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大力推进卫生建设，医疗管理机构和卫生法规逐步完善，注意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卫生保健、防疫及学校卫生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卫生经费投入甚至一度领先于国内诸省市。但总的来看，卫生建设的实施未能一以至终，卫生设施数量偏少且多陈旧简陋，医护人员甚为稀缺，传染病未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卫生意识不强和健康水平不高。

清末以降，广西医疗卫生还十分落后。《广西一览》称：“往昔闭塞之广西，恒亘百数十里而无医药，真有所谓自生自灭之形势，人民之医药知识，诚不足道”。此言虽不十分准确，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广西医疗卫生的实际状况。当时除极少数病者求助于传统中医中药外，“乡民有病，多不事医药而求鬼神，致有一病而不起者，则诿为天数”。旧桂系统治时期，当局仍未重视医疗卫生建设，政府不但无卫生管理机构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还借筹饷之名，开放嫖娟，致性病严重传播。对于流行的麻疯病人，不但不予以救治，反而以焚烧和枪杀了事。但同时，已有西医传人广西，打破了单一中医治疗疾病的局面。1925年以前，广西省内的西医机构，主要是一些教会医院和少数私人西药店和小型诊所，诊治范围十分有限。20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开始关注卫生事业。在“推进卫生行政，发展人民保健事业”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开展医疗卫生建设。

一、设立卫生行政管理组织，创办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

新桂系主政广西初始，卫生行政由民政厅掌理。1933年10月，新桂系设置广西省政府卫生委员会，筹划全省卫生事务，常务委员由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和一位医学专家组成，是为广西历史上第一个卫生管理专门机构。为方便推行政令，1935年5月，当局将民政厅主管的卫生行政拨归卫生委员会办理。同年9月，将卫生委员会裁撤，一切卫生设计事项归民政厅负责。抗战时期，于1940年7月，将民政厅原设的卫生科扩大组织成立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卫生处，综理全省卫生行政。

随着管理机构的设置，医疗卫生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一面借图画文字或口头宣传，灌输人民卫生常识，一面以行政力量，督促人民对卫生之讲求，在各大埠之中，举凡关于清洁、保健、防疫，以及卫生之调查统计等事，无不视为建设要政。至于各县，则医院或区乡(镇)医务所，屠兽场、菜市、公厕、鼠箱、垃圾箱等之设置，以及防疫注射，施种牛痘，扑灭蚊蝇，取缔不清洁饮食品，禁售危害药品等等，罔不积极筹划与设施，并举行各种卫生运动，及清洁卫生比赛，以示倡导”。由于新桂系当局重视，20世纪30年代广西卫生保健工作“凡百设施，均上轨道”。

1931年以前，除梧州公立医院(1925年建立)外，广西还没有政府设置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各地少数的医疗组织均由私人办理。1933年4月，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梧州、南宁、桂林3大卫生区，每区设省立医院1所。1935年7月改划为8个卫生区，每区设一省立医院。1937年再改为11个卫生区，每区除设1所省立医院外，各设卫生事务所1所，专司卫生行政事务，卫生事务所下分设巡回医疗队和检疫所。1935初，省会南宁有医疗机构6所，包括设备较完善的公立广西军医院1所，教会医院有玫瑰医院、道救医院、小乐园医院共3所，私立普济留医院1所，红十字会1所；有中药房59间，西药房16所。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省省立卫生保健机关共有卫生事务所12所，医疗防疫队15个，省立医院11所。除卫生区设立卫生机关外，县乡镇设医院或医务所，到1936年，1个县设立了县医院，富川、贺县、钟山联合设公医院；73个县设立了医务所，11个县设立了乡医务所25个，3个县设立了镇医务所3个。从而形成了由卫生行政区、省县医院、乡镇医务所构成的卫生保健系统。为适应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广西省政府还于1934年成立广西(梧州)制药厂，1937年成立广西卫生试验所，制造各种药品。还在梧州、南宁、桂林成立医药研究所。为培养医务工作人员，1933年开办龙州种痘传习所，培训种痘医务人员。1934年创办广西医学院，随后又创办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省立、县立助产护士学校等。20世纪40年代，广西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医疗机构及人数均有一定增加。如省会桂林(1936年广西省会迁往桂林)，1946年除省立和公立医院外，私立医院和诊所有90余所，中西药商领执照者有83间9。全省情况，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的《广西省统计摘在》(第二号)，截至1948年6月，广西共有卫生医疗机关198个，其中省卫生处1个、省立医院6个、省医疗防疫队3个、省卫生试验所1个、市公立医院7个、市公立医院分院6个、县卫生院93个、县卫生分院46个、县乡镇卫生所34个。各级卫生医疗机关人员1557个，其中医师284人、药剂师3人、药剂生105人、护士381人、助产士161人、检验员8人、卫生稽查员50人、卫生助理员175人、其他技术人员17人、主计人员(含会计统计员)30人、事务人员(含普通行政人员)343人。

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医务人员数量方面，广西百县医师，平均每县不到3个。如以当时广西约1500万人口计，则平均每万人口只有0．19名医生；设备方面，只有桂林、南宁、梧州等地的几个省立医院条件较好。1942年桂林医院(即省立广西医学院实习医院)分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皮肤花柳科、检验室、x光室、药局(房)、护士部、事务部、会计室等部门，分科设置、设备均较完善。但绝大多数县镇乡村卫生机构十分简陋，有的县甚至一所卫生院都没有，医护人员缺乏。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新桂系当局注意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首先，设立专门医药学校，以培养医师、护士、助产士、中医、卫生员和卫生警察等专业卫生人员。1940年，各学校培养的各类医药人员共有547人，3年后增为1588人。其次，组织医护人员培训及资格考试。省政府在梧州、桂林等地设医药研究所，“由各县考选中医人才入所研究，以养成中西医生，助产、看护等人才”。医务所还选派医生深入县乡，协助办理医务，招收当地人教授医术。针对广大农村接生条件落后状况，分期培训接生人员等。此外，省政府还自1935年起，开始办理医药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从1941年、1942年的审查情况看，在包括医师、药师、牙医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士、镶牙生、中医在内的医事人员审查登记中，1941年请领证书200件，合格者为182件，不合格为18件，不合格率为9．0％；1942年请领证书者439件，合格者计260件，不合格者为179件，不合格率为40．7％。新桂系当局通过审查考察，以尽可能保证医药、护理人员的执业水平。

