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第1篇

（一）网络舆情是彰显民意的重要途径

当前社会中的焦点、热点事件公众的集体性反应以舆论的形式表现，网络是社会不同阶层真实意愿表达的重要媒介。首先，网络民意表达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信息渠道更直接，以至于网络成为社会群体民意表达和利益沟通的重要场域。其次，网络舆情作为民意的表达更具强烈。互联网传播快速的特性，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提供便利，网络民意的表达更猛烈、更尖锐。再次，网络舆情作为民意表达更具有直接性。网络信息的分布和流动弱化了个人对于团体的依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中。

（二）网络舆情的突发性

同司法行为的程序性具有一定冲突。网民在传播和评价网络事件前大多忽略信息的真实与否，观点掺杂了众多先入为主的非理性观念。网络媒体为吸引公众的眼球需要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播出去，既没有真实来源的确认，更不可能经过缜密的推理。而对于有着严格程序限定的司法行为，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循程序、规则，否则需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法律后果。案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理，网络媒体和网民给予过多的关注和主观预测，对随后的系列司法行为带来很大弊端。倘若依据法定程序办理案件，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三）网络舆情的倾向性与司法行为的专业性之间存在差异

网络媒体大多处于自身利益需要，为更好吸引公众眼球或者引导公众舆论方向，部分舆论传播人为了使报道引起轰动效应，令事件更具吸引力，撰写容易引起关注的事件或事件的片段，在语言表述和相关评论中夸大其词，带有明显倾向性，违背报道的客观真实性，诱导公众作出错误的判断，造成了“媒体审判”，极大的损害法律权威。司法行为中司法机关所认定的事实为“事实充分、证据确凿”，是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依据证据规则对比、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所认定的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具备专业性与严肃性。网络信息的主观倾向性特点和法律认定专业程序性特点之间在事实认定上产生的矛盾引发了网络舆情对司法的负面效应。

二、构建司法过程与网络舆情良性运转机制

（一）有效借助网络舆情的积极影响

1、拓宽多种与网民沟通渠道，引导其积极并适度参与司法监督。应当进一步加大网络媒体的利用程度，利用各种网络群体的动员效应，辅之以拍客、播客、博客的冲击作用，及时澄清虚假网络信息及舆情信息。公民只有充分地享有言论自由，才能充分调动其参与法治监督的积极性，从而使监督意识深入人心。必须有效利用互联网时效性高、跨地域性等优势，主动提供多种途径将适合公开的热点案件司法过程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调动其参与司法监督的积极性。

2、及时援引社会主流意见，引导网络舆情良性发展。司法部门应当大量引入具有权威性的社会主流意见，增加其可信度和说服力，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作用。社会主流意见主要是政府态度以及专家或专业组织的见解等等，网络舆情管理人员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主流意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舆情的引导作用；政府的态度在民众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在重大问题上，引入政府机构的权威信息，或者政府官员接受网民咨询，在网站上进行详细解答，就会排除疑惑，引导舆情良性发展。另外，专家和专业组织在本领域内的权威性也使其发表的见解具有某种权威性和指导性，邀请专家和专业组织参与网络讨论，同样能起到一种引导性的作用。

3、提升网民的综合素质，优化监督效率。广大网民的文化层次、理解能力参差不齐，对司法程序和相关法律常识的了解极为有限，很多评价是以社会生活常理和道德因素为基准，并掺杂过多的个人情绪和主观偏见等非理性因素，因此应当有效利用网络传播范围广的优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向网民讲授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其正确、有效地行使监督权，提高网民监督效率。

（二）积极克服网络舆情引发的不良效应

1、引导网民抑制社会不良倾向。舆情传播的道德环境及网络成员的道德状态、自律程度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上的发言主体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个人，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其发表舆情的文明程度，应当强调公众及网民的责任，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养成发表评论应当理性、公正、客观、谨慎的习惯，做到严格遵守网络内部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发表、不轻信、不传播没有可靠信息来源的网络传言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帖子，防止网络舆情秩序混乱，抑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不良倾向。

2、及时排除网络中的非理性因素。网络舆情聚集了网民的个人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意见更容易被网民认为是正义的言论，司法过程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分析并作出判断的过程。司法机关不能仅凭舆情信息就对案件作出法律判断，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进行公正裁判。既要运用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又要使事实的认定过程公正透明。法官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在裁判案件时不但要独立于权力，也要独立于网络舆情，实践公平正义，拥有坚定的法律信仰。

3、健全舆情分析引导机制，消除“网络舆情审判”。网络舆情具有情绪化、容易被人利用等非理性因素，再加上司法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公众极易被误导，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引导梳理机制：一方面司法机关内部设立网络评议制度及网络首席评论员制度，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使网络成为司法过程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平台；另一方面对于各种负面评论、舆情信息，司法机关要及时合理地回复、解释，加以合理引导，从而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司法过程，合理监督，消除误解。此外，必须坚持司法职能的独立性，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要排除不当干扰，独立于网络舆情，保证司法公正。

（三）构建司法过程与网络舆情良性互动机制

1、健全网络安全立法，规范网络行业法律责任。我国互联网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立法远远滞后。立法机关必须结合网络舆情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过程，提高与网络有关法规的层级，为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健全网络立法，形成系统、有序地调整网络舆情的法律体系，将司法机关、网络媒体、网民等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强化网络经营者的责任，网络经营者应对其主动的资讯、信息内容的合法性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谨慎核实，如果未尽到谨慎义务而了侵权信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建立舆情信息监测机制。建立舆情监测制度则是系统地做好司法机关与舆情良性互动的前提。第一，设置专门的网络舆情监管部门，专业人员监测舆情，收集、处理涉及司法过程的网络言论和全面的舆情信息。与此同时，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规范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工作的流程和内容；第二，建立快速反应核查机制。经过筛选舆情后，报送相关领导参阅，确保涉法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舆论热点，使舆情的级别和程度得到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和全面的掌握。根据舆情信息反映的内容和情况，准确查出该舆情信息产生的原因，认真核实舆情反映的问题，进而对网络舆情的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快速核查，迅速办案、结案，加大司法工作效率。

3、完善司法过程网络信息机制。首先，司法机关应主动与国内外知名网络媒体合作，保障大量权威、可靠信息在网上，并将权威的信息进行汇总，拓展良性信息的辐射空间，从而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形成良好的传播环境，使之发挥其良好的监督功能；其次，法院应建立相关内部机制，保证及时向社会网络媒体关注的司法过程的相关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敏感的司法案件，抢占舆情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尤为重要，及时信息，多种媒体同时报道，使民众很快了解真相，最终案件得以顺利审判，使公众信服。

