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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论文

外资银行论文范文第1篇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例如张杰等(2011)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变量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并且呈现负向关系;而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利用DEA-M指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4年抽样调查的1022家企业生产效率,在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条件下,实证检验外部融资支持和企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样本期内银行信贷与生产率增长显著正相关。这些文章对于厘清金融因素和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意义,也从一个侧面探索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但这些研究都是直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却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既然金融发展和信贷获得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么所有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应该都有较好的长期绩效或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而且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现有金融因素对于企业长期绩效影响的研究没能就结论差异和可能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金融因素对于企业成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方面,国内外多数文献都集中于直接检验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Brown等,2011;KimandWeisbach,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张杰等,2013),以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基本上认同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考虑到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则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外部融资来源和异质性创新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从这一领域的已有文献也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变量的选择仍存在着争议。如果将专利及新产品开发情况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衡量标准研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创新活动可能还会体现在某些生产小工艺或者技术的改进上,这些都无法反映在专利、新产品数或新产品销售值中;另外,通过专利或新产品等指标,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企业研发活动的效率,而研发成果是否能够顺利投入生产经营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却无从得知(周亚虹等,2012)。既然金融发展、企业外部融资以及所引起的研发创新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生产效率,那么,我们必然要追问,外部融资与技术研发活动的结合究竟是否带来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呢?进一步地,外部融资或金融发展与什么性质的创新活动相结合才会产生发酵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从微观企业层面来回答外部融资、技术研发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

(一)样本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05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和企业表现的调查数据(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BEEPS)。2005年的营商环境调查则包括了120个城市的12400家工业企业。该调查数据集合包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时排除了银行业、电力、铁路运输等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此外,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调查问卷的问题不仅要求企业报告了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资金,调查数据还包括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ize)、企业存在年龄(Age)、企业本科以上企业员工的比例表示的教育程度变量(Edu)等。因此利用这一数据进行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和细致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也有助于我们针对具体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展开深入考察。

(二)关键变量的测算本文不仅采用了较为常见的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以营业利润和总资产比例衡量)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以企业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衡量)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与ROA等容易受操纵的财务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是公司可否持续发展的更重要、更客观的评价指标(Schoar,2002;李捷瑜和江舒韵,2009;周方召等,2013)。因此,借鉴GorodnichenkoandSchnitzer(2011)的方法,我们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计量模型本文首先以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我们着重关注外部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前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利用以下的计量模型进行初步的OLS回归估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即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和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在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关心金融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这两方面。2005年的BEEPS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相应的企业自我报告的信息,即要求企业回答如下的问题:“贵公司是否获得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外部融资获得的难以程度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外部融资的利率成本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程度?”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设计虚拟变量可以用于计量回归模型。同时,调查数据还收集了企业近三年来有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信息,包括了技术研发决策和技术研发投入费用,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变量设计。

三、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进行了OLS计量检验,在表1的PanelA、PanelB和PanelC中分别报告了外部融资约束程度(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是否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决策(R&D1)和技术研发强度(R&D2)对于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的OLS估计结果来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其绩效越低,外部融资约束变量(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变量(R&D1和R&D2)则对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与已有国内研究文献(周业安,1999;CullandXu,2005;李科和徐龙炳,2011;张杰等,2012)的结论相一致,再次表明了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抑制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和长期成长。此外,在OLS估计中,企业是否获得银行信贷变量(BankLoan)对于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我们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金融因素和技术创新研发的交互项,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Interection1代表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2、Interection3分别代表了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FinancialCost)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4、Interection5分别代表银行信贷(BankLoan)、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和研发投入强度(R&D2)的交互项。企业规模(Size)是企业2004年雇佣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企业年龄(Old)是企业自创立开始到2005年的持续年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决策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各个模型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而外部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变量分别在5%水平上(Inter⁃ection2)和1%水平上(Interection3)显著为负,这说明由于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加大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和研发投入水平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银行信贷变量和企业研发投入的交互项(Interection4)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体现了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起到正面影响,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则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作用(Interec⁃tion5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论验证了金融因素需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提高企业业绩和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Old)两个变量对于企业成长(tfp)的影响均是显著为负的,这和Du等(2010)利用2002年的BEEPS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论相一致;而本文得到的企业年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果和蔡地等(2012)以2005年BEEPS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持续时期越长就更安于现状而不愿意采取技术创新活动,相应地生产效率也自然会较低。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外资银行论文范文第2篇

近几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己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来源和获取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开始推行积极的引资政策,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并在1993年成为引进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到了2002年,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我国。我国政府积极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最终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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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满于润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竞争态势的比较分析现代商业:23

外资银行论文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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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满于润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竞争态势的比较分析现代商业:23