新桂系当局还注意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投入。1933年以前，广西的卫生行政由民政厅管理，没有专门的卫生经费预算。卫生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在财政预算中增列卫生经费。1933年度卫生经费支出为60．81万元，占同年省财政支出1．56％，与同年全国部分省市的卫生经费支出相比，贵州1．53万元、云南1．11万元、湖北2．74万元、江苏5．24万元、浙江l0．43万元、南京31．90万元，广西的卫生经费支出远远超出上述省市，如以人均卫生费支出和占省市总经费支出比率比较，则广西领先地位会更明显。从县市级政府对卫生经费的投入看，1934年～1945年，卫生医疗费支出1．38万元，占总支出的3．24％，除1940年外，也是呈逐年增长趋势，与一般省份的支出比例不及1％相比，广西医疗卫生投入处先进行列。但是151军两次侵桂后，广西的卫生事业受到重创，抗日战争后物价猛涨，全省经济陷入瘫痪，新桂系末期自身难保，无力投入应有的卫生医疗经费。

二、加强卫生保健、防疫工作

广西地处我国南方，气候湿热，易于疾病的滋生与传播。另外，经济落后和传统社会观念也是导致疾病发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居民普遍营养不良，体质较弱；相信迷信，有病多求神拜佛，缺乏卫生知识，不讲清洁扫除，或随地堆积垃圾，居室又大都未设厕所，随地便溺，雨天粪便流人河沟，居民饮用不洁之水。此外，桂西、桂北等地少数民族多居木楼，人畜同居一室(楼上住人，楼下豢养禽畜)，容易导致病源滋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传染病种类大致有甲状腺肿大、麻疯病、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猩红热、斑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破伤风等。

早在旧桂系统治时期，疫病在广西已常有蔓延。1913年北海疫症，“竞有一家大小老幼猪狗同时罗疫毙命，无一幸免者……人民因疫伤毙者不绝于道”。1920年，庆远、怀远一带居民“患霍乱而死者，闻已达四万余人”u，后此疫传至柳州、梧州、平南等地，时逢桂粤军阀混战，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治。

与旧桂系相比，新桂系当局比较重视防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防治。省政府颁发一系列法规，要求各地切实执行。例如，《广西医疗防疫队组织规程》《南宁良庆麻疯村组织规程》《广西省大扫除办法》《广西省扑灭蚊蝇办法》《广西省检查娼妓健康规则》等，不下几十项。对流行较广、于民众健康危害大的传染病，集中力量予以防治。

1926年梧州霍乱流行，“每日罗此病者不下二十余起，而能生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一般市民极为恐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除严重取缔街上凉品及无皮瓜果，以减少传染外，更在东门外择广仁医院地址为临时病院，俾一般患病者入院调治”，“并明令市内各公厕，收回管理”。

住血吸虫病在广西宾阳、永淳等县经常发生，省政府专门成立宾阳住血吸虫病防治所，负责防治。该疫区住血吸虫病感染人数，1941年、1942年分别为7967人、8224人。此疫“流行之最大原因，为疫区内之所有各河流暨其支流，均有住血吸虫之中间宿主分布，每至雨季时，河水汜涨，钉螺丝随之移植，及各村均无厕所之建置，便溺随地皆是，一经天雨，粪便则随之冲入河中所致”。该所成立后，在宾阳、永淳等县附近百余村庄、70多条大小河流、95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调查，并为民众治疗住血吸虫病。

甲状腺肿大病主要在桂西各县流行。据1937年各县调查，患病者1590人。此病系由饮水缺少碘质成分及母体遗传所致。省卫生试验所配制钾盐一种，分发龙州、百色、庆远各省立医院试用，“俟有成效后，即大量制造，普遍供给人民服用”。

麻疯病对人的生命危害极大，人见人怕，谈“疯”色变。此病以桂南各县居多，1937年调查所得总数达几千人。为加强对麻疯病人的管理与治疗，广西省政府在邕宁县良庆乡设麻疯病人管理所，还设立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又令梧州西医院兼办麻疯病院收容救济此类病人。但由于经费有限，仍未能全部收治。广西省政府又订定《广西省救济麻疯病人办法》，通令各县救济。1940年南宁沦陷，邕宁麻疯病人乘机潜逃，房舍坍塌。南宁收复后，广西省政府拨款4．2万元建南宁良庆麻疯村，1942年3月完工，4月1日开始收容男女疯民41人。但仍因经费不足，且物价高涨，村内一切设备，极为简陋。梧州西医院也曾收容麻疯病者l5人，抗战爆发后经费断绝，1942年将院内收容的病人拨送南宁良庆麻疯村。由法国传教士李玛诺主持的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则较有特色。“经费由天主教会拨发，设备颇称完善，管理亦属周密，房舍宽敞，地址相宜，洵为救济疯民之良好场所。该所疯民生产计划，注重开垦种植，及牧养牲畜等，疯民日常衣食住费用，完全由该所供给。”

