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史专家，陈青之先生著的《中国教育史》(1936年版)，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今天教育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除了她的独特写作风格之外，其完备的体系也是其中主要之原因。陈青之先生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将中国教育史研究理论与实践原原本本按时间顺序表述明白”，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史专家，陈青之先生著的《中国教育史》(1936年版)，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今天教育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除了她的独特写作风格之外，其完备的体系也是其中主要之原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陈青之先生始终围绕一个主线，按照“将中国教育史研究理论与实践原原本本按时间顺序表述明白”的指导思想，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写作思想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创作之亮点，在于他对“儒主线说”的系统阐明。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民族思想，始终受儒家思想支配，其核心是“伦理”，于自身修养取“听天由命主义”，于社会秩序取“正名定分主义”，于论断事理取“折衷调和主义”。

陈青之先生在序言中提出，教育史的主要任务：(1)在于说明历代教育制度及学说变迁之原因；(2)在于比较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教育之升降与异同；(3)在于阐发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之对教育的利用；(4)尤在于以客观的态度批评历代教育之得失并表明其特异之点。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陈青之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词语，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其研究中国教育史所采取的方法、态度及欲达到之目的。即在比较中国教育在时空发展差异的基础上，采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探究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今日之借鉴，这充分表明了陈青之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其表现明显且一以贯之的写作态度，其中不乏独到的观点。

二、写作体例、体系

所谓体例，是指著作的体裁、凡例；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前者是反映一本著作的构思原则和写作过程，后者则是反映一个学科内部系统的完整性。因此，体例是表现学科内容的外部形式，体系是表现自身的规律性。

(一)陈青之先生著作之体例

依此，我们来看看陈青之先生《中国教育史》的构思原则和写作过程，是以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线，以教育自身的改革为划分教育历史时期的依据，写作完成的一本有丰富资料和完整内容的质量较高的教育史专著。而今天，我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来划分教育的历史时期的。这种划分有其优点，即可以把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容易忽视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也就很难对教育史现象做出正确而清晰的阐述。如按照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就很难把改革、创新和发展表现出来。教育自身的规律性，有些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

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来探讨教育，可有助于我们探讨教育演进的规律，陈青之先生的著作多有体现。如，他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秦汉到五代)、中期半封建(宋明)、后期半封建(清)；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陈青之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的教育制度史就是一部科举制度史(P25)。他说，中国有了学校，就有了科举；有了学校制度，就有了科举制度。这是客观的、正确的。又如，对教育家的分类，以纯学术主张而非时代和政治主张，将教育家分为以下几种：(1)汉学派，以读书为目的；(2)宋学派，以修身为目的。简明指出了儒家学派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对中国教育的重大影响。并把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以“一二三四五”的简洁方法加以划分：一即一种学说(儒家学说)；二即两条基本线索(官学和私学)；三即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即四个发展阶段(春秋，以私学为标志；汉代，以官学为标志；宋代，以理学为标志；明末清初，以启蒙教育思想为标志)；五即五个代表人物(孔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王夫之)。

(二)陈青之先生著作之体系

陈青之先生的《中国教育史》把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集中了起来，有序而系统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形式上讲，陈青之先生的著作涉及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块，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且各自独立，提出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极其重要的阶段，社会教育起巩固的作用。

三、内容评析

陈青之先生的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材料非常详实，脉络清楚，论述有据，分析深刻，结论客观，评价中肯，概括地把先秦至民国的中国教育的实际、思想理论及其发展演变状况，系统、全面、客观地展示了出来，给读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中国教育史的生动画卷。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对以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简析

陈青之先生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说，“人类社会的意识是随着经济发展之过程而前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迁，故一切意识形态莫不以经济为基础，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之一种，也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它是社会的产物，不是与生俱来的，某种教育风潮之风起，必有当时社会情形为背景，某种教育制度之制定，定有当时的经济组织为基础。离开了社会及内部组织，则无所谓教育，即无所谓教育史。”基于此认识，陈青之先生首先对每一时期的教育进行简析，为这一时期的教育打下基础，为教育论述提出论据，这是独具慧眼的，对以后的教育研究者有很大的影响。

(二)教育发展情况论述

这部分是陈青之先生的著作的重要内容，写的很详实、很具体。他按照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把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史分为六个阶段，按编论述。第一编，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教育(原始时期和夏商时期)；第二编，封建时代的教育(西周、东周时期)；第三编，半封建时代前期的教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第四编，半封建时代中期的教育(宋、元、明)；第五编，半封建时代后期的教育(清前期至1840年前)；第六编，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1840年后至民国时期)。陈青之先生的这一分期有其合理性，较为客观真实地勾勒出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特征。因为任何事物不只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前进，有时有超越时空的特殊性。教育即是这样一种活动，所以陈青之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做了自以为合理的分期，表现出陈青之先生学术思想的独特性。虽说这种分期有待于研究和商榷，但他对后来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三)对教育家及其学说的论述

