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1篇

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的研究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现象。虽然国际学术界没有一本与此直接相关的参考书，但大量的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和规范化做法却很有借鉴价值。继八十年代初社会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学科化”讨论以来，九四年底在京召开的“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研讨会及其由此引发的讨论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文汇报》自九八年以来连续发表的关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问题的书评和文章和今年三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发表的一组专题文章把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广西民族学院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某些方面深化这场讨论。

作为对现有的学术规范和对话讨论的回应，本文试图突破规范化和本土化框架的“张力与平衡（黄平，1995）”，在学术研究规范化中从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高度就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进行深入探讨。这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基本保证。诚然，语言和信息的局限性可能会影响规范化的东西方学术对话的进程，但方法和方法论尤其是观念的问题则肯定会影响到学术产品的质量和学术对话水平的高低。本文拟先讨论学术研究规范及学术对话的概念、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学术产品的包装、学术质量的检验和交流——中将对现阶段“建立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可行性以及其提法的恰当性问题提出疑义；然后分别以平等宽容的精神对目前社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

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交叉，同时还与规范化中的中国社科研究本土化——全球化的双向流动过程交织在一起。虽然有的学者对种种规范化的讨论做过梳理，不外也就是形式和内容两大类(邓正来:1995)。还有的学者对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规范做了区分和简捷的概括，前者包括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对自己成果的客观定位，对概念材料理论方法的严谨运用和对语法词法的准确表达等等；后者应以学术创新而非抄袭拼凑重复胡邹为中心，以文本本身而非其他因素为批评对象，以批评而非赞扬为主要内容(曹树基:1999b和c)。有些学者还指出学术的基本规范自古存在，许多老一代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宗和:1999)。总之，学者们的研究对营造规范化的学术对话的氛围和加速学术研究规范化进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有关概念仍然含糊不清。在此先对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的概念加以澄清。

学术规范和学术规范化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概念，其含意之丰富难以简单地翻成英文。在自然科学界通常与标准和标准化（standardandstandardization）通用，在社会科学界还含有“做活”的规矩（张静语，如customaryrules，properbehavior，well-disciplined，law-abiding等等）之意，赵世瑜还提出学术原则（principle）、道德规范（moralnorm），法规（regulation）等等。在此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来理解。前者包括学术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学术产品的包装即著述的出版或发表以及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的问题；后者专指学术产品的包装即如何出版或发表问题。而学术对话(academicdialogue)在国际学术界通常包含两层含义：学术争论(debate)和学术评论(review)。在国内学术界则还应包括与西方的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的对话。前者与学术研究过程本身有关，后者主要表现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以下把广义的学术规范化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中加以厘定。

（一）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在具体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甚广。国际学术界有丰厚的关于各学科的专门的方法和方法论的著作。中国学者们近年来从社会科学总论及其不同的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在此仅讨论学术争论这个一般的做法。学术争论是以追求真理为核心在某一领域的学术创新活动。这种创新要求学者在某一研究中对古今中外有关的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从而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范围和意义。这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均有普适性。学术创新在不同的学科之间的方法上也有很大区别。学术创新在社会人类学的东西方对话中的特殊性表现如下：（1）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应用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理论时一定要在新的高度上批判性地运用。即从了解最新的与本国的研究有关的成果入手，而非直接去引证大师们的理论，大师们一般早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被研究者们反复检验过了。迄今为止的汉学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大量研究，诸如家族、村落、民间宗教、礼仪和礼品交换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的海内外华人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化研究成果表明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对话的可操作性。比如半个世纪前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这类经典著作，八十年代出版九二年又出了增补版的陈佩华等著的经典的反映五十年代到时期社会政治关系的《陈庄》，还有大量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如在礼品交换方面，杨美惠（yang1994）和阎云翔(Yan1996)的书可作为范本；在村落研究方面，可推高默波(Gao1999)的《高家村》为最。还有即将出版的刘新(liu即出)的基于改革以来西北农村日常生活实践的田野工作的专著，以及有的中国学者(Chang&Feuchtwang1996)所做的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的统计报告也有不同的借鉴意义。此外，由中国学者参加写作及参与编辑的妇女研究的论文集也都可作为范文(Stockman，Bonney，&Sheng1995；West，Zhao，Chang，&Cheng1999；等等)。总之，他（她）们的研究结果对经典理论无论证实或证伪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范畴，其成果的规范化做法也值得效仿，尽管规范化的具体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2）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还表现在通过对本土的研究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或概念工具(concept)。汉学人类学界一直深信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能给国际人类学界带来新的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几十年的尝试均未能尽如人意。中国分与合(separationandreunion)的研究有希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对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的分与合现象和中国文化的分与合概念是不同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理解某一概念如分与合时要与特定的相关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原有的概念（即一般的文化性的或抽象的哲理性的概念）在转化为理论分析概念并应用于不同的实证研究时其内涵由于被加上许多限定已经改变了很多。虽然从某个国家或文化的研究中可能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工具如“分”与“合”，它如杨美惠的“关系”或常向群的正在锤炼中的“礼尚往来”等概念。但这些概念能否成为普适性的概念工具还需要接受中国的不同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的有关研究的检验，这个检验的过程是学术争论的过程。