据此可见，新桂系政府对流行的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但限于经费和种种原因，广西的传染病始终得不到根治，仍然不时发生，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三、加强城乡卫生管理和宣传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重视卫生宣传，向人民灌输卫生知识，加强城乡公共卫生管理，开展卫生调查，举行卫生运动，灭蝇灭鼠与健康比赛等。卫生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创办卫生健康报刊，并在各主要报纸开辟卫生专栏。如梧州卫生区省立医院1933年发行《卫生旬刊》，桂林医药社于1943年创办《家庭医药》杂志。二是向民众发放卫生小册子，利用传单墙报宣传，1931年梧州公安局编印白喉宣传资料5000份分发各地。据《广西省卫生行政工作报告》和《桂政纪实》记载，1937年～1943年，广西共编印防疫小册子公共卫生宣传大纲、卫生常识30．14万张(册)，发给各县作宣传。三是利用广播、电影进行宣传。或特约医学专家播讲卫生常识，或由电台播出健康讲话和卫生专题节目。1939年，广西省政府曾购买幻灯机和卫生幻灯片下发放映，当年放映幻灯片就有6000多次。四是举办卫生展览和卫生讲演。1941年桂林市举办卫生展览会，参加机关有桂林市卫生事务所、省立医院、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桂林市政府卫生科等，参观人数达5．9万人，而1942年全省举办卫生展览达23次。讲演及谈话的主题多为防疫和宣传卫生常识，其中1938年～1943年通过派医疗队下乡巡回作公开讲演及个别谈话的方式，受众人数达181．2万人次[21J。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民众逐渐了解科学卫生知识，从而起到主动防治疾病的作用。与此同时，新桂系还注意公共卫生建设。1932年省会南宁开展规模空前的卫生运动，颁布卫生施政纲要，设立垃圾堆积场，规定时间指派清道夫每日依时洒扫街道运输垃圾两次，张贴布告禁止市民任意倾倒垃圾及保护公共饮水；组织清洁委员会，办理全市清洁，保护公共卫生；检查取缔不清洁饮食物，取缔不合法医生及接生婆，禁宰病兽，并组织检查队检查市内外各住户食物和营业店、屠兽场、公共娱乐场、公共厕所、沟渠等清洁卫生；每年春季，施种牛痘以防天花，夏季则召集市内各医院及慈善团体，共同组织防疫委员会，购办各种防疫药苗，分区实行防疫注射，举行灭蝇运动，以及因疫症而死亡者之消毒等。

新桂系当局还注意加强乡村卫生工作，颁布加强乡村清洁卫生的条例，令乡村开展卫生运动。如规定人蓄分离，鸡鸭猪栏必须设在屋外，并须每日打扫；村公所每年应组织大扫除，派医疗队巡回乡村，治病防疫；乡镇设立医院等。但应指出的是，乡村的所谓卫生运动，大多是走过场，并无多少实际效果。边远地区乡村甚至无人过问，缺医少药，流行传染病之频发，依然如故。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西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在发展中，就一直不断融合其他的医学实践，至今仍是如此，中医临床直接面对大量的西方医学的数理检查及疾病诊断，在工作中已不能回避，甚至已紧密联系。为此，对传统中医学的一些工作准则及工作的程序，应结合西方医学的认识，重新加以思考，现举例之，以抛砖引玉。

1中医药治疗西医疾病时的靶点如何认识

重症急性胰腺炎表现为中医的阳明腑实证，痞满燥实，此时患者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大便秘结、腹中切痛甚至拒按。中医药采用通腑导滞的方法进行治疗，代表方如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对这种情况中病即止、得快利即止［1］，即在临床症状缓解后，停止通腑导滞，以免伤正气。这种指导思想如是针对单纯性肠梗阻，还是合适，但对于重症急性胰腺炎就未必恰当。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分三期，即急性炎症反应期、继发全身感染期、残余感染期，提示患者在急性炎症反应期痞满燥实的症状缓解后，有可能进入感染期，使病情反复，重入凶险。出现这种变化，与重症急性胰腺炎时肠黏膜屏障受损、肠道细菌移位、造成对靶器官的“二次打击”是密切相关的。已有的研究已提示通腑导滞法能保护受损的肠黏膜、促进肠蠕动、拮抗肠道细菌移位［2］，因此，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在急性炎症反应期的痞满燥实症状缓解后，不仅不能停止通腑导滞，反而要继续给予通腑导滞，那么这种通腑导滞的靶点在哪呢，应该结合胰腺CT、血CRP、血Ca2+、血气分析等，进行综合评估，比如胰腺CT的分级应该恢复在C级以上等，通过这种靶点设立，进行相应的治疗评估，来决定通腑导滞中病即止的时刻，是符合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理生理过程的，才能降低感染期的出现，降低死亡率，对此已有多项报道，开展中医通腑导滞治疗重症胰腺炎能明显降低死亡率［3］。因此，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靶点的设立不能仅局限于急性炎症反应期，而是要放眼于防止可能出现的感染期，不能局限痞满燥实的临床外在症状的改善，还应关注内在的实验数据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较完善地处理好重症急性胰腺炎。

2对一些西医疾病的中医药治疗，应结合西医的研究认识

如胆石症，其属中医胁痛、腹痛、黄疸范畴，中医采用疏肝利胆的方法，其具有溶石、排石，促使胆汁分泌，促使胆囊收缩，松弛奥迪氏括约肌的作用［3］，但是，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从临床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所有的胆结石都要采纳中医药治疗。如对胆总管的结石，术前中药排石处理未必是适宜的，因为有可能会使结石移行嵌顿在胆总管下端或排石中损伤乳头肌，导致胆胰管压力增高，发生阻塞性黄疸、胰腺炎等，加重病情，诱导并发症，从而使病情复杂化。对这种情况，应在EST后，考虑中药应用，以促进残余结石的排放，即中药的应用应放在术后考虑；对胆囊结石，如为静止结石，特别是大的结石，溶石周期长，成功概率低，远期疗效不确切，开展中药溶石并非是必要的选择，除非患者知情，且溶石意愿坚定，经济条件可，可考虑中药溶石；对发作性胆囊结石应首先考虑手术，除非患者年龄，身体基础条件不佳，可有选择地开展中药治疗；而胆泥患者，临床上也可引起胆道系统炎症、胰腺炎等，且这类患者胆囊收缩功能常不佳，又未有胆石的形成，则应首先开展中药治疗。