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第2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初步探索阶段。由于互联网来势迅猛，此时的网络安全教育尚在雏形，在实践中发展得非常不完善。也是青少年受到各种网络负面信息毒害最深的时期。此时的网络安全教育方式较单一。封杀不良网站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第二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主动出击阶段。随着网络安全教育意识的增强，硬件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针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络安全教育网站层出不穷。这些教育手段较前期规范和合理，逐步探索出一些符合青少年认知和心理的网络安全教育规律。

第三阶段是网络安全教育的深入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综合信息网站的建立和发展完善。这种综合网站比起专门的安全工作网站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使得网络安全教育的有效规律能更好地被青少年所接受。

网络安全教育如逆水行舟，其在不断发展中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在传播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育内容单一、传播效率差强人意。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传播。新媒体信息的快速、活泼，甚至是夸张的表述吸引着青年人的极大兴趣。而传统的安全教育内容由于缺乏鲜活生动的形式和内容，被各种网络信息冲击得几乎没有点击量。教育效果必然难以令人满意。

第二、教育形式单薄、缺乏有效传播手段。网络安全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安全教育，在具体实践上必须充分考虑网络传播和受众的心理特点。简单的单向灌输说教方式亟待向互动模式转变。如何体现网络的优势，把视频、对话、演练互动，甚至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网络安全教育中去是急需解决的课题。

第三、教育内涵肤浅、传播效果流于形式。部分网络安全教育的网站后期维护乏力，内容陈旧单一，不具有时代性和新颖性，难以起到吸引思想活跃、接受力强的青少年群体的作用，更无法起到提高他们的安全觉悟的作用。第四、教育者素养欠佳、传播品质受限。网络安全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媒介意识不强，处理媒介信息能力弱等问题，所以，高校安全工作者必须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网络安全教育具备“媒介化”特质的意识，培养较强的传播能力，具备较高道德媒介水准，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二、加强和改进网络安全教育传播机制的途径

网络安全教育工作要在坚持服务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树立新观念，尤其是在传播机制方面要革新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网络安全教育工作的需要。

第一,建立有思想性的网络安全教育话语传播体系。语言符号作为传播的基因是思想的重要载体。话语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相辅相成。任何话语体系都表达一定的思想观念，而任何思想观念又需要一定的话语来传播。所以想要走出脱离青少年实际的困境，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思想理论体系上。用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气魄的话语体系表达的教育内容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其传播力是不一样的，竞争力和感染力及影响力自然也不同。

第二,规划科学合理的网络安全教育传播议程设置。在传播学中，议程安排有其专门的学科意义，它指的是媒介的一项包罗广泛、作用突出的功能，即为公众安排议论的话题，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自网络舆情兴起以来，传统意义上人为主导的议程设置受到阻碍。网络传媒的自发性及革新性使得传统网络安全教育者在对舆情引导上面临诸多困难。议程设置有一个规律，叫反向规律，如果主体只说好的，它必然朝相反方向走。在网络安全教育的议程设置上，除了传统内容，应以更加宽广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网络议程设置中来，与受众加强互动。避免单一和只做“表扬文章”的传播。网络传播不是主观想传就能传播出去的，必须制造受众的兴趣点，只有受众对议程主体产生兴趣，才能从内心接受。

第三，引导网络安全教育中舆论领袖的作用。在人们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人物，被称为意见领袖，也称舆论领袖。在青少年关注的网络世界中活跃着这样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思想活跃，积极发表见解，具有强势“话语权”。他们是网络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枢纽，通过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网络安全教育舆论风向标。他们多为在新时期网络“草根”中崛起的“明星”，却对青少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们称之为网络舆论领袖。针对网络“舆论领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校园舆论的特征和规律，为塑造和谐文明的网络文化，开辟网络安全教育的新局面做出贡献。借鉴传播学的“舆论领袖”理论，可为网络安全教育者带来以下启示：一是在现实中是要突破传统做法上的网络安全教育管理者队伍的瓶颈，将藏于青少年中的“舆论领袖”寻找出来，通过动员他们参与到网络安全教育中来，充分发挥这些他们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为提升传播效果服务。二是除了对现有的网络“舆论领袖”进行积极的干预和引导外，培养更多新的代表青少年群体进步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言论的“舆论领袖”，也是促进高校安全教育发展，建立良性传播舆论导向的一个可行之道。

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以新媒体为研究背景，针对目前的网络舆论现状，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从而为政府提出应对策略，构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传播学；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应对

人们在20世纪末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时，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可以社交，可以通讯，可以自由言论，可以匿名表达，公众的话语权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人们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存在交叉，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举动不会影响现实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些网络事件的发酵，各种声势浩大的网络声援，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开始延伸到现实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应用普及，人们开始发现，虚拟的网络世界也可以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而伴随着云技术的发展，人们用大数据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产生的海量数据，网络上的舆情信息也被描绘成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全息图，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的研究。

一、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规律

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规律，网络舆情的传播也一样。人们每天在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平台上成千上万的事件、讨论各行各业的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在新媒体平台上出现的事件、议题都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能够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任何一个事件或议题所引发的舆论效应，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消失的生命周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事件或议题能够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需要经历起源、发展、高峰、消失这些关键“节点”。

（一）焦点事件或议题的出现是网络舆情的起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在为社会转型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暴露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如腐败问题、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事件或议题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缓解压力、发泄情绪的有效平台，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这些事件或议题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联系，寻找情感共鸣。因此，人们在网络上发表观点或意见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这种释放内心压力、自我心理平衡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机制。因此当一个认同者众多的声音出现时，那些反对的声音会由于弱小而倾向于保持沉默，就会在新媒体网络上逐渐形成意见领袖，形成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网络舆情形成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到来了。“沉默的螺旋”模式中，那些表达后被认同的意见，或者人们为了避免被孤立而表达的意见，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舆情是大多数人意见集中的一种体现，也是公众议程的一种体现。

（二）意见领袖推动网络舆情发展

在网络传播环境中，人们大多数只是网络信息的浏览者，即使对事件或议题进行评论也是基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于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在虚拟的网络中属于沉默的一方。如果某些焦点事件或议题与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反差较大或高度一致时，人们对事件或议题的关注度就会提高，使得传播时间延长，此时会有部分公众在事件或议题的不断发酵中，成为网络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从而逐渐成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意见领袖的观点一旦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就会引起公众崇拜，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而意见领袖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扩散，从而逐渐推动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焦点事件或议题由于意见领袖的积极扩散，使得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舆论漩涡，网络舆情形成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到来了。

（三）舆论风暴潮的出现

随着焦点事件或议题的持续立体传播，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会与网民进行互动，此时意见领袖的评论和意见开始聚集起来，并且逐渐向外扩散，引发更加广泛的意见讨论，使更多的人参与对事件或议题的传播和讨论。这种由于意见碰撞聚集而形成的舆论思潮开始引起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使得对事件或议题的关注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走向现实。随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联动传播，那些符合绝大多数人心理意见的言论会形成统一的意见，并且逐步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网络舆情的高峰节点也随之出现。事件或议题的发展也开始从虚拟的网上世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动，网络舆论风暴由此形成。在强大民间舆论的支持下，政府开始介入舆论风暴潮，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开始了一场拉力赛，在相互的拉力过程中，关于事件或议题的舆论规模进一步被扩大，网络舆情的高峰节点真正形成。