陈青之先生特别注重教育思想的前后继承关系及其与同时代不同思想的比较不同时代先后出现的教育思想的比较，使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便于读者理解、思考核掌握，以更好地认识教育史的功能。在评论任务移弯思想时，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不说废话。对历代教穹家的搜集全面仔细，除论及儒家思想外，还涉及道家、佛教思想进行探讨，使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四、写作特点

(一)依据史料，突出真实性

陈青之先生把历史资料融会在自己的观点中，用历史事实说话，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为我们研究历史做出了范例。陈青之先生对史料的选择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并多方引证，力求清楚明畅，语言平实，读后毫无晦涩之感。

(二)贵在创新，突出创造性

首先，陈青之先生力求突破各种陈论，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不步他人之后尘，创他人之未创。在每个重点章节后，还专设结论或段来进行评论，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专章写中国今后教育的出路，对以往的教育以总结性批判。

其次，他提出了新的学制构想，自己草拟了一个学制图，认为现实的教育，一方面要建设理想社会，一方要补救以前的缺陷。在写作体例上，陈先生注重图表运用，通过图表直观展现教育发展的历程。

(三)力求全面，突出完整性

陈青之先生的《中国教育史》认为，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教育的产生，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完整的中国教育史书。范围涉及文教政策、教育制度、中央官学、地方学校及教育思想，尤其注意到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社会教育，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史，包括了当时社会中的一切教育形式，首次突破唯学校教育史的写法。另外，所论及的教育思想家人数众多，范围较大，力求凸现中国教育思想的整体发展历程，给读者以完整、连续、贯通的历史整体感。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西南联大 体育思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联合组成的著名高等学府。三校合并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由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任常务委员全面负责。尽管三校的历史背景各异，但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确是一致的，联大提倡的是“通才教育”。学校领导对“通才教育”理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才教育”主要是通过“学分制”、“选修课制”、“共同必修课制”三者结合成三位一体的学习制度来加以实施[1]。正是基于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通才教育”办学理念和“刚毅坚卓”的办学决心，才成就了西南联大特殊时期独特的体育现象。

一、学校领导的体育思想

西南联大的三位委员都具有先进的体育思想，并在八年的联大期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这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局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始终坚持科学救国的体育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不仅确保了联大体育的蓬勃发展，而且为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蒋梦麟的体育思想

蒋梦麟委员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是实用主义体育教育思想在中国热烈的传播者之一。他认为杜威的哲学和道德教育都是围绕“社会”而展开的，而中国的体育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主张体育科学与学术并重，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处理中国体育的“土洋之争”中，他认为应该中西结合，既要重视西方现代体育科学知识的学习和传授，又必须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为沉淀，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体育教育的根本问题[2]。此外，蒋梦麟委员还主张学校体育“课程要中国化”，体育教育“教育要社会化”，使体育课程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适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其先进的体育思想为在中国传播现代西方体育和培养体育教育人才、促进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梅贻琦的体育思想

梅贻琦委员对体育的重视更甚于他人。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17年和联大期间，他对体育都是极力倡导，躬身力行。曾任梅贻琦校长秘书的黄延复在《清华的校长们》一书中写道：“为了开展体育课学校不惜斥巨资进行场地和设备方面的建设。1932年，体育馆的扩建工程（通称后体育馆）竣工，跟着又建立了多处室外运动场地。到1935年，除设备齐全的新、旧两座体育场馆外，还拥有一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两个标准室外足球场，12个篮球场，一个角力场，两个溜冰场，以及遍布校园的各种运动器械，其规模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既在国际上，也可同当时发达国家相媲美。”寥寥数语道出了当时清华体育的兴盛和他的影响之深远。正是在他的重视倡导和力行下，清华大学确立了“提倡各种运动，促进生理上的健康，训练身体各部分的合作，并使个性有适当的表现，同时养成良好品行”的体育教育指导方针，并努力转变传统的重智轻体的教育思想[3]。

（三）张伯苓的体育思想

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梅贻琦委员的业师，梅委员的体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与张伯苓一脉相承。在严氏家馆任教时，张先生“以半日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还兼教体育；课后与学生下围棋，踢足球，深受学生喜欢[4]。”他还曾说过：“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

由于学校领导对体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体育成绩关乎学生能否顺利毕业，所以西南联大对体育教师的要求极其严格。在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各种腾跃障碍的技术要求优美地示范，做准备活动与徒手操时必须跟学生一起跑，一起做，徒手操的动作必须绝对正确。“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做好。”每个学期开学时，全体体育教师都要集中讨论教学计划，每周还要举行集体备课[5]。

四、结语

西南联大因战事而诞生因战事结束而结束，在八年的战火洗礼中联大师生始终坚持着体育实践，在联大领导的治校理念、体育教师的精心教育、联大学子的奋力坚持下，体育成为了联大同学的现代化途径，曾在中国教师史上挥洒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103.

[2] 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191-196.

