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何谓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阶段性，同时又是一种局限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的心理素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民族音乐(指音乐风格)是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独特性而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无法参与其中，至多对其只作一般观赏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赏理解它们并与它们全面沟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所谓民族音乐，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其情感生活的音乐。从具体形式上讲这个独特性包括乐器构成和曲调风格两个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乐器或者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民族民间曲调风格的音乐。民族音乐又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音乐两部分。

一、战国音乐的民族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我国音乐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国在严肃音乐领域里尽管有长足的发展，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均因我们太注重和过分强调民族性而使其远离了世界性，导致最终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三、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马勒、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族音乐素材井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以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代表肖邦为例，他用非常典型的本民族音乐素材来创作，但他音乐的整体风格依然是浪漫主义的，是浪漫主义中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素材和特点只是他作品中的—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否则肖邦的玛祖卡与他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玛祖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即是在肖邦的玛祖卡中融入了其创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个性和天才的创造，因此如果说是玛祖卡这种民间舞曲赋予肖邦灵感的话，同样肖邦也赋予玛祖卡以不朽的光辉。肖邦的玛祖卡已经不是波兰民间一种简单的舞曲，而实已成为具有高度精神内涵的民族灵魂。以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另外还包括缺乏驾御大型音乐作品的技术能力不强)，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太过于注重民族风格的旋律音调，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幸的很，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特色，从而使得我们客观上远离了世界性。不难想象，德国的民族音乐原先也同我们一样并非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其适宜的人文环境以及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等—大批杰出大师们的不懈努力而迅速走向世界，使之早在两三百年前便具有了世界性，从而对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俄罗斯后来者居上，也跟着出现了—大批杰出的世界级大师，同样也为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就要解开思想观念上的层层束缚，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精神枷锁坚如磐石。尽管有一批仁人志士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和至今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但终因其异常顽固至今仍不能真正彻底被打破。时至今日我们仍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与悲哀。

近现代，正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国门，方使得我们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文明大吃一惊。事物总是辨证的，西方列强在向我们倾销鸦片掠夺财富，施加给我们民族屈辱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给予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我们所有的领域，这种影响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实实在在也是我们主动的明智的选择，它曾经产生了并将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无论谁都阻拦不了的历史潮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远远不平等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音乐上也是同样如此，决不例外。我们的民族器乐也恰恰是在五四以后与西方的接触中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民族乐队的编制就是仿照了西洋管弦乐队的模式组建的；调式和声也直接源于西方传统和声：我们曾经只有支声复调，而根本不知赋格和对位，更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我们近现代的音乐创作中使用的调式有相当部分是西方大小调式。

