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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符号图像性特点分析论文

建筑符号图像性特点分析论文

摘要:建筑符号的图像性特点使它与单一化的逻辑语言符号有很大区别。它包含众多“内容雾状体”,使它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复杂的文本,有着丰富的意义层次。这就涉及一个建筑最小意义单元的界定和意义层次的划分问题。借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符号分节理论做出分析,并藉此探讨其对建筑创作的方法论意义。

一建筑符号的图像特征

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学转向,语言研究几乎对各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建筑界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建筑符号学的产生。符号学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以符号现象作为中介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建筑理论界的响应,产生了众多建筑符号学派,学者们在各自理论范围内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建筑符号学认为,一切建筑的意义都是由于符号表达而产生的,建筑符号的意义是文化的象征,它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建筑符号同时表达了“能指”与“所指”两方面的功能,建筑符号的能指是其具体形式,所指则是其象征意义。符号的象征作用对建筑创作极为重要,它是建筑获得意义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建筑符号学在创立之初,仍然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机械地搬用语言学的概念、术语,照搬语言研究的分析方法,关注语言意义的共时分析等方面。与之相对应,建筑符号学也正是试图在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对建筑形式进行代码化,寻求形式的所谓精确含义。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样做必然使建筑符号学在探究建筑意义的传达机制时过分依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学的概念范畴,就必然把建筑形式的多义化的类比隐喻关系纳入单一的概念化、逻辑化轨道,于是建筑的艺术层面就在对其意义加以逻辑化的硬性规约中被无情阉割了,建筑符号学的理论探讨也就由此相当程度地远离了建筑作为艺术的重要层面———审美。建筑能够通过诉诸人类意指活动,产生丰富多样的文化意义。在这一点上建筑与语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建筑又与语言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建筑不是通过概念化的逻辑语言,而是直接诉诸具体的图像来传达意义,由此形成的图像与意义的关系不是语言式的一一对应的严格的逻辑关系,而是多样化的隐喻类比关系。在这一点上,建筑作为符号事实上是“图像符号”,与逻辑化的符号与其所指的联系方式不同,它更加隐蔽、微妙。建筑的这一图像性本质在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二建筑符号的文本特征

进一步而言,图像作为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不同还在于它只在某些层面具有明确编码关系,这使它仅在局部层面上具备逻辑化象征特点;而众多尚未明确“编码化”的个人化因素的不断渗透则使图像符号在总体上表现出复杂的“文本”性质。图像并不和单词一样具有单一的功能含义,它更类似语句所具有的功能即能传达多样的意义,它是某种非语词性句子,可以被称为“超符号”。“超符号的典型例子是一种‘图像’陈述,诸如某人的照片;它不仅仅意味着‘某某人’,而且指‘如此如此微笑,戴眼镜,等等’(它可能仅仅是一种描述),或‘如此如此走路’,这显然对应于一条语词性语句”。在这里,符号传达的是多种编码关系共存导致的多义性以及由于某些编码阙如所产生的歧义性,即“有些‘符号’导源于模糊的表达组织联系,并传达大面积无法分解的内容片段;有些表达手段依据不同语境而传达不同内容”,因此,图像符号“就属于一种复杂文本,其内容范围所及,乃是从编码过的可靠鉴别单位到一段不确定话语或一块内容雾状体。建筑在总体上并不能够像语言那样传达什么具体而微的含义,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在建筑符号中诚然存在着某些要素,对之我们已经有某种类似语言式的象征编码,如圆拱被视为罗马建筑的象征,尖券被用来作为哥特式教堂建筑的象征;但建筑中也同样存在着众多“内容雾状体,对之我们目前尚难以依据既定的编码关系予以把握,正是这一点使建筑符号仅仅在局部上具备逻辑化的含义或象征,而在总体上则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文本。“甚至最基本的建筑构形总是文本”。

三建筑“第三”层次的意义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等概念并行,语言学对建筑学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结构”或句段组合概念。在语言中,符号的结构表述是依据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单字组合成词,词又组合成为句子,由此实现叙事和传达意义;这一点在建筑中也有类似反映,建筑构件组合成为符号,符号组合而成为建筑“文本”。对此需要指出:就建筑作为空间艺术而言,这一类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正确性,而其局限性则在于它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建筑审美的“时间”之维。长期以来,每每谈及建筑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人们一般总是把建筑与绘画、雕塑等静态艺术相类比,这诚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了建筑与各艺术门类的丰富联系,但建筑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艺术,表现为它不仅是静态的空间艺术,而且是动态的时间艺术,即人们可以在行进中体验建筑在变换的角度中呈现出的不同情境效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建筑与绘画、雕塑等静态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与电影艺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对此,正如爱格瑞丝特指出的,当代建筑设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而人们徜徉在城市街道中观赏建筑,与观看电影时的体验十分相似,由此可以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动态视觉艺术,和建筑有着更大的相关性以上我们谈到,建筑符号的图像性使它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文本特征,具有丰富的意义层次。这就涉及到一个建筑最小意义单元的界定和意义层次的划分问题,据此,本文拟借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符号分节理论做出分析,并藉此探讨其对建筑创作的方法论意义。在关于图像符号的意义分节的论述中,艾柯指出,图像符号就是作为最小意义单元存在的,因为它不能进一步分解为符号,而只能分解为“格”,它是某种非能指单位,不带有意义。

