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精选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3篇
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人们需求和期望的增加等因素的推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高夫认为有四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支出不断地增长：“相对成本的增加”、“人口变迁”、“新的而改良过的服务”、“社会需求的成长”。不断增长的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凸显出其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的支出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税收来源的基础上，税收必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福利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其前提；从另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在运作过程中会有破坏其前提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造成压力和阻碍。福利国家是否能够在取之于资本的同时，又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发展，成为福利国家是否可持续运转的关键。福利国家支出是否会削弱资本积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争论点。从总体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积极性，福利国家是必然会损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这个结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们的基本预设是：“所有的税都是征收自资本的税，而所有税收的来源都是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建立在减少资本剩余价值、削弱资本积累能力的基础之上。结果可想而知，福利国家与资本积累的矛盾被绝对化，如高夫所归纳的：“一方面，提高国家在社会服务于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对维持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是必须的；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每一分成长却会抑制资本的累积”，而高夫本人是反对这样粗糙的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辩证。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奥菲部分地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促进了降商品化组织形式的扩张，势必会妨碍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削弱市场理性，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奥菲将福利国家干预对于经济的消极性影响分为三个方面：国家监督和控制所需的成本；会破坏经济部门的适应性和革新性；国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格竞争，从而会导致质量竞争方面的损害。但是同时，他又反对将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完全归罪于福利国家，反对将福利国家当作资本积累受损或中断的根本原因，福利国家至多只能算作一个起推动作用的要素。高夫在奥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高夫并不否认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他认为将这种矛盾归咎于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直接取自剩余价值的解释机制是错误的。高夫认为从福利国家支出取自剩余价值出发，从而引申出福利国家支出阻碍资本积累的这种观点，“忽略了国家给付与服务回归到资本主义或市场部门的‘回流’”，只看到福利国家从资本那里收取的税收，而没有看到福利国家实际上将税收的部分又以“社会工资”或社会投资的形式回到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领域中。
国家的社会支出最终投入到社会中，通过增加就业、直接或间接提高消费能力、增加投资项目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经济中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开支的升高会增加总经济需要”，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地推动经济需要的发展。然而，由于福利国家支出来源于社会税收，在这种收取和回流的过程中，“较高的税收会抵消一样多的政府支出所会产生的效果”，即抵消政府福利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推动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利的”。因此，从社会总经济需要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从社会中收取的税收减少了总经济需要，但是福利国家支出和回流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总经济需要，两者之间相互中和了。从再分配的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主要是一种“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即其基本模式是“将工资与薪资所得阶级（大致上指的是劳动阶级）内的所得予以再分配，而不是从上层与中上阶级予以分配下去，也更不必然是从利润分配到工资所得上”。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并不是全部从资本剩余价值那里获取税收，然后再分配给劳动阶级，而是主要地从劳动阶级那里获取，并主要地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以及劳动阶级内部的再分配。“透过国家来引导大部分的工资与薪资所得，使之有些回到劳工家庭、有些流向依赖人口，而有些则用来资助其他的国家支出项目，此种劳动报偿的再分配，不必然会损害总产出中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因此，从福利国家再分配层面上来说，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并不必然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矛盾在于福利国家的非生产性服务。从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层面上来说，高夫将社会服务区分为再生产性的和非再生产性的两种类型。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社会产品的产出及经济的增长，如国家投资的建设性项目，既能扩大经济规模，又能提供工作岗位，这对于资本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有益的；非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是用于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是为了修复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能给社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只有投入但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效益产出，因此可能给资本和劳动者造成负担。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由其社会服务支出的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的投入越多用于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对资本积累就越有利，相反，福利国家投入的非再生产性越多，则对于资本积累的削弱作用就越大。