[3] 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184-190.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家；教育家精神；教育家办学；傅任敢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121-05

教育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中曾诞生过许多为中华民族复兴而鞠躬尽瘁的教育家，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教育思想与经验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珍贵资源。首都师范大学傅任敢教授就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本文仅以傅任敢为例，谈谈教育家精神和对教育家办学的初步理解。

一、教育家精神

当前，在我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家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教育家对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再陌生，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应当说明，教育家不是简单地能用升学率、优秀率来衡量的，也不能靠所谓社会资本来生产的，更不能是用官场腐败来运作的。教育家要有精神，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教育家精神，就无所谓教育家。教育家精神根植于教育教学实践，包含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年轻一代的热爱，包含着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包含着对世界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包含着对教育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影响积极且深远的探索成果（人的培养与理论建树）。这种精神就是教育家的灵魂。我们看看傅任敢的教育家精神，反观我们今天，也许会对教育家产生由衷的尊敬之情和追随之意。

傅任敢（1905—1982），浙江湖州人，现代中国教育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1929年任长沙明德中学教导处主任。1933年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期间曾兼任成府小学校长。1938年，受梅贻琦委派，傅任敢创办重庆清华中学并任校长，后又兼任湖南长沙清华中学校长。解放后先后曾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北京市四中副校长，北京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主任、院工会主席。“”后，任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顾问、教授，并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82年1月24日，傅任敢先生不幸病逝。

自清华大学求学时期起傅任敢就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中国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艰难坎坷的历史道路上不断地探寻把旧教育改造成为新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途径，并在这种探索中成长为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学贯中西，沟通新旧，不倦实践，勤于思考，和而不同，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坎坷道路上，在其不同的教育活动时期，表现出在其独特经历中锻造出来的崇高的教育家精神。

（一）热爱祖国，献身民族振兴与教育现代化

傅任敢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起，就踏上了为民族复生而探索教育发展的漫长道路，教育成为他的终身事业。他编辑《弘毅》月刊，创办《认识周报》，并发表教育文章多篇。在这些文章里傅任敢总是从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角度探索教育问题。自此，他便终生恪守为民族振兴与教育现代化而献身教育的崇高理想。

还在我国现代化早期的1929年，傅任敢就呼吁为中国复生必须要重视教育。“中国的真正复生是靠着优生与教育两路并进的，不过目前因为事实所限，我们应该先注重教育罢了。”抗日战争初期，他以清华大学校长秘书身份创办重庆清华中学，筚路蓝缕，矢志不渝。他深刻地认识到，渝清“要分负抗战建国的重任，使命是很重大的”。解放后，傅任敢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事业中，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历史性决策。经历了20年的不白之冤，傅任敢名誉得到恢复，并被调回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教授、顾问，并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傅任敢充满奋发的豪情：“七七衰翁未自弃，初升旭日更可喜，祖孙并肩齐迈进，争为四化尽绵力。”

傅任敢不管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系祖国之命运，为民族振兴与教育现代化而献身教育，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深爱。

（二）热爱学生，精心育人

顾明远先生指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里的爱指的是对学生的爱、年青一代的爱。这种爱的精神是任何一个教育家所不可缺少的。傅任敢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自始至终饱含着对新一代的关注、爱护与期待。据傅任敢先生的一个学生回忆，1940年5月3日、5月4日，日本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狂轰乱炸，“我的生活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唯一的一双胶鞋也穿破了。到了冬天只好穿着一双草鞋。有一天傅校长见到我天这么冷了还穿着草鞋，就把我叫到他家去。进门就让师母杨仁老师端了一盆热水给我，让我把脚洗干净，还叫杨仁老师拿出一双新布鞋给我穿上，这双鞋是杨仁老师的母亲为傅校长做的布鞋。当我穿上了以后，简直激动不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感到不仅暖了我的脚，也温暖到了我的心。”此情此景不是个案，傅任敢对学生爱在心头，学生称他做“校长妈妈”，而傅先生对学生的爱更集中地反映在他精心育人上，他克服各种困难，在复杂环境下，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方法，坚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健康发展，重视劳动教育。他特别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个性发展应建立在全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以体育锻炼为例，要“让每一个学生玩玩每一项运动，使他们养成多方面的兴趣”，然后，“发现自己的最佳能力、最高的兴趣”。

对学生的爱与精心育人是教育家与任何其他领域的“家”最根本的区别，也是教育家的类本质所在。

（三）主持正义，敢作敢为

傅任敢原名傅举丰，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取“任劳任怨、敢作敢为”之意，改名为傅任敢。

1926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傅任敢参加请愿，1928年学校掀起反对乔德福校长的风潮，他曾代表全校学生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坚拒乔德福来校，深受全校师生赞扬。抗战第一年，傅任敢受命留下保护清华大学校产，他冒着遭受日寇迫害的危险，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在渝清、长清办学过程中，他不顾当局的威胁利诱，抵制了、三青团要在校内建立支部的图谋，取消了旨在进行宣传的军训课，他允许师生在校内订阅《新华日报》，关心和保护进步师生。此后，在1957年整风运动的严峻时期，傅任敢仍然是敢说敢讲，光明磊落，表明自己坚持真理而无所畏惧的态度。

