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科学精神:从分化走向融合

在中西方医学发展的早期,萌芽状态的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是浑然一体的。祖国医学经典之作《内经》的作者,洗练清晰地表达了贵生思想:“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具体明了地阐述了仁爱信念:“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与妄为……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医学史记载着,早期医院是收容病人、老人、穷人、流浪者和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的机构更能显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1]。在文艺复兴时期,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曾经有过一段融洽的“黄金岁月”。达•芬奇在浓郁的人文氛围中进行的医学研究,充分显示了科学和人文和谐统一的魅力。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分化,是医学发展到近代出现的现象。从19世纪开始,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心电图仪、CT、核磁共振等医学仪器成为医学的诊断和治疗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其显著效绩有目共睹。医学技术的冷峻和客观渐渐替代了原本与医学溶为一体的亲情和仁爱。医学向医学技术主义迈出了危险的半步。

这种倾向一开始就引起了警觉。19世纪的欧洲,兴起过“视病人为人”的运动。维也纳医学教授诺瑟格尔(Her-rmanNothnagel)指出,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美国霍普斯金大学医学教授鲁宾森(GeorgeCanbyBobinson)在其著作《ThePatientasaPerson》中告诫医学界不能以“科学的满足”取代“人类的满足”,要求医生“把病人作一个整体来治疗”。乔治亚医学教授休斯顿(WilliamHouston)认为是否尊重患者心理感受,是“医生区别于兽医之所在”。20世纪,医学技术在医学中的作用继续强化,医学技术主义倾向发展的势头有增无减。学术界批评蜂起,但收效甚微。纵观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关系的历史走向,人们察觉到,正确理解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的关系是解读医学本质的基本前提。从哲学高度审视,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的关系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医学人文精神为医学科学的发展指明了人文方向。在杜威的论文集《ProblemsofMan》(《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为人文学院确定它在民主社会中应有的功能,这个问题,就是寻求现在社会上需要的技术学科获得人文方向的问题”。

如果对杜威的观点加以引申,那么可以说:为医学科学确定其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功能,这个问题,就是寻求医学科学获得人文方向的问题。无疑,医学科学只有在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够摆脱医学技术主义的诱惑,肩负起生命终极关怀的使命,从而追寻医学人文价值,回归医学人文本质。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医学科学为患者的疾患痊愈提供物质保证,医学人文精神为患者的身心康复提供精神支持;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方法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医学科学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精神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相对独立,各具特点。医学科学精神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依循实证方法、遵循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医学科学精神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并不关心人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医学人文精神强调尊重患者情感世界、尊重患者意愿、依循整体观念、遵照仁术的信条;强调临床客体的感受性、追问医学的价值性、追求医学的人性化,重视情感因素的倾入。医学人文精神以求善、求美和关注情感体验为特点,生命的价值被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地位不同,凸现程度不同,但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瘟疫流行、传染病肆虐之时,施展医术,挽救生命,维系健康,既是医学科学精神的张扬,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宗旨。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现代医学的完整建构,只有实现两种精神的理想整合,才能促进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2]。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医学人文精神交织着医学科学精神的维度,医学科学精神蕴涵着医学人文精神的精髓,二者形成张力,弥合分歧,互补共进,在“观念层次上相互启发,方法层次上相互借用,学科层次上共同整合,精神层次上相互交融”[3]。

2医学身心关怀与医学人文关怀:从基点走向终极

医学对患者的关怀包括对患者躯体健康的关怀、心理健康的关怀和医学人文关怀几个不同的层面,呈现着从基点走向终极运行的轨迹。对患者躯体健康的关怀是医学关怀的第一个层面和基点。从希波克拉底时代一直到现代,医学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使患者摆脱躯体疾患的病痛。对患者躯体健康的关怀是对患者生命整体关怀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对疾患有效的控制和处理,对患者的整体关怀是没有根基的,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仅仅将关注的焦点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的医学,往往把患者的躯体从患者生命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医生眼睛里只有病原体、症状、病灶……活生生的、整体的病人渐渐地从医生的视野中淡出;医生更多地是关心这个病是否可治、能治,关注检验报告上的客观数据,而不是这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的价值体现。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怀是医学关怀的第二个层面和中坚。医学仅仅解决患者躯体病痛是远远不够的。人是躯体和心理的统一体,疾病过程同时体现在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