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矛盾及其程度由社会支出的具体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结构又由阶级力量的结构决定，即由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格局决定。虽然高夫肯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基本倾向是满足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资本积累进程的实现，但是这种基本倾向在某些时候会遭遇相对的反倾向。劳动阶级的斗争、对立阶级力量的格局是影响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结构与规模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对福利国家的压力也不同。福利国家收入取自何处、用于何处的结构都由具体的社会阶级势力结构决定，由“阶级冲突的往往返返而决定的，会随着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而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社会破坏性因素及其对于国家合法性功能的需要不断增长，福利国家的非再生产性福利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这个层面上，福利国家支出对资本主义积累造成损害，并与之构成矛盾。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准确来说并不是产生于福利国家本身，福利国家支出也并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福利国家支出本身就是为了维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经济的衰退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自身。
2福利国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那里，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原则，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种对立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主义和大众民主会威胁到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保护。而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将为被统治阶级提供政治权力的支撑，挑战统治阶级的支配权力，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冲击，从而会加剧社会矛盾。由于这种对立对于统治阶级是如此不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能够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威胁的民主形式会那么顺利地成为现实，因此在他们看来，民主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一个幌子，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将权力拱手让给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会建立反对自己的政治机制。奥菲认为如果把民主当作仅仅是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任何关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民主对于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改革的意义也是真实的。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缓解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就与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和合法性来源。福利国家又会进一步对推动民主进程，福利国家机制形成的政党竞争、政治冲突的缓减、激进主义的逐渐消失等等要素使民主政治更加稳固。民主与福利国家在某个时段，主要是福利国家繁荣时期，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奥菲认为“大众性政党和政党竞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使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不相容性在现代资本社会中出现了转折。这两个调节性原则将权威逻辑与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形成“民主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能够与民主共存。
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中，竞争的原则被引入到政治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竞争性政治，而在福利国家范畴中，权威性原则被引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两种原本对立的领域互相吸收了对方的要素，相互融合。在这两种原则的调和下出现了“混合政体”、“混合经济”，避免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通过正式的政治途径吸收来自民众的要求及冲突，是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一度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害怕这种民主模式会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是事实上这种恐慌是过度敏感的反应。奥菲认为大众参与形成的政党竞争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构成直接的威胁，相反，由于受到机会主义、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等等因素的控制，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下产生了三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即“意识形态的非激进化、政党成员的非活跃化、集体认同的逐渐丧失”。社会权力的分配仍然主要地由经济权力所决定，政治权力的扩散并没有根本上撼动这种社会权力分配原则。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看似给全体民众提供一个平等的准入和竞争机制，但是其运作机制仍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的。“目前还没有哪个竞争性政党制度给出一种政治权力分配方法，以改变它所产生的资本逻辑和社会经济权力模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积累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成果”。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第二个调节原则是福利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干预主义，试图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的要求，实现阶级之间至少是暂时的妥协或“和解”。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和谐局面：“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经济繁荣，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改变了工业和阶级的冲突模式，使它们越来越告别政治激进主义，乃至革命性激进主义，而转向以经济为导向、以分配为中心的，越来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民主要求和政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框架。但是这两种调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自身遭遇的危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很快就超出了这两种调节机制的范围。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的组织形式存在着“自我限制的倾向”，存在分裂和被其他政治实践形式所代替的危险，竞争性政党民主形式“已经耗尽了其调和资本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能力”。奥菲认为三种主要的新的（包括新社会主义、社团主义、政治压制）政治实践逐渐排挤和取代了竞争性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地位逐渐衰落。政党制度调和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政治的能力也已“耗尽”，而新出现的政治实践却并没有能顺利将这个任务持续下去。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确实控制和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首先，福利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需求两方面的问题，而一旦福利国家解决了社会宏观需求的问题，则生产问题就变得紧迫和严重；一旦国家着重解决生产问题，需求问题又会被抛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改变了工人与资本的期望，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使工人和资本形成福利依赖，降低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独立运行能力和平衡能力。“由于外在的经济影响和内在运作模式的悖论等两方面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耗尽了其潜能和活力。”