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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论文范文精选

影视剧论文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篇

传统广告之所以惹人生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过于直白地表达营销的目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广告是以一种毫无艺术性的方式,赤裸裸地来推销其产品与理念。而影视剧植入广告与微电影广告都是借助于影视的拍摄技法和表现手段来展现,将产品信息、品牌理念与影视剧这个大众喜爱的娱乐形式结合起来,使观众在欣赏精彩剧情之时,来接受广告信息。这种隐蔽的展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观众的抵触情绪,更易于企业产品的推销和品牌理念的传播。二者的差异在于:影视剧植入广告是将产品信息与品牌理念隐性地融入到剧情之中,而微电影广告则是围绕着准备宣传的产品与理念而创作电影剧情。因此,影视剧植入广告就其本体而言是影视剧,而微电影广告的本体是广告,二者的创作立足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其成为两种不同的广告形式。优秀的影视剧植入广告能将广告信息策略性地融入影视剧剧情之中,使受众在欣赏精彩剧情时,不知不觉地接受广告信息。同时,由于它与影视剧的不可分离性,使其具有强制性接收、到达率高的优势。这一优势在电影植入广告中尤其明显。如果植入的广告信息又能与剧情巧妙融合的话,既不会引起受众反感,又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微电影广告很多时候是需要受众自己主动观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丧失了一部分主动性不强的受众,而这部分受众也有可能是产品的潜在用户。因此,就受众数量而言,其到达率远没有植入广告高。但微电影广告由于其立足于广告本身,电影中的剧情、场景、人物,甚至是对白、音乐都是围绕着广告目标精心构思的。因此,相比影视剧植入广告,它的产品信息与品牌理念与剧情具有更高的契合度,使产品信息成为了电影中的主角,能够更全面地展现产品的性能,更深入地阐释品牌理念,也更能够与消费者进行深度沟通。这一点是植入广告难以做到的。可见,立足点的差异使影视剧植入广告具有广度优势,而微电影广告具有深度优势。无论是宣传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广告发挥其功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创作目标的异同

影视剧植入广告与微电影广告都是借助于影视剧这一媒介来传达产品信息的,二者的创作目标有一个共同点,即:产品信息及品牌理念必须与影视剧剧情相契合。就影视剧植入广告而言,只有在植入的过程中使产品信息与剧情恰当地融合才有可能将受众的排异反应降到最低,产生正面的宣传效果,最终才有可能达到营销目的。而对微电影广告来说,虽然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所要宣传的产品及理念来创作的,但是如果二者契合度不够,不但不能创作出优秀的微电影作品,而且很难达到应有的广告效果。因此,只有二者完美地结合,才能算是成功的微电影广告作品。然而,二者的创作目标虽具有一致性,但其实现途径却存在着诸多不同。影视剧植入广告是将所要宣传的产品信息植入到已经创作好的影视剧本或影视作品之中。因此,植入哪些信息、选择何种方式植入、植入多少可以说是植入广告的主要创作任务。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经过谨慎的设计和论证。植入不当不但会影响广告效果,而且会伤害到影视剧本身的艺术质量。

首先,植入信息的选择。产品信息在植入一部影视剧之前,应该对这部影视剧的剧情有充分的了解,选择适合的影视剧本或影视故事,甚至在编剧阶段就要进行策划设计,要充分考虑产品信息如何与影视剧进行有机的结合。选择好剧本之后,要对产品信息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评估,寻找产品信息与剧情之间的结合点。

其次,植入方式的选择。广告植入影视剧的方式多种多样,每种植入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如:台词植入是一种较为敏感的植入方式。运用得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而运用不当,会产生负效果。因此,植入方式本身无好坏之分,其运用得成功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与广告信息及影视剧情相契合,只有三者完美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广告效果。

第三,植入数量的选择。影视剧中植入广告的数量同样要考虑剧情发展的需要,不能为了展示产品信息而使广告凌驾于影视剧之上,否则便会产生过度商品化的倾向,使受众产生强烈的反感,甚至可能会导致影视作品本身也遭受唾弃,影响影视剧的整体艺术性。如:电影《非常完美》、电视剧《丑女无敌》等都因植入广告过多而引起了受众非议。可见,影视剧植入广告不是简单地将所要宣传的产品信息置于影视剧中,而需要进行精心策划,并融入独到的创意。而微电影广告与植入广告不同,微电影广告是围绕准备宣传的产品和品牌去创作电影作品。因此,它不需要像植入广告那样,努力去迎合影视剧剧情,避免了植入广告本身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微电影广告的创作就易于植入广告。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创作重点和难点。

