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体位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其三、文化原因。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家庭传统，为类家庭关系转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首先，家庭本位的社会心理。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农民，家庭本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农民家庭本位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家庭都既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又是消费的主体，社会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依靠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家庭也是农民文化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长期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并且通过世世代代从不间断的家庭演变传承下去。其次，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主张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只是家庭模式在规模之上的扩大，与家庭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构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高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即通常说的‘君临万众子民’。”历史上的很多善治的事例都是，主张把家庭及其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并能够进行成功实践。比如在封建王朝主张实行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政治信仰缺位导致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信仰。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少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信仰，到新中国建立依然如此，集体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和普及是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政治信仰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理论已经在农村社会逐步淡化和瓦解，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又不能独立的成为新的公共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及其相关价值原则自然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家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所重视的孝道、血缘关系、祖先崇拜和尊老爱幼等理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在当前中国公共信仰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共识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并保持中国文化存续的作用。从公民个体角度考察，能够发现并实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养方法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

其四、家庭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原因。首先、在普遍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一般是在家庭之内利他倾向明显，在社会之中利己倾向明显；贝克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利他行为也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如果在家庭中转换一下主客体，利己和利他行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家庭中的利己行为可以实现利他的目的，即中国人日常说的“一家人，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其次、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其他伦理自觉地向家庭伦理靠拢，家庭伦理对其他伦理具有向心力；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暖，大部分情况下，家庭中情感的收获和心理的满足是以物质和利益的付出为前提的，就是说相对于主体而言，对方的付出能够换得对方的倾心相待，即主体在交往中既获得客体给予的物质利益，又获得客体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认同，这种家庭中的特殊利益关系模式，将会是特定主体实践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复次、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信任法律，而偏重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晰，权利意识淡漠，认为凭借权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法律关系不是最稳固的，即使已经缔结好的契约，也需要情感关系作为保障才能更好的实施。那么，家庭关系就成为了最重要、最稳固的情感关系内容和模式。最后，家庭是中国人终极追求的载体。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对人生真义进行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国人从务实的角度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享受淳朴宁静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其他诸如God、涅槃、道等范畴都太过玄妙虚空，难以找到实践的具体路径。

三、小结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某地方L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6份，有效率为99％。问卷调查对象情况分布如下：性别比例为女生46％，男生54％；理工科占54％，文史科为46％。所调查学生涵盖L高校16个学院，其中独生子女占44％，党员身份的占6％；年级比例大一至大四学生分别占44％、30％、19％、7％。除研究者自制开发的问卷调查表外，我们还与包括任课老师、辅导员在内的10名高校教职工和因作弊被处分的几名同学进行了访谈。收回的有效问卷录入电脑，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虽然本研究是针对个案大学的质性研究，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所有高校，但研究者通过实际调研得出数据并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力争使本研究具有“基于场景的外推性”。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总体情况在对大学期间作弊现状的调查中发现，62％的学生表示没有作弊经历（一般来讲，自我报告不端行为的比例低于实际比例，因此L高校有过作弊经历的本科学生可能高于38％）。在38％有过作弊经历的学生中，23％表示作弊过程中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15％被监考老师抓住并进行处理，2％的学生表示几乎每场考试都会有作弊。在对考试作弊这一行为的认识上，35％的学生认为考试作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27％的学生认为作弊现象很普遍但不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20％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是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9％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现象很严重。在访谈中，多位辅导员谈到，学生中普遍流行着“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就灵”，“如果考试不作弊，大学就不完整”，“大学作弊是一门必修课”等观点。大学生主体对作弊行为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作弊行为本身的道德承载下降。通过调查数据和访谈发现，作弊大学生的自我合理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把作弊视为道德问题，认为作弊与诚信无关。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环境侧重于考试的功利性，考试功利性的延续压抑了作弊本身所承载的道德价值，把获得成绩看作最终目标。在这种氛围下，学生对考试的态度发生了畸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张扬，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学生心目中的作弊是“没办法”、“被逼的”、“别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当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发生偏差，外界的一切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在问卷中有这样的题目，“考试被抓后您会采取的行为？”41％的学生会联系任课老师或者阅卷老师希望酌情照顾；17％的学生会首先联系家长，让家长出面找领导说情；16％首先会找辅导员出面说情，26％的学生不采取行为等着学校处理。在访谈中，一位教师谈到，“师友”关系很少存在，现在的学生衡量师生关系就是看给不给高分，每次考试结束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电话，希望给点“关系分”。我们也不会为难学生，一般情况下都会及格。教师出现此类行为是缺乏学术诚信的表现，认为给点“情感分”无足轻重，难以与道德、诚信等相关联。高校多注重对学生道德教育，忽视了教师群体的学术道德、诚信的不间断教育。大学教师是大学的主要施教者，他们的状态将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作弊行为的道德评