（四）网络舆情的衰退拐点

当焦点事件或议题得到有效控制或缓解的时候，新媒体舆论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开始逐渐消失。网络舆情的衰减程度与事件处理速度和信息公开程度成正比，当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或主流媒体的信息能够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或者主动设置议题进行舆论引导时，新媒体舆论的效应就会发生改变，关注度也会随之衰减。但是如果事件当事者不能掌握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任由舆情不断发展或在应对舆情时措施不力，则会使公众从根本上怀疑政府的处置能力和信息方的公信力。因此，即使焦点事件结束，舆论也不会马上消解，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形成次生舆论。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事件的当事者需要进行信息补偿，额外提供有效信息化解矛盾，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逆转网络舆情的再次扩散。

二、从舆情形成规律思考应对之策

《鹖冠子》世贤第十六中曾记载：魏文王问名医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中国古人的智慧，对目前的网络舆情应对同样有借鉴意义。[4]根据网络舆情的形成规律、所处阶段和受关注程度不同，像治疗疾病一样，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实施网络舆论的引导。

（一）建立舆情事件预警

在舆情事件的发生初期，由于其变量微小，影响力并没有开始显现，此时政府介入舆情事件的解决，既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又可以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将舆情事件的发展变为对政府的正面宣传。因此，建立预警机制就是对有可能引起舆情事件的各种要素、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机征兆，利用网络的大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动态监控，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要素、类型及危害程度，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预测舆情事件的发展趋势，同时向相关部门发出危机警报。这种舆情事件预警机制的建立，体现了扁鹊大哥在病发之时的治疗之法。

（二）舆情事件发展中期以疏导为主

任何的舆情事件，在其发展初期，都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因此，如果在新媒体舆情事件的发展初期，并没有得到有效预警，各种不同的局部优势意见就会逐渐形成，开始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进入舆情事件发展的中期阶段。在此阶段，网络舆情的传播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传播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此时采取大禹治水式的舆论疏导策略是处理舆情事件的上乘之策。因为，在信息传播高速发展的现在，任何强行封锁消息的做法都有可能激起网民更大的好奇心，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引起民众公愤。因此，面对新媒体舆情事件发展到中期阶段，最好的策略是不回避，进行正面疏导，这也是扁鹊二哥在病起之时的治疗之法。

（三）亡羊补牢处理舆情事件的风暴潮

新媒体舆情事件的发生之初，可能只是起源于一条微博、一条简单的留言，好像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但随着网络平台的快速传播，这些微小的信息，如果在舆情事件开始之初和发展期间，没有及时预测加以引导和疏通，则有可能迅速扩大成舆论的风暴潮，给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这就犹如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那只蝴蝶，在翅膀扇动两周后可能在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一样。因此，亡羊补牢的方法也许是对舆论爆发后的处理策略，而且如果亡羊补牢的方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也许断尾自救是最后的解决之策。

从传统的传播学视角看，舆情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而在新媒体传播的环境中，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则完全颠覆了传统舆论的线性形成模式。任何一个微小的变量在传播过程中都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事件发生，甚至会演变为强劲的舆论风暴。因此，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政府要遵循其形成和发展规律，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使得网络舆情从无序逐渐转变到有序的轨道上，只有把政府的执政理念、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受众的知情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有效解决舆情事件、引导公众舆论的最佳策略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新媒体舆论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12-117.

[2]万龙康钊.试论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引导——以“厦大教授吴某诱奸女学生”事件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5（5）：171-173.

[3]刘新业.新媒体环境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传播特征嬗变[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558-560.

[4]匡文波.论新媒体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及其对策[J].国际新闻界，2009（8）：72-75.

[5]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223.

作者：刘新业

第二篇：传播学视角“网络移民”现象思考

摘要：“网络移民”现象是近些年来广泛流行的一个新型名词，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兴起才导致的现象，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从相关内容、媒介特征、受众需求等方面分析“网络移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并深度分析“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对受众群体和新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当前新媒体形势下，对于新媒体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和受众行为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网络移民；传播学视角；信息技术

在互联网发展的前期，大众开始认识电脑和移动通信时，有一大部分用户已经开始进互联网，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发展，不少用户又移动到互联网时代，到2011前后，各大App的兴起，不少用户又开始“移民”到云端。除此之外，不少用户也在互联网内不断的迁徙，从论坛、贴吧、博客、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视频网站、App之间进行转移，从QQ到微信、微博，掀起一次次的“网络移民”的风潮。

1造成“网络移民”现象发生的原因

1.1网络传播途径更加方便

由于网络媒体的快速普及发展，移动媒体是大多数人作为上网的首选，大量的第三方应用程序被人们使用，根据有关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下半年，我国宽带互联网网络凭据下载速度达到3.53mb/s[1]，相比于之前的速率提高了两倍不止，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速率还会有极大的提高。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前期阶段，用户的网络移民程度比较深，大多数用户都是在某一个论坛里玩久了就换一个地方再继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在APP应用软件中不断的转移，从传统的论坛、博客到开心网，从QQ到微信、微博，新的社交工具的出现在丰富了人们眼界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们交流与沟通的便捷度，而在网络应用工具的不断创新中，有人逐渐产生厌恶导致抽离，再运用新的社交工具，如此长久循环的发生[2]。在移动网络媒体中出现的网络移民现象中，随着App应用软件的面世，有不少轻型的App也开始进入市场，例如微信的公众账户和百度的轻应用，这些应用在一定基础上具有更加实用的特点，完全替代了传统App的功能。因此，在App的发展方面，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迎合市场的传统App已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媒体产品，因此，这也是导致网络移民现象发生的基本原因。

1.2受众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大

应用软件在市场持续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流量的不断增大，而流量的保持则需要来自受众群体的支持，而获得受众群体的支持只能是用户在进行使用时是否有让受众群体感到满足，一旦受众群体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则是应用软件的市场，这个理论从受众群体角度出现，在开发应用软件时，要多研究受众群体的目的和动机是否能够得到满足[3]，而受众群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的，因此，应用软件的使用正是为了满足受众群体的个人需求和愿望。而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往往与受众群体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当下最为火热的应用微信为例，微信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很多新媒体产品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所决定的，微信背后有着强大技术团队的支撑，运用智能手机作为一个载体，重视客户的体验效果，融合了多数内容，其次它同时扩大了语音和视频的相关功能，人们在使用微信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微信的使用是没有限制性的，所以微信开始流行。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微信功能的齐全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因此在其他相关应用软件中徘徊的受众也纷纷移民到微信。