3利用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来处理相关的问题

如针对胃癌前病变合并HP感染，应用健脾益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方法来处理癌前病变，用三联一周疗法根治HP；如肝硬化患者，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方法有助于控制肝硬化的发展、改善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如出现SBP，则用西药抗感染；对腹泻型IBS合并GERD的患者，可以用健脾温肾、疏肝升清等方法治疗IBS，用西药PPI制剂处理GERD的症状。

对不同的西医疾病，根据中医药处理的优势所在，疾病的不同时期对中医处理的要求会有所不同，有些疾病要求全程的中医药治疗，如前述的重症急性胰腺炎通腑导滞的中医药治疗应涵盖病期全程，不仅缓解急性炎症反应期，还要防治继发的感染期；有些可能仅需处理某个时期，如不全性肠梗阻，先期给予通腑导滞的中医药缓解肠梗阻，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采用不同的病因治疗，如为肠肿瘤，则行手术治疗。

对一些西医疾病，根据其病理生理特点整个病程中分不同的时期，中医药的治疗原则也应产生相应的变应，如溃疡性结肠炎在疾病活动期，清热利湿为主法，以控制症状，而进入缓解期，则健脾补肾为主法，以防止复发［4］；有些西医疾病，不同的时期，病理特点不同，如对急性胰腺炎，中药在治疗原则相同的情况下，在不同时期，给药的途径就不同，初起时，恶心呕吐、腹部疼痛、大便秘结，肠蠕动减慢甚至肠麻痹，此时给予中药口服以通腑导滞，往往因胃气上逆，口服不下，格药于外，影响疗效。因此，此阶段中药的给药途径以灌肠给予为宜，使中药从直肠内吸收，发挥通腑导滞的作用。腑气通畅，阳明腑实证缓解，此时再给予口服，胃气顺降，药达病所，发挥疗效。

综上，中医药对西医疾病的处理，涉及到治疗靶点的确立；疾病不同时期对中医药处理的不同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是同一治则下的疾病全过程治疗，也可是某一阶段或时期的治疗；或者根据疾病不同时期的病理生理特点，不同时期中医药的治则也作相应改变；在同一病人身上，用中医药、西医药的方法处理疾病不同的面等等。而这些认识，应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所在，根据这种内涵的存在，针对西医疾病的中医药治疗，应在传统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新的标准与指南，中医界应就一些西医疾病的中医药治疗达成一些共识意见，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更好地指导中医药临床。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范永生.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37.

［2］胡仕祥.下法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体会［J］.辽宁中医杂志，2009，29（8）：472.

西医论文范文第3篇

与文学经典相比，中医典章在德育教育方面更显优势。中医典章中诸多名医传记、医著序言、行医笔记等，融文史哲、医学、伦理为一体。这些作品因作者的睿智与深情，流露出感人的文学特质，又闪耀着前贤先哲们在治学、修身、济世、救疾等方面的个性风华和人格魅力。作者本身也是医者，他们由自身的行医经历而产生的精神感悟更贴近医学的职业特点，因而更能触动学生的内心世界。现今，不少医学生受功利主义影响，想当医生只为获取更高收入。如此浅薄的职业追求，怎能理解医生职业的意义何在，职业操守又从何谈起。对于职业选择，《医事笔记六则•(四)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中认为:“果能为良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从医者的角度给了中肯的回答:从医是利人利己的良业，是实现人生抱负、体现自我价值的选择。生存压力和职业操守这一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不仅考验着今天的医生，也考问着古代的医者。《东垣老人传》这样记载: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问前来拜师的罗天益:“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曰:“亦传道耳。”一个“亦”字，道出了罗天益的选择———兼顾金钱和医道，寻求利益与医德之间的平衡。古代医家坦诚的回答能让医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弘扬医道和讲求必要劳动回报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但同时又要坚决杜绝“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的无良行为。这样充满人情味的话语，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探讨，也远离空洞的道德说教，更为透彻地解答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内涵，在润物无声中，滋养着医学生的心灵，让其知耻而反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

二、陶冶情志，培蓄人文素养

医学虽属自然科学，但其研究的对象是鲜活的生命，因而比之于物理、化学等纯自然学科，它与人的关系更密切，也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而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决定了其课程主要是生理、病理、解剖等学科，这使得医学生所见多是疾病的苦痛和死亡的威胁。太多的苦痛会磨灭一个人的意志，见惯了死亡则有可能使人变得冷酷麻木。这既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更容易使其丧失对病人的同情。古代大医多受儒家思想的浸润，他们对于人的尊严与使命、人的权利与责任、人的理想与品格、对生命的理解与敬畏等重大问题，多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明代大医龚廷贤严厉谴责那些因病人的贵贱贫富而不能平等相待的医生，指出“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为我厚薄哉”。清代名医费伯雄提出:“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反思医患关系，发人深省。通过文本与人本的解读，教师可挖掘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因素，引导医学生领悟其中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丰富其情感体悟，从而使学生以正面的态度面对今后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病痛和死亡，而不是只用生物的眼光去审视病人的“病”，却忘了他们是鲜活的“人”。除了情感的陶冶，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中医典章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记载的如对古代天文、地理、避讳、礼仪制度等的介绍，能使学生感受到历史与文化的集体记忆，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从文学角度看，中医典章的语言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文体语系，不仅孕大含深，而且气韵生动，多种美感纷呈，不乏孕育情致美、典雅美、辩证美、韵律美于其中。西医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中医典章，在陶冶情志，丰富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古代文章的语言特色，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文理交融，突破思维定势

西医论文范文第4篇

1.1调查对象向南昌大学医学院一～三年级的临床、麻醉、影像、预防、护理5个专业的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535份,其中有9份不符合要求而被剔除,最后有效调查问卷526份,有效率为98.3%.

