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所说的“虎患”是指在人类活动范围加大，老虎生存的条件发生改变以后，离开深山，窜入城乡，伤人、危害家畜的事件。关于虎患的问题，史书上少有记载，本人查阅了东南地区的479种方志，发现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比起前代，其发生的频率高，发生的地域范围大，产生的危害性大，已成为当地一种严重的野生动物灾害。本文认为虎患是东南山区生态环境人为破坏的结果。

关键词：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

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经常发生虎窜城乡、食人害畜的现象。人们称之为虎患。也叫虎灾、虎害、虎乱、虎荒、虎暴[1]。虎性残暴，噬食人畜，是其本性。但离深山入城乡，不断袭击人类、家畜则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

那么，虎患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史书，如《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等，都未见记载。近代一些研究自然灾害的专著，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陈良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等也未曾提及。宋正海先生编纂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的动物项中，列有虎患，但记录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反映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严重情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地方志集成》，收集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479种地方志中的虎患资料，对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空特征

明清以前，东南地区也有过虎患，但次数很少。据宋正海先生统计，从北魏至元末的近千年中，全国发生虎患16起，属于东南地区的为6起（浙江2起，安徽1起，江苏1起，福建2起）[2]，说明东南地区的虎患古已有之，但不严重。

明清时期虎患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首先，虎患的次数空前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东南地区出现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该地区发生虎患次数的85倍，平均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当然这一统计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虎患成为一种常发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已成不容争辩的事实。

其次，从时间分布上看，明代为205次，占总数的39%；清代为309次，占61%。清代的虎患程度又高于明代，虎患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表一：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间分布

省别|明代虎患发生次数|占明清时期该地区虎患总数%|清代虎患发生次数|占明清时期该地区总数%|虎患发生次数合计

江苏（含上海）|32|45|39|55|71

浙江|49|36|86|64|135

安徽|24|39|37|61|61

江西|48|30|110|70|158

福建|52|41|73|59|125

东南地区|205|39|309|61|514

资料来源：据该地区的方志统计得来，为节省篇幅，未列出具体县志名称（下同）

第三，从虎患的分布地区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现在浙江杭州、萧山，安徽祁门，福建福州等少数几个县市，而到明清时期，几乎遍及东南各省，据统计，有虎患发生的州县达199个之多。在清代，东南地区共有349个州县，有虎患发生的州县约占其57%，即一半以上的州县都有虎患发生。

表二：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地理分布

省份|发生虎患县数|占省内总县数%

江西|54|67

浙江|43|55

福建|44|73

江苏|27|38

安徽|31|51

注（1）各省虎患的次数和发生虎患的县数，均根据各省的县志统计

（2）各省的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为78厅州县，江西80，江苏71，安徽60，福建60

但在东南地区各省发生虎患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本区北部平原较多的江苏、安徽等省虎患相对较少,南部多丘陵山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发生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苏、安徽虽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布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个县）、福建（44个县）、浙江（43个县），其次为安徽（31个县）、江苏（27个县）。说明地处中亚热带，又丘陵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严重的程度要高于江苏和安徽。事实说明，虎患的多少，又与各省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二、虎患个案举例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十分频繁，老虎作恶甚为猖狂，又甚凶残，虎患究竟猖狂到何种程度，这从下列的个别例子中可以窥其大概。

例一：浙江杭州湖墅，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夹城巷北，有黄斑虎躯体雄伟，自南河游至巷。有脚夫谢四，因早出行，与虎交肩行过，被虎爪伤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煜家，据厅上大吼，邻里无不杜门。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楼，地方奔告官司，唤猎户二十余人，擒之无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内，上瓦揭开，放日光，虎仰视，以灰迷其目，次以坚利长枪刺其口，始获送官。”（光绪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见康熙《钱塘县志》）

例二：江西上犹县，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卷十八）

例三：福建古田、宁德，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有虎数只，从古田至德西乡二、三、四、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结众鸣锣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宁县志》卷四十三）

例四：浙江孝丰县，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孝丰移风乡白昼虎伤一人，复入舍，舍人母病卧，虎欲伤之，其妇力救被伤。又至一家，妇惊，闭户，值父子樵归，虎伤其子，其父力博幸脱。”（同治九年《湖州府志》卷四十四）