（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狭义的理解表现在学术著述的出版或发表的包装问题方面。一般来说，出版部门（出版社或杂志社）制定的详尽的出版体例等(Aguideforauthors或instructions/notesforcontributors)都可作为学术规范化的范本。其作用主要是关系到学术产品的包装和如何打进国际学术市场的问题。各出版社或杂志社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学术论文的发表的规范有所不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作者指南》是一本16开35页的册子，包括四个部分：介绍了出版社的不同部门和作者将要打交道不同对象、规定了作者着手写作时应遵循的完善的出版体例、提供了提交书稿前的检查清单、解释了书稿到出版社后的工作程序。各出版部门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不是要求所有的技术性工作都由作者自己来完成，有的事务性工作可通过出版部门协调解决。如做索引（index，有的还分subjectindex或authorindex)非常繁杂，作者可以委托出版商使用部分稿酬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而学术刊物则通常要求作者提供“完美”的范本甚至达到可直接用于排版的水准如果其稿件被采纳了的话。当然，学术刊物之间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英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对论文评选(submissions)、稿件(manuscript)和文本(text)的准备以及校样(proof)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提交4份稿件供编辑(editor)和稿评人员(reviewers)使用，如果稿件未被采用除编辑保留一份外其余的带评议内容的稿件将会退回作者；行距、图表、字数、甚至至少六个关键词、注释和参考资料等与正文分页处理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在文本中的标题、日期、单双引号的用法，甚至在名词代词使用上只能使用中性词而不能使用男性的“他”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皇家人类学会会刊》(The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还对段落、图片的处理、引文不得超过50字等、150-200字的内容提要应适合于译成法文等做了具体的规定，并要求作者将文章和书评分别寄给文章编缉和书评编辑（theHonoraryEditorortheReviewsditor）。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上述有些体例难以完全照搬，经过本土化和国际化及全球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刊《〈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撰稿体例》也很有参考价值。如该体例要求提供磁盘并注名软件版本；还要求磁盘及文章以扉页、中英文摘要、关键词、谢词、正文、注释、图表、附录及参考书目为序分别在磁盘上注明文档名称并在打印稿上独立起页；对关键词后的括号里应有对应的英译词、与中日文的书名号（《》）或篇名号（〈〉）对应的西文应用底线或双引号表示、中英文大小标题的对应和参考资料的中英文人名的表达方式等也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刊《社会学研究》自1998年以来也推出了接近于国际学术界规范的新面孔。总之，这类形式理性化的出版体例对规范化的研究故然重要，但正如刘东所指出的，它们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而更高的标准应体现在文章的内在质量或曰其“内在的学术含量(谢维杨语)”和“知识增量(李强语)”上。

（三）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中的规范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术评论中。学术评论大体包括两类情况，一是就某一专题而做的详细的综合性的评述性的文章(reviewessay)，二是对某部或某篇特定的论著或论文进行的全面评论(bookreview)。前者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此不赘述。后者涉及到学术著述出版或发表前后的两种不同的评论制度。学术著述出版或发表前的学术评论制度在英国没有太固定的叫法，如“independentpeerreview”，或“peerreview”，即出版部门在出书或文章前通过行家以匿名的方式加以评论来确保书稿或文章的学术质量。这种做法也许是曹所提倡的“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曹的这一呼吁虽然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在此仅就他的善良愿望的可行性及其提法的恰当性问题提出质疑。任何制度都是利弊并存的，即使在“independentpeerreview”的实践过程中，也有其有时会扼杀新人的好作品的争议。恕我不展开讨论国内外对此制度出于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不同观点。我认为：（1）在中国建立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时机不成熟。“independentpeerreview”要求有许多独立的出版部门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竞争的环境，即不靠官方的经济上的拨款或政治上的宣传而仅以出版质量和独立的社会舆论来赢得订户或基金会赞助作为其赖以生存的条件；还要求有能确认内行的独立评论者的水平的编辑和完善的出版体例；以及大量的不计报酬的独立的评论者。对于评论者来说，评论的领域是自己的专长，评论的内容是自己的兴趣之所在，评论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仁而不是“审”稿的对象，评论的过程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评论中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应不计报酬-因为他（她）们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并把评论别人的书稿或文章作为己任。在中国，虽然专门的出版部门及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出版部门在深化改革以来还存在一些问题，其独立性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平等竞争的客观条件正在改善。但有判断内行的独立评论者的能力的编辑的水平还有待大大提高，编辑工作规范化的体例也有待充分完善。尤其是独立的高素质的评论者的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2）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的提法不合适。如何把“independentpeerreview”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是语言学家的事情，但客观地理解这种制度的内涵是学者的事情。在学术研究市场化尚未充分发育之前，用“专家”这样的称谓弊多于利。因为任何出版机构都难免不找名人而不一定是内行作为“评审专家”。而中国社科院更难免不在确定学术著作匿名评审制度的专家问题上出问题，许多人都把“专家”的遴选看作“院士”的产生。如果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设“匿名评审专家制”或“院士制”无异于在体制性不良因素（职称评定制度，各种评奖制度，课题申报制度—宗和，1999）中加进一个新因素。导致学者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专家或院士头衔上而非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上。中国这个权威型的社会很容易产生“学阀”“学霸”，转来转去还是那几个人的天下，学术著作出版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的建立如同换汤不换药。最终导致学术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徘徊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应“弱化社会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因素”(鲁品越，1995)。与此相关的“评审”一词把评论者当成作者的研究成果命运的主宰。其实，评论的目的主要在评而不在于审，评论者之间的观点和品味可能差别较大，最后还是由编辑综合权衡对书稿或文章做取舍。杨奎松用“专业评审人”或“专业评议人”的提法都更为妥贴。“学术著作”的说法也容易产生歧义，著作一般指书，但对前的评论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略。