1.2调查方法经过查阅文献、咨询专家,预调查反复修订后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对针灸的认知与兴趣、针灸发展建议、针灸教学看法。正式调查于2011年2月下旬开始,3月上旬结束,采用分层抽样,对各专业学生按一定比例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1.3质量控制调查员在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包括相关知识和一致性训练。调查当日检查完成的调查表,审核人验收问卷。能够完全按照填表要求进行填写的并通过审核的调查表成为统计对象。

1.4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对针灸课程的兴趣采用赋分计算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及多组等级非参数秩和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认知程度有301名(57.2%)略知一点针灸知识,243名(46.2%)对针灸不了解,了解针灸的主要途径是阅读课外文献和电视网络等媒介；193名(36.7%)认为穴位具有特异性,161名(30.6%)认为部分穴位有特异性,145名(27.6%)回答不清楚；有273名(51.9%)认为针灸治疗时取穴≤4个会更容易让患者接受,只有44名(8.4%)认为取穴＞5个是比较合理的；有398名(75.6%)认为针灸医学很有发展前景,只有10名(1.9%)认为针灸没有发展前景。

2.2影响针灸发展因素导致国内针灸发展滞后原因,329名(62.5%)认为是教育模式和临床实践都使用古论,缺乏教育和临床创新,348名(66.1%)认为是缺少年轻的针灸人才,有419名(79.7%)认为政府应加大对针灸的教学、临床和科研的投资力度,以提升针灸在大众中的影响力。

2.3针灸教学的看法绝大部分学生(97.0%)有兴趣学习针灸知识,404名(76.8%)认为针灸教材应该是以现代科学和临床研究为基础的简而精教材,而90名(17.1%)认为可以用古论为基础的传统教材,84名(16.0%)认为应开设针灸必修课,417名(79.3%)认为是选修课,其中专业选修、二类通识课和个性选修三类中,选专业选修的人数最多(37.2%)。

2.4兴趣程度各年级对针灸课程的兴趣采用赋分方法计算：非常有兴趣4分,有点兴趣3分,不了解但愿学习2分,不感兴趣1分。经多组等级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各年级对针灸课程的兴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655,P＜0.05)。进一步经方差分析进行两两比较,一、三年级学生均与二年级对针灸课程兴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多组等级非参数秩和检验,各专业对针灸课程兴趣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中医针灸方法简便、不良反应小、费用低廉,且有广泛的疾病谱,但迄今针灸没能在临床广泛使用,其临床优势没能充分体现出来。结合本调查来重点讨论在西医院校开设针灸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绝大多数西医学生希望学习针灸本次调查显示,97%的西医学生有兴趣学习针灸。这与国外的调查相一致。据巴西的圣保罗医科大学一项调查,有98%的学生认为针灸课程是好的或者非常好,85%的学生认为以后会用到针灸课上所学到的知识。美国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85%以上的医学生认为传统医学知识对于一个医学专业学生和将来的卫生工作者很重要,几乎所有医学生要求掌握足够的建议患者如何使用传统医药的能力；所有传统治疗中,针灸是学生最愿意学习的内容之一。但是,国内的现状是西医院校无专门的针灸课程,《中医学》课时也较少,其中针灸内容仅几个课时,西医学生普遍对针灸不了解。66.1%的西医学生认为导致国内针灸发展滞后的原因是缺乏年轻的针灸人才。所以,在西医院校大力推广针灸教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3.2针灸授课形式可为专业选修在“你希望开设什么形式的针灸课”这一问题中,16%的学生希望是必修课,79.3%的学生希望是选修课,其中选择专业选修的人数最多(37.3%)。由此看来,针灸课程设置可以先安排选修课,条件成熟时再改为必修课。其中二年级的学习热情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种专业之间对学习针灸的热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3在西医院校推广现代模式的针灸较为合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76.8%)认为新的针灸教材应该是以现代科学和临床研究为基础的“简而精”教材,说明西医学生希望学习的是现代模式的针灸。目前,针灸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核心的传统模式；另一种是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及针灸效应的四大规律为理论核心的现代模式。传统的中医针灸理论目前尚不能被西医广泛认同,针灸配方繁多复杂,学生不易掌握,学习枯燥乏味。60%以上的学生认为针灸教育和临床使用古论是导致针灸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要使学生认识到针灸的科学性,并精选教学内容,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精简针灸配方的优点在于：①可充分地体现针灸治疗的特效性与优势；②大大增加针灸治疗的可重复性,使之更容易推广；③针灸知识变得不再抽象,针灸学习的难度将大幅下降。总之,西医院校应使用“传统理论为辅,科学依据为主”的现代模式针灸教材,以使西医学生更容易接受针灸并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3.4选择一种适合西医院校的针灸教育,促进中西医之间的交流本次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西医学生对针灸不了解。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医之间缺乏有效交流,中医对西医的有效渗透远远不足。有学者呼吁,应在整个医疗界大力宣传针灸的特色和优势,并提倡让针灸疗法走进各个科室。中医需各医学学科广泛参与才能更好地发展,所以有必要建立新方式让西医了解并参与中医,而教育是一种最基本且行之有效手段。