（四）独立思考，刻苦求索

傅任敢在长达57年的教育生涯中，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刻苦求索。他不人云亦云，不论是对于当时大教育家的理论，还是某些流行的学术思潮，傅任敢都能依据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品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生（即傅文之蜗逊）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颇大，傅任敢在《蜗逊心理保育论》一文中积极评价了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贡献，也发表了自己作为青年学者的意见，质疑“行为全靠习惯，习惯全靠制约”、“人生本是一堆肉，一切行为全出习惯”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观点。在提出与华生不同观点的同时，傅任敢又申明华生“反对杜威一派的教育即增长说，我是赞成的，那些唯心派式的说法本来太神秘了”。在某种意义上，傅任敢而后形成的从民族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思考教育的目的，强调道德教育，注重知识要素的掌握，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主张严格的纪律等思想在学理上和1938年美国出现的要素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

在解放初期，学习苏联成一边倒的态势，特别是还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傅任敢依然能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在很多人不敢言时，他挺身而出，在1957年2月28日《文汇报》上发表《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体会》一文，深刻揭示了片面学习苏联教育的弊端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傅任敢初到北京师院不久，便指出：“现在一提到教育学，往往只有凯洛夫，这是不全面的，作为学习和研究，要广识百家，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学习和了解古今中外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学说，特别是本民族古人今人的学说，如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原理……我们也应有自己的教育学。”

傅任敢这种在教育学术争鸣中独立思考、不断求索的精神成为永远值得尊重的教育家卓越的学术品格。

（五）不尚空谈，艰苦奋斗

不尚空谈，艰苦奋斗，这也是傅任敢在其教育实践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这种精神不论是在他清华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还是在创办普通中学的过程中，抑或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科的建设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重庆清华中学，起初租用离城10公里胡家湾的一座祠堂，搭建了数座草房补充校舍，与猪圈为邻，晚上点桐油灯，学生的英语、数学作业也只能用毛笔书写。办学条件极端困难，经费的四分之三依靠董事会筹募的基金补贴。傅校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仓促上任的。解放后，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一所公立中学（即第十一中学）时，根据副市长吴晗的推荐，傅任敢被调来任该校第一任校长，负责筹建工作。雷通衢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记述建校时的情况说：“在建校初期，他就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平整坟山，使三百多学生有了上体育课的场地；没有礼堂，他又和全体师生一道，将神殿改建为礼堂，仅仅这一项工程就为国家节约了一万两千斤小米，受到了市人民政府的嘉奖。”

在从事高等师范教育教学和研究期间，傅任敢虽近天命之年，但他依然和年轻人一样，以饱满的精力投入新的工作，身先士卒，艰苦奋斗。

傅任敢先后创办或主政了三所中学，在此前还曾兼任北京市成府小学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傅任敢形成并坚守了自己的教育家精神，为教育家办学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实施民主管理、培养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创造优异质量、服务民族与社会为基本内容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成为傅任敢教育人生的一个璀璨所在。

以上所述的崇高的教育家精神正是傅任敢教育实践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力量，也正是这种教育家精神使傅任敢的教育思想绝无虚言，只有真论；绝无闭门造车，只有脚踏实地；绝无随声附和，只有独立主张；绝无空谈说教，只有知行合一；绝无国粹主义更不全盘西化，而是和而不同。

这些教育家精神既是为傅任敢先生所拥有，又是中国真正教育家普遍具有的崇高精神特质。这些物质是教育家的灵魂，是教育家思想与实践的坚强支柱。缺乏这种精神，教育家就失却了存在的意义，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教育家精神也是教育家办学的灵魂与支柱。谈教育家办学首先就要关注教育家精神。

二、教育家办学

时下“教育家办学”已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反响的命题。教育弊端之不去，教育改革之深入开展，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懂教育人办学的重要，懂教育人懂管理的重要，懂管理人懂教育、懂师生的重要。但我们在渴求教育家时，且不可揠苗助长。教育家是历史形成的，实践锻造的，永远不可能被模式化、批量化地制造出来。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有一个成长过程和教育文化积累过程。傅任敢先生在精神上的历练、在教育上的不倦探索和厚实的学术积累是他成为教育家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家办学”讲的不可能是时间逻辑，一般而言，不可能先成为教育家，然后到学校主持工作；更不可能做“校长都是教育家”的全称判断，那不符合实际情况。教育家办学，我以为首先讲的是意义逻辑，也就是办学者应当热爱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大德大爱；懂得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积极致力于教育探索，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思想；锐意进取，百折不挠。

