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二、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针对目前学界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相混淆，或者偏重于借鉴西方“新文化史”而忽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脉络的现象，李长莉撰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异同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并大胆预测了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大致趋势。而罗检秋的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史进行回顾外，对欧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问题也进行了进一步剖析，并从本土史学的发展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的特色。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从这一视角出发，刘文揭示了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理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注重研究方法的反思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关键。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描绘出来，研究社会文化史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几对重要概念的辨析，论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的辩证理解;要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对真实与建构的研究;要抓住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如对常态与动态的研究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辨析力图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产生一些共识。由于社会文化史关注下层，注重大众文化的研究，致使“碎片化”问题严重。李长莉在《“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中，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进行了论述，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3.注重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以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另辟蹊径。梁景和和常建华在这方面做了新的努力，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梁景和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中，提出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并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价值、内容和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详细介绍了宏观微观、综合解析、感受想象等六种研究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并指出这些“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运用上可能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认识要具有这样的辩证分析态度”。日常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常建华撰文阐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指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虽然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观照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三、结语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宫是公益性文化设施，也是提供公共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机构文化宫的基本职能在于它的公共性，建立的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以人为本”“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所以文化宫必须坚持向公众提供展览、娱乐、教育等文化服务，要以建设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目标导向开展引导性的公共文化活动。文化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机构文化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职能类似于学校，是精神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点之一。它首先具有培训服务的职能，就是常见的举办各种培训、讲座、展览等。二是文化宫具有组织职能，即组织比赛，例如绘画、书法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有效的定向性凝聚不同人群，起到定向传播、文化惠民的作用。三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职能，不但要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抢救、保护工作，还要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及公益性学术探讨等活动。

二、当前文化宫经营管理的管理创新思路

1.财务管理平衡控制管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绝对集权和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都是极其少见的，为了保障经营业务的开展，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财务管理模式都是处于二者之间，以财务平衡的控制模式居多。文化宫应主抓关系文化宫的生死存亡和可能对文化宫经营实体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事项与交易实行集权性的财务控制。抓大放小，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战略与核心竞争、以及在预判中未来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的影响等小的事宜，可以在文化宫经营实体的统一调控和指导下来实施财务分权控制。具体的做法就是，文化宫只对收支预算与经营业绩如何评估、财务经营总监的任免以及重大投资事项等重大财务决策进行严格控制和预审核，将文化宫经营实体的较低限额投资和微小费用开支、经营收益的奖金如何分配、下属经营单位职工的工资具体发放等的决策权力交予文化宫各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文化宫只对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实行必要监督与检查。实施财务的平衡控制将有利于文化宫整体财务的目标实现。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在审核划定的允许范围内实施自主的经营并自负经营后果，以及对经营服务的模式自行决定，都将有利于在经营管理中体现文化宫的主体独立地位，也对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业务部门经营者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同时也可充分提高承包经营者与职工的创造性、责任感、积极性。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以这一假说为基础的:人类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通过语言、识字等所谓的符号化人工产品(更高层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质化人工产品搭起中介性的桥梁。在社会文化理论里，人类把符号作为工具使用来调节心理活动以及控制心理过称。这种控制是不自觉的，这使人们能够关注某些事情、做出规划以及理性思考。人类拥有的主要工具是语言，这一工具是人们能够与环境发生联系。调节是中介的一种形式，随着儿童学习语言，他们也学会了用语言调节自己的活动，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化，内化指人们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品转化为心理产品来调试(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把个体与环境。“内化概念是指从社会关系或更为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思维生物器官—大脑”。儿童在教师系统指导下获得的科学概念，通过内化在问题解决及问题预测中发挥其中介作用。而对知识的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社会情境是学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认知理论把任务看作是促进交际的工具，促使学习者在互动性任务中进行意义的协商，并调整L2语言输出，不同的任务影响学习者L2语言输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L2学习者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目标共同构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任务)的意义，即是学习者们共同塑造任务，而非任务塑造学习者，因此应该对语言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加以关注。L2语言的发展不只是摄入信息与掌握知识(内部)，还有社会活动的参与(外部)，学习者参与的外部的、社会的互动活动是内部认知机制发展的主要来源。

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三、结语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多元化社会文化是由各种独立多数的文化现象组合而成，主要包括主导，高雅，大众等文化形式，内容丰富，如果从客观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具有一定意愿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主导文化，强调社会人文关怀和追求个性的是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相关知识学习的理解和欣赏。例如，古典音乐，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剧等等，一定程度上放映了人们生活的情趣和兴趣爱好。都市文化指的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需求，个性化和时尚性是它的主要特征。例如，时尚杂志，广告，影视连续剧等等，民间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较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居民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温情的感情色彩。例如，民歌，年画，风筝和京剧等等。如果从时代角度出发，还可以分成现代，传统或者东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充斥在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文化。