外资银行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筹划税收政策税种

[论文摘要]国有商业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争夺战中,税务筹划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对现行税法相关的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在税务筹划中可利用的税收政策及筹划技巧,从而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提出相应税种的建议。

税务筹划,是以税收政策为依据,在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投资、财务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安排,达到合法降低税收成本的经济行为。而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也是商业银行整个财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税务筹划的必要性

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一来可以壮大其资本实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二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将面临着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以降低服务成本等考验,而构成银行成本中很大的比例就是税收成本。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提高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比较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但二者实际税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一)营业税

我国对一般性贷款按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外汇转贷按利差征收营业税。内资银行的业务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转贷款比例很低;而外资银行则通常以外汇转贷业务来规避营业税,这实际上是采用内部定价规避税收的手段,使外资银行税负远低于内资银行。

(二)企业所得税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为25%,但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核销、固定资产折旧等税前扣除标准过严,审核程序繁琐,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名义税率。而外资银行按照国际税收惯例,与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允许在税前如实扣除。

(三)个人所得税

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多为中国公民,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则有相当部分来自外国,且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我国个税规定在华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可附加减除费用,对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境内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使外资银行的职工实际税负比我国商业银行职工轻了很多。而员工个人所得税相当于企业工资支出的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最终负担者还是企业。由此可见,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比外资银行要承担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负。

(四)其他税种

外资银行不需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各地为吸引外资在城市房地产税等征收过程中,也对外资银行实行了很多减免优惠,这更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不均。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做好税务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也为国有银行实施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行性。如贷款和转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所应缴纳的营业税不同,贴现利息收入和金融往来利息收入免交营业税,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即可导致不同的的税负水平。

三、可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免税项目

1.金融机构往来业务不征营业税;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3.国有商业银行按财政部核定的数额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4.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准予抵扣项目

1.银行(除中国银行)从事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收取的利息收入可减去借款利息支出额计算营业额;2.银行买卖金融商品,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汇总计算并缴纳营业税;3.金融企业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超过核算期限(90天)尚未收回,可从以后的营业额中减除;4.金融企业坏账、呆账准备金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根据以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定投资决策、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统筹谋划,进一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实现节税目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筹划建议

(一)营业税的筹划

1.增加金融企业往来业务比例

商业银行可拓展票据转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业务,在这些同业往来上多投放资金以获得免营业税的利息收入,同时减轻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国有商业银行可在保证学生还贷信用的前提下,增加助学贷款的业务,起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3.增加外汇转贷业务

由于转贷业务的优惠政策,一笔外贷项目委托贷款所纳营业税,就比同额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或按揭贷款少。

(二)所得税的筹划

1.对利息收入的筹划

由于国债利息收入既免征企业所得税,又免缴营业税等税金,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此优惠政策,加大国债投资力度。

另外,各地政府为吸引辖区外纳税大户,会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纳税额达到规定数额可享受奖金或其他形式的奖励。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若把几个分支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分支机构,就所有贷款利息收入集中向该机构所在地区税务机关纳税,则可享受当地政府颁发的数目可观的奖金,相当于降低了税负。

2.及时确认利息费用

商业银行对定期存款的利息支出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若按季结息,季末计提利息按各存期档次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乘以结息日各相应存期档次的定期存款利率,计入利息支出。如果结息日的挂牌利率低于存入日的利率,则少计了实际利息费用,使账面利润虚增,平添了税收负担。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各户存款的存入日约定利率计算利息支出,及时正确地确认成本费用,于税前列支。

3.固定资产折旧

尽量投资税法允许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对未明确规定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尽量选择较短的年限。前者可推迟税款,而后者则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期。

(三)其他税种的筹划

除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国有商业银行还需缴纳城建税等其他税,如能对这些税种进行筹划,也可能减少税收支出。例如,在使用账簿上能减少贴花件数,就可少用印花税票。

(四)其他建议

除了针对税种的筹划,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交易时也可在保证业务安全的前提下,选择税负最轻的途径进行税务筹划。

另外,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由专业人员进行策划,也有助于税收筹划的合法性,避免税务风险,从而带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税收筹划水平的提高,继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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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金融日趋开放的大背景下,跨国银行不断扩张自己的阵地。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主要是其具有的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动因,还包括客户服务的需要、全球布局抢占市场的需要和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

跨国银行理论中分析了很多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的动因,但是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本文在对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动因的一般分析基础上,将针对性的分析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一、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动因的一般分析

对跨国银行进入一般动因的研究很早就在理论界展开。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邓宁的“折衷理论”(ILO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并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后来有关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到跨国公司领域和跨国银行领域。根据这种理论可以认为,跨国银行的进入是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