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后，人民币问题基本上是与美元的压力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元疯狂对外倾销将金融危机转移到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时，人民币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抵消这种负面影响，是考验中国宏观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试金石。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有利于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

人民币汇率连续走低，到底隐含了什么信息？笔者试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2004年后，人民币问题基本上是与美元的压力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巨额外汇与美元的内在价值相联系，中国出口商品多数又以美元结算。如果美元疯狂对外倾销将金融危机转移到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时，人民币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抵消这种负面影响，这是考验中国宏观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试金石。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11月下旬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体现出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正如降温的政策效应需要累积一样，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弈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

第二个大动作是放开信贷额度。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对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因此，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从生产第一部类入手，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笔者预期，从今年冬天开始的以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必然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

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导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政府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这种预期的潜台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已经高度介入全球经济循环时，积极财政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

由此而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就该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了。当前，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居民的补贴也越多。这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此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问题所需要的巨大资金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的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第四个大动作将是地产业货币政策。如今，在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性循环过程。令市场警惕并担忧的是，如果既享受了优惠政策又获得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对现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打击。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将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分流需求，使老百姓对未来房屋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货币政策对于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比较切实可行的选择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但又与其他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按这样的思路，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