学术著述出版后的学术评论一般是指书评，出版者和作者都很关心书评。出版者有自己的评论队伍，任何读者也都可以直接参与评论。在中国，在客观公正的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的稿件遴选制度建立之前，对已出版或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公开的平等宽容的学术评论的意义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而且有助于平等宽容的学术规范和对话的氛围的营造。因为任何学者都可以参与这样的学术评论，是否有专家头衔并不重要。内行即专家，专家既内行。凡能读懂有关研究成果并对之有评论能力的人都可称为

专家，都有权利公开评论有关研究成果。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匿名与否也不重要。如张三在对李四的著述进行评论时，他感兴趣是其观点，张三能对李四的著述有兴趣有反响他就是专家，虽然他无权决定是否发李四的东西，但他的观点发表出去可能会影响到同意他的观点的编辑们对李四的文章或书稿的取舍。对这种做法的充分重视又有助于提高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编辑录用文章或书稿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好作品反过来再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由此不断良性循环。

二、学术研究的平等宽容

学者们对我国社会科学现阶段存在的种种学术研究中的失范现象做了大量研究。宗和的题为《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综述文章和《中国社会科》1999年第4期发的一组文章概括了今年三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前文在分析了违规行为的诱因后提出了学术批评的方式方法问题。表明我国目前的学术对话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的学术批评掺杂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批评与反批评有变成吵架的趋势”(曹树基，1999c)。后面的一些文章已上升到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和评论的内容与平等的精神结合起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马戎，李伯重，李强，1999年)。我认为，不仅如此在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各个环节都应充分体现平等宽容的观念，规范化的学术评论的特殊历史使命的实现尤其要求有平等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来保障。

平等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前提下在平等宽容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争论和评论的人文环境。与“找硬件”流行说法相比，这种平等宽容的精神是与观念有关的软件方面的东西。其实，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硬件和软件的同时使用，只有采用先进的对口的软件才能保障研究的质量并提高研究的效率。平等宽容的精神是启蒙运动几百年来英国人文思想的精华之所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其丰富的资源。跨世纪过程中的中国平等宽容学术氛围的形成不仅是“洋为中用”也是“古为今用”的体现。以下分别试用平等宽容的软件对较鲜被其他学者论及的现阶段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有关的实例进行解析。

（一）学术研究的平等(equality)的精神除体现在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方法和方法论上，还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摒弃“人微言轻”的偏见，不搞学术政治不做学术商人。在此剖析如下几种现象：（1）有的学者在东西方学术交流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奉行对国人打外国牌对洋人打中国牌的政策。似乎对洋货卖得越多学问就越大（评介国外的科研成果不在此列如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于是出现在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引海外理论经典缺乏本土化的创新研究的现象。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提到，在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中，除了科学研究一般规范化外还有一个因社会科学的社会人文特性导致的泊来品能否与本土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加以检验再推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的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创新过程，其成果能丰富整个人类的知识宝库。在学术争论和评论的问题上，借用把国家权威文化与民间文化比作花与草的关系的比喻(王铭铭，1993)，针对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追求做权威型的鲜花的做法，来自草根的学术评论绝非“轻言”，它们能对学术研究领域的生态平衡起积极的作用。这里的“草根学者”不仅仅限于国内的学者，若国内外学者都能用其所长参与中国的学术评论则可能提高我国东西方之间的理论对话的档次。