例五：福建安溪县，清圣祖康熙（1162～1722年）中“虎患尤剧，始而窜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继则咆哮林落，市痒生刘皇遒死焉，至附近之地，常沿渡南门外，居民男妇白日悉遭所啗，甚有虎入人家噬害妇女，如崇善里芒洲五姓、长泰里参内黄家遭毒尤惨。中夜越入邑城损伤豚畜，邑民不敢夜行。计数年之内，十八里男妇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例六：江西乐平县，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睦乐村念经山有虎踞其上，实从未见者也。初虎突入附近耆德村，人不之觉，有乡民携12岁儿入园种蔬，虎伏篱侧密菁中，儿挥锄触篱，虎扑儿死，父撄虎同死，村人咸有戒心。睦乐人夏恩起，佣工於耆，虑虎入已村，归告里中预为备，路经念经山径，中闻啸声，而虎已逼前，徒搏受伤僵毙，村人始骇知虎患。恩起弟恩普、恩祁痛兄惨亡，聚丁数十，将殪虎而复仇焉。虎耽视奋爪，势猛甚，众稍却，普毅然持梃前进，祁持鸟枪继之，枪发子未透，普亟以梃舂虎喉，虎啮梃作两橛，遂奔普，噬腰几折，复攫噬祁肩，普立死，祁胸膈犹温，医救数日亦死，虎忽去，无可踪迹。”（同治九年《乐平县志》卷十）

这些例子反映，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一是公然在白昼食人，二是成群作恶，三是窜入城乡为害，和明清以前的虎患相比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一个明显特点。

三、明清时期东南虎患造成的人员伤亡

虎患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造成人员的伤亡。每次虎患都有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严重的一次伤亡可达成百、成千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究竟有多少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现已难以统计，也无法统计。仅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次数就有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记载“伤亡数百人”的，作300人计），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统计，伤亡人数至少在万人左右。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危害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表三：明清时期东南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统计

省名|县名|时期|死伤情况|所据文献

浙江|山阴|顺治十六年（1659）|伤百余人|嘉庆《山阴县志》卷二五

——|玉环|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光绪元年《玉环厅志》十四

——|开化|隆庆二年（1568）|伤开化民百余|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

——|乐清|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乾隆二十一年《温州府志》卷二七

——||唐熙二年（1663）|伤人数百|

——|泰顺|乾隆二年（1737）|日伤四、五人，连岁约伤三百余人|同治元年《泰顺封疆录》卷十

安徽|泾县|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年中计伤千余人|嘉庆《泾县志》卷二七

——|绩溪|天启三年（1623）|伤数百人|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

——|石埭|顺治十七年（1661）|始食一僧，相继食一百八十余人|民国三十年《石埭备志汇编》卷一

福建|崇安|雍正三年（1725）|虎患伤百余人|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一

——|南平|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八年（1789～1803）|共被伤者四百余人|民国《南平县志》卷二

——|屏南|光绪二十八年（1902）|遭其害者以百计|民国《屏南县志》灾祥

——|连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计噬男女数百余人|民国《连江县志》卷三

——|莆田|天顺三年（1459）|伤人以数百计|民国《莆田县志》卷三三

——|德化|康熙二十年（1681）|吞噬百余人|民国《连江县志》卷十八

——|安溪|康熙中|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长泰|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1691～1692）|吞噬者千余人|光绪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

——||康熙五十八年（1719）|噬百余人|

——|沙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食人数百|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

——|泰宁|成化二十三年（1467）|伤人逾百数|民国《泰宁县志》卷三

——||乾隆十六年（1751）|伤数百人|

——|建宁|光绪二十八年（1902）|噬人至百余多|民国《建宁县志》卷二七

江西|鄱阳|顺治十一年（1654）|一村中至食人百余|同治十一年《饶州府志》卷三十一

——||乾隆二年（1737）|计伤三百余人|

——|靖安|康熙二十四年（1685）|伤人六百余|同治九年《靖江县志》卷十六

——|永新|康熙二年（1663）|四乡死者百余人|同治十三年《永新县志》卷二十六

——||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死者近千人|

——|德安|康熙五十五年（1716）|食男妇百余人|同治十一年《德安县志》卷五十三

——|婺源|嘉靖十七年（1538）|死伤男妇二百余口|民国十一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七十

——|上犹|嘉靖二十三～二十五年（1544-1546）|虎食五六百人|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二九

——||万历二十九年（1601）|受伤及死者五六百人|光绪元年《南安府补正》卷十

四、明清东南虎患是盲目垦殖山区引发的生态灾难

东南地区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为平原，南部为丘陵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区70%以上。这里，地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树木茂盛，野生动物众多，自古以来，一直是虎的良好的栖息之地。

尽管虎生性凶残，但上古时期虎并未威胁人类的生存，相反人们还将虎视为农业生产的保护神，每年冬季蜡祀时，虎还是人们祭祀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原因就是虎能食野猪，具有保护庄稼的作用。《礼记·郊特性》中便有“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