4结语

西医论文范文第5篇

1回归人文是当代医学面临的迫切课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由于遵循生物医学发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无论是就现代医学的诊疗思想、许多诊疗技术的实际运用,或是从保健政策的宏观决策与医院管理的某些举措,还是从眼前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来看,强化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文性,不仅是广大患病人群和全社会对医学的期求,也是广大医学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医疗保健服务如何增强对病人的关爱,如何使医学成为一门充满人性的医学,要从多方面着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卫生保健政策对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涉及医院管理各个环节如何体现对病人关爱,革除那些在病人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破坏和谐关系的种种陈规旧制;当然也涉及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如何强化对病人生命与健康负责的职业良心和尽心尽力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变生物医学自身对人、对生命尊严的冷漠,是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本身改变着运用医学的医生的人格,不断夺去医生对生命的尊严观”[1]97的特质。因此,探索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某种对人性冷漠的属性,恢复医学以往那种闪耀人性的光辉,促进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既是医学专家的追求,也是医学人文学者的期盼。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医学人文学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和改善医学人文学的教学,开展有关医学人文课题的研究,组织医学人文学术交流,其最终指向仍是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促进医学科学的人性化。所有一切医学人文活动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医学专业实践,并且也只能是医学专业实践。这就是说,医学人文的教学成果,医学人文研究的价值取向,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最终仍是只能通过医学专业的人性化,通过医生们人性化的诊疗服务,才能给病人带来福祉;医学人文学并不直接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生们的诊疗实践实现的。因此,医学人文学者不能满足于几门人文课程的开设,不能将医学人文停留在学术层面和讲稿层面,虽然搞好人文教学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也是医学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2当代医学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进医学与人文的结合,首先要弄清楚医学与人文分离的症结。本来是充满人性的医学,为何在其获得科学意义的存在以后,反而总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评呢?这要从现代医学的渊源与结构说起。众所周知,现代医学为了摆脱古代医学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的缺陷,为了突破宗教神学设置的禁锢。在14世纪～15世纪整个科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培根、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实验科学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论的影响,在维萨里、哈维、魏尔啸、科赫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努力下,撇开与人体密不可分的心理、社会、环境的关系,将人体及其组织作为一种纯粹客体的物质加以研究,并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进步,涌现了无数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哲学影响下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及特异性病因说的医学思想,认为任何疾病必然表现为局部的器质性病变,都有特异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异的方法来治疗,整个医学近几百年的努力,可以归结为寻找特异性的病因与特异的治疗方法。正是在这种医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体组织与人的整体、病与人、心与身发生了分离,并形成了重疾病、轻病人,重治疗、轻照料,重实验证据、轻病人体验,重器质的恢复、轻心理调节与支持,重技术处置、轻伦理社会思量等一系列诊疗规则,而其后果当然是对人、对人的心理与情感的忽视以及对病人关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汤比因与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科学中,医学部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获得业绩的关键是选择、定量化、机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科学思维方法上的,科学给医学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现代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时,自然就成为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96这就是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们探求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期盼恢复医学的人性,须从纠正此种医学思想着手。人们在对现代医学人性冷漠提出种种批评时,常将目光指向医生,指向医院及相关的管理机关,指向推行保健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确,部分医务人员对病人不负责或不够负责的言行,一些医院的不当管理措施及不当管理,使人性化的医学蒙上了阴影,在人性化的医学上增加了灰尘。而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保健服务市场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来在原质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医学的弱点推向了极端,新闻界论文格式报道的因无钱支付费用发生的见死不救的惨景,极个别的医院半夜将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抛在荒郊野岭的事例,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对医疗部门的公愤与不平。但是,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这些方面,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医生,不是医院,甚至还可以说不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而是医学自身,是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诊疗思想与理念。

3从根本上转变医疗思想

克服当代医学对人性的冷漠,不能仅限于对医生提出一些重视人文行医的要求,也不能仅限于端正医院人文管理的理念,虽然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要彻底扭转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局面,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医学思想着手。

3.1努力促进医学模式的转变,切实推行全人医疗的理念,克服病与人、身与心、病与环境分离的医学观念,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就要求:(1)在诊疗中提倡对病人的全面了解:重视病,同时也重视病人;不仅要了解病,也要了解病人,要全面了解病人。“观察病人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2]108(2)对疾病的认识与判断,不仅重视对疾病的生物学的了解,同时也重视对疾病的社会学、心理行为和疾病历史学的了解。(3)不仅是要重视解除病人器质上的病变,消除疼痛,还要致力于解除病人的痛苦,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安宁的支持。(4)为此,需要探索临床医学学科的重新组合与多学科的协作的形式与方法,革除只重专科的弊病,强化心理社会支持,不断探索心理、社会支持与服务的方法与途径。