（2）尽管“男女平等”政策在新中国实施了半个世纪有些学者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仍然表现出“重男轻女”的观念，如瞧不起妇女研究的课题或认为女学者好感情用事难以保持价值中立；有的学者不愿意被人知道合作的对象是女性学者，她们要么被忽略不提或被改变性别为“他”、要么被称为“一个会说当地话的人”；有的女学者在管理妇女研究的项目过程中无形中采用男性家长式做法，等等。以上种种表现涉及到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此仅就“凤先飞”现象说明中国社科界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问题。体育界的“凤先飞”现象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国社科界“凤先飞”现象也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打入国际学界的李小江、回国服务并保持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李银河、在海外从事社科研究工作的一批女学者的成熟到一九九九“中国妇女的欧洲拉练”，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女性学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悄然地走上了世界，虽然她们没有男性学者常常流露出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抱负。本文参考资料列出的部分成果表明了她们在如何实现着中国社会科规学的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

（3）许多作者在开列参考资料时以作者是否名人作品是否名著作为取舍的标准，只要名人名著与该研究小有关系甚至毫无关系也沾边就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则能不提就不提。似乎作者只读名著因而其成果不算名著，至少也该算次名著了；或以不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的“不屑”的姿态掩盖其孤芳自赏的心态。许多学者在不同角度论及了这个问题(杨奎松，谢维杨，1999)，有的还呼吁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葛剑雄，1999)。其实开列名著很担风险，名著列得越多风险越大。由于名著的影响面较广，检验作者究竟读过多少名著并真正读懂了多少的评论者亦众。而不列非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更危险，因为这会立即暴露作者不知不容或剽窃别人成果的弱点，评论便由此而来。规范的做法是在著作后可提供较宽泛的参考文献(bibliography)-不论其名气大小，而在论文的参考资料中只列文中直接涉及到的著述(reference)，直接引用或概括叙述均可。所有引述都必须加注，有些与论述主题不直接相关的解释一般也可做注。提供参考资料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在文章中找到每个被列上的参考书目的有关内容的出处，同时避免有的作者以生硬的使用转述的第二手资料代替对原著文本的认真研读。此外，在引用别人成果时还应对他人成果加以评论或批评并把所引的文献与所研究的内容自然的结合起来，以便于读者发现作者的理论创新。

（4）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曾经就读或工作在什么名牌大学或科研单位等经历透露出来，更有甚者借鸣谢之际对为自己提供过帮助的人的根据职业声望高低进行取舍。似乎从名校出来的或有著名学者作后盾其本人的份量及其文章的份量都加重了，于是也就“人名言重”了。而曾经解过其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之人只因其位微其作用亦可忽略不计了。诚然，在如何表达作者的所在单位和职称的形式与内涵问题上的确存在东西方差异。在英国，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学术文章或著作中无论在正文或辅助性资料里无论提到谁的名字一般都直引或直呼其名而不提“教授”等头衔。若刊物在或著作时除了作者的姓名单位职称外，把年龄，性别，甚至把民族等指标都挂出来，会有年龄性别种族等歧视之嫌。英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的文章版面是，在文章标题下正文上一般有内容提要(abstract)、关键词(keywords)；在正文的后面有鸣谢(acknowledgements)、注释(notes)、参考资料(references)、作者注释(biographicalnote)、通讯处(address)等辅助信息。其目的除了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外，还在于提供全

面充分的辅助信息和致谢的机会，有助于学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正常的往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讨论都非得公开化，学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直接交流对学术研究的推动的效果有时会更佳。

（5）有的作者借描述调研过程之际把“与谁在哪吃饭时想到什么”等与文章主题毫无关系的信息挂上，在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之中含高人一等之意。这种做法与直接自我吹嘘和吹捧他人一样都有悖于平等的精神。虽然英国社会还存在等级制的残余意识，但从理论上讲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职业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在社交中如果某人充分阐明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对不同的观点的喜恶或津津乐道自己东西与别人多么不同均无可厚非，但只要流露出自己的东西比别人的好其人格分数在众人中立刻就降低了一档。严肃文章、论文、调查报告等一般尽量杜绝出现个人化的用语或字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作者怎样叙述自己的调研经历或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观点都行，但其观点一旦揉入了个人的有悖于学者基本价值观的其它价值观念的因素其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就打了一半的折扣。如作者在其研究中流露出个人对钱的兴趣，无论他或她怎样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辩解，其论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及其它有关观点的可信度都会受到怀疑，就好比王婆说她的瓜甜一样。因为真正的学者是以探索和追求真理为其最高价值标准，如钱钟书那样一条“黑路”走到底并看淡权力金钱功名利禄等等的。做这样的学者非常不易，学术研究规范化后，选择这条路的人会越来越少，蔡肪（注—应为日字旁）称之为“学术创新的‘毛细管效应’”。