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交流对各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国的音乐成就在别国发生强大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侵略，是一种妨碍别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障碍。譬如巴罗克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和传播，对欧洲各国歌剧艺术的发展就起过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哪里有过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的民族歌剧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某些有关研究中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哪里有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就是被意大利歌剧称霸，哪里的作曲家为了创造自己的民族歌剧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意大利歌剧何曾阻碍了别国歌剧文化的发展?莫扎特就既写出了卓越的意大利歌剧又写出了精彩的德国歌剧，看不出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歌剧在莫扎特创作中有什么相互抵触的地方。事实上，意大利歌剧在其它国家传播，受益的不仅是其它国家从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成就得到启迪和借鉴，而且也给意大利歌剧提供了广泛的有益于别国有才华的作曲家对自身发展作出贡献的机遇。音乐史上针对意大利歌剧弊端进行改革的恰恰不是意大利作曲家，而是奥地利人格鲁克。由此可见交流对文化发展是多么重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本应是极正常的事情，它使交流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吸收到自身所缺乏的营养，得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然，政治压迫与民族侵略下的强行文化渗透则另当别论。因此如果认为意大利歌剧在别国传播就阻碍别国歌剧的发展，那么，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运用到诸如交响曲，协奏曲等全部欧洲近代音乐体裁上，必然的逻辑结果就只能是: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就必然阻碍中国音乐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新文化运动后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无从解释。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站得高，望得远”。此话一语中的，极有道理．我们之所以总是在—个老问题上纠缠不清，得不到根本解决，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看问题的角度有偏差。当我们走投无路，左右徘徊时，不妨变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对之重新加以审视，则很可能会收到意外的效果。这就是说，我们以往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和高度来看待我们民族音乐的，由于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有很强的地域性，随着社会发展最终它必然会自行消亡，因而它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局限。站在有局限性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就难免会看不清和看不全面。倘若我们换一个立场，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高度再来审视我们的民族音乐，我们便会收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同样音乐也只有面向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超级秘书网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音乐,已无法查考,人类传述历史始于有语言、文字之后。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利用声创造出语言,而且能讲出自己的思维,同时也能把内心所感化为音乐。它是难于捉摸其实体的东西,也是一切艺术中最容易被理解的艺术。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由两千年至五六千年前的古代音乐到中世纪时期的音乐;文艺复兴以后的巴洛克、古典乐派和浪漫主义音乐到逐步脱离了注重形式的纯音乐领域的印象主义音乐;随着音乐国界的逐渐消失,又由此发展到了现代音乐。纵观人类音乐文化艺术的演进和发展,无不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如,15世纪左右音乐印刷术的发明,使五线谱记谱法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查里诺借助物理学与数学原理,从泛音列中探求三和弦的音响学基础,由此诞生了和声学;19世纪末,留声机的诞生,改变了音乐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人们欣赏音乐的传统方式。一百多年来,录音技术已经历了由最初的钢丝录音机发展到模拟盒带录音机、数字盒带录音机、激光唱盘刻录机、微型磁光盘录音机、数字音频磁带录音机等发展阶段。高保真的录音技术为音响世界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电脑音乐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模拟技术”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两个阶段。电脑音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短短二、三十年时间,电脑音乐已在专业音乐创作、录制领域广泛运用于广播、电影、电视、舞蹈音乐、多媒体以及流行音乐等各类现代音乐中,并已起着不可或却的作用。今天,电脑音乐的各项设备、设施的不断完善,即使是庞大复杂的交响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也能由一个人在个人电脑音乐系统中轻松自如地完成。

电脑音乐是运用现代电子计算机数字传送的原理,采用国际MIDI技术标准,提高异步串行方式连接若干电子乐器而组成的电子音乐系统,它包含有两个方面:MIDI创作和音频处理。MIDI的全称就是音乐设备数字化接口，是英文中“MusicInstrumentDigitalInterface”的缩写。其中音频信号是由一些二进制信息组成的，它不会表示音乐各方面的特性，而是准确的记录下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声波的形状，简称波形。电脑音乐系统从硬件上讲，是计算机系统和电子乐器的结合。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个完整的电脑音乐系统应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电脑系统，包括电脑主机、相关软件、MIDI接口和打印机。电脑音乐系统的工作能力来源于应用程序软件。电脑音乐软件主要包括四类，即：音序软件、乐谱软件、声音软件和智能作曲软件。音序软件就是在我国一般人们所说的作曲软件。因为从电脑的观点来看，所谓音乐的进行，就是乐音的有次序的运动，简称音序。音序软件只是一个为人们作曲提供方便的程序，他本身并不能创造音乐，一个用纸和笔完全不会作曲的人，同样不会凭借音序软件创造出美妙的音乐来；乐谱软件主要功能是显示和打印五线谱，常常也具有相当出色的音序功能。在电脑看来，作为音序的音乐和作为图形的乐谱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东西。它们可以相互转换，但是工作原理、显示方法、速度、容量都不同；声音软件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事情，一是声音设计和修改，这是在七十年代以前的电脑音乐最热衷的事情，在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在合成器上操作，现在通过声音软件来做，就更为方便了；二是硬盘录音，严格说来硬盘录音不完全属于电脑音乐范围，但是它通常总是要和电脑音乐结合，而且只有和电脑音乐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智能作曲软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曲软件，虽然还是离不开作曲家输入的某些规则和命令，作出许多合乎规定的或者随机的音序，最后由作曲家选择，编排和确定。

