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瑞林作者单位：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中心

领导干部掌握并运用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从事着公务而非私事。公务或曰公事，就是公众之事、人民之事。无论从情理或法理上讲，公众当然有权知道自己的事情，了解被授权者行使公共权力及办理公务的情况。因此，公务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予以公开，使公众知悉，这也是公众行使监督权的前提条件。

如果公务不被公开，知情范围仅限于权力的行使者，形成暗箱操作，公共权力运作过程就无法受到公众监督，其中出现的差错和违法行为不能被及时发现，这正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强，在许多公共事务领域内盛行暗箱操作，不仅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更严重的是，暗箱操作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

现实中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公然违反公务公开的规定，应当公开的没有公开，如重大决策的过程，群众只被告知结果，而决策过程中却很可能隐藏着腐败；应当保密的没有保密，如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中的标底、股票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信息、高考试卷等。

有些单位的领导为应付上级关于公务公开的规定，只把一些本来就属于公众应该知晓或公众已经知晓的事情公开出来，如工资收入表、干部任免名单等，而工资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和财产状况、干部的社会关系和背景等事项却无从知晓。有些单位的领导以保密为挡箭牌，因为究竟哪些事项属于秘密，哪些应该公开，法律和规章制度大多只有笼统的规定，没有指出具体保密事项，而腐败分子正可以利用这个伸缩幅度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公开或不公开，造成很大的随意性。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务、政务公开制度还很不彻底。如江苏某市的党务公开制度规定，“公开前，事先征求领导班子成员意见，经主要领导审阅把关并送市纪委审核批准后，方可予以公开”。这使人难以理解，到底应该“依法（制度）公开”还是“依领导意见公开”。由于缺乏严格彻底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具体制度和实施细则，领导决策及执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缺乏透明度，群众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更谈不上民主监督和维权了。随着党务、政务、厂务、村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成为一纸空文，腐败发生的机率大大增加。

实践证明，公开透明是职务犯罪的克星，公众监督的意义和效果远大于少数监督机关和人员对掌权者的监督。据说贪官马德任市委书记时，在本应属于集体决策的常委会上，拒不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一个人说了算。其实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对市委常委会进行现场直播，他马德必不敢如此独断专行。

国外在公务公开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做法。

比如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原则。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文件，包括财务文件。如果他怀疑某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瑞典政府如此透明，因此官员很难搞腐败。

新西兰1982通过的《官方信息法》规定，在不危害国家利益前提下，任何在新西兰生活的个人或团体均有权获得政府的相关文件。其议会的所有正式会议都对公众开放，议会发言情况通过广播、电视等同步向全国播出。新西兰因特网发达，政府各机构均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及时答复公众咨询，接受公众各种反馈意见，并据此改进自身工作，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建立透明政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英国针对高官制定了一项利益声明制度，即在参与决策之前先说明拟决策事项是否关联到个人利益，利益内容包括个人在公司或社会上的任职、兼职情况、所加入的政党及社团、个人资产及所持公司股票、配偶及子女的任职情况等。其重点和目的是查找出可能构成冲突的利益，防止以权谋私。利益声明制度简单易行，特别对于防止建筑领域的腐败具有借鉴意义。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将中央领导人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公之于众，以方便普通党员和群众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尤其值得我们对公事与隐私的界限重新做一番思考。

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完全能够支持现代化的公务公开活动，关键是转变观念，完善制度。当前，应建立与市场经济公开准则相适应的公务公开机制，除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秘密外的公务活动均应以法的强制形式向社会公开。对掌管人财物的政府部门、实权部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应切实提高其运作透明度，铲除腐败产生的温床。要把重大事项的决策原因、决策结果、决策依据、决策执行过程通过一定形式公开，将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及人员的工作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办事结果公布于众，使广大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审议权和监督权，防止一些猫腻事情的发生，避免少数人监督中存在的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监督的弊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律，丰富和发展反腐倡廉理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使廉洁和正义的阳光洒遍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