2“网络移民”给新媒体带来的冲击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的媒体产品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旧的网络工具开始产生厌倦感，对新出的网络产品存在着新鲜感，这类模式不断的循环，这种“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极大的提高了新产品的关注度，也更加明确了受众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从受众群体的角度来看，受众群体不论怎样进行转移都是在网络媒体或新媒体中转移，人们宁肯做一个低头族与陌生人互相评论，也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多说几句话，在虚拟网络中人们过度依赖了网络，淡化了现实的交往，显示交往的减少则会导致人们的交往技巧降低，社会归属感减弱。由于网络技术发展的方便性和快速性，以至于很多在现实中的人际交流也被很多人所忽视，人与人之间缺少面对面的交流，有的甚至出现当面对面的时候还在不断的使用应用软件，人们将应用软件作为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讲感情、沟通都建立在应用软件上，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容易淡化现实感情产生疏离感。这种现象的产生还会导致产生“宅”一族的群体产生，这一类情况大多发生在“80后”“90后”身上，这一类年轻人渴望与世界有交流，但对现实中的人却不愿进行互动，他们身上的情感往往寄托在网络上，这一类人的内心世界就好像是一个灌状的容器，是具有封闭性和孤独性的，要想深入的走进内部是很困难的，因为容器的自然属性是不愿走出去也不愿意让别人走进来，于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最合适的选择是其拥有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

3结论

“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绝大多数也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与现实的交流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在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应该要学会分别网络与现实的不同，要尽量远离网络，多注重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何晶.媒介与阶层——一个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进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78-93，127.

[2]姜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地图与中国国际传播规划的转向[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3-95，131-132.

[3]孙亚光.传播学视角下的“网络红人”现象探析——以“犀利哥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2（9）：40-41.

[4]殷晓蓉.空间、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人际传播学的涉入和流变[J].当代传播，2014（3）：21-23.

[5]姚慜.从传播学视角探析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红人”现象[J].铜陵学院学报，2014（4）：87-89.

作者：李宁 单位：兰州大学

第三篇：传播学视野网络自制节目的创新之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日渐成为大众常用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传统综艺节目在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播放形态中举步维艰，从而催生出新的综艺节目形式，即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网络自制节目是指突破传统电视制播模式，由网站自己策划、选题，通过后期的剪辑制作的节目形式。《奇葩说》是爱奇艺公司自制出品的，定位为说话类综艺娱乐节目，自2014年11月底上线后，总点击量已破亿，迅速占领各大社交平台话题热搜榜，2015年6月，顺势推出第二季，2016年3月推出第三季，在网络自制综艺节目中表现极为突出。本文以传播学“5W”的经典理论为基础，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效果方面，以《奇葩说》节目为例，探究网络自制节目的发展之道。

一、“吸睛”的视觉主体

（一）色彩鲜明的动画开场

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提出“注意力经济”概念，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的社会，互联网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但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以奇葩说第二季为例，片头色彩鲜明，形象夸张的动画短片，三位主持人以卡通头像方式本色配音出各具特色的口号，形成鲜明的视觉主体，从而充分刺激受众，形成聚拢效应。

（二）特色突出的传播主体

《奇葩说》中的传播主体为主持人与选手两大阵营。核心主持人马东担任过中央电视台多档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后任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他在《奇葩说》中迅速的反应，幽默诙谐的斡旋方式使整档节目异常出彩。蔡康永作为台湾知名主持人，儒雅温馨，娓娓道来。高晓松为知名音乐人、清华大学才子，学识渊博，言语独到犀利。三位名嘴特色鲜明的主持风格形成戏剧冲突，同时优势互补。尤其是在第三季中，高晓松、蔡康永作为导师带来团队作战的赛制后，节目本身更具看点。《奇葩说》中特征鲜明的“奇葩选手”成为另一传播主体，《奇葩说》在选手筛选上充分满足受众需求。范湉湉、肖骁等表演型辩手常以夸张的服饰及风趣幽默的表演将辩论观点以引人入胜的视觉化方式呈现。马薇薇及第三季中出现的黄执中等专业辩手以严密的逻辑、出色的辩论技巧使受众折服；第三季中出现的王嫣芸等“奇葩”以网络红人的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吸引观众。

二、传播渠道联动

《奇葩说》并非仅仅将互联网作为内容播出的渠道，还通过“爱奇艺”APP手机客户端观看，通过微博、微信、人人等新媒体社交平台，进一步增大用户黏性及节目的影响力。《奇葩说》节目每周五上线，上线前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朝阳公园东七门儿）等新媒体上节目预告，嘉宾或辩手的微博账号会有提示，观众可通过微博直接与选手或嘉宾互动。同时，《奇葩说》会在新浪微博中同步推出相关的讨论话题，吸引观众。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奇葩说》节目预告选手的相关内容。

三、受众定位清晰

内容上“90后”元素突显。《奇葩说》一上线，就以明确的受众定位示人，恶搞电影开场的警告，并配以“40岁以上人士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将节目的受众明确定位为“90后”。第一季海选中马东、高晓松、蔡康永身着苏格兰长裙、白色袜子等，充分契合“90后”青春、热情洋溢等性格特征。节目中的语言风格倾向“90后”，常用网络语言，用词大胆夸张，如“youcanyoubibi”等，以大胆新奇的方式契合“90后”猎奇好刺激等心理特征。

四、内容定位得当

《奇葩说》栏目本身定位于中国首档说话达人秀，在节目中主持人常以幽默的方式宣传“我们是一档严肃的辩论节目”。栏目以导师带队，正反方辩论的形式，一改传统辩论节目的严肃枯燥，以选手突出的表现力，犀利的语言、新异的观点提升了节目的质量。从辩题的选取上，迎合受众“90后”或“80后”的定位，涉及情感的辩题占绝大多数，在25期的节目中，“婚后遇此生挚爱要不要离婚”“伴侣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少的”等12期左右，“如果一个月以后是世界末日，该公布还是不公布”“长生不老是不是一件好事”等伦理类4期；关于工作相关的话题“同事能力弱，力不力挽狂澜”“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2期，其他人文与生活类共7期，包括“该不该催好朋友还钱”等。从辩题内容的选择上，《奇葩说》采取了大数据的方式，广泛征集网友辩题，然后进行筛选，从节目效果上看，情感类、伦理类、生活类三大类题材能较大程度引起观众的共鸣。

五、广告创新

作为标杆级的互联网节目，《奇葩说》从第一季到第三季获得很多商家青睐，第三季的广告招商费用高达3亿元，相比第一季的5000万元，猛增了600%。《奇葩说》广告模式为网络广告提供了进一步参考。《奇葩说》栏目中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将广告融入主持人的开场白中，嘉宾话题的讨论中，以及话题引入的小品片段中，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巧妙地将品牌广告深度融入节目中，使观众印象深刻，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一）声音植入