接着是电脑音乐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源系统，包括MIDI控制器和合成音源，采样音源及鼓机。电脑音乐系统中输入MIDI信息的方法有好多种，最重要的是通过MIDI控制器来输入。MIDI键盘是最常见的MIDI控制器，而电子合成器的键盘又是最常用的MIDI键盘。我们可以把电子合成器简单的看作是MIDI键盘和音源的组合；从产生声音的方法来看，音源大体都是采用“合成”和“采用”两种路子。最早引入我国的影响较大的电子合成器是雅玛哈的DX7，就是采用“合成”的方法，称作为FM音源，在当时以其音色的丰富多彩而风靡世界。合成方式虽然能产生十分丰富的音色，但是在操作上很难有目的的去模仿某种音色，继而有关专家又设想从传统的、现实的乐器声音中获得电子乐器的音色音源，发明了“采样”方式，创造了PCM音源；打击乐的音色差不多都是采样得来的，本质上同其他音色没有什么不同，一般的合成器和音源里都有不少打击乐音色。但在应用中常把打击乐音色集合在一个乐器里，加上“鼓垫”以后就叫做鼓机，与音序器装在一起并提供一些预置的节奏样板。还有一类能够直接采集传统乐器声音和自然音响的，我们把它们叫做采样合成器或者采样音源。我们可以用它们来采集各种我们喜欢的音响，经过整理，加工后在音乐创作中使用，特别是用它们来采集民族乐器的音色，应用在民族风格浓郁的音乐作品中。最后是电脑音乐系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音响和录音系统。在电子音乐中，音响和录音系统技术逐渐介入音乐的传播，演奏乃至创作，成为“音乐”家族中的不可缺成员。体现在硬件配置上，就是音响和录音系统，主要包括调音台，效果器，均衡器，功率放大器，监听音箱和双轨，多轨录音机等。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专业音乐教育民间音乐传承与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艺术进入多元时代，特别是流行音乐的盛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音乐结构布局。民族声乐一方面吸收西洋声乐技巧，同时为了使民族歌唱更贴近生活，声乐教育就出现了民族、美声、流行杂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战：民间音乐意识匮乏的民族声乐教育，弃“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声乐基础教育——传统民间音乐，学生接受的音乐形式越发单一，知识面越来越窄。他们没有条件接触、学习多民族、多风格、多唱法的民间音乐。知识的匮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于歌唱艺术的判断和辨别，大多数民族声乐的学生，自然就以舞台上成名的同类演员为模仿对象，演唱风格和技巧便朝着趋同方向发展。因此，民间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民族声乐教育中走向消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音乐院校的民族声乐教育现状就是如此。

一、我国专业声乐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翻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曲折前进的。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洋务派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使“西学东渐”催生了受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影响的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萌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唱歌课，向大众传播具有新内容的乐歌并动手写作新歌歌词。一些留学日本的学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学创设唱歌课和编写学校校歌。“庚子事变”（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压力被迫采用维新派“废科举，兴学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机，使得乐歌为主的新制音乐教育从群众自发的行动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后人把这段时期的乐歌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乐歌的曲谱来源于欧美各国歌曲和器乐曲，其特点大致有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音乐风格。因此有专家称其为“异质文化”，它实质上充当了中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催生剂”。1927年，萧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称国立音专），从而掀开了中国音乐教育新的一页。但即便如此，国立音乐院的音乐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循规蹈矩，走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之路”[1]。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就艺术领域而言，按照殖民时期音乐教育的观点：“只有欧洲的音乐才是先进的，因此只有欧洲音乐才是唯一值得学习的。”为了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急于走上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们选择了西方的教育模式。时至今日，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拥有9所专业音乐学院，三百多所音乐二级院（系）和无数所为达到综合院校标准而正在建立音乐系的综合大学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背后，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欧洲音乐中心论、西方音乐模式盛行各大院校、中国音乐落后论等等。同时，中国大量的民间音乐和许多具有地方色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游走在教学大纲之外。于是在音乐教学中出现了中国的古琴谱被翻译成五线谱拿来教学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学院里学生不认识甚至没有见过公尺谱、减字谱的怪异现象。于是张震涛在他出版的学位论文“前言”中写道：“在农民乐师的眼里，我们是城市里专业的音乐家，是从国家的最高学府走出来，座在国家最高研究机构中的专业研究人员，而我们却不识谱（公尺谱）”；“20世纪对传统文化教育事务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学子的知识结构，大概基本如此：不懂传统音乐，却浅薄地认为它落后。”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通过专业音乐学院、二级音乐院（系）培养出大量的学子，他（她）们毕业时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在教学的过程中自然地把欧洲音乐教学体系层层渗透到全国的中小学音乐教学之中，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言而喻。“西学东渐”的影响是通过各级各类学校音乐教育产生的，并由此构成了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主流，而在广大的农村，在那些“未经学校音乐教育系统训练过的农民乐师”那里，在大量民间的文艺演出团体中，他们依然秉守着传统，传承着中国的传统音乐。