因为毕竟真正信仰这种价值观的并有天赋有兴趣又能遵守学术规范的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一般来说社会也不会使他们穷困潦倒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此外，在中国社科界还存在其他的不平等现象，如认为承担有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的政研性课题比从事关注弱势群体或细小的微观的学术性研究更重要的观念，论资排辈或少年得志的年龄不平等，某些北京的学者在与外地学者的合作中以京派学者的“优越性”表现出地域上的不平等意识，在体制内与民间的学术群体中区分高低，凡此种种不胜枚列举，在此亦不赘述。

（二）学术研究中的宽容(tolerant)是以其平等精神为要旨的，它要求学者在观念上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既有宽待和善待他人过错的度量又有能容得下他人成就的胸襟。前者包括能心平气和地指出别人的错误或接受别人的批评，做到“人不轻我我不轻人人若轻我我仍不轻人”。后者包括轻松自然地接纳他人和他人观点的。在此剖析一些学术研究中的不宽容的现象。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2篇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起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

术论文。如“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陈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收缩话题：（1）时间：从1980年到2000年；（2）对象：政府的叛乱者和决策行为，而不是市场、企业、治理结构等；（3）视角：政治和政府理论中的精英研究；（4）案例：908工程、909工程、13号文件和《电子振兴》，这是发生在1980－2000年间半导体政策领域的两个重大工程和两个重要文件。通过这样的明确界定，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政策过程”、“精英”、“共识”几个显而易见的概念上，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同时，问题清楚了，我们在筛选信息和资料时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能够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二、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LiteratureReview)”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Description)”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Review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thinking)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三、如何撰写开题报告

问题清楚了，文献综述也做过了，开题报告便呼之欲出。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清晰的问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开题报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展现出来。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3篇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直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

术论文。如“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陈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收缩话题：（1）时间：从1980年到2000年；（2）对象：政府的叛乱者和决策行为，而不是市场、企业、治理结构等；（3）视角：政治和政府理论中的精英研究；（4）案例：908工程、909工程、13号文件和《电子振兴》，这是发生在1980－2000年间半导体政策领域的两个重大工程和两个重要文件。通过这样的明确界定，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政策过程”、“精英”、“共识”几个显而易见的概念上，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同时，问题清楚了，我们在筛选信息和资料时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能够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二、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LiteratureReview)”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Description)”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Review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thinking)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三、如何撰写开题报告

问题清楚了，文献综述也做过了，开题报告便呼之欲出。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清晰的问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开题报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展现出来。

写开题报告的目的，是要请老师和专家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因此，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就要按照“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和理论空间”、“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和工作步骤”这样几个方面展开。其中，“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是重点，许多人往往花费大量笔墨铺陈文献综述，但一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但寥寥数语、一掠而过。这样的话，评审老师怎么能判断出你的研究前景呢？又怎么能对你的研究方法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建议呢？

对于不同的选题，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一个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严谨规范的方法为支撑。在博士生课程的日常教学中，有些老师致力于传授研究方法；有的则突出讨论方法论的问题。这都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自己对研究方法的认识、理解、选择与应用，并具体实施于自己的论文工作中。

摘自《中国研究生》

作者：陈玲

开题报告(文体形式)

课题名称：

姓名：年级：班级：

成果形式：完成时间：指导老师：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

2、

3、

4、

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

2、

3、

4、

四、实施的步骤

1、

2、

3、

4、

5、

6、

7、

表1—1开题报告(表格形式)

主题：

课题题目：

导师：

课题组成员：

组长：

班组：

简要背景说明(课题是如何提出来的)：

课题的目的与意义：

活动计划：

1)任务分工：

实地调查：

上网：

查书面资料：

总结论文：

发倡议：

2)阶段步骤：分阶段实施

阶段时间（周）主要任务阶段目标

一周

二周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4篇

1.文献综述方面

高校本科学生要在较短时间内的进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汇总工作，最后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出现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之中。论文综述的写作对于相关领域研究前沿、研究热点的科学、准确界定，毕业论文选题及后续写作的创新性、科学性等来说至关重要。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高校本科学生在校期间很少能够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概况，如该学科或领域中的研究主题、经典文献、权威作者、核心期刊、研究合作群体等，而科学知识图谱的一些分析方法，如来源分析方法、词频共现方法、共被引分析方法、引文分析方法等则恰好能够满足本科学生渴望对学科或领域研究基本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的迫切需求，对于高度概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开展科学的研究述评，明确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较大的帮助。