2．对作弊行为的态度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设计，您对考试作弊行为持何种态度？64．87％的同学持反对和憎恨态度，22．31％的同学持同情、理解和宽容态度。12．82％的同学持赞同或无所谓态度。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您对正在发生的考试作弊行为作何反应？46％的同学会沉默、打掩护、装作没看见，37％的同学会立刻指出并劝告、批评、检举，17％的同学会在考试后提醒他作弊是错误的。当在考场上您被要求提供“帮助”时，50％的同学会不予理会，断然拒绝；31％的同学会在考场上私下交流一下。在访谈中，辅导员们承认有监考不严的现象，一位辅导员谈到，考场上学生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时，只要不太过分，监考老师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一旦被认定为作弊，处理手续非常繁琐，后期还经常出现其他老师替学生求情，监考老师承担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等等。监考不严，作弊有了萌芽的温床，使得大学生作弊数量增加。问卷中数据统计得出17％的学生表示有过作弊经历，但是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基思－史皮格等人对127名美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表明，77％的教师认为处理学生作弊是一项非常繁琐艰难的工作。他们披露了出，作弊证据不足时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面对作弊现象，监考老师缺乏预防和处理作弊状况的相关培训，大部分监考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作弊，并未遵从学校制定的监考政策处理，使学生存在侥幸心理。

3．大学生的作弊动机问卷中关于作弊动机调查中，67％的学生仅仅为了能够及格；13％的学生为优化分数、提高名次，以便为毕业求职做准备；12％的学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8％为了获得奖学金或学生干部称号。在访谈过程中，多位任课老师和辅导员都有这样的感慨：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一部分学生是贴着录取线进校或者是调剂过来的学生，像英语、数学、物理等连贯性较大的学科，入学前基础就不好，学习起来很吃力；对于上大学后新开的课程，由于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与高中时完全不同，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因此便逐渐失去学习兴趣。还有一部分学生刚进入大学时缺少压力，学习松懈，玩网络游戏、谈恋爱占用大量时间，导致跟不上老师的上课进度，大一大二考试不抄不及格；到了大三大四，发现落下的知识点太多，不知道从何补起，不作弊便无法取得学分、无法按期毕业。扩招后，新生入学质量普遍下降。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大幅度扩大招生，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643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为突出的论争焦点已转移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上。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如何在扩招过程中保证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马丁•特罗曾指出，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发展过程中，高校将逐渐出现三种新的学生类型：一是原本对高校升学并不抱有高度期望，也不具备升学所需的学术资质，并且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源也不充裕的学生；二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的“非自愿”型升学者，他们属于被动升学选择的群体，虽然进入了高校，但对高校教学课程并无兴趣；三是成人学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中，以上三类学生已经出现。随着学生的多样化，高校教育亟需根本性变革。可以说，L大学作为地方高校不承担精英教育的责任，学生群体中包含了“非自愿”升学者和学业基础薄弱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当学校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时，学生无法完成学校的学业要求，考试作弊就容易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学习投入不足，大学生课下时间热衷经商、兼职打工、沉迷网络，无所事事的也越来越多。多位教师提到学生作业普遍存在抄袭现象，在问卷调查中，61％的同学承认课堂测验作弊频率最高，其次是课程结束考试、必修课期末考试作弊频率为18％，大学英语四六级作弊频率为14％，省计算机水平考试等证书类考试7％。学风与抄袭相关度也呈正相关，相关度为0．012。