（一）教育家办学的第一层意思是办学者要热爱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实践是教育家的基本活动。所谓教育家办学，首先是指办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对年青一代的热爱投入教育实践。投身教育实践是傅任敢作为卓越教育家的基本活动。没有为民族复生而献身的教育实践，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教育家傅任敢。1939年，傅任敢就任重庆清华中学校长，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办重庆清华中学。这一时期正值抗日救亡的历史关头，为抗日，为民族复生，他投身于培育新人的大业之中，励精图治，正气凛然，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探索学校发展之路，识卓志坚，办学成绩斐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教育家办学的范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傅先生曾主政重庆清华中学、长沙清华中学，以抗战救国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工作，则以建设新中国为学校教育的出发点。不论哪一时期，傅先生办学都是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并为此不惜自己的一切。多年来，傅先生门生对老师的大量追忆也是呼唤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中小学校长的一切要以社会进步的需要、儿童成长的需要作为办学的准绳，切不可将祖国的前途、大众的利益扔到脑后，只顾自己个人的荣誉与升迁。

（二）教育家办学的第二层意思是办学者要懂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傅先生在任校长期间孜孜探求中学教育之真谛，根据儿童的特点和教学规律，设定学校的发展路径和办学的具体策略。正因为如此，傅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把重庆清华中学办得奋发向上，硕果累累。其办学实践收一道同风之效，负笈而至者，络绎不绝，望风而趋，蔚然称盛。反观今日之学校，某些校长缺乏教育主见，或官僚作风严重只按文件办事，或民粹倾向，还美其名曰是按老百姓要求办事。不管何种情况，他们都是没有把按教育规律办事放在办学的重要议程，以致学校出现很多违背教育规律、漠视儿童发展特点的事件，其结果是表面上热热闹闹，而实际上教育质量在滑坡，在学生道德成长、知识掌握和能力形成以及学生个性发展上都有很多值得检讨的问题。

（三）教育家办学的第三层含义是办学者不仅要按教育规律办事，更应是一个教育研究者，特别是校本教育研究者。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学校，每一个学校的成功要靠校长成功地解决自己学校的问题。校长应当直面自己学校的问题，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不断地解决教育教学中不断涌现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思想。只有这样，校长才能高屋建瓴，破解难题，而不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傅先生就是在办学实践中，认真吸纳现代教育理念，知行合一，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并实践之。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办学实践中傅先生着力于教师队伍的建设，用现代教育观念不断改革课程和教学内容，倡导德智体美健康发展，注重劳动教育，艰苦创业，民主管理。在整个五十多年的教育研究探索中，傅任敢先生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教育思想，包括：以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取向理解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的思想，将继承与借鉴相结合作为教育现代化及教育学科建设基本路径的思想，以实施民主管理、创造优异质量、培养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服务民族与社会为基本内容的办学思想，高度评价高等师范教育意义、力主改革高师教育的思想，关于建立一种教学原则、教法、学法合一的新普通教育教学法系统的思想，等等。傅先生以自己的教育思想统领学校的各项工作，以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探讨推动教育学科和高师教育发展的路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办学水平所需要的。校长的潜心研究，重心在育人，绝不是不断搞花架子，炒作概念，为某种炫耀制造所谓“社会资本”，也不是离开学校实际，离开中国教育生动复杂的实践，大搞自己的所谓教育理论体系。潜心研究、志在育人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舍此，不可能办好一所学校。

（四）教育家办学的第四层意思是办学者要锐意进取，百折不挠。办学是困难的事业，办学者要面临来自校内外的诸多压力，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傅先生创办清华中学时和师生一起奋斗，从修建校舍到办学的方方面面，莫不是顶着困难上，一步一步地开辟发展的路径。今天，各种类型的学校都还面临着很多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困难，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校长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锐意进取，百折不挠。

当然，教育家办学还有历史逻辑。历史逻辑提示我们，过去不可重复，精神可以继承光大。傅先生主政的重庆清华中学不可复制，但是，集成傅任敢先生的精神，办学者则可在21世纪的中国创造新的辉煌。同时，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家办学就会拥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今天谈教育家办学又有现今时代的内容，办学者观察教育具有全球视野，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牢牢把握住公平与正义，坚决反对腐败与浮夸，以人为本，育人为本，教师为本，实现学校的民主管理，遵循现代教育理念，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中小学校。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家办学，不是给学校管理者戴上教育家的光环，更不是以商业性操作浮躁轻率地给一些校长冠以教育家的头衔。教育家办学是时代要求学校管理者负起社会的重任和人民的嘱托，视野开阔，遵循教育规律，努力研究教学教育及学校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谋私利，志在远大，不屈不挠，团结师生，沿着正确的方向引领学校发展。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4篇

（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我国的职业指导起源于民国初期。文章通过对民国初期两位职业指导的倡导者朱元善和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思想进行梳理，并对比总结两者思想之异同，对当今的职业指导工作有所启迪。

关键词 ：朱元善；周诒春；职业指导；职业演讲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2-0093-04

作者简介：徐胜（1982—），男，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所职业技术教育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职业指导发轫于民国初期，这个时期是西方职业指导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职业指导在当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有关理论尚十分缺乏，因此，诸多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致力于对职业指导理论的引入、探讨和实践，其中，朱元善和周诒春对职业指导的萌芽阶段发展贡献巨大。