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自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的危机，其作为调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能力也逐渐消退。事实上，很多学者，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随着资本与民主的调节机制的衰落，福利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实现的结合与共存的条件也逐渐消失，资本主义与民主重新落回对立状态。而在此基础上，依赖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也无可避免地显现出其矛盾并不断激化。对此，奥菲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着政党竞争和代议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在履行任何国家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国家的社会构成稳定化，并维护这种构成）时，总是面临着大量的要求和需要，在自由民主制度安排的限制性参量内，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不协调的。国家所要做的事情明显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资本的私人积累特征或政体的自由民主特征被中止”。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公民参与
1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变量
1.1社会资本的概念
自从格伦鲁里1977年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收入的种族差异的动力理论》中第一次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后，无数学者不断深化、定义和使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中，皮埃尔·布尔迪厄被认为是第一个给与社会资本清晰界定的学者。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其实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网络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将社会资本理论首次引入政治发展理论、民主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资本的基本含义我们可以简洁阐释为：它是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
1.2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及其中的变量分析
美国公共政策领域有许多新理论，在研究和应用领域，有些已经非常成熟，有些依然在发展之中。目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阶段启发理论（thestagesHeuristic）、制度理性选择理论（institutionalrationalchoice）、多流框架（TheMultiple－StreamsFramework）、中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Framework）、倡导联盟框架（TheAdvocacyCoalitionFramework）、政策扩散框架（PolicyDiffusionFramework）以及较大数量的比较研究框架（FrameworksinLarge-NComparativeStudies）。
在上述各种政策过程理论中，虽然研究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政策理论所面临的关键点始终有以下三个：任务（即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挑战（即实现这个目标会遇到的困难），问题（如何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减少成本，实现利益双赢）。分析问题可以用来分析、预测和解释制度安排下的行为，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他的《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中对制度框架有个一个概念示意图。
行动舞台包括一个行动情境和该情境下的行动者。行动情景的特征可通过如下七组变量来刻画：（1）参与者，（2）职位，（3）产出，（4）行动-产出关联，（5）参与者实施的控制，（6）信息，（7）给定产出的收益和成本。行动者则包括关于四组变量的假设：（1）行动者带给情境的资源；（2）行动者对世界状态和行动的评估；（3）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和使用知识的附带效应和信息的途径；（4）行动者用来选择某种行动路线的过程。影响这个行动舞台的因素包括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物质条件是指自然环境等，非物质条件包括社会规则，秩序以及行动者的共同体属性。笔者认为，共同体属性，即社会资本是影响到分析问题层面的基础，对政策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3社会资本的特征分析——囚徒困境和经济人悖论
社会资本首先具有一些基本的资本属性：社会资本可以循环利用，可再生。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资本，因此，信任和合作是这种资本的核心。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合作得以加强和延续。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有需要有共同的文化作为基础。共同的文化可以培育深层的价值认同，从而坚固社会资本的稳定，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外，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的两大来源。一种有效的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关。在一个信任与回报成为正比例发展时，人们交换更容易进行。反过来，通过长期不断的交换也会促进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的形成。这种显性或隐性的规范一方面加强了相互信任的合作，从而增强交换双方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又促进公众参与的激情，拓展相互合作的网络范围，有利于培育经济繁荣的公民社会和增强公共政策有效运行的国家能力。
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以只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公民社会群体，通常情况下，社会群体的利益需要多方面的权衡和博弈。只有实现这两种目的的平衡，国家政策成效才能得以完美实现。实际上，这样的经纪人悖论还可以用囚徒困境作类比。在公民参与的两种形式中，横向的平等关系更有利于社会群体的互利互助；另一方面，如果垂直的等级关系较多，就可能在开展集体行动时出现由于个体的理性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样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之所以会出现囚徒困境,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体之间难以就对方的行为作出预期,而社会资本通过人际、群际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培育了群体内个体都认可的共识性规范如信任、互利互惠,因此个体就能够通过这种共识性的规范对其他个体的行为作出预期从而摆脱囚徒困境。
2社会资本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集团，代表民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来源于公民社会，公民通过及时反映社会公共问题或公共舆论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使政策能准确解决公共问题，另一方面民众又是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决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构建起相互的信任机制，这样，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能够协调和沟通双方，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
2.1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
