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

论的群众路线思想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所作出的独特创造。它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群众路线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树立牢固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一、群众路线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年月，在他所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提到了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并赋予了群众路线概念以比较明确的含义。其中提到：“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

群众路线这个新概念很快就被所采用。年月，根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这个决议的核心内容、中心思想就是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队伍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同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进一步在党内、红军中加以深化，完善和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含义和内容。由于古田会议决议在红四军党内得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很快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形成，这样就为建立一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军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年月，在江西寻乌进行大规模城镇调查，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赋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高度意义，即离开调查研究，便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进行正确的实践，便会离开正确的思想路线走向唯心主义，从而危害中国革命。《反对本本主义》反映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密切关系，说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反对本本主义》是系统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最早的一篇专著，集中了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反映出思想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大力提倡“群众化的方式”。年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观点的内容，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提醒全党“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要把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到细致、落实，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反对官僚主义，抛弃命令主义，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这一时期，群众路线思想较集中、较完整的叙述。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各方面丰富发展，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从抗战一开始，就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最根本力量。年底，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群众，赶到敌人那边去，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年月他写了《论持久战》一文，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论述了充分依靠全体中国人民，走全面抗战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对群众力量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最精辟的论述，也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的军事学说中的具体运用。年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完整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内容，把党的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起来，确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重要文件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从此，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清晰明确的科学内涵，有了鲜明准确的表述形式，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就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完整的理论阐述，概括出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是：其一，它是指群众观点。包括一切为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其二，它是指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刘少奇还把群众路线提到了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根本组织路线的高度，而要求全党同志加以贯彻执行。它标准着群众路线的科学体系已日臻完善和达到成熟。

建国后，我们党十分重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党在执政掌权以后，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提醒全党“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范围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们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因此，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二、学习群众路线思想，就是要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一，尊重社会存在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根据这一命题，我们就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应用这一命题来看待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得出应该尊重社会存在的新命题。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否则，就要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在社会存在中，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群众。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群众，是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力量。所以，尊重社会存在，最基本的是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造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真正英雄，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事业，随着历史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列宁也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遵循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则，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以历史观与方法论两者统一的方式去推进“心物之辩”。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他成功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刚在探索革命人生时，就立志要“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在给他的还朋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他写道：“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这一思想使的群众观点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充实、完善，终于形成了一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是在“五四”时期完成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年月，他在长沙主编了《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长篇宏论，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的根据。”从此看出，已经有了较为自觉的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有了明确而坚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如，他认为，工农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年在农讲所给学员讲课时指出，工农是中国生产的主力，“国家的财富其实都出自他们身上”，“农民为生产阶级，并占全国人口大半，所以占很重要的位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指出，不仅物质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工农群众，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再如，他认为革命不是少数集团、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革命的胜败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中国革命的成败决定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年月，在湖南进行了为期三十二天的考察后，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群众的力量之伟大。他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论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观点，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突出地体现了的农民运动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思想。在《报告》中，提出，革命的领导者要树立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绝不能包办代替，为群众包打天下。对人民群众和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是检验革命党和革命领导者的试金石。

尊重群众就是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倾听群众的呼声，要为人民谋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有一段最能代表共产党人宗旨的格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正因为时刻不忘记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人民群众负责，这就是群众路线的本质。在纪念张思德同志时，他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在阐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他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年月，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在分析年的任务时，我们一切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和灵魂。失去这一点，仅仅把群众路线当作某种方法来使用，便会陷入视人民群众为工具的英雄史观泥潭之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其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必须坚持依靠群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众所周知，没有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人们就无法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人类就无法生存。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才不断扩展和深化，才不断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社会才由此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所以，社会的发展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一切实践活动就会停止，社会活动就不能进行，更谈不上发展。由此可见，社会发展一点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只有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获得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最后胜利。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使革命战争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枯拉朽，纵横捭阖，化险为夷，一弱胜强，把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紧紧依靠广大农民，支持农民革命运动，把国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他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信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群众，成功地实行了红色武装割据，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深刻地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下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发挥了巨大作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显示出无穷的力量，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坚持依靠群众的观点，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创造出人间奇迹，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他经常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巨大能量，强调革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要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强调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要支持群众的热情，不要向群众头上泼冷水，等等。正是充分地发动、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

还对建国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不但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而且脱离群众对人民造成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这一事实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更加重视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他还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考验。”所以，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干部，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

其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要随着物质的发展而发展。认识是实践的源泉，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然而，社会实践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人的认识不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机械反映，而是透过现象对社会实践进行本质性的理解、把握。所以，人的正确认识往往要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然后通过分析、判断和推理，获得对某一社会实践本质性的认识，即理性认识，并把这一认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由此不断反复，人们的认识不断获得深化。把这一认识规律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创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促进了我党决策的科学性，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前进。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看待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丰富和发展。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和“个别一般再个别在一般”这两个认识论公式运用于领导方法，提出了“群众领导再群众再领导”的新公式，说明了认识从实践中来，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者要取得正确认识，不但要靠自己亲身的实践和经验，更要依靠群众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要求我党干部、党员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对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行为。只有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我们才能认识工作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才能明了群众情绪和群众要求，才能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制定出具体的工作方法、步骤和措施，制定详尽的计划，由此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

同时，也十分重视“到群众中去”的必要性。“到群众中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必须把政策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变为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力量。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为，善于使群众懂得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斗争，由此把群众号召起来，组织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取得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其二是，让形成的思想认识、意见、决策在实践中、在群众行动中经受考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所创立的群众路线无论在革命或建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致胜的法宝，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线。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应当随着时代的要求，有一套新的办法。如，如何在强调提高自觉性的同时，以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群众路线的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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