2.科学选题方面

鉴于国内多数高校对本科生学术科研要求较低，以及学生本身科研主动性、积极性不强而导致学生对所学学科及相关领域理论及实践研究了解不明确、不充分等特点，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如词频共现方法，可以使得本科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了解国内外相关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情况，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等方面对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网络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解和学习，从而使得毕业论文选题更加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可以说，在本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以科学的、准确的研究热点或研究前沿为论文写作对象，就是对社会实践和学科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通过满足社会实践和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得毕业论文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3.研究创新方面高等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水平。如同研究生毕业论文一样，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同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有效使用，可以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掌握，通过高度概括与全面分析，既可以实现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可以在了解国内外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内容上创新，突破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使得研究的广度或深度上更进一步，并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使创新性和实践性统一起来，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

此外，知识图谱在高校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其他功效还包括：重要文献资料收集、核心期刊选定研读、权威作者跟踪学习等，这些都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和牢固的研究基础。

二、科学知识图谱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应用

1.文献数据库的选择与文献筛选

国外文献数据库选择与文献筛选。如果要分析国外某学科或领域的相关研究情况，可以选择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数据库，即众所周知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其为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涉及经济、管理、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内容。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为例，进入SSCI数据库后，在“标题”或“主题”选项中输入相关主题词语，如“humanresourcemanagement”或“HRM”等，之后确定相应的年限，如2000年—2012年，然后进行文献资料收索，在收索结果中选择相应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在“文献科学知识图谱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功效及应用房宏君刘瑛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类型”中选择“article”即“文章”类型资料并去掉“meeting”、“review”、“editorial”类型资料之后以进行文献筛选；在文献资料保存过程中，选择包含标题、来源作者、来源单位、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全文献资料类型，以每次500条文献资料数量进行下载，并以文本格式进行保存。

国内文献数据库选择与文献筛选。本科学生如要分析国内相关某一领域的研究情况，可以选择现有的“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数据库，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其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中文数据库，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定量的视角评价文献来源地区、研究机构、研究学者等相关情况，探测某一学科或领域中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网络及发展趋势等。在CSSCI数据库中，确定年限之后，选择“来源文献”数据库，然后在“来源篇名”或“关键词”选项中输入要查询的相关词语进行检索，CSSCI数据库每次可以下载50条文献资料，点击“下载”即可得到相应的文本资料。

2.知识图谱绘制工具的选择

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视化工具很多，包括：“Citespace”可视化软件、SPSS软件、Bibexcel软件、Ucinet、Netdraw等，其中较为常用的如“Citespace”可视化软件、Bibexcel软件、SPSS软件等。本科生在毕业论文综述研究中可以采用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的Citespace软件、SPSS统计分析软件等。关于上述软件的介绍与使用在一些专著、教材及相关文献资料中有详细的介绍。

三、知识图谱分析方法的确定

1.词频共现分析方法。

该方法用于探测和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其演进历程、发展趋势等，包括关键词共现频次分析、突现词探测分析等，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方法可以探测出2006—2010年5年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热点情况

2.来源分析方法。

该方法用于分析一定期限内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国家、来源作者、来源机构等，以探讨文献资料来源的基本情况，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来源分析方法可以探测出2001—2010年10年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主要来源国家。2001-2010年国际范围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来源国家图谱共被引分析方法。

3.共被引分析方法。

该方法主要包括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期刊共被引方法，用于探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权威作者、核心期刊及其网络关系等。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文献共被引分析方法可以探测出2005—2009年5年间国际人力资源研究领域中的最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经典文献。2005-2009年国际范围人力资源研究文献共被引图谱

四、研究结果的验证与应用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的结果虽然是量化的、客观的，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实践调研去进行验证，如对研究热点的核实与确认，可以通过对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权威专家进行访谈加以核实，还应该结合社会实践相关领域中的热点现象去验证，以综合确认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经过验证的科学的、准确的、量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科学选题、文献综述、内容创新及突出论文的有效性和实践性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结论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第5篇

现如今，华文社科学术期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国际化还面临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舆论环境对学术研究的困扰

国际社会整体的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存在，西方对中国的学术偏见长期存在。传媒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方面，传媒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发展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中西方媒体虽然体制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逃离政治权力和资本控制的空间；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不同体制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中西方思想交流碰撞，依托于传媒平台和内容优势，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侵扰不可避免。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西方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在不知不觉中暗流汹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西方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中国只是在努力地防守，很多时候却也防不胜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西方价值观和思潮不断涌入，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会累积成为西方对华博弈的攻击点，极易体现在文化、思想和学术领域，未来意识形态竞争仍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挑战。2014年，“中国威胁论”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困扰着我国的国际形象。继军事威胁、经济威胁、粮食威胁、环境威胁之后，2014年网络威胁论开始盛行。最近一段时期，香港占中虽然得到有效控制，蚍蜉撼树未能撼动中国，却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学术研究领域亦是如此。美国中情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文化输出和渗透无孔不入，并对此毫不讳言。“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华文社科学术期刊负载着中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因此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斗争成为其国际化最大的挑战。表面的平静与和谐掩盖下的是对未来的较量，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有忧患意识，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舆论的主导权。