一、朱元善及其职业指导思想

朱元善，生卒年不详，笔名天民，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理论家，曾主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等刊物，一生著作颇丰。其职业指导思想主要出自191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职业教育真义》。《职业教育真义》为朱元善以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为依据编译而成。在编译过程中，朱元善有意识地根据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充分阐述了自己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朱元善认为，职业指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求职者个人和对社会的影响两方面。他十分重视求职者的初次择业，在著作里明确表示反对当时的“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他指出：随意选择一岗位就业，等发现该岗位不适合自己时，会不得不重新选择岗位就业，如果不适合的话，还会不停地换工作。职业确定不下来，就业需要的知识技能就会永远达不到优秀的程度。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职者势必会成为劣败之人，并最终被社会淘汰。所以，他在书中郑重强调：凡择业者慎毋爽失唯一之机会，切不当蓄心与更择。

朱元善指出，贸然择业除了影响求职者个人外，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也在求职者不停换工作的过程中蒙受巨大损失。除此之外，如果求职者没有一固定的工作，随意流转，不但会使个人产生懈惰心理，影响个人发展，还会形成不良少年团体、流民团体，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职业指导不仅与职业教育休戚相关，也是社会的一项事业，他将职业指导提高到等同职业教育本身的地位，并指出职业指导与职业教育甚当相需而行。

朱元善在书中以美国纽约学生目的调查会和波士顿职业局为例介绍了怎样实施职业指导。在实施职业指导的过程中应与学校结合起来，并尤其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要做好求职者的情况摸底工作。他认为，求职者就业困难不仅仅是技能缺失，还因为他们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是“目瞩千里不见眉睫”之人。职业指导组织的任务除介绍工作外，更主要的是帮助求职者熟知自己之资禀诣力，获得择业之智慧。另一方面是要提高指导者的素质，指导者不仅应熟知事业之性质状态，还要掌握指导求职者的技能，既能让求职者知其然，又能让其知其所以然，除此之外，指导者还要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指导者是否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直接关系着指导效果的强弱。

朱元善的职业指导思想在其前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涉及，但均不如《职业教育真义》中介绍得那样具体系统。

朱元善本身没有直接从事教育工作，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关注、介绍职业教育，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努力发展工、农、商业，这本身就是职业指导工作的一方面，更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不忍“坐视国家之破产”的爱国情怀。

二、周诒春及其职业指导思想

周诒春（1883—1958年），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09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后任清华学校第一任副校长，并接张伯苓任清华第三任教务长。1913年8月，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致信外交部，推荐周诒春继任。周诒春于1913年10月27日就任清华学校校长，1918年1月辞职，任期4年又3个月。

周诒春在清华任教期间的主要教育方式为德、智、体“三育并举”，通过“三育并举”贯彻他的教育思想——“造就完全人格之教育”。后人眼中的“近代中国职业指导之先声”只是周诒春实现其教育目的的一个教学手段。他认为，传统教育没有活力，脱离生产，既不利于培养公民独立性，又很少传授生产技能。他说：“职业教育、民主教育与国民教育应取代传统古典的反民主的非生产的和缺乏活力的绅士教育，新的国民教育目标应在培养聪明的具有谋生技能的与独立自主的公民。”

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主要体现在学生选科和择校方面。他通过了解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困惑，结合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意识到当时的学生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加上对社会职业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他们在选科和择校方面都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美国求学时，他了解了当地的职业指导相关情况，深感职业指导在择业与就业方面能够为人们提供合理的帮助，有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周诒春在执掌清华学校后，便开始重视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在选科与择校上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指导。

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制作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了解学生的主观想法和心理内因。平时悉心观察了解每位学生，特别注意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努力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他还让每位留洋学生填写报告，说明选修专业学科的性质及理由，到美后拟入何校，为何作此选择。然后逐一与学生谈话，审慎决定学生的留学方向。另一方面是举办职业讲座。刚开始时，清华学校将这种演讲称为“高四演讲”，尚未正式冠以职业演讲之名。只是在一次高四演讲预告中，使用了职业演讲的概念。直到1917年，这些演讲不再称为高四演讲，而是直接命名为职业演讲。从1916年上半年清华学校的职业演讲拉开帷幕，到周诒春离职前的两年间，职业演讲场次和涉及专业不断增多，听讲学生从原来的毕业生扩大到各年级学生，讲座人员也慢慢出现了外籍专家。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演讲，试图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的方式，用教育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加深他们对学科的认识，加强他们的择业意识，从而使他们在留学美国时能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学科和院校进一步深造。

有人认为，职业指导在中国最早是由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于1916年提倡的，他对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校毕业生进行选科与择校的指导，运用了观察、调查和访谈及职业演讲等先进而科学的方法，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同时，周诒春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指导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期的清华学校只按计划与学科间的比例选派留美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兴趣的状况，使学生避免了选科与择校的盲目性，更好地促进了这些留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笔者认为，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开始的时间应该比1916年更早。

