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精选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过程的原因

（一）网络舆情是彰显民意的重要途径

当前社会中的焦点、热点事件公众的集体性反应以舆论的形式表现，网络是社会不同阶层真实意愿表达的重要媒介。首先，网络民意表达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信息渠道更直接，以至于网络成为社会群体民意表达和利益沟通的重要场域。其次，网络舆情作为民意的表达更具强烈。互联网传播快速的特性，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提供便利，网络民意的表达更猛烈、更尖锐。再次，网络舆情作为民意表达更具有直接性。网络信息的分布和流动弱化了个人对于团体的依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中。

（二）网络舆情的突发性

同司法行为的程序性具有一定冲突。网民在传播和评价网络事件前大多忽略信息的真实与否，观点掺杂了众多先入为主的非理性观念。网络媒体为吸引公众的眼球需要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播出去，既没有真实来源的确认，更不可能经过缜密的推理。而对于有着严格程序限定的司法行为，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循程序、规则，否则需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法律后果。案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理，网络媒体和网民给予过多的关注和主观预测，对随后的系列司法行为带来很大弊端。倘若依据法定程序办理案件，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三）网络舆情的倾向性与司法行为的专业性之间存在差异

一、网络安全教育的发展阶段及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初步探索阶段。由于互联网来势迅猛，此时的网络安全教育尚在雏形，在实践中发展得非常不完善。也是青少年受到各种网络负面信息毒害最深的时期。此时的网络安全教育方式较单一。封杀不良网站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第二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主动出击阶段。随着网络安全教育意识的增强，硬件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针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络安全教育网站层出不穷。这些教育手段较前期规范和合理，逐步探索出一些符合青少年认知和心理的网络安全教育规律。

第三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深入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综合信息网站的建立和发展完善。这种综合网站比起专门的安全工作网站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使得网络安全教育的有效规律能更好地被青少年所接受。

网络安全教育如逆水行舟，其在不断发展中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在传播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内容摘要：近年来，外汇市场预期对金融市场影响越来越显著，有效监测和管理市场预期对适应国内外变化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当前我国外汇市场预期与舆情风险防控的特征，实证分析影响外汇市场预期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可能引致市场主体行为变化和舆情风险，研究测评反映外汇市场预期指标，并提出市场预期管理和舆情风险防控相关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外汇市场预期管理舆情风险

一、我国外汇市场预期与舆情风险防控的特征

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外汇市场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属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汇率市场在预期的自我实现与增强反馈作用下，容易形成阶段性的单边趋势，这种单边趋势往往造成汇率偏离合理均衡水平，从而产生非理性超调风险。央行、外汇局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在合理的节点上通过向市场主体传达准确信息、消除市场的“噪声”，利用预期管理避免市场非理性和汇率超调，促进汇率均衡稳定。

（一）外汇市场预期的特征

1.预期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外汇市场预期的本质属性，也是外汇市场波动的根源之一。市场信息本身并不能推动外汇市场价格、外汇供求等变动，而是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解读与预期引致其交易行为，并进一步驱动汇率、储备等变量变动。但由于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任意性、有限理性及信息不对称性，外汇市场预期的形成并无固定规律可循，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2.预期主体的异质性。基于不同市场主体知识架构、风险偏好、期望效用函数的差异性，各个交易者对汇率、外汇供求变动会产生异质性预测，且不同主体间的预期差异是显著的。其中，专家学者的外汇预期形式更接近理性预期，个体预期则倾向于适应性预期，而社会公众预期更接近有限理性。3.预期过程的传染性。基于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外汇市场预期会从某些交易主体向其他行为主体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向预期，从而强化既有预期。外汇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一旦形成，在短期内较难转变，长期内预期值与实际值相互印证反馈会使前期的预期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一篇：传播学视角探究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及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以新媒体为研究背景，针对目前的网络舆论现状，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从而为政府提出应对策略，构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传播学；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应对

人们在20世纪末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时，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可以社交，可以通讯，可以自由言论，可以匿名表达，公众的话语权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人们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存在交叉，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举动不会影响现实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些网络事件的发酵，各种声势浩大的网络声援，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开始延伸到现实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应用普及，人们开始发现，虚拟的网络世界也可以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而伴随着云技术的发展，人们用大数据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产生的海量数据，网络上的舆情信息也被描绘成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全息图，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的研究。