首先,选材问题。目前,微电影广告存在着题材重复的现象,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使其与普通电影一样,实现选材多样化。既可以取材于与百姓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家长里短、情感纠葛,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也可以选择与百姓生活较远的神话、科幻等题材,描述受众内心所渴望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微电影广告只有广泛取材,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由于微电影广告是需要受众主动观看的。因此,所选题材还应考虑到是否与该产品的多数目标受众的兴趣与关注点相契合。只有所选题材是目标受众所喜欢的,才会具有较高的点击率与收视率,从而具有较高的到达率。

其次,故事情节的设置问题。由于微电影广告的片长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为了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的注意,它应具有紧凑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如:美加净投拍的《回忆爱情》就采用了渲染情感的方式。整部广告以美加净护手霜作为纽带,展现了婚后夫妻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而护手霜被赋予了幸福与爱的光环。它虽然没有多华贵,但却饱含着丈夫对妻子浓浓的爱,易于引起受众的共鸣。

第三,如何凸显产品信息的问题。微电影广告最终的目的是营销。无论其剧情有多么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其最终的目的不是让受众关注剧情本身,而是记住产品信息。因此,所要宣传的产品是微电影广告的核心。如何凸显产品信息可以说是微电影广告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凸显产品信息并不意味产品信息的上镜率有多高,产品的镜头过多反而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因为每一次的产品镜头都在提示受众所看的是广告,而不是电影。这对于最终的广告效果是有害无益的。

三、创作团队的异同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2篇

1.1高尔夫俱乐部市场营销人员现状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统计,我国现有高尔夫球场612家。通常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需要市场营销人员约12人,据此全国范围需要高尔夫市场营销人员超过7千人。2014年对省内外10家高尔夫俱乐部市场营销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专业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表明员工中高尔夫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人员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球会的需求。高尔夫俱乐部都希望可以多引进些高尔夫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专业人员,以提高市场销售部员工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

1.2高尔夫俱乐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建成一座18洞高尔夫球场大约投资1.2亿左右,一家18洞高尔夫球场的的会籍饱和度大约1200张,会籍销售是球会收回投资成本的重要途径,会籍销售工作是球会经营管理的重中之重。

1.3市场营销岗位应具备的能力通过对高尔夫俱乐部市场营销岗位调研分析,确定高尔夫市场营销人员应具备的能力有:市场策划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会员服务能力,在培养专业能力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服务意识、吃苦耐劳精神,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尔夫市场营销课程是专业主干课程,90学生,理论学时64,实习实训26学时,课程的前导课有《高尔夫俱乐部管理》、《高尔夫赛事策划和组织管理》、《高尔夫礼仪》,后续课有《高尔夫服务心理实务》、《高尔夫球规则》,针对目前高职学生的特点,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2.1项目情景式以一个高职毕业生来到球会工作为主线设置情景,从应聘、面试到上岗,展开工作内容既学习内容,让学生感同身受,今天在课堂学习的,也是他们将来面对的。下面以项目教学法为例,选择一个项目,进行分析。

2.1.1项目情景:杨昊所在的球会已确定9月1日开业,公司领导想通过与红十字协会联手,通过举办一场感恩社会的慈善邀请赛的形式来扩大球场的知名度,同时利用这次赛事达到促进会籍销售的目的,接到任务的杨昊,积极准备赛事策划方案,策划方案不但包括领导邀请、媒体邀请、新闻、赛事的流程、还要考虑广告设计和宣传的各种途径等等问题。情境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情境的设计符合教学目标,并使学生能够完成教学目标,从而掌握技能。使学生置身其境,让教学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都在轻松、欢快的情境中进行。但是,情境教学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情境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使人感到合情合理,不可牵强附会、矫揉造作。

2.1.2项目内容本项目名称为高尔夫促销策划一个大的项目分解成几个不同任务:任务1高尔夫赛事策划;任务2高尔夫广告策划;任务3撰写高尔夫赛事广告招商方案,通过任务的学习对项目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每个任务都配有实训练习。任务训练:结合杨昊所在的球会开业之际,为扩大球会知名度,杨昊策划一高尔夫赛事活动,通过训练,使学生能够撰写高尔夫赛事策划方案。实训目标训练学生能够明确赛事举办各阶段的工作;训练学生能够撰写高尔夫赛事策划方案。实施过程让学生以团队为单位,组织策划高尔夫赛事活动;每个团队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编制、整合思路;每个团队归纳总结,形成高尔夫赛事活动策划方案的内容;每个小组将结果制作成WORD文档,用PPT来讲解小组活动成果,展示该高尔夫赛事策划方案,并对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的提问给予合理的解释。团队合作能力是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也是大学生就业时必备的一种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是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的。把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渗透到教学活动中,是职业教育的要求。实训考核考核是对教学效果所进行的评价,其标准应体现理论与实践操作的统一,以能否完成实践项目活动及完成情况来进行评价。本课程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将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本课程注重学生实操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综合评定学生成绩和评价学生能力,项目考核成绩分别记录最终成绩取平均分。项目化教学方法的特点,转变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以项目为中心的学习”其意义就在于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赋予学生以自主学习能力、与人合作能力、自主决策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3篇