就此而言,图像符号系统只具备一级组接形式;在某个画面中,各图像符号则通过某个二级组接关系被理解,在这一新的观照背景下,构成图像符号的“格”也将在新的层面上被赋予意义,有些“格”可能显得无足轻重,而有些“格”则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意义单元;在其电影符号学研究中,艾柯进一步认为,电影符号是具有三级组接方式的符号。“在我看来,三级组接方式的唯一例子可以在摄影语言里找到。不妨假定:在摄影画面里存在一些视觉方面的非能指灯光现象(格),其组合产生视觉方面的能指现象”,图像的组合又构成了画面,由此构成二级组接关系,“但从画面过渡到镜头时,人物就在表演一些姿势,而图像则通过瞬时运动促成动作符号……”在这里,动作因素的引入使图像符号在某个三级组接关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关键在于,艾柯不仅把电影符号看做是视觉符号,更是把它看做是动作符号。艾柯把动作或姿势看做与视觉一样的符号文化现象:“人体的姿势与运动不是人性的本能,而是习惯的行为的系统,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不同”,而手势学的符号学意义就在于“把人的姿势系统化地编为可以组和檐口等的相对位置和尺度、比例等关系使得各图像符号在新的系统中获得新的意义,这时,柱子则可能是作为构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的一个必要平衡因素被理解。就建筑处于某个大环境或某个“文脉”之中而论,人们往往在行动中把握着建筑与其周围环境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由此形成的多样化的、第三层次的意义则再一次把建筑纳入某个新的符号界面。与观看电影相似,人们在行动中视线、位置的不断变化,产生了某种“镜头”式效应,空间位置的不断变化使建筑相对于人的视觉产生了“静中之动”效应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动作符号,从而导致在建筑中出现了只有在电影中才能出现的“蒙太奇”效果。超级秘书网

由此人们在一种更高的组合层次上赋予建筑符号新的意义,如在雅典卫城中,各个建筑就是通过与卫城空间整体的关联获得超越自身风格以外的意义。在这一层次的意义中,建筑作为一个新的意义单元即环境意义的单元被把握,这突出地体现在,某个建筑要素属于何种风格可能并不重要,而建筑的檐口高度、材质和各个建筑之间的主从关系等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广场中都可发现,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作为一个环境整体,其意义就主要是通过各个建筑的檐口高度和尺度的近似传达出来的,而不是各个建筑自身的风格;贝聿铭先生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等之所以成为杰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结于对建筑“第三”层次的意义的成功把握。进一步而言,重视建筑“第三”层次上的意义意味着建筑在此将被视为构成城市空间的认知图式的重要一元。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符号学事实上已走出了自身的狭窄疆域,它必将为当前文脉主义以至城市设计的创作和实践提供丰富有益的理论启示,也为符号学研究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在建筑中,图像符号的组接就是依据这种“由静到动”的三级结构序列进行的,它使图像符号通过众多意义网络交叉组合在一起。不难看出,建筑符号意义层次的这一三重分节,使建筑符号在其构成及组合机制上摆脱了纯语法式的逻辑法则的规约,而具有“言、象、意”式的美学层次特点。从图像符号到建筑以至城市,每一层次结构都蕴含着其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意义内容,由此形成人类环境结构意义层次的绵延之链,这事实上也就是人类符号创造的诗意之链。世界即藉此成为充满诗性意义的“存在空间”。

在这个有着很大灵活性的“诗性”结构链条中间,多样化的隐喻思维的渗入使得人类想像在结构组合关系的不断突破中,赋予符号以新的意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米开朗琪罗的“巨柱式”构图通过使柱式外向跨层组合使古典建筑符号在严谨沉稳中凸现出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而帕拉蒂奥的“帕拉蒂奥母题”则在柱式内部别开天地,使传统符号在秩序化中呈现出细腻婉约的表情。如果说在过去,人们更多地把视野集中在建筑自身,符号创造更多地表现在相对静态的层面上;在当代,关注建筑之外的众多边缘领域,尤其是在动态的视角中,在建筑与其周边城市环境的多元联系中开拓建筑的符号意义空间正在成为建筑创新的重要途径。

城市设计、历史保护等学科的方兴未艾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由此获得的广阔的观照向度必将更大限度地拓展建筑的动态存在界域。就此而言,符号意义层次分节概念的提出必将会为建筑创作“由静到动”的转型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