4．大学生考试作弊方法38％的学生作弊采用夹带小抄的作弊方法，36％偷看前后左右同学，11％采用考场交流的方法，13％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2％会找人替考作弊。一位因考试违纪被处分的同学谈到：考卷上有40分的题目都在课本上，把课本老师画好的范围缩印一下，及格应该没问题。一位任课老师也谈到，考试的范围提前会告诉学生，考试答案确实在书上，考试题目出自课本原题的比重也挺大，只要把原题背过就能及格。考试内容过于偏重考察记忆性内容，缺乏对考查、理解、应用能力的考察。根据《L高校考试工作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考试命题要求规定：命题要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覆盖面要广，题量要适度，难易度要适中，学生自学内容、指定参考书上的内容也要占一定的比例。试题内容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检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但L高校考试命题中偏重考察记忆性知识，弱化考察理解、应用知识的能力，导致L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难以被践行。威尔伯特•J•麦肯齐认为学生学什么，既取决于教师的教学，也取决于考试内容和学业的评定方式。因此，想从本质上消除考试作弊现象，真正促进学生的学习，践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就必须要改革考试方式和内容。

三、作弊防治措施分析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任何知识的学习必须建立在诚信教育的基础之上。当今社会诚信危机日益凸显，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诸多现实原因。但大学作为育人机构，不能随波逐流，应在品德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面对学生作弊问题，L高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对师生进行不间断的诚信教育作弊从根本上讲是学生自身的原因，诚信教育不能脱节，父母从孩子幼年起，学校从学生第一天入学起，就要开展诚信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必须重塑教师的责任感。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师中开展多种多样的诚信教育。伯纳德认为，教师获得培训和帮助将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处理学生作弊行为。应组织教师学习学校制定的学术诚信政策，为教师之间的学术诚信交流打造平台，对那些学习维护学术诚信做出努力的教师应该给予肯定和奖励。

2．改革考评制度教师要改善监考方法技巧，学校对教师上课实行多种考评制。要改革考试制度，淡化分数比重，考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3．加强学风建设学风是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师生共同拥有的“隐形财富”。学生要确立明确的学习动机，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起到学风示范团体的带头作用；在教师层面，要重建大学教师的道德体系。学校管理者应狠抓基本规范，严惩作弊行为，转变管理作风，创造优雅、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1.从个人方面看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陪读

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6）陪读在一定程度上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1.1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福利待遇

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些传统的旧思想不断的遭到淘汰，但是在对待公务员的态度上，从古代到现在，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科举制的实行是选拔国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要想改变平民务农的低微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选拔，才能进入统治阶层。而现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公务员成为了仅有的最具有保障性的职业。古代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严格，不同等级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具有不同的社会名望，官僚自然居于普通老百姓之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对官僚这一阶层的仰视和羡慕的社会心态。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务员一般享受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务员能享受开支报销、住房补贴、解决户口问题等，这都深深吸引着广大学子，不用担心“下岗”，以人们思想中依然存在的求稳心态来看，公务员依然是他们的第一希望选择的对象。

1.2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虽然我们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不断发展，但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本身就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单位部门有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这些部门享受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而市场机制要求社会资源必须在市场的机制下调节来配置，从而达到最大的优化利用。显然，政府的权力干预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管理的因素大于服务的因素，这些都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自然导致人们涌向资源丰富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有权配置这些资源的地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也就某种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一些企业在招聘大学生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合理和违法操作的现象，比如与学生签订不平等的劳动合同，骗取学生的报名费、体检费等，对一些毕业生有歧视行为，不给毕业生上“五险一金”等，这些市场中的负面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种种不确定因素迫使大学生更青睐于公务员这一安全的避风港。

2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对策措施探究

2.1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高校在思政和就业教育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于公务员的认识，为人民服务是公务员的核心素质，而大学生往往关注于公务员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作怪，应该予以摒弃。公务员并非人人适合，很多学生盲目地跟从大众选择，而忽视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也是不可取的。应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亲身实践，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取得非凡的业绩。

2.2尝试改革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相比一般职业来说具有相当大优势，这是大学生追捧公务员的一大主因。因此，要想更好地完善公务员制度，就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首先，尝试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公务员聘任制度，奖优惩劣，打破“铁饭碗”，公务员不再是终身无后顾之忧，这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素质整体上升；其次，要完善公务员定期考核制度。这有利于公务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克服官僚主义思想；最后，进一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较少政府干预，多让位于市场调节。

2.3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情欲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情欲，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