一、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规律

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规律，网络舆情的传播也一样。人们每天在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平台上成千上万的事件、讨论各行各业的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在新媒体平台上出现的事件、议题都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能够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任何一个事件或议题所引发的舆论效应，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消失的生命周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事件或议题能够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需要经历起源、发展、高峰、消失这些关键“节点”。

［摘要］政府回应是实现政民有效互动的关键环节，是实现民主治理的核心要义和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维度。技术生态的变革使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政民角色及其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应运而生。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使公众议程中的讨论议题快速进入政府议程，这一社会倒逼型政策建构模式对于优化政府治理和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政策质量、政府权威、程序规范和回应效度等方面存在风险。因此，政府应注重前瞻性决策，引导多元参与，发挥平衡协调作用，并加强信息甄别和规制不同主体行为，助力提高回应实效。

［关键词］网络环境;政策议程设置;回应;风险

政府回应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是实现政民有效互动的关键环节。在国家存续的任何发展阶段，政府都会对社会公众的呼声和诉求有所回应，当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政府回应的广度、深度、频度以及回应的方式、动机和效果会有较大差异。在相对集权和专制的政权下，政府回应是一种低度的回应，往往是政府履职过程中的偶发行为，且与当政官员的个人作为密切相关，并未形成一种制度化和长效性的机制。现代社会里，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实现民主治理的重要环节和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维度。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政府能够持续地回应民众的偏好。”［1］1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府回应主要和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即候选人为了赢取选票而在竞选中依据选民诉求做出某种承诺，并在当选后一定程度上将这些承诺体现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以便获得认同并有助于其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选票。在此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实质性利益诉求是被裹挟在竞争性选举的政治过程中的，因此而产生的政府回应，若要在具体的施政方案中体现，需要很多的中间机制。也就是说，这一回应性是通过一个长长的链条来实现的，其中涉及多个阶段的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结，只有当制度安排有效地支持了每个阶段中的行为并促进了这一链条上的每个关键联结时［2］，预期的效果才能达成。所以，这种借助选举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府回应形态会产生回应性不足、回应效果大打折扣的问题。现如今，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对政府回应的关注已经超越了选举这一环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回应问题日益凸显。事实也表明，无论从民主价值的实现还是从治理绩效的提升来看，政策制定环节的政府回应都至关重要。政策制定的过程是涉及议程设置、备选方案和决策等多环节的复杂过程。行政生态的变革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创造了诸多条件，其中技术生态的革新使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政民角色及其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应运而生。

一、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网络环境下政府回应的新形态

(一)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提出

政策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是政策问题输入决策系统并转化为政策产品输出的关键“门槛”，受政策资源、政府能力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影响。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策议程设置直接决定着哪些社会问题能够成为政治系统关注的焦点，更能体现政治系统的回应性［3］。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政策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理论成果颇丰。其中，美国学者Cobb等和国内学者王绍光提出的模式最为本领域研究者熟知①。在不同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角色以及互动方式各不相同，其中体现的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度差异也较大。总体而言，政治体系越封闭，政府独立自主地进行议题判断和议题选择的情形越普遍，政府回应越存在界定需求不精准的局限。反之，政治体系越开放，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越频繁，信息沟通越充分，政府回应与公民需求的一致性越高。但在前互联网时代，绝大多数的政府回应只是作为议程设置过程中的要素和环节之一存在，完全以回应社会关注或诉求为原动力并在短期内将原本不属于政府计划的议题提上日程的情况是极少的。但是，网络的普及和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积累了大量未解决的矛盾，公众的关注点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利益矛盾凸显，社会结构性失衡问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沟通机制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降低了人际互动成本，像催化剂一样极易使公共事件放大并使社会舆论聚焦，从而使政府面临更大的管理压力和政策挑战。传统政策议程设置的规范过程和理性程序受到冲击，受以某焦点事件为指向的舆论压力驱动的议程设置不断出现。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识别问题、解释问题、确定排序，而是需要即刻应对和解决那些已经直逼面前的问题，快速进行问题合法化并提上议程，以缓解政府压力，满足公众的关注需求。这逐渐演化为一种公共政策设置的策略模式，即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