《奇葩说》中挑大梁的主持人马东独创的“花式口播”方式将观众反感的广告变为充满欢乐，与节目调性融为一体的幽默段子。主持人马东经常在栏目中见机行事，临场发挥，见缝插针，口播广告，通过不同情景下广告词的不断重复，加深品牌认知度，如“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有钱有势不如有范的有范APP”“废话多就像头皮屑，海飞丝帮你消灭它”，等等。

（二）画面植入

《奇葩说》中广告另一大植入方式为画面植入，摒弃了传统电视剧中的硬性植入，主要采取三种画面插入方式，节目开场前将购物操作场景进行插入；马东口播广告同时，通过推近镜头的方式给品牌实物进行特写；引出话题的开场小品中进行插入；利用现场场景及辩手，在辩论时植入场下选手饮用产品的镜头。更值得一提的是，《奇葩说》毫不避讳地采用给广告商特写的方式，使观众耳目一新，进一步加深对品牌的多层次立体化的印象。六、结语《奇葩说》开播三季，创造了网络自制节目的新高潮，第一季收官点击量为2.6亿次，第二季收官时，该数据增至6.2亿，种种数据表明，《奇葩说》在网络自制综艺节目中表现突出，由此可总结出自制综艺节目的创新之道。

（1）个性鲜明的传播主体。《奇葩说》通过生动的开场动画，从视觉上使受众耳目一新，加之主持人及嘉宾鲜明的个性，共同建构起《奇葩说》独特的传播主体。

（2）传播渠道联动。《奇葩说》通过网络视频、爱奇艺APP等播放端口，增加受众接触渠道，并辅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渠道间充分互动，相互弥补，进一步增加用户黏性。

（3）受众定位清晰。《奇葩说》明确受众定位，将受众确定为“90”后，并结合受众特点，进行精准设计，形成口碑效应。

（4）内容定位得当。《奇葩说》对节目定位清晰，明确为说话达人秀节目，在内容设置上，结合受众年龄层次，通过大数据筛选方式设计栏目。

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汇市场预期管理舆情风险

一、我国外汇市场预期与舆情风险防控的特征

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外汇市场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属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汇率市场在预期的自我实现与增强反馈作用下，容易形成阶段性的单边趋势，这种单边趋势往往造成汇率偏离合理均衡水平，从而产生非理性超调风险。央行、外汇局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在合理的节点上通过向市场主体传达准确信息、消除市场的“噪声”，利用预期管理避免市场非理性和汇率超调，促进汇率均衡稳定。

（一）外汇市场预期的特征

1.预期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外汇市场预期的本质属性，也是外汇市场波动的根源之一。市场信息本身并不能推动外汇市场价格、外汇供求等变动，而是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解读与预期引致其交易行为，并进一步驱动汇率、储备等变量变动。但由于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任意性、有限理性及信息不对称性，外汇市场预期的形成并无固定规律可循，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2.预期主体的异质性。基于不同市场主体知识架构、风险偏好、期望效用函数的差异性，各个交易者对汇率、外汇供求变动会产生异质性预测，且不同主体间的预期差异是显著的。其中，专家学者的外汇预期形式更接近理性预期，个体预期则倾向于适应性预期，而社会公众预期更接近有限理性。3.预期过程的传染性。基于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外汇市场预期会从某些交易主体向其他行为主体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向预期，从而强化既有预期。外汇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一旦形成，在短期内较难转变，长期内预期值与实际值相互印证反馈会使前期的预期得到进一步强化。

（二）舆情风险防控主要方式与特征

1.高层讲话。其往往是通过政府官员明示或暗示的讲话传达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立场。美国、日本是使用高层讲话比较多的国家，日本大藏省新闻发言人经常会发表一些关于汇率的官方观点来引导外汇市场。2.官方发声。其一般是由央行或经济主管部门通过新闻媒体的官方声明、观点或数据对市场预期施加影响。2021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于5月27日最终定调汇率双向波动应为常态，人民币汇率于6月1日结束单边走势，官方发声有助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正确的预期。3.处理舆情。这是指专门针对市场中的负面舆论进行的处理操作，包括正面回应，隐蔽性删除或自然消化等方式，旨在及时转化市场中的负面情绪，避免单边预期导致的市场波动。4.学术引导。通过一些专家和知名学者发表署名文章、接受媒体专访等，站在专业角度，对外汇市场的预期施加影响，2021年5月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多为专家与知名学者发声，引导汇率预期。

二、舆情防控对于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舆论引导工具易产生舆情风险

近年来，在我国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市场参与者所能看到的，应用最频繁的就是间接管理工具中的舆论引导，无论是高层讲话，还是官方表态，都无疑适用于当前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如2021年上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官方门户网发表数据解读报道29篇①。但当某种引导中的言语或措辞让网络媒体或影响力较大的权威人士放大或错误解读时，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舆情风险，特别是网络信息高度发达，可能在短时间内的信息传播力度超乎人们想象，所以舆情风险伴随着间接管理工具的频繁使用而增多。

（二）刻意造谣使市场主体对外汇市场预期产生误判

刻意造谣是当前舆情风险的又一大诱因，在外汇市场波动较大时，部分学者、媒体市场参与者可能利用当前网络传播的特性，将理解错误的信息进行广泛传播，误导其他市场主体对外汇市场的正确预期，进而市场主体可能根据错误的言论执行错误的操作，严重者可能导致巨额亏损，进而触发次生舆情。如，2020年刘某在微信群内编发某旅游公司破产清算的谣言，后经微信群大量转发传播，给企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三）网络信息时代下外汇市场预期信息易产生羊群效应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每天接收到成百上千条所关注的信息，而外汇市场瞬息万变，市场预期的讯息在当代也随之暴增，特别是当某种错误言论成为网络上自发的志同道合群体的情绪性宣泄窗口，可能瞬间产生大范围的舆情风险，危害外汇市场稳定。因此在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舆情风险需高度警惕，并应有必要且需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规范。

（四）舆情防控有利于外汇市场预期管理

当人民币汇率出现单边快速贬值或升值时，媒体或市场专家言论遭到错误解读极易引起的羊群效应进而误导市场参与者，如2021年5月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抵御通货膨胀言论引起市场关注，市场部分参与者认为官方默认采取此类方式抵御通货膨胀，进而出现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的情形，舆情产生的风险快速蔓延，我国央行与外汇局通过舆情监测迅速甄别错误言论，及时反馈市场言论动态，给予外汇市场预期管理提供强有力帮助，最终通过高层讲话、官方表态、处理舆情等方式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确预期。