3.2探索人性化的治疗理念与方法。人性化的医疗很大程度是通过各种具体诊疗环节实现的,一些人性淡薄的医疗也常表现在具体的诊治环节上。探索改进诊疗方法,提高诊疗方法的人文性,充分体现对生命的尊严与关爱,是医学专业与人文结合极为重要的方面。(1)不断探索对症治疗与整体治疗的结合,正确处理整体固本与清除局部病变的关系、清创与维护机体的自然力的关系。(2)提倡微创或无创疗法,尽力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减少对机体不必要的干预,维护机体的自然抗病能力,谨慎地使用手术、介入疗法。“自然力是疾病的医生。”“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自然的治愈力。”[2]131(3)提倡规范治疗与个体化相结合,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提倡适宜技术,不搞过度医疗,不滥用药物,尽可能地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4)重视对病人生命的维护,同时也重视病人生命质量的提高,在危重病人的治疗上尽力探索延长生命与提高生命质量相结合的方法。(5)重视对病人的照料,为病人提供全程服务与心理支持。特别是晚期病人,老年病人,这种服务应当成为医疗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当前病人住不上院、看不起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太高。那么,有没有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呢?这种负担是否仅是国家对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呢?据《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4月22日报道,黑龙江省卫生厅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省两所体制相同、规模相近的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诊疗总量、重症患者比例、治疗水平大体相当,但是2008年度的经济收入分别是19亿元和7亿元。相差竟到12亿元。这条新闻的作者要求医院要算算良心账[3]。无独有偶,2005年6月3日,辽宁省卫生厅公布了省属14所规模较大的医院单病种每例病人平均医疗费用、药品价格、医疗收费、患者满意度五个项目的调查情况,其中胃癌(没有并发症,只接受一次手术,未接受化疗)治疗在锦州医学院附属二院为880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为47000元;单纯阑尾炎治疗在沈阳市两家大医院费用相差1700元[4]。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生物医学的缺陷为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反过来又极大地扩大和提升了生物医学的缺陷。生物医学的缺陷与市场的结合,是通过医生笔下的处方实现的。这说明当前医疗费用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生的医疗决策所决定的,是由医生为病人治病采用的方法决定的,而这种情况又与现在的生物医学模式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和辽宁省一些大医院收费相差悬殊的情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思想的体现,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办院思想的体现,即以人文的理念行医、经营医院,还是以谋利为目的行医、办院方针的体现。尽管可以在医院各种场地高挂“一切为了病人着想”的标语,尽管医生可以带着微笑服务,尽管可以在病人生活方面安排得井井有条,但这一切如果都是为了谋取高利的本质,都是为了更多的收取病人的费用,这又何谈医学人文精神?这不是什么人文精神,这是“人文秀”。医学人文的实质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够真正落在病人健康的实处,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3.3关注临床诊疗中的伦理社会问题。在新技术的运用、实验性治疗、临床试验、新药物、安慰剂的使用等问题上严格把关,执行相关的伦理规则,正确处理诊治中的伦理社会问题,为某些诊疗方法设置伦理底线,维护病人的生命尊严,不歧视病人,避免以往发生过的诸如手术戒毒、手术切除精神病患者少女子宫的背离伦理原则的医疗行为再次发生。

3.4重视与病人的交流与沟通,认真履行知情同意原则,引导病人参与治疗决策,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3.5促进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结合,提倡临床医学走出医院,进入社区,进入社会,开展健康教育,对常见的慢性病进行行为干预,积极推动医疗保健与全民健康管理的结合,进而促进医疗公平的实现。此次研讨会上,南京医科大学的王锦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郭方华,北京玄武医院的李明,中国医科大学的王丽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张万岱、汪能平等教授的发言,就此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应当说,自现代医学从受到人性冷漠批评的那一天开始,医生们和一些医院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克服医学冷漠化的努力。以上医学人文化的种种构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医院或医院某些科室的实践。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和总结医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医学人文化的新成果,现代医学一定能够焕发她昔日那种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光辉。

4为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平台

鉴于当前医学与人文的分离已经是生物医学一个历史时代的现实:医学专业的教学,不讲医学人文;几乎所有专业教材中,没有任何讨论伦理社会问题内容的章节,不关心医学面临种种伦理社会法律问题;医学专业刊物,没有人文的席位,不发表任何人文内容的文章;医学专业会议,没有人文的报告和论文,没有人文的声音;一些医学专业人士,将医学人文视为医学的异己与医学专业不相关或多余的事情,医学技术与人文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医疗技术的运用与实践可以完全避开伦理社会问题。尽管在现时的医疗实践中不时出现一些医生关心医学人文、积极探索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现实的诊疗体制与学术结构仍是排斥人文的。因此,突破此种格局,迫切需要构建两者结合的阵地与平台,为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结合提供机会,为两方面学者的接触提供场所。为此,在会议中一些学者建议向医学界发出如下倡议:(1)在临床学专业课的教材中适当增加阐述涉及该学科伦理问题等人文内容的章节;(2)在医学专业期刊上设置人文专栏,发表医学伦理等人文内容的文章;(3)在医学专业学术会议中开辟医学人文讲坛;(4)在内、外、妇、儿、影像等临床教学中安排适量学时的人文内容的授课;(5)邀请临床医师参加医学人文方面的学术会议,也邀请人文学者参加医学专业的会议;(6)提倡人文学者主动与临床医师交朋友,加强人文学者与医师之间的交流;(7)人文学者主动参加疑难病例的会诊和医患纠纷的案例研究。20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的小说家、分子生物物理学家兼政府官员查尔斯•P•斯诺发表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斯诺以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双重身份,呼吁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加强联系与合作。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分化成两个群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是乱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5]243“双方的相互不理解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5]246他指出,这种分离及整个西方世界,尤以本英国更为明显,其原因:“一个是我们对教育专业化的狂热信仰;另一个是我们倾向于社会形态的具体化。”[5]249他认为,“这样的两极分化对大家来说只能造成损失,对人民,对社会也是一样。”[5]246因此,他呼吁实现两种科学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论文格式合,呼吁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加强合作,加强相互交往。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当然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5]249此次会议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大庆、丛亚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涂玲,广州医学院的刘俊荣,南京医科大学的孙乐栋等教授发言,也证实了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改变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分离的状况,实现两者的结合。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学与人文的分离与结合的课题,不也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与结合的问题吗?加强这两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为他们相互沟通创造条件,不正是促进两者结合的最佳途经么?

