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这些年元代文学研究方面，文献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应该说，取得很多成绩，队伍也壮大了。但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期。古代，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内是以中国学术为主导的时期。近代，中国是以西方理论为依归的时期。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2011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侯外庐先生、钱穆先生关于中国路径的探索。2012年7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学术交流会议的文章，提出：反省过去二百年的知识结构，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殖民史学理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早已潜移默化，必将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理论界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仍在，西方理论影响更甚。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说，从20世纪初年学者崇拜西方社会理论开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4页）。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已出现关于全球视角的著作。英国巴勒克拉夫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观”理论的先行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问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书中说：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论点并非这本书首先提出，这里引用只是说明这已是公认的看法。2014年4月，清华国学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其中有两位元史专家的文章，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新写法。在全球化视角下探讨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所谓“全球化视角”，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场学术重建的长期工程，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成果，继承中国旧传统的优长，兼顾西方新优长。不是说大家都要来做同类型的题目，研究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们的学风已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学术界不少朋友谈到学术界和高校存在的问题，也谈到学风问题。当前中国学术确实面临危机的问题：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学术壁垒没有改观迹象；行政化领导学术；学术商业化推动；学术腐败严重，道德沦丧；把学术之作看作易事。据报导，全国论文公司的年收入以亿计，一篇论文，不过花几百元，从计算机中搜索有关数据，简单用些套语编排即可。吕叔湘先生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在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中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有的人却认为写文章很容易，计算机打开，中外数据一引，“杰作”就写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绝不查对，根本驴头不对马嘴。读书只看要引用的那几句话，不看首尾，妄下批评。陈垣老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余英时说：“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441页）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5页）。我到了八十岁，回想做学生时老师的教导，我现在想老老实实按当年老师的教导写几篇文章。钟敬文老师说：“不是写成文字，发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围内，有进一步说明的问题。”陈垣老师讲授史源学，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选择萧启庆先生的关于儒户的权威文章，依老师的教导，也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儒户的文字，发表在北师大古籍院主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我又选择夏承焘先生、叶嘉莹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写了一篇关于王沂孙的文字，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现在想好好学习，希望有所进步。

三元代文学学会的学术使命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体育文学发展意识相对薄弱

无论是从远古到现代还是从国内到国外，体育与文学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在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但是，近年来体育文学才以独立形式出现，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体育文学的起步时间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关体育文学方面的形式、内容、媒介、传播等都还不成熟与完善，相关的学者、作家以及广大民众等对体育文学的发展观念还相对薄弱。常言道，意识是实际行动的先导，薄弱的思想观念必然会成为体育文学发展的瓶颈。

（二）体育文学的交流平台不够发达

由于体育与文学分别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内容、属性等都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针对体育与文学的交流平台也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到位，必然会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因为体育文学的壮大离不开体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科，更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但长期以来，文学发展文学、体育发展体育的这种割裂的文化发展状态，使得体育与文学几乎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间的封闭性发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体育文学保障制度的缺失

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体育文学一定不会科学、健康地发展。体育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若想取得长足进步就离不开制度体系方面的维护与保障。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并未构建起体育文学领域的专门保障制度与体系，例如，当前市场上的各种报纸杂志数不胜数，专门性的体育文学报纸杂志却十分罕见，同时，针对体育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著作权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依然不健全。保障制度是确保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体育文学保障体制的缺失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

二、体育与文学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体育文学发展路径

（一）树立体育文学创作理念

体育运动是开展体育文学创作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体育教育主要是以体育训练为核心。而随着现代化体育文学的产生与迅速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逐步改变与突破传统的单一体育训练教育模式，科学合理地融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即促进体育与文学学科的交叉发展，扭转传统的体育教育观念，树立现代化的体育文学发展意识，推动全体民众的体育文学观念，营造良好的、积极的体育文学发展环境。体育文学在意识观念强烈的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必然会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这为壮大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强健国民的身体以及升华思想情操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体育文学创作力度

文学界的工作者，尤其是作家在创作多种形式的文学题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关注体育文学作品的开发与创作，因为一直以来体育文学类的作品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只有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体育方面的素材，才能撰写出更多的优秀体育文学作品。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大力支持作家组建专门的文学创作协会，促进彼此间的体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切磋，从而创作出更好更多的高质量体育文学作品。另外，还可以为体育文学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将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制作成影视作品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推广，扩大体育文学的影响力，推动体育文学的规模化发展。

（三）构建多样化的体育文学平台

积极创建多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平台，推动体育与文学的融合性发展是当前也是今后体育文学的必然发展方向。随着国际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对各种各样体育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当然，广大文学家也不例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体育文学方面。因此，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拓展体育与文学之间的高效融合，搭建多样化的沟通平台是有效途径之一，更是促进两者间的多渠道交流，提升体育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例如，国家相关部分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体育文学创作机构，社会团体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些定期性的沙龙活动，体育领域的学者与文学作家也可以携手创设大型的座谈会等，总之，尽量多渠道的体育文学交流平台对带动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

（四）完善体育文学保障体制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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