三、外汇市场预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指标选择说明

由于预期无法观测，参考此前的研究，本文选取1年期人民币NDF汇率减去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汇率差和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减去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汇率差做为人民币预期的变量。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汇率差进行解释：第一，从国内因素而言，一国的外汇储备和净出口对汇率预期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当一国的外汇储备和净出口增长时，市场主体对汇率走强有着更强的预期，反之，当外汇储备和净出口减少时，市场主体对汇率有着更强的贬值预期。第二，从金融条件而言，美元指数作为美元汇率的“晴雨表”，当美元指数上涨时，往往意味着美元汇率走强，带动人民币汇率的预期贬值。中美利差则意味着无风险套利机会的大小，当中美利差扩大时，短期流动资金更倾向于持有人民币资产来获取超额收益，这将带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第三，从微观主体的持币意愿而言，境外主体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表明境外主体对人民币资产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居民对人民币市场及汇率的预期变化。同时外汇贷存比能够反映境内企业资产负债配置偏好的方向性。贷存比下降，往往伴随着汇率贬值预期抬头，市场主体主动压降外汇贷款等外币负债，持有外汇存款等外汇资产增加。综上所述，我们最终确定回归模型为：fx_spreadit=β0+β1spreadit+β2dxyit+β3rit+β4netit+β5finit+β6idrit+εit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β0表示常数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β1-β6表示变量的系数。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2014年1月至2021年3月的月度数据中的中美利差、美元指数、外汇储备、净出口、金融资产以及外汇贷存比做为解释变量对汇率差做回归分析，各变量内涵、数据来源等详见表1。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本文进一步通过计算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来最终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下表是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fx_spread的方差膨胀因子值最大为2.45，fin的方差膨胀因子值最小值为1.1，且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值为1.53，均小于计量的临界值10，因此通过计算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可以最终判定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模型设定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变量外汇储备（cr）的系数为-3.774，且该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外汇储备的增长，表明外汇管理当局拥有更多的力量用于应对汇率波动，这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进而缩小在岸和离岸市场汇率差。变量金融资产（fin）的系数为-0.6094，且该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境外主体持有境内金融资产的增长，表明境外主体更青睐于人民币资产，看好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缩小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汇率差。变量中美利差（spread）的系数为0.0362，且该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商业中美利差走阔，意味着套利机会，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将高于持有美元资产，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国内，带动人民币汇率走高。在岸市场由于受到管控，上涨幅度有限，而离岸市场由于管控较少，因而升值幅度往往会超过在岸市场，这就导致两者之间的汇率差走高。美元指数（dxy）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为-0.0156，说明美元指数的上升往往意味着美元汇率走强，人民币汇率相对而言进入弱势区间，这时将出现资金“外流”的情况，离岸与在岸之间汇率同步走低，进而导致汇率差缩小。外汇存贷比（idr）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为-0.0019，说明当外汇贷存比处于上升期，往往也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时期，市场主体倾向于“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资产负债配置方式，进而会进一步地缩小在岸和离岸市场间的汇率差。净出口（net）对于汇率差不存在显著的作用，这主要是净出口的增长更多地表现在经常账户中贸易往来，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往往没有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来得大。

（五）外汇预期指标验证与舆情风险防控路径分析

1.离岸与即期人民币汇率差更适合做汇率预期指标。将1年期人民币NDF汇率减去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汇率差做为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的指标时，6个解释变量中，除去净出口外，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R2也上升至0.6的水平，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有所上升，无论是从拟合优度还是模型解释能力，1年期人民币NDF汇率减去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汇率差做为汇率预期指标更具有说服力。2.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精准把握舆情风险防控路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监测美元指数大幅变动，全球绝大多数贸易以美元做为结算货币或融资货币，这使得美元指数能影响绝大多数贸易或融资服务往来，进而影响一国汇率。另一途径则是监测短期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中美利差、外汇存贷比、金融资产等数据的异常变动，在数据得到合理解释说明下，防范舆情风险发生。3.舆情风险将助推外汇市场快速形成单边走势。在当前信息传播途径广、传播速度快的形式下，当美元指数与跨境资本流动数据发生大幅变动时，部分的市场解读言论极易产生舆情风险，错误言论会放大高层或专家学者在公开表态言论中的某些词语，引起的羊群效应可能误导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进而引发短期快速的单边趋势。

四、规范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与舆情防控相关建议

（一）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与增强外汇储备管理

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监控，稳步推进资本项下的开发进度，避免过快开放带来的人民币汇率暴涨与暴跌，另外避免中美利差过大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套利，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同时应增强外汇储备的管理能力，利用好贸易顺差带来的政策空间，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

（二）构建专业的外汇市场预期管理部门

完善顶层设计与职能配置，建立专业的外汇市场预期管理部门或机构，构建外汇市场预期管理高效框架，建议应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成立各经济主管部门协助，市场主体参与的专业预期管理部门。同时应引进专业人才，有效解决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不适宜的市场操作与过度的引导，高效迅速提出相应的配套管理方法。

（三）打造高效专业的外汇市场舆情监测团队

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应对负面舆情风险需高效处理团队在背后进行有力支撑，而在当前外汇市场舆情监测工作中，多数监测人员为兼职，几乎无专职人员，同时专业素养层次不齐，应对措施模糊不清。因而打造高效专业的外汇市场舆情监测团队有利于应对外汇市场预期管理中产生的多种风险。除加强此类业务的人员专业培训外，在满足相应条件下，建议设置专岗人员，在不定时的监测值班中，应给予相应的工作待遇，调动人员积极性。同时应完善负面舆情应对措施，定期进行演练，提高监测应对人员的专业能力。

（四）建立与外汇市场市场参与者沟通机制

充分了解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有利于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工作，在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工作框架中，应加强与市场沟通，了解最新的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扩大到对冲基金、外汇经纪商、国际投资者和个人等所有外汇参与主体，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预期管理经验，强化市场调查，以提高预期评估的准确性。

（五）强化外汇市场风险宣传，树立久赌必输的经营理念

加大外汇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外汇管理法律法规的认知水平，通过开展诚信兴商宣传等方式培养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的意识，树立企业风险中性理念，杜绝偏离风险中性的“炒汇”行为，树立久赌必输的经营理念。另外要运用好当前网络传播媒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送外汇政策和外汇知识，提高外汇市场预期引导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管涛.当前做好汇率预期管理更重要[J].新金融，2016（03）.

[2]北京外汇管理部课题组.我国外汇预期管理机制探析[J].中国外汇，2017（11）.

[3]董志学.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理论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7（06）.