5提高临床医师的人文素养

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的结合,有赖于医师们对当代医学人文缺失弊端的深刻了解,有赖于他们对人性化的医疗实践的探求,有赖于他们对医疗技术及技术结构的不断改进与革新,而这一切的基础,取决于医师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文水平的医师,就有什么样的医疗人文水平的诊疗实践与服务。医师的人文素养与品格包涵的内容较为广泛,一般地说,以下几方面最为重要。首先,是对医学人文观的全面理解与认知,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是医学人文的基础,也是医学人文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医学人文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视生命如蝼蚁,对危在旦夕的生命没有怜悯之情,对那些带着期盼与乞求的病人无动于衷,对那些痛苦难忍、呻吟之声不绝于耳的病人路若旁人,那是没有医学人文可言的;其次,是人文服务的热情及诚挚的服务态度,对病人的亲切关怀与体贴,从言语到医护人中的一举一动,使病人感到关怀与体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生命与健康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这是医学人文的情感力与感染力;第三,是医疗服务过程中人文的执业能力。因为医师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着病人转,都要多次接触病人,要与病人交谈,要和病人的家属沟通;要了解国家的相关医疗政策、法规与其他有关方规定,同时要了解与治疗相关的伦理、社会、法律、经济方面的知识及如何实际运用这些知识;要处理医生、医护之间的种种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就必然养成医师之方面的执业能力。如“人际沟通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情绪调控能力,人性化服务能力,医德认知能力,医德修养能力,危机处理能力”[6];此次研讨会上,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曹永福教授做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医师的执业能力应包括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人文服务能力、和谐行医能力、依法行医能力等五方面的能力。从我们观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以为,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和水平,在诊疗实践中最影响诊疗效果的执业能力较迫切和重要的是:对影响疾病与健康的人文社会因素的发现与分辩能力及采取相应的对策能力;对医疗决策中涉及伦理、社会、法律、经济问题的认知与处理能力;危重病情或某些紧急事件应变能力。我们以为,这方面的能力有无,基本上反映医师执业的人文水平的高低。此次会议上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赖永洪教授对医生执业能力的培训工作的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涛教授关于医学人文管理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医院人文管理,对于促进医学的人文化与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医学的人文水平,不仅体现在医师的人文执业水平,同时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医学自身的人文水平高低,而医学人文水平,又与医师的人文水平是正相关的。医师的人文素养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促进医疗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能力,即对医疗技术本身的人文性的谋求与探索的能力。就当前在临床中实际运用的许多医疗技术而言,虽然它们在治愈和减轻各种疾病的痛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也存在改进和提高人文性的巨大空间。如目前对各种心脏病的治疗、对癌症的治疗,对肾衰、心衰、呼衰病人的治疗,对截肢病人的治疗,对帕金森综合症和其他一些认知能力消失病人的治疗,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病人痛苦挣扎的面容,都可以看到这些疗法人文关爱的不足。任何一个人文意识强烈和对病人尽职尽责的医师,都会意识到医学在这方面的责任,都会产生致力于改进此种人性不太完满的医疗技术的意愿与要求。事实上,由于一些医师们的努力,许多医疗技术已经在人性化方面做出了成效。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肿瘤综合治疗;开通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的治疗;乳腺癌保乳治疗方法的探索;癌症晚期患者的安宁医疗(包括减轻其疼痛的三级镇痛法);糖尿病从治疗走向预防;在不影响疗效前提下尽量缩小手术切口,微创手术的广泛采用;采用llizarov牵拉成骨组织以避免截肢、重建肢体功能等等,都是人文精神渗透到医学技术中的成功范例。这是医学最高境界的人文关爱,也是病人对医学最迫切的期待,我们应为此而努力。超级秘书网

6向人文科学注入科学精神

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还包括向人文注入医学科学精神,使人文精神科学化。当前在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的呼声中,我们人文学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而影响人文学科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以人作为主体对象的人文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域,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7]5人文学科是评价性而描述性,人文学科的内涵是它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的人,“人文学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与价值观,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生活在之源。”[7]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挥人性的场所或器具。”“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以自我认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7]6因此,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也不能排斥科学,相反它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依托科学,医学人文学科的对象和基础是科学。因此,作为医学人文学科,只有与医学科学结合,将医学科学精神渗入其中,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引领医学发展方向、为医学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的作用。这就要求医学人文学要走进医学,特别是要走进临床医学的各学科,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学科领域中的人文社会问题,找出人文与医学科学的交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充实的、紧密与医学科学相结合的各医学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唤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唤对人、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医学科学的各种实践体现对人和生命的关爱,这正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软肋。医学人文学科能够从哪些方面吸取医学科学精神的营养呢?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关注医学发展中的新观念、新成果,及时探讨各种新观念、新成果在应用中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这些医学成就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将之纳入人文学的研究范围;其次,是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引进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一些人文课题,不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做定量的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中特别关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新成就。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8]当前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面临一些争论不休的课题,如果能提供数量的分析,医学人文学的信服力与吸引力将大大提高;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尽管人文学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对一个病人诉说病史的描述,对某一医患对话进行描述,对医生诊疗活动进行描述,并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的医学人文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关于人文主义的科学实验研究,也可视为人文学科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学科之一的心理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费希奈(GustavTheoderFechner,1801-1887)创用实验方法,以物理刺激的变化转化为心理的经验的历程;20世纪初,H•艾宾浩斯(1850-1903)就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记忆的研究,从那时起,联想主义的心理学开始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近几年来,神经生理学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动向,即伦理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提出了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在大脑中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伦理道德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发探讨伦理学道德认知的神经科学基础。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神经本质论,即大脑比基因更多的决定我们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这种个人身份对个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对伦理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关注课题[9]。类似这种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呢?正确看待人文学中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是关系医学人文精神要不要科学化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强调非理性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正是唯科学主义将理性绝对化和普遍化,而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测性等。但是,人文主义不应绝对排斥理性,不应将理性视为人文科学的敌人。其实,人文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的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7]23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观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科学的发展,而且认为:新人文主义可以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人们文明的中枢。”“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7]32人文主义当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试图用科学精神武装全部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全部理性化,那无疑会妨碍、毁灭人文精神,但人文主义绝不能无条件的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学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场所理性化,将会给人文科学带来新品质,增加人文学科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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