2.7亿吨、煤炭15.8亿吨、水泥8.4亿吨,分别相当于*年世界消费总量的38%、32%和55%。消费原油2.52亿吨,也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而去年创造的GDP还不到世界的4%。即便按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我国单位GDP消耗的资源也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且80%以上要经过900公里长的马六甲海峡,万一有点什么情况,将直接影响和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再如,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指标时,不仅要看引进外资数额的多少,更要关注在以市场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方面我们究竟得到了多少好处,怎样防止我国经济出现“拉美化”现象。且不说美国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对付中国,就是日本也是一直把眼睛盯着中国的。去年11月日本相泽幸悦出了《欧元对美元》一书,提出了亚洲、欧洲、美国“三分天下之计”,描绘了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蓝图,具体分工是:“中国、台湾、韩国负责生产部门,日本负责高科技、军事技术,香港、新加坡负责金融业。”这不明摆着要我们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永远只当打工仔吗?

(四)密切关注人们对市场的预期

宏观经济管理或调控还必须研究和运用大众心理学。在金融上叫做“羊群效应”。无论什么事情,如果广大群众的心理预期发生了逆转,都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假如人们对某家银行失去信心,储户都去挤提资金,那么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也会顷刻倒闭的。在经济调控中正确的舆论引导显得非常重要。例如,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169亿美元,而外贸顺差只有25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535亿美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设备或在华企业的利润再投资的。外汇储备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日美压我人民币升值,而国内市场上也不断炒作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们对市场的预期,纷纷抛美元换人民币,等待人民币升值后好换到更多的美元,可见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再如,去年10月粮价上涨,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特别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和一系列支农政策出台后,迅速改变了人们对粮食市场的预期,就有效遏制了粮价上涨的趋势。

(五)看国际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国际经济风云的变幻必然直接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我国经济的好坏也会很快影响到国际社会。所以,分析经济形势首先要观察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从而找准自己的位置,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沉着应对。

(六)看长远趋势

分析经济形势不仅要看当前情况,还要有前瞻性,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是为解决短期目标服务的。但实际上这还不够,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还应为明年的发展,更长期的平稳协调较快发展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例如,去年我国消费煤炭近16亿吨,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按此单耗水平发展下去,到2020年经济翻两番,煤炭消费也翻两番,一年就得烧掉约60亿吨煤炭,而*年全世界的煤炭产量才49.3亿吨。如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中国而且整个地球的环境都不能承受,那才真是一场灾难。即便是单位能耗降低一半也不得了,况且也不容易做到。因此,我国经济结构怎么调整,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确实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很好研究。

(七)借助数量模型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数量模型方法,比如时间序列方法、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法、专家分析法、监测预警模型等。用这样一些方法来对经济运行作更深入的研究或定量分析,可以验证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一些经验看法,理清一些不容易看清楚的经济关系,帮助我们对经济形势作出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

最后,我想结合对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认识谈谈怎样分析经济形势。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领导往往一谈发展就是搞征地拆迁、办开发区、上项目、铺摊子,而且一哄而上,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这既表现为经济发展思路不够宽,也还有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如果说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便什么禁区都可以闯、什么法律都可以不顾,就更说不过去了。正确的政绩观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究竟为谁谋发展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许多事情从局部看貌似有理,但却会伤害全局利益。而如果发生了全局性的大问题,则任何一个局部都难以幸免。所以,必须提高认识,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精神,自觉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由于政策效应有个滞后期,加上有的地方虽也都拥护中央政策,但较多强调本地的特殊性,在实际贯彻中不是非常得力,今年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一季度投资增长43%,显出投资过猛的趋势有增无减,经济运行绷得过紧。于是,4月份中央又出台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投资等的资本金比率,以及清理投资项目、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等一系列调控措施。

这次宏观调控的原则是: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重点是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等薄弱环节。可见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是有保有压、冷热兼治的。需要坚决控制的只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少数行业,而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业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则要继续给予支持。不仅要重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还要加强社会、卫生、教育、科技等公益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当前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可以看出,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粮种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税的减免,以及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加对农村“五保户”和特困户的救助等等,都是依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入大量资金来实现的。因此,对中央这次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控制和紧缩的政策。货币政策在运用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基层商业银行在信贷操作上决不能搞“一刀切”。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全面过热的局面,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应当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制定的这个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这种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不会也不允许使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调控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从1-2月的53%逐步回落到1-5月的34.8%,其中5月当月增幅为18.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比去年同月减少19.5%;全国各类开发区也从去年清理整顿前的6015个撤并掉4314个,有些已经复耕;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上升,今年夏粮是一个好收成;粮食和重要原材料价格5月份稳中有降;工业生产、市场销售、外贸等都发展较好。但投资增长仍然偏快,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瓶颈”约束还没有明显缓解,在怎样防止过后又旧病复发特别是滥用耕地出现反弹等方面更需要建立刚性的长效机制。同时,还要根据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微调。特别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既要防止不深入、走过场,又要注意不搞简单化、用力过猛,要尽量降低调控的成本。而且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引导好地方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进一步把中央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任务还相当繁重。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所以,要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契机,把大伙的劲儿引导到着力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努力转变增长方式上来。从更深层次看,关键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真正落到实处。只要这样做,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实现平稳协调较快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场伟大而艰苦的马拉松赛跑。每一步都必须跑好。如果用百米冲刺的方式去跑,也许不到200米、300米就会趴下。一般人都可以参加百米赛跑,无非是慢一点快一点,而敢于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则必须要有坚强的勇气和雄厚的实力,还需要有高超的艺术和巨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