2艺术设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艺术技术是人们通过物质和艺术手段，设计出符合人们要求和目的的艺术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艺术设计的本质内容是创造文化，独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艺术设计使人们创造艺术的过程，是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气息的活动。例如，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服饰艺术设计，产品外观艺术设计，园林保护艺术设计等等。设计者和设计品是艺术设计技术的行为主体，艺术技术水平是一个设计者全方面高素质的体现，创造艺术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的创作灵感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艺术品是对设计者的基本要求，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创造的表现形式，它的内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特质。

3艺术设计技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3.1发扬多元化的艺术设计技术理论知识学习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想法和设计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学校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培养全能型的技术应用人员是我们艺术技术教育的重要任务，艺术设计专业在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在课程的综合素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法上教学模式都比较单一。学校在艺术学科的课程上，应该以学校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专业，将学校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中进行结合，让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开设的专业课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融合，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点中找到相同点，从而找出符合自身艺术设计特点的发展方向，加强专业课学习的多样化，提高专业艺术设计技术的整体水平。

3.2发展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对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发展艺术设计技术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队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主要从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和历史发展三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些教师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较严格。例如，艺术实践方向的教师主要是专业的设计师，教学生学习艺术史论的教师是视觉设计方面的史学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师主要负责的是学生艺术设计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类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坚实的技术知识，为学生解决艺术设计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学生的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学设备是学生将理论技术知识赋予实践的主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并没有艺术学生专用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很多学校对于此类资源的认识不清，资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加大我国艺术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艺术设计技术水平的重要条件。例如，可以为艺术系的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学习研究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生提供一个创新的教学空间，如图书馆，数字设备，智能电子数据库等等，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来满足学生和教师学习科研的需求。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法和高品质的图形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3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多元化的专业能力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性比较强，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由此可见，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艺术设计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对提高设计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帮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艺术专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设计艺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而发生变化，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思维创新精神是当代艺术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对专业教材进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学生的自身情况，发展灵活的教学模式。例如，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专业艺术论文或者是学习报告来进行竞赛，增强学生的良性竞争意识。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自身知识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进行整合，通过留题目的方法，把学生划分为小组形式，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团队中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为以后的艺术学习做好基础。最后，学校可以与相关专业对口的企业和公司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通过实习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文化学习意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总结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太极拳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被称为国粹之一。因为，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太极拳自创编至今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发展进程。然而，目前关于太极拳的起源众说纷纭，对起源的来源多停留在表面，没有进行深层挖掘，甚至一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仍然被大量引用，一些所谓的公认说法却争议之多，漏洞百出。以下将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太极拳的概念、起源、演变、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层分析与研究。

2关于太极拳的命名研究

“太极”一词最早源于《周易•系辞》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意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相互阴阳转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只有这样才能称为至高至上的太极。而事实证明太极拳的拳理和动作的组成和变化，的确处处体现一阴一阳。武禹囊在清咸丰年得到了王宗岳的太极拳谱，其中有一篇《太极拳论》中最早出现有“太极拳”之名称，并沿用至今。王宗岳在《太极拳谱》的太极拳释名中说：“太极拳，一名长拳，又名十三势。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十三势者，分掤、捋、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定也。掤、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挒、肘、靠，即乾、坤、阴、艮、巽，四斜角也。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即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也。和而言之，曰十三势”。

3讨论与分析

3.1太极拳的起源研究朱晓东、冯霞的《太极拳发展研究综述》中提到：关于太极拳的起源有五种说法：第一，唐代许宣平、孝道子所传；第二，元末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所创；第三，明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卜所创；第四，清乾隆年间王宗岳所创；第五，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所创。王建宇在《对太极拳与导引术的比较研究》中关于太极拳的起源大致有：唐朝（公元618～907年）许宣平；宋朝（公元960～1278年）张三峰；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张三丰；清朝（公元1644～1911年）王宗岳和陈王廷等几种说辞。顾留馨在《太极拳术》一书中对太极拳的起源与创始人指出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唐代许宣平；宋代张三峰；明代张三丰；清代陈王廷和王宗岳。根据其分析，其他的说法都是牵强附会，证据不足等，认为陈王廷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桑守惠的《太极拳发展策略研究关于太极拳的起源》中关于太极拳起源几种说法：第一，唐代许宣平、孝道子所创；第二，元末明初张三丰所创；第三，明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卜所创；第四，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所创；第五，清乾隆年间王宗岳所创。而大多武术人士根据唐豪先生的考证，更倾向于“太极拳为陈王廷首创”一说。由此可见，有关于太极拳起源的几个说法有些许不同但大致相同，并大都根据唐豪的研究认为太极拳是陈王廷所创。