宋代，东南地区由于人口的繁殖和北人的南迁，原有耕地已不敷应出，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田，犹胜不稼”的情况。（王祯《农书》）山区，开始被不断开垦，随之，虎患也跟着出现。不过当时东南山区的开垦，还是在缓坡和浅山地带，发生的虎患次数还不多。

明清时期,人口激增,据统计,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时,东南地区人口为1500万,明嘉靖时增至2312万,比崇宁时增加了54%，清嘉庆时,人口猛增至13606万人,比宋时增加了8倍，比明代增加了5.4倍[3]。人口的大量增殖，需要大量的耕地，这时的山区，浅山、缓坡早被开发，人们只能从浅山走向深山，从缓坡走向陡坡，从而形成了对山区大规模的深度开发，垦殖的规模扩大到整个丘陵山区。

为了解决耕地不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也一再提倡垦山，并制定政策，给予许多优惠。乾隆五年（1740年）谕令：“各县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4]嗣后又针对各省的具体情况作了规定，乾隆六年准“江省（江西）开垦，如在山巅水涯，高低不齐，或沙石间杂，坍涨不一，及畸零闲土，约在二亩以下者，免其升科。”[5]对福建规定“闽省多属山田，层壘高下，如同梯形，以丘而论，均属零星，彼此合算，方成亩数。嗣后民间开垦，无论水田旱田总以零星旷土，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系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6]对江苏的“山头地角，硗瘠荒土，及沟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丘段者”，规定“听民种植，无论多寡，永免升科。”[7]浙江省“地窄民稠，凡平原沃野，已鲜旷土”，因此也规定“山头地角，溪畔崖边，间有畸零，不成丘段及从前水冲沙压荒地，人力难施”之地，“永免升科”[8]。

这些政策，解除了对贫苦农民进山开垦的束缚，推动了大量农民进入山区进行开垦，从而在清代中叶形成了垦山高潮。

这一时期，玉米和甘薯的传入和传播又促进了山区的垦殖。山区土壤瘠薄，又缺少浇灌条件，很难满足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生长的需要。我国原有的粮食作物肥水需要较多，很难在山区生长。明代中叶以后，从国外传来了玉米、甘薯等作物，这些作物耐瘠、耐旱又高产，适合山区的条件，又能提供大量的粮食，因此很快在东南地区传播开来，成为开发山区的重要作物，对东南山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清代中叶以后，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南山区的开发大大加速了，从缓坡到陡坡，从浅山到深山，都先后被开垦，出现了到处垦山的局面。

在闽南山区，“农曩耕于田，今耕于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惮陡岩辟草莱，藏计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9]

在湖南、江西交界处，“凡深山穷谷之中，垦种杂粮，既无旷土，亦鲜游民”，“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藷土。”[10]

浙南山区情况也是如此，连远在河南的《光山县志》中说到：“深山穷谷，则专种包粟（玉米），以充一岁之粮”[11]，“凡山谷硗瘠，皆垦种番蓣（甘薯）、苞粟（玉米）、靛、果之属，以牟微利。”[12]

在浙西地区“湖郡南西北三面皆山，……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蕃薯、包芦（玉米）、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13]。

皖南山区“凡峻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14]

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开垦，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已到了饱和的程度。

山区垦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植被，使虎失去了栖身之所。江西南城，“虎，当日山深谷暗，所在多有，近今草辟荆披，山民蕃盛，不常见之，”[15]。安徽舒城，“虎，旧日西南之山有之，今日开垦几遍，无藏薮，不常见”[16]。浙江新登“今开垦遍山，虎亦遁踪。”[17]安吉“山乡恒多虎患……自嘉庆以后，人烟笛密，无柴薪可以容身，虎患绝少。”[18]

开山造田，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东南地区老虎的数量大大减少，分布地大大缩小。据统计，明清时期有老虎的州县为197个，经过毁林垦山，老虎的数量大为减少，到当代东南地区的虎的州县，只剩下了44个，即77.7%的州县老虎都被赶跑了（详见表四：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东南地区老虎从普通的野兽，变成了珍稀动物，就是明清时期大规模垦山造成的后果，这种局面的出现，当时人是始料未及的，失去栖息之所的老虎，只能逃亡他乡。为了活命求生，不少老虎则下山窜入城乡，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以人畜为食，从而形成虎患，这就是明清时期，出现虎患的重要原因。