在现代政府治理中，缺乏公民参与会降低政治体系的代表能力和回应能力，导致公民对政府运作方式的无知。另外，它会侵蚀民主国家的公民精神，削弱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道德意识和政治义务，而且，缺少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会导致民众的疏离。简言之，公民参与的作用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公民个体而言，公民参与有助于公民表达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公民自我发展与选择的基础，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公民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另外，公民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发现和挖掘政治社群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从而加深信任和互利互助的基础。对于社群中的个人，参与行动将可以解放个人潜能、建构有效能的公民,以及治疗现代公民精神及心理上的疾病。
对政府来说，公民参与能够实现并扩大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提高了决策质量，促进了政策的执行实施，弥补政府失灵。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是公民参与的前提，因此公民参与提供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在决策层面，公民是有效信息的来源，科学决策建立在对大量有效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公民参与为横向平等的社会资本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另外，社会监督也得以同时进行，社会资本得到有效的利用。当社会群体开始充当政府协作者和监督者，新型的公民政府一体的合作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2.2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
首先，社会资本的信息渠道影响着公共政策过程的效率。公共政策过程中，需要有资料收集、传递、处理、分析、选择、整合、执行、沟通以及反馈等程序循环往复，这一过程离不开两个根本性的因素：政策信息发送者、接收者进行沟通的医院和积极性；另一个是政策信息流通渠道本身。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政府决策人员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流、沟通、反馈的过程，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在一般的结构理论中，大部分社会资本都是以不同比例的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所组成。良性的关系网络往往可以增加效率，降低执行成本，并且为政策结果的评估做好准备。总而言之，就政策问题的发现和选择而言，政策客体能够及时地将政策需求、政策信息反馈给政府，政府也就能最大限度地占有相关政策问题的信息，从而能够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投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以达成较高的政策效益；就政策方案的形成和抉择而言，方案的形成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占有决策信息和集思广益以能够设计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最终形成较优的政策方案；就政策执行而言，政策主客体之间发达的关系网络能够帮助政策信息快速、保真地传达到各政策执行层从而既有利于执行层对政策精神的领会又有利于因地制宜地落实，此外畅达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实施信息的反馈以便及时对政策执行的偏离和走样进行纠正；最后就政策评估和政策调整来说，在发达的关系网络中具有较高积极性的政策客体通过畅达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地将对政策以及政策执行的看法和意见反馈上来从而有利于加强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政策调整方向的明朗。
另外，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影响着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平性。社会资本的存量代表共享资源的大小，社会资本存量大有利于关系网老的发展和信任等共识性规范效用范围的扩大。一旦共识性规范增大，那么寻求特殊利益的群体效用范围就减小，换句话说，为个体或集团利益的服务减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寻租”行为，增加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平性。
3结论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它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基础因素之一，它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模式，也影响着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为了避免囚徒困境和权力寻租，相信进一步研究和评估社会资本的变量和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将对政治实践产生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郭台辉.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量［M］.理论与改革杂志社，2004.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公民参与
1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变量
1.1社会资本的概念
自从格伦鲁里1977年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收入的种族差异的动力理论》中第一次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后，无数学者不断深化、定义和使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中，皮埃尔·布尔迪厄被认为是第一个给与社会资本清晰界定的学者。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其实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网络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将社会资本理论首次引入政治发展理论、民主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资本的基本含义我们可以简洁阐释为：它是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
1.2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及其中的变量分析
美国公共政策领域有许多新理论，在研究和应用领域，有些已经非常成熟，有些依然在发展之中。目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阶段启发理论（thestagesHeuristic）、制度理性选择理论（institutionalrationalchoice）、多流框架（TheMultiple－StreamsFramework）、中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Framework）、倡导联盟框架（TheAdvocacyCoalitionFramework）、政策扩散框架（PolicyDiffusionFramework）以及较大数量的比较研究框架（FrameworksinLarge-NComparativeStudies）。
在上述各种政策过程理论中，虽然研究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政策理论所面临的关键点始终有以下三个：任务（即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挑战（即实现这个目标会遇到的困难），问题（如何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减少成本，实现利益双赢）。分析问题可以用来分析、预测和解释制度安排下的行为，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他的《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中对制度框架有个一个概念示意图。
行动舞台包括一个行动情境和该情境下的行动者。行动情景的特征可通过如下七组变量来刻画：（1）参与者，（2）职位，（3）产出，（4）行动-产出关联，（5）参与者实施的控制，（6）信息，（7）给定产出的收益和成本。行动者则包括关于四组变量的假设：（1）行动者带给情境的资源；（2）行动者对世界状态和行动的评估；（3）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和使用知识的附带效应和信息的途径；（4）行动者用来选择某种行动路线的过程。影响这个行动舞台的因素包括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物质条件是指自然环境等，非物质条件包括社会规则，秩序以及行动者的共同体属性。笔者认为，共同体属性，即社会资本是影响到分析问题层面的基础，对政策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3社会资本的特征分析——囚徒困境和经济人悖论