2内部发展动力不足

从华文学术期刊自身来看，也存在着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似乎进入了一个疲乏期，难有起色。客观上，来自学术期刊体制的束缚依然存在。现阶段，我国的学术期刊一般依附于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主管部门的行政约束；另一方面，单位内部人员科研成果压力导致学术刊物逐渐走向封闭、排他。主观上，华文社科学术期刊整体质量仍然欠佳，从选题、稿源、内容质量以及发行范围来看，与国际水平仍然有差距。

3人员素质和意识层面的问题

具体发挥作用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高素质的人才是竞争的关键。具体到个人层面，编辑部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编排体例和规范需要得到细化和统一，另一方面，编辑部人员的编辑能力、价值判断、审稿水平和英文水平与国际还有一定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在编辑方针和经营理念上，对国际化没有充分的认识。很多情况下，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想做或者不愿意去尝试。由于华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较弱，海外发行量不够等原因，导致“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在国际学术界频频“失语”。

二新媒体环境对华文社科学术期刊

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互联网创造了崭新的时空语境和权力关系，“振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困，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化了苦难，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毋庸置疑，新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互联网以高速快捷、实时互动、高度交互的优势，将地球村的人们紧密联结在一起。新媒体环境下，借助于互联网、即时聊天工具、客户端等传播介质，文化传播及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全球化的文化交往超脱了时空限制。伴随着互联网领域的变革，2014年“大数据”时代正式到来，不仅体现在数据量的巨大，更意味着数据的处理、分享、挖掘、分析等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大数据技术为学术期刊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源。大数据，改变了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为研究者在宏观上把握学术发展、追踪学术热点、窥探未来趋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把用户的信息和需求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分析用户的需求、习惯并做到精准推送，由此对信息的呈现、分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可视化成为受众的偏爱。同时，大数据时代给期刊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方面，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让传统期刊边界变得模糊，电子数据库独占鳌头；另一方面，读者关注和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一本期刊，而是一篇文章或者文章中的某一部分，也就是说读者需要的是数据和信息，对期刊的品牌认知似乎已经淡化。学术期刊必须迎难而上，占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

三传播学视角下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策略

学术期刊本身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自身的天然传播优势。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应该是其国际传播的过程，即学术信息和成果跨时空、跨国界的扩散和传播过程，实现国内、国际不同个体之间的信息和知识共享。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利用传播学经典理论分析华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策略，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探索。

15w模式分析与议程设置理

论5w模式，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1948年由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论文中首次提出。5w模式清晰地阐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向谁说（ToWhom）以及有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传播学5w模式，有助于我们从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出发，一一对应，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水平。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在《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中奠定了议程设置的理论基础。随后，议程设置理论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的丰富、发展过程。从查普希尔研究开始，主要关注媒介议题议程对公众议题议程的影响；到第二阶段详细阐释了新闻媒介的这种影响，探讨了强化或限制在公众议程设置效果中的各种偶发条件；第三阶段扩展了媒介议程的影响范围，将效果从对客体议程的关注扩展到对属性议程的理解；第四阶段探讨了媒介议程的起源；第五阶段主要关注议程设置的后果。不同阶段相互促进、彼此补充，新阶段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阶段的结束，从而为议程设置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议程设置的这种“无心插柳”的客观功能在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得到发挥。尤其是现阶段，华文社科学术期刊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不足，更应该在议程设置中的信息解读和分析阶段，提出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见解，建立具有全球辨识性的学术成就，提升华人传播学术社群的影响力。

2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

全球化与本土化是辩证统一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既存在相互冲突对抗，也互相支持和补充。本土化要求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中国学术的本土化特色，同时也要对特定国家和区域做出适当的语言、文化、习惯的调整和改变，也就是在增加当地认同基础上达到的学术对话的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虽然高水平的英文刊物可以直接契合西方受众阅读习惯，但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毕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汉语责无旁贷也无疑是最有效的语言。汉语的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经典的研究、学术成果和价值观，必须依靠汉语丰富的内涵、意蕴才能表现，直白地翻译为英语，则意味全失。有些复杂问题甚至无法阐释清楚，不但容易产生误解，而且原有的学术价值也得不到体现。因此，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更长远的目标也许应该是用汉语传播学术成果和中国文化，让汉语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语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应对策略

华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认真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系统研究国际学术期刊现状，借鉴先进的办刊理念和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具体来看，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做出有效调整。