周诒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学生进行学业生涯方面的指导，切合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崇高情怀。

三、朱周二人思想之比较

朱元善和周诒春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的职业指导思想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米靖博士认为，朱元善的《职业教育真义》是一本具有拓荒性质的职业教育学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系统性、完整性的职业教育论著，其中关于职业指导等内容开理论风气之先。

金兵博士认为，朱元善是我国正式使用“职业指导”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自他之后，概念固化下来，其对职业指导的介绍也被看成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伏脉。而周诒春及其在清华学校校内组织的职业演讲，则是近代有组织的职业指导实践的开端。

（一）相似之处

首先，朱周二人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对职业指导的作用持肯定的态度，在各自领域中的研究时间也都是最早的（1915年初，郭秉文在《东方杂志》刊载文章，对美英两国的职业指导进行介绍，但只是单纯的介绍，并没有进行思辨研究），二人的思想都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周诒春是借鉴美国，朱元善是借鉴日本，而朱元善在实践方面也介绍过美国的案例。因此，笔者认为二人具有相似的历史地位，都是我国职业指导萌芽阶段的代表人物。

其次，二人都特别注重对求职者（求学者）的指导工作，认为除了了解求职者（求学者）的基本情况外，还要让他们获得选择职业或专业的智慧，即既要让求职者（求学者）知其然，又要让其知其所以然。例如，现代职业学校和高校不仅设有就业处、就业科等科室，大部分学校还都开设职业指导课和职业生涯课，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人格类型测试等，以确定学生性格类型，并在平时学习管理过程中有所侧重，以期在学生就业时实现人职匹配。这正体现了二位先贤“既要让学生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职业指导思想。

再次，二人都没有认识到职业指导的终身性。朱元善职业指导思想的“全面”和周诒春职业指导思想的“深度”，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职业指导的前沿水平，但是由于时代限制，国内职业教育的地位甚至尚未正式确立，对其认识稍显浅薄，没有人认识到职业教育的终身教育属性，所以更没有人意识到职业指导应该贯穿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二）不同之处

首先，由于各自职业的原因，朱元善的研究侧重理论，而周诒春更侧重实践。朱元善的职业指导理论研究涉及了整个职业指导工作过程，特别是介绍的两个案例，均是当时美国做的比较成功的职业指导工作案例；周诒春侧重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选科和择校，可以说是教育指导，这是整个职业指导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一些高校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纷纷采取大类招生，这与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朱元善涉及内容程度较浅显，但研究的范围较广泛，主要研究方式是描述和建立在描述方式上的简单思辨，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思想都渗透在他的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学生的指导作用明显，对学生的影响深远，但目前并没有史料证明他本人在职业指导理论方面进行过具体研究，他的相关思想都是后人根据其实践言行总结归纳的。就二人对职业指导的研究而言，朱元善占其广，周诒春占其深。

再次，在职业指导过程中，朱元善认为，不仅要做好被指导者的研究工作，有关指导者本身的研究工作也同等重要，指导者对受指导者具有天然的影响；周诒春本身就是指导者，相关工作也做得比较突出，受其职业影响，他没有认识到指导者的素质对职业指导的效果同样影响巨大。

最后，朱元善不但认识到了职业指导对求职者的影响，还认识到并详细阐述了职业指导的社会属性。他认为职业指导不仅具有指导职业的作用，还具有缓解社会矛盾、振兴社会道德的作用，是一项社会事业，如果职业指导做不好的话，就会让求职者不停地换工作，每一次换工作都会有一个熟悉新工作的阶段，整个过程下来，既延缓了社会劳动力达到最优配置的时间，又极大地浪费了社会生产力，所以职业指导应该与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周诒春只是在学生个人指导方面具有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亲身实践，但没有史料表明他对职业指导的社会属性有所阐述。

（三）职业指导思想与终身教育思想的结合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发现，朱元善研究职业指导较为广泛，周诒春研究学生的学业指导较为深刻，这正表明二人对职业指导进行研究时关注了人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

美国职业指导专家萨帕将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从出生到死亡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探索阶段、创立阶段、维持阶段、衰退阶段。理想的职业指导工作应该将朱元善的“广”与周诒春的“深”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职业发展过程：在成长阶段要多听取职业讲座，注重兴趣培养；在探索阶段要学习职业指导课程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因为职业也是不停地发展的，所以该课程可以每学期课时不多，但要穿插在整个过程中），还要尽早地进行心理测试和人格类型测试，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有所侧重；在创立阶段择业要慎重，如果职业不合适要尽早变换工作，尽快进入职业稳定期；在维持阶段要不停地为自己充电，以维持职业过程中获得的地位和成就；在衰退阶段要注意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前两个阶段，指导主体是学校，指导形式为授课、讲座和相关测试；第三个阶段，指导主体是职业局、职业介绍所和劳动人事部门，指导形式是相关培训和考核；第四个阶段，指导主体是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指导形式是培训；第五个阶段，指导主体目前还没有明确，指导形式应该是类似老年大学等团体。