表四：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

省份|明清时期分布|当代分布

江苏|南京、江浦、靖江、吴县、太仓、常熟、震泽、无锡、丹徒、溧水、溧阳、高淳、句容、武进、宜兴、江都、仪征、通州、盱眙、清河、沛县、松江、华亭、南汇、青浦、嘉定、宝山（包括上海市共27市县）|宜兴、南京（2市县）

浙江|杭州、余杭、临安、淳安、嘉兴、嘉善、海盐、海宁、湖州、石门、乌程、分水、长兴、宁波、奉化、象山、镇海、慈溪、余姚、宁海、山阴、定海、绍兴、嵊县、诸暨、上虞、台州、临海、玉环、新登、太平、浦江、衢县、常山、龙游、泰顺、江山、永嘉、乐清、丽水、庆元、云和、宣平（包括43市县）|宁波、开化、杭州、莫干山、丽水、衢州、江山、庆元（按：莫于山在德清县）（共8市县）

安徽|合肥、含山、和州、无为、庐江、庐州、安庆、怀宁、望江、潜山、六安、颍州、宿州、萧县、全椒、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广德、泾县、祁门、休宁、绩溪、歙县、旌德、宁国、青阳、太平、石埭、建德（共31市县）|东至、安庆、黄山（按：黄山在歙县）（共3市县）

江西|南昌、奉新、宁州、靖安、武宁、新建、昭萍、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义宁、南康、星子、都昌、建昌、婺源、鄱阳、乐平、德兴、安仁、宜春、分宜、万载、高安、上高、新昌、清江、安义、奉新、抚州、靖安、金溪、宜黄、南丰、泸溪、永新、泰和、永丰、峡江、遂川、永宁、南城、安远、赣县、信丰、宁都、瑞金、石城、南康、上犹、南安、大庚（共52市县）|安远、赣县、泰和、黎川、永修、波阳、九江、瑞昌、武宁、南城、上饶、龙南、信丰、峡江、庐山（按庐山位在九江）（共14市县）

福建|罗源、同安、建宁、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泰宁、建安、崇安、松溪、南平、宁德、寿宁、霞浦、福安、福鼎、屏南、古田、连江、莆田、仙游、永泰、泉州、永春、德化、安溪、长泰、漳浦、诏安、平和、汀州、武平、连城、长汀、上杭、永安、将乐、明溪、清流、宁化、泰宁、尤溪、大田（共44市县）|尤溪、仙游、安溪、建阳、建瓯、古田、光泽、宁德、屏南、顺昌、大田、永春、厦门、南平、福州、鼓岭、福清（共17县市）

资料来源：

1．清时期老虎的分布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有关府县志统计。

2．当代老虎的分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中国哺乳动物分布》，107页。

五、一些认识

（一）在中国历史上，虎患不只东南地区有，也不只明清时期有。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虎患，那是由于当时人多地少，滥垦山区，严重破坏了老虎栖息、觅食的场所而造成的。所以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自然灾害，实质上是人类与虎争生存空间所造成的一种人为灾难。

（二）山地开垦应适可而止，应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否则物极必反，反过来危害人类自身。恩格斯早已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盲目开垦山地，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土流失，首先是造成生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系列灾害性的后果。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出现的严重虎患，便是盲目垦山引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见，在农业生产中，克服盲目性，增强预见性，是预防造成新的自然灾害的重要关键。

注释

[1]虎灾，见民国《长泰县志》卷一；虎害，同治《赣县志》卷五三；虎乱，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虎荒，同治《安吉县志》卷八；虎暴，同治《义宁州志》卷三九

[2]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485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8，甲表82，乙表41

[4]《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二三

[5]《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四六

[6]《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四七

[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五○

[8]《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二四

[9]乾隆《泉州府志》卷二○

[10]同治《桂东县志》卷四

[11]光绪《光山县志》卷六十八

[12]光绪《处州府志》卷四

[13]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三

[14]道光《徵州府志》卷四

[15]同治《南城县志》卷一之三

[16]嘉庆《舒城县志》卷十二

[17]民国《新登县志》卷十引旧志

[18]同治《安吉县志》卷十二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TheTiger-ProblemandItsRelativeIssuesinSoutheasternChinainMing-QinPeriod.

Abstract

Thetiger-probleminthisarticleisaneventthattigerleavefrommountaintovillagesforhuntinghumanbeinganddomesticanimal.Thisissuewasnotrecordedinnormalhistorybooks.Afterlookingforthelocalnotebooks,theauthorhasfoundedalotoftiger-problem,whichhappenedmorewidely,moreseriously,muchmoreintheperiodofMing-QinDynastythanbeforethattime.Theauthorthinksthatthereasonisthattheecologicalsurroundingshavebeendestroyedseri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