[4]董晨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预期管理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范文第5篇

［关键词］网络环境;政策议程设置;回应;风险

政府回应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是实现政民有效互动的关键环节。在国家存续的任何发展阶段，政府都会对社会公众的呼声和诉求有所回应，当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政府回应的广度、深度、频度以及回应的方式、动机和效果会有较大差异。在相对集权和专制的政权下，政府回应是一种低度的回应，往往是政府履职过程中的偶发行为，且与当政官员的个人作为密切相关，并未形成一种制度化和长效性的机制。现代社会里，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实现民主治理的重要环节和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维度。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政府能够持续地回应民众的偏好。”［1］1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府回应主要和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即候选人为了赢取选票而在竞选中依据选民诉求做出某种承诺，并在当选后一定程度上将这些承诺体现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以便获得认同并有助于其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选票。在此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实质性利益诉求是被裹挟在竞争性选举的政治过程中的，因此而产生的政府回应，若要在具体的施政方案中体现，需要很多的中间机制。也就是说，这一回应性是通过一个长长的链条来实现的，其中涉及多个阶段的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结，只有当制度安排有效地支持了每个阶段中的行为并促进了这一链条上的每个关键联结时［2］，预期的效果才能达成。所以，这种借助选举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府回应形态会产生回应性不足、回应效果大打折扣的问题。现如今，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对政府回应的关注已经超越了选举这一环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回应问题日益凸显。事实也表明，无论从民主价值的实现还是从治理绩效的提升来看，政策制定环节的政府回应都至关重要。政策制定的过程是涉及议程设置、备选方案和决策等多环节的复杂过程。行政生态的变革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创造了诸多条件，其中技术生态的革新使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政民角色及其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应运而生。

一、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网络环境下政府回应的新形态

(一)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提出

政策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是政策问题输入决策系统并转化为政策产品输出的关键“门槛”，受政策资源、政府能力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影响。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策议程设置直接决定着哪些社会问题能够成为政治系统关注的焦点，更能体现政治系统的回应性［3］。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政策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理论成果颇丰。其中，美国学者Cobb等和国内学者王绍光提出的模式最为本领域研究者熟知①。在不同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角色以及互动方式各不相同，其中体现的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度差异也较大。总体而言，政治体系越封闭，政府独立自主地进行议题判断和议题选择的情形越普遍，政府回应越存在界定需求不精准的局限。反之，政治体系越开放，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越频繁，信息沟通越充分，政府回应与公民需求的一致性越高。但在前互联网时代，绝大多数的政府回应只是作为议程设置过程中的要素和环节之一存在，完全以回应社会关注或诉求为原动力并在短期内将原本不属于政府计划的议题提上日程的情况是极少的。但是，网络的普及和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积累了大量未解决的矛盾，公众的关注点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利益矛盾凸显，社会结构性失衡问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沟通机制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降低了人际互动成本，像催化剂一样极易使公共事件放大并使社会舆论聚焦，从而使政府面临更大的管理压力和政策挑战。传统政策议程设置的规范过程和理性程序受到冲击，受以某焦点事件为指向的舆论压力驱动的议程设置不断出现。很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识别问题、解释问题、确定排序，而是需要即刻应对和解决那些已经直逼面前的问题，快速进行问题合法化并提上议程，以缓解政府压力，满足公众的关注需求。这逐渐演化为一种公共政策设置的策略模式，即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模式［4］。

(二)网络环境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

作为技术变革催生的议程设置新模式，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使公众议程中的讨论议题快速进入政府议程，这一社会倒逼型决策模式对于推动政府治理和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从内容建构来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议题排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提高了公共政策的针对性。一系列社会问题经过网络平台发酵、热议与传播后，公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政策需求，产生了强大的公共舆论并对政府形成持续性压力。政策制定者以此为导向分配注意力和政策资源，快速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体现了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的统一。

2．从程序运行来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体现了民主的双向互动特征。一方面，互联网的特性使政策议程设置中权力弥散化，决定议题轻重缓急的力量不再囿于政府权威，而是使社会公众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表达权和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讨论中，实现了对政策系统的输入。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为政府充分感知社会问题、体察公众诉求提供了可能，通过便捷的沟通方式直接反馈和回应，避免了代议制链条中可能存在的信息传递的时滞和失真。技术变革提升了表达和回应的可操作性，从程序上保证了民主的双向性进程。

3．从结果生成来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以快速解决问题为“输出”，提升了政府管理的有效性。此种议程设置中政府面临的压力不同于寻常，常常是“不解决不行”。这种情境出现的前提往往是日常的某种诉求缺乏有效的表达路径或表达后没有被关注，而焦点事件、高压舆论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抗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政策均衡，此时政府回应所建立的政策议程推动了政策创新。

二、网络环境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风险

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回应的新形式，也是政策议程设置的新模式。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追求民主治理的体现，但直接的推动力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就像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一样，这一议程设置模式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快速回应上，同时这种快速回应本身又潜藏着风险。我们必须在预知和识别风险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认识这一议程设置模式，以便在实践中有效防范和应对。

(一)政策议程设置紧迫，存在降低政策科学性的风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增、社会挑战积聚，一旦发生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公众便聚集于网络平台进行热议与传播，凸显了事件的危机感，放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倒逼政府快速回应和决策。由此，政策议程设置面临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解决冲突的紧迫性的矛盾。一方面，政策议程设置要考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求和现有条件，兼顾不同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考虑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的整合性，基于此，按照议题的轻重缓急和现实可行性进行排序。当然，议程设置中议题的排序还要受到政府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焦点事件的发生和公共舆论的高压态势要求政府在短时间内作出反应、提出对策、化解危机，以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运行。在此情形下，政策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远不及事件热度和公众关注压力对政府注意力的影响大，因此议程设置本身可能是一种短期效应的行为，而且往往会忽略其他社会成本。结果是，政府在网络舆情与突发事件的助推下采取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方式来平息众议，回应诉求，满足了问题应对的时效性要求。但是，这种源于对具体问题作出回应而即刻建立的议程模式往往缺少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公共政策碎片化，科学性不足［5］。

(二)诉求表达主体非均衡，存在偏离公共利益的风险

从规范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倡导的是每个公民个体的平等参与权，因此政策议程设置中应该吸纳各类不同群体的意见和诉求。而且，也只有在全面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之上，政策议程设置才更能符合公众利益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在实践中，不同群体和个体由于个人禀赋和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影响力的巨大差异。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技术使用技能和网络表达能力的不同又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分层，产生了“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这些因个体信息能力不同产生的社会分层又在地域、职业、年龄和学历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群体特征。在新的环境下，信息弱势群体无法平等地享有参与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他们关注的问题进入议程的可能性低于信息强势群体，而其难度则高于后者。“那些不被界定为问题的社会状况永远不会成为政策问题，永远不会成为新闻，永远不会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6］6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迫于公共事件的危机感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对议题进行排序，容易忽视信息弱势群体的呼声和诉求，也会因急于平息舆论和化解冲突而对整体性、根本性问题考虑不周。不仅如此，也会存在网络中的不同强势群体表达着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情形，他们之间相互较量和博弈，干扰政府对社会真实状况的判断和对全局问题的关注。此外，在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中，少数精英的意见发挥着重要作用。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其实是一种滞后应急性的问题处理方式。政府在社会矛盾凸显或受焦点事件吸引之后才逐渐开始关注问题，缺乏事先的研判和充裕的决策时间。此时，政策精英凭借其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易成为政府决策的权威，影响着议程设置和政策出台。但是，政策精英的个人偏好能否代表公共利益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滞后回应和机械式回应，存在侵蚀政府权威的风险