社会资本首先具有一些基本的资本属性：社会资本可以循环利用，可再生。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资本，因此，信任和合作是这种资本的核心。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合作得以加强和延续。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有需要有共同的文化作为基础。共同的文化可以培育深层的价值认同，从而坚固社会资本的稳定，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外，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的两大来源。一种有效的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关。在一个信任与回报成为正比例发展时，人们交换更容易进行。反过来，通过长期不断的交换也会促进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的形成。这种显性或隐性的规范一方面加强了相互信任的合作，从而增强交换双方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又促进公众参与的激情，拓展相互合作的网络范围，有利于培育经济繁荣的公民社会和增强公共政策有效运行的国家能力。
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以只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公民社会群体，通常情况下，社会群体的利益需要多方面的权衡和博弈。只有实现这两种目的的平衡，国家政策成效才能得以完美实现。实际上，这样的经纪人悖论还可以用囚徒困境作类比。在公民参与的两种形式中，横向的平等关系更有利于社会群体的互利互助；另一方面，如果垂直的等级关系较多，就可能在开展集体行动时出现由于个体的理性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样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之所以会出现囚徒困境,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体之间难以就对方的行为作出预期,而社会资本通过人际、群际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培育了群体内个体都认可的共识性规范如信任、互利互惠,因此个体就能够通过这种共识性的规范对其他个体的行为作出预期从而摆脱囚徒困境。
2社会资本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集团，代表民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来源于公民社会，公民通过及时反映社会公共问题或公共舆论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使政策能准确解决公共问题，另一方面民众又是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决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构建起相互的信任机制，这样，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能够协调和沟通双方，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
2.1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
在现代政府治理中，缺乏公民参与会降低政治体系的代表能力和回应能力，导致公民对政府运作方式的无知。另外，它会侵蚀民主国家的公民精神，削弱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道德意识和政治义务，而且，缺少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会导致民众的疏离。简言之，公民参与的作用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公民个体而言，公民参与有助于公民表达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公民自我发展与选择的基础，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公民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另外，公民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发现和挖掘政治社群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从而加深信任和互利互助的基础。对于社群中的个人，参与行动将可以解放个人潜能、建构有效能的公民,以及治疗现代公民精神及心理上的疾病。
对政府来说，公民参与能够实现并扩大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提高了决策质量，促进了政策的执行实施，弥补政府失灵。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是公民参与的前提，因此公民参与提供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在决策层面，公民是有效信息的来源，科学决策建立在对大量有效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公民参与为横向平等的社会资本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另外，社会监督也得以同时进行，社会资本得到有效的利用。当社会群体开始充当政府协作者和监督者，新型的公民政府一体的合作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2.2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
首先，社会资本的信息渠道影响着公共政策过程的效率。公共政策过程中，需要有资料收集、传递、处理、分析、选择、整合、执行、沟通以及反馈等程序循环往复，这一过程离不开两个根本性的因素：政策信息发送者、接收者进行沟通的医院和积极性；另一个是政策信息流通渠道本身。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政府决策人员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流、沟通、反馈的过程，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在一般的结构理论中，大部分社会资本都是以不同比例的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所组成。良性的关系网络往往可以增加效率，降低执行成本，并且为政策结果的评估做好准备。总而言之，就政策问题的发现和选择而言，政策客体能够及时地将政策需求、政策信息反馈给政府，政府也就能最大限度地占有相关政策问题的信息，从而能够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投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以达成较高的政策效益；就政策方案的形成和抉择而言，方案的形成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占有决策信息和集思广益以能够设计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最终形成较优的政策方案；就政策执行而言，政策主客体之间发达的关系网络能够帮助政策信息快速、保真地传达到各政策执行层从而既有利于执行层对政策精神的领会又有利于因地制宜地落实，此外畅达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实施信息的反馈以便及时对政策执行的偏离和走样进行纠正；最后就政策评估和政策调整来说，在发达的关系网络中具有较高积极性的政策客体通过畅达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地将对政策以及政策执行的看法和意见反馈上来从而有利于加强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政策调整方向的明朗。
另外，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影响着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平性。社会资本的存量代表共享资源的大小，社会资本存量大有利于关系网老的发展和信任等共识性规范效用范围的扩大。一旦共识性规范增大，那么寻求特殊利益的群体效用范围就减小，换句话说，为个体或集团利益的服务减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寻租”行为，增加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平性。
3结论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它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基础因素之一，它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模式，也影响着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为了避免囚徒困境和权力寻租，相信进一步研究和评估社会资本的变量和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将对政治实践产生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郭台辉.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量［M］.理论与改革杂志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