四、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的职业指导工作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社会上有了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培训机构，高校、职业学校纷纷建立了就业指导部门，开设了生涯规划课程，有关行政部门组织了职业指导师等相关考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职业指导工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不相适应。

目前，职业教育工作者对职业指导的认识尚参差不齐，对职业指导的地位认识也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职业指导是职业准备教育的一部分，这显然已经与当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全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再也不是以前的终结性教育，而是贯穿一个人整个职业生涯，实现终身教育的有力“助推器”。同样，职业指导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人就业前的准备教育，而应该是贯穿于一个人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的持续过程。否则，必然会导致教育工作缺乏动力和生命力，难以可持续发展。

朱元善的职业指导思想和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不仅仅对职业教育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大部分高校及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入学后均有一段时间的迷茫期，即是由于上一阶段的职业指导工作滞后所导致的。让学生知道需要学什么、应该怎么学，是学生成才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做好有效的、持续的职业指导实践工作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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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兴军.民国时期学生职业指导实践述评[J].职教论坛，2010（16）：91-95.

[4]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2-115.

[5]谢德新.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先声：周诒春与清华学校早期的职业指导[J].职业教育研究，2011（10）：179-180.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5篇

在这里只讨论在历史的主线下，中国教育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发展状况，透析教育与文化的关联。

私学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私学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

春秋之末至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之间争权夺利，战乱不休，导致官学失修，典籍扩散，学术下移，于是春秋之末私学教育产生。由于文教政策的纷乱与弱化，统治者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放松，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当时教育的蓬勃发展。诸子百家私学成为各家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及学术学说的阵地，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沃土。特别是在齐国出了个“官私联营”的稷下学宫，具备高等学府的性质，以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当时教育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全国。秦朝的主流思想来自于法家思想，当儒家的思想的兴盛影响到法家的统治时，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实行文教专制，出现了焚书坑儒，废黜百家的现象。这一举动影响到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了文化的进步。由于专制的影响私学教育也处于低蒙，文教不兴。由此文化历史背景的固滞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兴盛。

汉初由于各种文化相互兼容，各个学派的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该时期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武帝时期，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政策阻碍了其他思想的自由发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到了东汉末期，各种教育形式才兴盛起来。古代统治者的意志影响着封建阶级的教育主流形式，由此可知只有包容的文化氛围才能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自由发展。

延续历史的发展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时期中国呈现一种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各国各代的文教政策变幻多元，儒术独尊破产，佛教开始广泛传播，人们观念开始变易；道教则出现对佛教的回应性发展；玄学亦勃兴于魏晋。总之，各种思潮在相互排斥与撞击的同时，也逐渐走向吸收与融合，后来出现儒道佛的兼容合流。三教兼容互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生，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准备和基础。

我们知道古代的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便是私学和官学。到了唐朝，官学兴盛起来，私学相对受到抑制。但唐朝的官学与私学是相互包容的，这与当时唐朝的宽容文化政策有关，人们都希望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唐朝高度繁荣的文化环境，为中国教育史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时至宋朝，理学兴起，教育事业兴盛，当时统治者的喜好探究学问的氛围奠定了好的文化环境，理学教育史上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家，从前期建立基础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理学开山的周敦颐，到张载、程颐、程颢、邵雍，到南宋时期由朱熹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到张拭等人形成的湖湘学派，到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没有这些文化大家的推动可能中国的教育还要花很长时间走在泥漫的道路上，由此宋朝的文化背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朝教育事业的进步。

到了元朝，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影响范围。优良的文化环境必然会造就好的教育氛围。

明朝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实行强化专制的文教政策，这一时期比较显著的就是书院教育方式，其他的教育体制基本受到抑制。从强化专制的文教体制上讲，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教育事业是发展迟缓的，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分析清朝的文化与教育关系，首先分为俩个时期，一个是初期到同治年间，清朝施行极度严酷的文教政策，大兴文字狱，控制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给中国教育埋下了很残酷的一笔。第二个时期是到了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由于国门被迫渐开，西方的文化与基督教联袂而来，另外在“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中，民主与自由精神抬头，此期思想相对活跃，各政治或学术派别，甚至个体的有识之士，均有了阐发和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要求。清末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教育的发展。

时至中国民国时期，我们的文化仍然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加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入，民主与科学思想十分盛行。人们崇尚自由、科学、文明，反对封建的思想，从根本上为教育事业的兴盛开辟了一条道路。文化的开放必然会打开人们心里的枷锁，必然会给教育添加进步的动力。

目前我们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教育发展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弘扬民族文化”的原则，倡导人们思想开放，倡导人们言论自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为主线，真正的做到了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文化的良好氛围势必会促进教育发展，加上党中央狠抓国民教育，实施科教兴国，以科学发展观来创建美好的中国文化。中国的教育正在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