二、有关我国的民间声乐

由于中国的民间音乐及其理论较多是靠口头形式创造、使用和沿袭下来的，因此民间音乐传承主要是指“口传心授”。“口传”即口对口的教习或说是面授机宜。“心授”就是心领神会，是传授用书面语言难以表达的音乐的神韵。

关于“口传心授”的妙处，中国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意义在我国特有的记谱方式上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由于“口传心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即兴性，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记谱方式。我国从古至今用来记录和传承音乐的乐谱种类繁多，如宫廷雅乐所用律吕谱、工商谱，古琴文字谱、减字谱，宋瑟谱、埙谱、工尺谱、二四谱、三弦谱等，其中使用最多应用最广的是工尺谱。工尺谱是采用汉文字记谱的乐谱谱系，它采用文字记录音乐的符号，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尺谱的最大特征就是只记录音乐旋律的框架和骨干音，对于那些细微的变化和装饰音则忽略不记，乐谱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音乐真正的精华和意义却蕴含在传授者那里”[2]，因此说东方文化是富有弹性而不确定的，即所谓的“音无定高，时无定值”，它注重的是过程（西方音乐注重的是结果）比如中国古琴演奏中表现出的音与音之间细微的音色控制，在中国戏曲中“行腔”、“拖腔”中的不断变化等。

总之，民间音乐传承是民众自发的自我传承，由于缺少自主意识，这种自发性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认同，造成了“失语”的境地。但是，由于这种自发性，使民间音乐传承与学校统一教学模式的专业音乐教育相比更加有利于维护区域文化的特征和各种流派的保存。民间音乐文化是民族本质最完美的音乐表现，它不仅具有民间意义，更是具有民族意义，在这一点上，民间音乐的传承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对“中西关系”的再认识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非常重视，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如，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倡导艺术家重视民间音乐，“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多形式、多风格、多流派的自由发展；以及音乐艺术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思想观念等等，为新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艺术家的积极性，投身于群众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五六十年代，才有了以民间音乐为教育基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教育体制的改变，文艺教育政策虽然也提倡学习传统民间音乐，但力度较弱。教育者也放松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师生们到民间越来越少，具有民间音乐歌唱能力的老师越来越少，传授的原生民间音乐则更少。传统民间歌唱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缺失了应有的地位。因而，民间音乐的传承链在民族声乐教育中，出现某些环节的断裂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众媒体在实现信息功能之余，始终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特别是电子媒介，对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力一直处在强势地位。建国17年，整体环境的文化需求，促使了民族声乐的健康发展。当时的强势媒体——广播，播放民间音乐的比例占全部文艺节目时间段的1／2；另一重要媒体——电影，有大量改编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如《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音乐；还有全国性的民间汇演，也通过广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整个社会都在极力弘扬民族民间音乐。学校教育不甘示弱，积极投身到学习、传播民间音乐的洪流中，不断汲取养分。无论专业歌唱还是音乐创作，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80年代以后，强势媒体对民间音乐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初期，是民间音乐的恢复期，民间音乐在传播媒体中占相当比例，学校的民间音乐教育也倍受重视。80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恢复了民族声乐教育专业，师生们又开始了因停滞十几年后的民间音乐采集和学习。