在躯体受到侵害的同时,心理亦遭受到恶性刺激。在不同的疾病过程中,心理疾患和躯体疾患的关系可能有主次地位的互换,但不可能是有无状态的取舍。患者心理状况对患者的生理疾患的影响十分明显。患者心理问题处理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对患者躯体问题的处理结果。现代医学对患者心理高度关注,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怀是医学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患者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医学关怀的最高层面和极致。终极关怀是彻底的关怀,是医学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最初是宗教学的范畴。宗教对人的关怀一直延伸到人的心灵,超越生命界限延伸到永恒,这是宗教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值得医学借鉴。医学终极关怀是对生命价值的高度体认:医学敬畏生命,而不是生命乞怜于医学,医学是生命的仆人,而不是健康的主宰。医学终极关怀,是将生命健康视为最终目的,医学本身退为手段。医学终极关怀的目标是让生命的黎明朝气蓬勃,生命的正午金光灿烂,生命的夕阳无限美好,生命的最后一抹晚霞庄重安详。医学终极关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医学人性化境界的实现。

3戒备对峙状态与主客合一境界:从觉醒走向觉悟

对医患关系的理解和介入方式,是医学人文精神切入实践的关键。以医学人文精神的法眼看医学,医患双方在法律和人格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并无强弱群体之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尊严都应受到尊重。患者不再被视为医疗活动中被动的工作对象,而是掌握自我命运的自主、自律的独立个体。医生从事医学工作,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医学的风险性、复杂性和未知因素众多是其他职业难以相比的,医生的尊严和人格必须有社会的保障。医患冲突和医疗纠纷与医学同在,并非当前所特有。现代对医患矛盾的处理往往是在法律的平台之上和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医患矛盾因而成为关注热点。理智地讲,以诉诸法律和舆论介入的形式解决医患矛盾,是患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觉醒。

但是,患者审视诊疗过程防备心理有余,信任态度不足、媒体关注“弱势群体”人为炒作有余、理智分析不足的现状,只能加剧医患双方的戒备和对峙。当医患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生命关爱的天籁之音的时候,我们离医学人文精神远矣。介入医患关系的人文基点应该是:医生眼里的患者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有尊严、自由、情感和需要的人,而不是被分割的机体组织、送检物、病原体、数据和物品。患者不仅需要客观检查和技术操作,更需要倾诉内心感受和获得精神抚慰。医生当以患者为本,以生命为本,呵护生命,远离利欲,尊重患者权利,尊重患者人格。患者眼里的医生是一个友善的朋友,是有责任心、同情心、可以信赖的人,而不是无法接近或别有意图的人。医生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支撑,更需要患者认同和鼓舞的目光。患者当配合医生,理解医生,放弃成见,善意度人;要支持医生,信任医生,尊重医学规律,尊重医生人格。医学人文精神的当代走向必然是医患双方的共同觉悟:医患双方是天成的共同体,从戒备、对峙走向理解、合作,走向和谐通融、主客合一,是医患关系由觉醒达至觉悟境界的必由之路。

4守护患者健康与守望精神家园:从世俗走向神圣

医学无法远离世俗生活,医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从医作为一种职业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医学人文精神与空洞说教格格不入,医学人文精神是宽容的。但医学人文精神从骨子里不媚俗。世俗的生活可以躲避崇高,抛弃理想,远离人文,医学不可以:人类对生命的热望不允许医学随波逐流、走下圣洁的殿堂;有的职业可以以利润为第一要义,以金钱为第一动力;医学不可以:人类生命的价值不允许医学抛弃责任、混迹于喧嚣的市场。选择了医学,就选择了责任、义务和奉献,就选择了自己的人格取向———医学人文品格。人文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诠释的词:它可以是一种通古达今的教化,可以是一种人类文饰自身的方式,可以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可以是一种理想的人性的追求,可以是一种为人的完美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是一种关于人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可以是一种崇高永恒的价值取向……但无论怎样诠释,人文的灵魂是自由、独立、仁爱的和谐,是真、善、美的统一。

而人文品格正是一种包容着自由、独立、仁爱的品质和人格。医学人文品格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良性载体,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职业表征,是医生理想的职业人格。离开了这种理想的职业人格,医学人文精神将无所附丽。爱因斯坦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向高尚,并把个人导向自由”[4]。医学人文品格中的自由,以本体论意义而言,是指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以伦理学意义而言,是指医生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以认识论意义而言,是指医生医学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利用。医学人文品格中的独立,包括远离人云我云的临床思维的独立,包括拒绝追随世俗的人格独立;还蕴涵着对患者独立地决定自己健康和生命权利的认同。

医学人文品格中的仁爱,包括对患者的同情、关爱,更重要的是对患者生命和健康的珍视……具有人文品格的医生,对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的关系有着深入的感悟,对生命有着由衷的敬畏,对医患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在对患者奉献终极关怀的过程中,他守护患者的身心健康,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信奉自由、独立、仁爱的医学人文信条,鄙视“含灵巨贼”样的杏林败类,追随“苍生大医”般的医学赤子;他不断超越自我,行走在从世俗趋向神圣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