(一)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大数据(big data)这个词语最初出现在一个开源项目中,是用来表达一个数据集的名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信息资料运用范围、手段、方式的不断发展和交流平台的搭建,大数据这一词语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平友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多,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其数据形式的多元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及数据的实时性,结合其特性,普遍认为大数据是指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的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的资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能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但这些海量的数据需要进行特殊的技术处理方可运用,如互联网、云计算机平台、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等。可见,大数据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特性:一是海量的数据;二是数据类型众多;三是数据的结构复杂;四是数据更新速度很快;五是需要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处理后数据方可使用;六是各类数据通过处理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进行资源共享。

(二)大数据的运用

就目前而言,大数据的发展和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在行业企业的使用及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说如果哪个行业企业仍未开始将大数据用于其经管理上,我们可以说现在已处于落后的状况了。我们根据数据的来源和用途,我们认为可以把大数据分为互联网数据、科学研究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三大类。目前互联网大数据在社交媒体上也取得了较好的运用效果;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一些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拥有性能优越的高端设备和仪器,大数据的运用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后者仍处于数据的收集存储阶段。而企业数据已得到了更加为广泛的运用,帮助企业在业务运营智能监控、精细化管理、经营分析及战略分析等方面进行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应。

二、大数据发展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要保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同时还要加快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应用,从而使社会各领域创造价值的能力不断提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国家的金融改革也不断深入,我国商业银行多年依靠的外延式扩张和粗放式发展的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商业银行只有在目前的环境下,加快商业银行经营的战略转型,才能保持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高竞争力。在此,我们就大数据发展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对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影响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以多种金融资产为经营对象,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利用负债进行信用创造并向客户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企业。从我国银行发展的历史上看, 商业银行的发展是在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下进行的,从在周朝出现的从事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到唐朝金融业的逐渐发展。随后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具有银行性质的钱庄。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各金融机构都是处于以家族为主各自经营的状况,我国金融机构处于分散 、落后的状态。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是最早的国家银行,直到1994年才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 ,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为主体 ,其他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历程较为曲折,建立基础相当薄弱,经营管理方面一直是沿用了固有的经营方式和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才与国际接轨,其经营管理才开始遵循巴塞尔协议的相关标准,在资本要求、风险管理等方面以协议规定的指标作用标准进行管理,但直至目前仍未能完全达标。

(二)对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

随着大数据的运用,商业银行发展环境有了极大的变化,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开放和平等的互联网平台上,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来说,实现了网上投资与理财、网上转帐、跨行实时转帐等各种金融业务的创新模式;从商业银行的支付业务来说,互联网轻易实现了第三方支付、网银支付等电子支付的新模式,自电子支付产生后,其交易额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除此之外,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公司如电信、移动等也自行建设了系统内的支付平台,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支付功能的不断完善,移动支付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可见大数据的运用也给商业银行的支付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传统的商业银行资产业务中,银行货款是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银行贷款的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需要严格把关和控制的。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其现有信贷客户的信用数据,对各项贷款业务的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切实减少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商业银行业务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银行贷款由于贷款门槛、成本较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也应势产生,放款者只要通过对客户的交易记录和其他相关信用数据的分析,就可以计算出申请者的信贷额度,并且在额度范围内发放贷款,就可以解决客户融资贷款的困难,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了贷款成本的目的。以上这一切都是大数据的运用和发展给传统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带来的挑战,可见在大数据环境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影响是巨大的。

(三)对商业银行服务的影响

我们认为,大数据的发展对银行的服务影响是巨大的。在大数据时代,对银行的服务和营销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数据的处理是需要专业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服务不仅仅限于现在我们所提倡如衣着整洁、服务规范等显性服务,包涵了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内在的,另一个是外在的。内在方面一是要树立新的服务意识,我们不仅要通过培训,使员工培养正确决策的能力和礼貌服务的技术,真正树立关心顾客的意识,还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员工不断加强对数据处理和运用方面的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工作的适应能力;二是要加强在培训的同时,不断为员工提供发展机会,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增加了员工工作的自主性,使员工的服务质量和工作质量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客户对银行的满意度。在外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大数据背景下,各种新型银行服务方式,如在对大量客户基本信息和运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的各项功能,对市场客户进行细分,开发适合不同客户需求的个性化金融产品,采用不同形式举办各种金融产品和电子银行新功能讲座,尽快地让客户熟悉和接受银行的各种新服务,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占有率。

(四)对银行网点设置的影响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