而到了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无边渗透，电视、电影、网络和MTV，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觉文化或者说影像文化社会。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就音乐而言，大家虽然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但对千篇一律模式化音乐的喜好，不分彼此。

四、有关解决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问题

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主体性、基础性和开放性。民族音乐文化在具有自身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是一个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概念（既包含古代又包含近代和现代以及未来的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在时展的高度上，应将民族音乐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引进到音乐教育中，并将其作为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即在早期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主体，在随后发展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基础，让每一个学生从小浸润在民族音乐的母语环境中，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多元音乐文化。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深层文化问题，直到90年代开始，随着自身改革的深入才逐步为国人所认识，但这种认识是缓慢的，也是很不平衡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多年来这一学科的研究似乎也还未真正涉足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学校音乐教育。因此，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无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都是一个迫切的、有意义的，但又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本论文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和形势的分析而提出的，试图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来探讨学校教育中民族音乐传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长期来忽视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互为基础的思想认识，忽视将数十万普通学校音乐教师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队伍，忽视将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重要基地等问题；探讨有计划地分阶段分步骤将文化部门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资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发挥其本应具有的重要作用等问题。

注释：

[1]、乔健中《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2期

[2]、吴晓萍《中国公尺谱的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2、宋瑾《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4月。

3、乔健中《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2期。

4、肖梅《20世纪两本书》，《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6月2期。

5、刘承华《化‘中西’为‘多元’》，《人民音乐》2001年4期。

6、管建华《21世纪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展望》，《交响》2001年第1期。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网络传播创作观念

一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性服务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如上文所述，音乐的网络传播将给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变化，促进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范式转换。对音乐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其影响和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前瞻性。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资料、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即时性，导致了音乐创作观念的丰富和前瞻性。互联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信息宝库，使得艺术创作可以坐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迅速获得当今世界不同风格、各种类型的艺术信息和音乐作品。可以说，当今艺术创作者的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开阔和广博。反过来，一部音乐艺术作品只要问世，就有可能随着网络和其他数字多媒体传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艺术创作者可以很快听到、看到受众的评价，与他们展开双向的交流和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目的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将极大促进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交流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创作意识的趋同，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其次，创作观念的个性化、技术化。网络是一个自由空间，网络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激情，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自由的传播。过去传播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基本消失了，创作者也不必考虑为了博得某些组织、评委的肯定和爱好，其个性化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将会创作产生大量不同特色、独具一格的网络原创音乐作品。另外，在音乐网络传播中，技术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个性化艺术构思和设想，通过网络及数字多媒体技术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协同配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无懈可击了。如利用计算机动画制作、音乐制作、音频处理的技术优势，创作出现了大量的flash音乐文件，把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

再次，创作观念的生活化、娱乐化。作为大众传播的强势媒介，网络传播在引导大众的艺术接受、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领地，而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这种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直接促使音乐创作走向生活化、娱乐化。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特务小强》《芙蓉姐姐》《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网络歌曲，多数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调和趣味幽默、娱乐搞笑的歌词为主（歌曲常被称为“口水歌”；歌词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表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娱自乐，展现的是艺术的消费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心灵审美到感官消费，音乐艺术的创作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创作观念以大众（受众）为本。“当代艺术不仅仅要求观众证明自己，而是要激发观众，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观众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为绝对权威或受人顶礼膜拜，它们把观众作为朋友”（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在网络传播和网络艺术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庞龙、杨臣刚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红，无不是网络大众的点击和支持所赐。同时，网络传播非常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强调沟通。这种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大众评价的巨大威力，使得创作者（艺术家）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率（点击率），将会尽可能地从大众的层面出发，以大众的审美标准为本，创作更多适合大众艺术情趣的作品，即所谓的“民间性情之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众（受众）为本的创作观念，与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相一致，延续了文艺理论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的历史演进，也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传播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结语

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为音乐创作观念带来的变化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从经典到通俗、从审美到娱乐、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已逐渐成为当代音乐艺术的基本范式。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在实践上作出更为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