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1篇

笔者以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历史高考试卷（见表1）中古代中国商业史的试题作为分析对象，尝试着探寻试题及相关教科书知识的学术背景，据此略谈“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复习方法，以就教于广大同人。

表1 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试卷数量

商业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据笔者统计，在五年高考的选择题中，商业史占古代中国经济史考题的一半以上。（具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 2009―2013年中国古代经济史选择题题量统计（单位：题）

非选择题中每年都有试卷考查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其中2010年最为集中，在全国15份高考卷中有9份考查古代商业经济。2013年，浙江卷首次出现古代经济史的非选择题，考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商业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这种现象并不偶然。它既说明了古代商业经济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史学界对古代商业史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知识结构

古代商业史内容丰富，在历年高考中涉及的知识点较多。笔者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做了大致的分类统计（见表3）。在非选择题考查中，知识点主要涉及唐、宋、明、清的抑商政策、专卖制度、市镇经济、海禁政策及对外贸易、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

表3 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商业史选择题考查知识点分类表（单位：题）

通过上述对高考试题的粗略统计和对古代商业史研究的初步了解，推知古代商业经济考查的特点大体包括：涉及面广；重点突出；体现专题史研究的“通感”；考查内容涉及的都是学术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

建立知识结构是我们兼顾点面、形成“通感”的常用复习方法之一。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让学生的复习更接近于高考要求，这是一个问题。鉴于高考试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笔者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研究指出，商业史的内容应包括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和商业思想四个层面。其中“商业发展”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商业组织、商业活动、贸易发展、商品流通等等。此外，商业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高考试题考查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四个层面，又以“商业发展”和“商业政策”这两个层面的考查为重。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商业经济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发展高潮。[2]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二《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以下简称“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所介绍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时期。根据上述分析，勾画知识结构框架图如下：

这张结构图，以古代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为时间线索，把“商业活动”、“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作为知识点分类项目，结合教科书内容又可以分成若干子项目，这构成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内环境”。其“外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二是明清经济与同时代西方近代经济的比较、明清经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的知识略显散乱，建立知识结构并不容易。笔者结合学者们对古代商业史的研究和教科书知识，提出以下几种整理知识的具体方法。

1.“散”的知识要“合”

以“商贸活动范围”这一项的知识整理为例。《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写道“汉代商运活跃，史书中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记载”，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叙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史实，由此可知商品流通范围通过丝绸之路扩展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课还介绍了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商贸活动范围，可以通过教科书介绍的城市和市镇发展推知商贸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通过“晋商”和“徽商”两则“知识链接”来了解此期商品流通扩大到海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上述知识整合，大致可以概括出古代商贸活动范围的发展特点。

2.“断”的知识要“连”

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提到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大宗贸易商品，在《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的“晋商”知识链接和“《估客乐》”资料卡片中列举了唐代和清代的贸易商品，这些知识反映了古代商品结构的演变。商业史研究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知识呈“点”状分布，并不连贯。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以作适当补充，如补充说明不同时期主要流通的商品等，让学生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商品结构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补充的史实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只是作为学习的知识背景。通过形成知识“线”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点”状知识。

3.“隐”的知识要“挖”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对“城市经济”有较为翔实的叙述，细分起来可以包括“市”的空间、“市”的布局、“市”的制度等等。我们一般关注坊市布局和政府对“市”的管理，而“市”的空间演变很可能被忽略。根据教科书上的知识，可以挖掘出这样一条线：“市”首先出现在城，南北朝时乡村中出现了“市”，名为“草市”，唐宋时有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在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些草市围绕着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市镇。有学者指出：“唐宋以来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商业的显著进展。”[3]

4.“薄”的知识要“厚”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列举了清代的名镇，叙述略显单薄。研究指出，这些市镇之所以成名是有经济原因的。有的市镇因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出名，如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见长的佛山镇、丝织业繁盛的盛泽镇；有的因商品集散中心出名，如商业市镇汉口镇、朱仙镇。在教科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加厚一点认识，使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和新兴市镇的专业化特点。

5.“专”的知识要“通”

根据课标和教学指导意见要求，虽无需对商业经济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的背景条分缕析，但宏观上了解其时代背景是有必要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古代商业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共性因素：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前者反映了古代经济结构中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同理，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结合必修的知识，从不同社会领域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与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是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认识。

通过学生自主整理知识和教师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概括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提炼角度和较为充实的史实。当然，建立知识结构还只是第一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动和运用知识，达到内化知识结构的效果。为此，教师还需要组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图和表也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信息载体。下面各举一例供参考。

【例1】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汉代、唐代和宋代“市”的局部图。

根据这三张图，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市”的相关信息，解释这些信息；还可以认识从汉到宋“市”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例2】 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部分县区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这张数据表摘选自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解读这张表格，有两个点可以关注：一是不同时间段市镇数量发展的增幅变化；二是明清（前期）和晚晴时期市镇数量发展原因的比较分析。

针对浙江省历史高考的要求，需对学生进行两个“特别加强”：一是特别加强知识结构的建立和应用；二是特别加强训练提炼材料信息、准确而快速地建立材料与教材的联系并能调动有关知识加以解读的能力。