3.1提升传播主体素养

做好人才储备从传播主体层面来看，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更多地是扮演控制者的主动角色，他们掌握传播工具和手段，决定信息内容的取舍和选择。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传播主体的性质、状况及公信力等都影响着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华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主体，对期刊本身以及整个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首先，是编辑和审稿团队的国际化。社科学术期刊与大众读物不同，学术成果判断有其自身的专业性、复杂性和严肃性要求，需要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严格、规范的审稿程序，多级评审制度，匿名评审原则，高质量评审意见缺一不可。编辑、审稿队伍都要实现国际化。《自然》杂志拥有数千人的国际网络审稿专家，《科学》杂志有1/3的审稿人来自世界各地。这些国际化的编委在审稿、约稿和推荐稿件过程中都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力和资源优势，同时也可以提高其所在学术期刊的国际知名度。完善国际化专家数据库，选择更多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审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投稿、审稿平台，如ScholarOne投审稿系统等。因此要培育精通外语、有国际视野，又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版策划营销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人文性，编辑不仅要具有很好的职业素养和技能，还要有很强的学术修养。通晓西方文化，熟练掌握第二外语。期刊单位要为编辑们提供更多的培训、交流和出访机会，取长补短。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已经由单一的学术成果评判者角色，转变为信息的数据挖掘者和整合者，学术期刊需要彻底转变传统编辑理念，实现责任编辑的全流程、动态化参］。其次，是记者和作者团队的国际化。要实现期刊作者的国际化，加强学术记者的培养，同时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保障优秀作者队伍的稳定，让他们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呈现、传播创新观点和学术前沿。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必须走出去，广撒网，精选择，向国内外优秀的专家约稿，争取优秀的创新性成果，为我所用。再次，还要实现期刊读者的国际化。读者的国际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期刊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同时国际化的读者群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反馈效果，促进学术期刊的完善。尽量消除来自语言的障碍，多元呈现，精准定位读者需求，逐步扩大用户和读者群。

3.2把握内容制胜

推进受众研究在传媒领域，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让媒介在竞争中更加凸显内容为王的重要性，“内容为王”仍然可以战胜“技术至上”。学术信息、成果的质量直接决定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水平，如何在这方面加强议程设置能力，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才是国际传播制胜的关键。内容制胜的关键是要拓宽稿源，严把质量关。稿件的质量直接决定学术期刊的质量，期刊稿源的国际化是扩大学术期刊国际声誉的保证，因此必须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稿件，与优秀作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宽稿源渠道，加深国际化程度，提升权威性和影响力。近年来，国际主流学术期刊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由单一的出版物衍生出多种附加产品。例如，很多期刊推出了有声产品Podcast，通过与相关学者访谈，提高读者认知度和信誉。还有的学术期刊以学术会议或学科论坛为平台，将出版物、作者、学者、读者联系起来，形成固定的圈子和良好的氛围，反响很好。由此，也要注重形式为内容服务，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应该在衍生产品和纽带方面多做出努力，逐渐形成自身的品牌和信誉，提高期刊的国际认可度。此外，还要强化受众意识，做好受众研究。认真研究国外受众，建立受众分析和研究系统，对传播效果进行长期持续追踪。在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调查渠道，对传播内容形成专业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从而根据受众特点、习惯进行传播内容的调整，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保障国际传播的积极效果。传播效果直接体现在受众身上。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层次也更加丰富，然而现实中，效果的测算并不简单。华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效果评测，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3.3善用新媒体与大数据

拓宽传播渠道传播方式的选取和实现，首先从宏观上来看，需要得到政策支持，破除体制弊端。要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破除结构性弊端，建立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是学术期刊参与国际竞争的保障。其次，要加强财政和资源扶持力度。如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专项基金”的启动，为学术期刊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学术期刊拓展融资渠道，实现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和重组。在美国和欧洲，数字出版以及在其基础上实现的开放获取，已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主流模式。据统计，国际著名期刊和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发展迅速，其数字出版收入有的已达到总收入的70%。华文学术期刊也应该在盈利模式上做出调整，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加快数字出版步伐，实现开放获取，资源共享，同时要避免简单地搬运，造成千网一面的尴尬局面。身处大数据时代，加强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大数据信息的获取、存储、分析、传输，搭建产学研合作、人才对接平台，加快实现以学术期刊为主的全媒体出版，为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指明了方向。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极大释放，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传播，人人都有麦克风，公民新闻时代已经到来。传播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受众的个人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受众更加特殊，因此，要研究受众范围、国际受众的心理、特点及社会属性。尤其是面对跨文化传播中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能否以符合目标国受众文化和接受习惯的方式，改变其心理定势是国际化最大的挑战之一。具体媒介的选取至关重要，新媒体平台、大数据资源、数字化出版在拓宽传播渠道的同时，也为学术期刊国际化带来风险。渠道的多元化要求学术期刊实现网络、大众、人际的多维度传播。同时考虑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以及不同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因此，如何将学术信息和学术语言精确转化，减少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信息误解，这也是传播方式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