新技术的日益革新与应用带来了信息的超时空传播，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中心地位和权威，强化了新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即时传播也使各种信息瞬时聚集，焦点事件一旦发生，即刻便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倒逼政府快速决策，而政府总是与网民同时，甚至落后于网民才了解到事态信息，当政府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时，公众容易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当政府无暇顾及其他相关问题，过多关注社会呼声容易导致回应过载。奥尔森在阐述国家兴衰之道时认为，太过强大的利益集团政治会使政府将很多精力用于回应各种分散的社会偏好，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不可治理的状态。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受外部焦点事件驱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关注，表现出民主性的特质。然而，如果只是机械性地不加整合地回应，那么政府权威会下降，决策自主性会弱化。

(四)决策信息质量受限，存在影响政府回应实效的风险

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情境中所面对的信息和意见是经过网络途径反复传播的，因其点击量和传播频次高而容易被决策主体关注和重视，但这并不能保证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和意见的代表性。相反，社会化群体的异质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都会导致这些海量信息和焦点意见在真实性和合理性方面存有偏差。同时，网络参与的便捷一定程度上也使公众意见的表达变得随意而非深思熟虑，这与议程建立和公共决策的审慎性要求相背离。加之可能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缘由有意曲解或夸大事实，致使真实的状况被遮蔽。对于媒体而言，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他们也面临各种竞争压力，报道的即时性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信息的审核过程会加速，一定程度上使低质信息有了生存的空间。微信、微博等社交性网络更是会使信息在未加甄别的情况下被复制和传播。而对于政府而言，传统议程设置过程应该遵循理性规范原则，其过程包括对问题的识别和界定、对信息的甄别筛选、对意见的梳理整合、对方案的咨询论证以及多个回合的建议征集和回应反馈等。但是，回应式政策议程所面对的情境使政府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审时度势，责任追究的压力推动他们在短期内全力以赴地迅速解决问题，常规性程序被简化，由此可能导致回应了“错误的问题”，降低回应的时效性。

三、网络环境下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风险防范策略

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使政策系统运行的技术生态发生了变革。技术革新本身不能改变社会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但随之而来的强大舆论和传播效应会影响社会问题的演进轨迹和公众态度。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公共事件带来的即时回应压力使政府必须快速做出反应。要有效防范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的风险，须从时、度、效三方面入手。

(一)树立前瞻性决策思维，加强事前研判，提高议程设置的主动性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政府即时回应是时展的要求，更是切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公众需求的关键之举。面对焦点事件引致的舆情，政府要快速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事态恶性发展和舆情的不良走向。另一方面，各种危机事件所显露出来的冲突常常体现了潜藏已久的矛盾。首先，政府要树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意识，加强日常管理中的沟通反馈机制，积极回应有可能激化矛盾或尚在萌芽状态的社会问题，避免“焦点事件发生，网络舆情施压，政府被动回应”这一议程设置路径的高频率发生，防止应急回应状态下建立政策议程对政策质量的影响和决策规范性的破坏。其次，政府要善于利用现代技术辅助决策，加强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能力，做好长期规划，协调好具体政策事项与整体政策布局关系。政府各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治理，借助大数据工具分析研判社会舆论动态和公众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以领先于公众的认知水平主动及时地识别并科学界定政策问题，前瞻性地设置政策议程，并建立常态化回应公众诉求的机制和渠道，提高议程设置的主动性。

(二)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参与，提升议程设置

中公众意见的代表性如今，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已难以提升社会治理实效，政策议程设置也非政府一方的“独角戏”，而是愈加呈现出多方主体交织互动的特征。建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决策结构是提升公共政策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客观要求，加强政民互动也是优化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一环。但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参与和社会诉求是否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是影响政府回应效果和议程设置科学性的重要因素。引导多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参与是防范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中公共利益偏离风险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培育普通公众的参与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进行意见表达。在网络媒介高度融合的时代，互联网强有力地削弱了等级秩序和互动边界，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利人”。政府引导公众提高参与认知和强化参与认同是促进参与行动的先导之举。二是要提升公众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使更多的人，特别是信息弱势群体，具有利用新技术条件表达意见和呈现诉求的能力。三是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政治参与容纳度。一方面要拓展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切实提升政策议程设置的正当性和公众认同感。在新技术条件下，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利用官方互动平台引导公众通过制度化途径常态化参与政策讨论。另一方面要规范非制度化参与路径，提高公众政策参与的有序性。政府需要密切关注舆情信息和舆论发展态势，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及时公布官方信息，避免舆情的负面效应。

(三)加强舆论疏导和利益整合，发挥政府平衡协调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益分化，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显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日趋常态，这加剧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秩序的变动性，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更大挑战。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诉求和规模庞大的舆情信息，政府应该承担发挥主导作用的“元治理”角色，充分展示其自主决策和把控社会的能力。政府要密切关注各类舆情信息，高度重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差异和利益矛盾，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及时疏导公众情绪，引导舆论向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避免政策问题与公众期望处于矛盾甚至对立状态。面对众多的社会诉求，要有利益整合和利益平衡意识，不能一味为平息事端仓促决策或被某种“闹大”的呼声吸引，而应更加主动地去识别弱势群体的诉求，在议程设置中不被表面的焦点问题和强势舆论绑架，始终发挥平衡协调作用，把握好回应社会与权力自主性的关系。

(四)注重信息甄别和引导规制，提升议程设置

中的政府回应实效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过程。要使回应式政策议程设置体现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政策供给和政策需求的统一、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的统一，需要议题网络中的多方主体在理念认知上的共同提升和实践行动上的共同努力。简单形式化的应急性回应只能在短期内弱化冲突和回避问题，要使政府回应提高实效必须加强信息甄别和引导规制。首先，要注重信息的甄别和筛选，提高舆情收集质量。官方决策者应充分合理地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了解舆情态势，对一些非理性的言论加以引导规制，发挥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积极作用，减少议程设置中的偏差和失误。其次，要通过多途径的引导和规制，使“表达—回应”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规范有序。一方面，政府要重视网络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群体的信息素养和规则意识，营造尊重程序的社会风尚，增强相关主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引导公众形成理性参与的共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约束和规范，多措并举推动网络治理，避免网络空间成为逃脱约束和监管的真空地带，使真正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诉求能够有效畅通的表达，使有意扩散不实信息和干扰政府决策过程的相关主体受到相应的惩罚。只有引导和规制并举，才能形成有序的网络环境。这是新技术条件下推进有效政民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提高政策议程设置中政府回应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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