3.2关于太极拳创始人之争

3.2.1张三峰和张三丰为太极拳创始人之说关于张三峰，黄宗羲（明清之际1610～1695）在《南雷文案?王征南墓志铭》中讲到：“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三峰之术，百年之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此文献是最早记录内家拳的资料，也可以说明张三峰与内家拳的关联。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张三丰的记载，如《明史•方伎传》卷二二九记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实，三丰其号也。以其不修边幅，又号张邋遢……或数日食，或数月不食……游处无恒，或云一日千里……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另如，《太原县志》关于张三丰的记载“：张真人，名君实，号三丰，辽东义州人。状貌魁伟，行步如飞”；又如，清代王锡龄在《张三丰全集》中提到“：北燕赵，东齐鲁，南韩魏，往来名山古刹，吟咏闲观，且行且住……中有三尖山，三峰挺秀，苍润可喜，因自号为三丰居士”。通过这三篇古籍文献可以得出：第一，至少都有记载张三丰此人，虽然不确定是否存和具体年代在，其他方面却又记载详细；第二，在明代的时候张三丰的时代就有所争议；第三，虽然没有提及他是太极拳创始人，但同时都记载说到张三丰是位求道的奇人异才，能步行如飞，虽然有夸张，但至少说明他会功夫；第四，但是未提及张三丰与太极拳的联系。徐致一在《太极拳浅说》中说到：“三丰之后，得其真传者，始以山右王宗岳见称。”李亦畲在《五字诀附序》（98-100页图）又说道“：太极拳始自宋朝张三丰先生”。由此也可以看出“：张三峰为宋微宗时代的人，而张三丰为元明之际的人”。但是这样认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从《明史•方伎传》，卷二二九记载中得知，张三丰也有可能是金时人、元初等。所以，关于张三丰的年代在当时就已经存在争议，又经过年代的传承，也有可能是将张三丰和张三峰混称。例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南雷文案•王征南墓志铭》称：“宋时张三峰”；李亦畲（清代1832-1892）在《五字诀附序》称“：宋时张三丰”。这并不为奇，就连近代的文豪也会误称、混称。比如：顾留馨在《太极拳术》中称：“有本的门徒族侄青萍”，和兆元在《和式太极拳谱》称：“和式太极拳创始人为何兆元，师承赵堡镇太极名师陈清平”，假如果真如此，由《明史•方伎传》、《太原县志》、《张三丰全集》称为张三丰被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南雷文案•王征南墓志铭》被记载的宋张三峰也是有情可原。那么张三峰和张三丰就与内家拳建立了联系的可能。虽然太极拳属于内家拳，由于没有提到太极拳，所以仍不能果断的说太极拳创始人就是张三丰（张三峰），当然也不能果断的说不是，因为那时可能太极拳不称之为“太极拳”呢？因此，此说不能果断否定，但仍待于进一步考证。

3.2.2王宗岳和蒋发的创拳说李亦畲（1832-1892年）在《五字诀》的《太极拳小序》中讲：“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入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根据此文献，虽然不能说明王宗岳会习练太极拳，但至少这说明王宗岳要早于陈氏太极拳。因此，这就否定了唐豪和顾留馨的陈王廷首创太极拳的说法，因为王宗岳虽然不确定是否精通习练太极拳，但至少他对太极拳的原理和理论是精通的，所以也可以肯定，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精通习练太极拳了，因为实践才能出真知。杜元化的专著《太极拳正宗》（1935年开封出版）记载：“余（杜元化）先师蒋老夫子（蒋发），原籍怀庆温县人也。生于大明万历二年，世居小留庄，在县之动境，距赵堡镇数里之遥。至二十二岁学拳于山西太原省太谷县王老夫子讳林禛（王宗岳），事师如父，学七年”。此书末页的附言：“蒋老夫子传太极拳正宗共八册。余所编皆系余师任老夫子（任长春）所传。”“蒋发，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是北派太极第一代宗师王宗岳的衣钵传人……他不仅是赵堡太极拳派的创始人，也是现代六大派（赵堡、陈、杨、武、吴、孙）的共同祖师，是北派太极的第二代宗师……因此，他亦是北派太极的第二代宗师。陈旭东在《山西“鬼扯攒”》一文说“：山西定襄县流传的‘鬼扯攒’拳术，相传是河南拳师蒋发所创。”根据同时说到山西，说明记载蒋发拳术的史实前后是一致的。这一文献也与杜元化记载的蒋发是到山西学拳大致相同。以上文献虽然不能说明太极拳是蒋发所创，即但至少可以证明蒋发是明代，根据杜元化的《太极拳正宗》得知蒋发乃明万历二年的人，根据《陈氏家乘》中：“陈奏庭名王廷，眀痒生，清入武痒，精太极拳。”至少说明蒋发也早于陈王廷习练太极拳。又由于王宗岳早于蒋发，但关于王宗岳创拳和传拳的资料却无处可查。因此根据此文献可以得出：王宗岳是创立太极拳学说和奠定太极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而蒋发是将太极拳技术和风格进行发扬和传播者。

3.2.3陈家沟陈卜为太极拳创始人之说陈鑫（陈氏十六氏）《陈氏太极拳图说》自序中说：“洪武七年，始祖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在《陈氏家乘》中“：陈奏庭名王廷，眀痒生，清入武痒，精太极拳。”可见他认为：陈卜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廷只是精通太极拳而已，并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绩甫（陈氏十八氏）也认为太极拳是陈卜所创，并在《陈氏太极拳汇宗》自序中说“：明洪武七年，余始祖卜......余始祖以夙精太极拳，慨然奋起，率弟子及村中少壮数百人，攻入匪穴，歼之后一方得安。自是以来，学者日众，因就村内设武学社，广传其技焉。”陈正雷也语“：陈氏始祖陈卜，原籍山西泽州（今晋城），后来有泽州搬居山西洪桐县。明洪武7年（1374年），迁居河南怀庆府（今沁阳）。”孙刚、李成银的《太极拳起源辩》中也提到：“据目前而言较为支持“太极拳为陈卜首创”的说法。然而，根据陈卜墓碑上的碑文显示，却并未记载关于陈卜创拳的言辞。”关于陈卜创立太极拳的支持者大都是陈氏传人，资料支撑来源也是主要根据本族的《陈氏家乘》和《县志》以及本族传人的专著等，所以无法避免有维护本族的感情色彩和主观色彩，此说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3.2.4陈家沟陈王廷为太极拳创始人之说潘白云在《论太极拳的起源及发展》中写到：“关于太极拳起源和创始人的问题，虽然唐豪和顾留馨等研究结果为陈王廷，但这一结果让太极拳各门各派所争议。通过对比分析，陈家沟的陈王廷为太极拳创始人更具说服力。”在程峰《太极拳起源问题的再探讨》中“：以河南博爱唐村千载寺的碑文资料和新近发现的康熙五十五年所修的唐村《李氏家谱》为依据，河南博爱唐村千载寺应为太极拳的发源地，唐十力和尚应为太极拳的鼻祖，李仲、李信和陈王廷同为太极拳的创始人，且陈王廷乃太极拳的发扬光大者，为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小旺（陈氏十九氏）认为太极拳为陈王廷所创，并在《世传陈式太极拳》（1990年版）中指出：“研究武术的名家唐豪同志，曾于1930年至1932年间，三下河南温县陈家沟，调查考证太极拳的起源，历时数月之久证实太极拳的鼻祖是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九氏陈王廷。”唐豪在《少林武当考》中讲到：“张三丰道士不会武术。太极拳始于张三丰说是后人的附会”。他在陈家沟收集到《陈氏家谱》，是最早提出“太极拳创始人是陈家沟陈王廷”的学者。之后学者顾留馨在他负责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的“太极拳”条说“：太极拳创始于清朝初年；太极拳最早传习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姓家族中，陈氏太极拳的创编人是卓有创见的武术家陈王廷；陈式太极拳是古老的拳种，其他流派的太极拳（如杨式、吴式、武式、孙式）都是在陈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两位“大学者”是最初对太极拳源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梳理，并著有相关书籍。所以自此以后武术界但凡提到太极拳起源时都会根据两学者的考证进行引用，并认为是经典之作，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于志钧在《太极拳史》中对唐豪和顾留馨的考察说：“根据唐豪在1935年12月发表的《太极拳根源》一文，认为唐豪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传统武术，崇洋媚外......表明唐豪的历史定位：到武术界投机的落魄文人，一位不习中国武术的自命中国武艺园地“刈”者和“清算”者。因此认为我们应该对唐豪在中国武术史学科众多作用应该重新评价。笔者访问前中国武术协会副秘书长李天骥先生时他说“：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太极拳”条时，国家体委让我和顾留馨共同负责编写，我不同意他把“陈王廷创编太极拳”的内容写进去，于是我退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太极拳”条是顾留馨一手炮制的”。陈氏等人为了维护本族荣誉，或多或少的对太极拳的研究参杂了个人感情色彩。因此对已经公认太极拳起源于陈家沟一说，不能只听一家之词，应当重新审视，客观和理性地进行考察和对待。正如学者李永彬在《太极拳起源辨异》中认为：“张三丰创拳说有待考证；陈王廷是中兴者；陈卜是太极拳的奠基者；并指出太极拳不太可能有某个人创造出来，而是历代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共同努力而创造和发展出来。”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