二、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专题史研究，突破复习重点

商业政策对商人、商业发展的影响至深，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抑商政策。从前述表3中可知，五年来选择题中考查抑商政策的题目最多，在非选择题中也考查过唐代和明代的抑商政策，抑商政策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古代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是学生复习的主要难点之一。笔者曾对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文科班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历代政府抑商，商业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解开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历代政府抑商政策的变迁及其本质。为此，笔者依托学者们对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科书的相关知识和高考试题，尝试着对抑商政策作一个粗略的解释。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固守“重农”政策，其第一要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4]故其政策相对稳定。然而“抑商”却不可泛泛而论，它比“重农”政策复杂、多变。重农不一定就抑商，抑商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农，应把“重农”和“抑商”分开，重点理解“抑商”政策。这几年高考重点考查“抑商”也反映了这一点。

“抑商”并不是自古就有，它肇始于战国，至秦汉渐成体系。商鞅采取的抑商政策“不让商业自由发展，而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商品流通”，有利于国力增强。西汉是抑商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之初，为了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有学者研究指出，虽说“重租税”，但对当时的商人来说，负担终究是不大的。[6]学者们普遍认为与前朝相比，汉初政策重在“贱商”，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质性抑制。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政府“复驰商贾之律”，“贱商”也没有汉初那么严格，只是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市宦为吏”；汉文帝时更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多久，就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的商业繁荣局面。汉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得益于商业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富商大贾财大气粗力强、农民弃农经商的日益增多等现象。有了这些史实铺垫之后，我们便能读懂晁错的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汉武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富商大贾。其措施可以用“发钱”、“收钱”和“管钱”来概括。“发钱”是指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杜绝富商大贾私自铸钱发钱。“收钱”是指征收重税，使很多富商大贾经营数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贡献”给了国家。“管钱”是指政府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大力发展垄断性的官营工商业。有学者指出“专卖制度的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特别是看到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9]虽然专卖制度与此前的抑商政策，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均迥异，但都起到了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专卖制度也列入“抑商政策”范畴。

五年来高考考查多集中在西汉前期抑商政策与商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上，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晁错的那句话仍是复习中的关键。对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的考查虽少有涉及，但在复习中我们仍可适当关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抑商政策。

唐朝前期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一方面继续贱商令，另一方面则放松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以恢复经济。唐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0]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经济干预，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晏的榷盐法。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唐代“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的制度依然继续实行，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他们在“社会上遭受鄙视，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遭受歧视”。理解该现象的时候，首先不要混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高，不等于经济实力差；其次，要把“唐代商人”理解得稍微复杂一些，商人有大有小。在唐代“富商大贾与官府的结合更加紧密，倚仗官府提高其地位，取得经营特权，而且介入政治”，而中小商人“所受的剥削愈益严重，日子愈益难过，最后不得不起来参加抗争”。[11]2013年浙江卷第16题考查学生对唐代商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反差现象的理解。2011年海南卷第26题非选择题则考查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及其与农业生产进步之间的关系。

宋代为了财政需要，加强对商品的专利政策，专利范围扩大，体系也更完备。“宋代盐、茶、酒、矾、香几项的专卖收入一年达4490万贯，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唐朝财政总收入中的货币总数”[4]和前朝相比，宋代政府抑商政策更加放松，政府屡次下达减少商税等“恤商”令。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在宋代，虽然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形开始转变。清代有人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子，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11]，而富商大贾与官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近几年宋代商业经济的考点有：理解政府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认识商业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了解宋代专卖制度、说明宋代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活跃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伴随着新景象不断涌现的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最终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学者的心头。王家范先生指出：“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12]明清走的是后面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这种境况直至近代才开始逐渐转变。近几年考题突出考查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抑商政策对这种进步及社会转型的阻碍，这是明清商业史中老生常谈却常说常新的话题。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5题、2013年江苏卷第4题都关注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对社会“贱商”观念的冲击。从社会史角度分析明清商业经济及其政策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思路。

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参考上述解释，立足于教科书内容简析历代的抑商政策，并辅之以高考试题训练。通过这样的复习，我们对抑商政策大体上可以形成两点基本认识：一是抑商政策是一项政府通过与商人争利和夺力（劳动力）维护专制王朝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秩序的经济政策。二是该政策的实质是重商利，抑商人；重官商，抑私商。这两点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抑商政策的重要支点。

《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中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如“‘市’的演变”、“江南市镇经济”、“明清海禁政策”、“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之困境”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有时间有准备，可以设计一堂探究课，组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阅读与思考，了解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的大概情况，这样更妥当些。

在“考什么，教什么”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读什么”的问题。要读出“考”与“教”的学术背景是需要读一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高三教师整日周旋于上课、组卷、批改与讲评之间，的确很辛苦，然而还是要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点，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宽、望得远，才能让学生多一些学业上的收获，多一些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 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J].历史教学问题，2009（3）.

[3] 陈明光.略谈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几个问题 [J]. 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4）.

[4]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5] 司马迁. 史记・平准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班固. 汉书・食货志[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9] 林文勋.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J]. 思想战线，2003（3）.

[10] 王溥. 唐会要・关市[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明清；地域结构；社会结构

本文城市结构主要包括地域结构与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主要是指城市各个功能区的分布特点，社会结构主要指社会各阶层的构成特点。

一、明清城市的地域结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自唐朝开始从传统的里坊式向开放的街巷式转变，在城市地域结构特点上，宋朝的城市开始开始突破方形的束缚，出现了不规整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朝。元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许多城市也遭到损毁，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专制皇权大大加强，在城市地域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又开始将宋以来城市的城垣内缩，使城市内部更加紧凑，并将城市重建为方形。

明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也在增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商业街市逐渐向城外的关厢发展，而且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新兴的城镇。这样一来，城市结构又有所突破，从当时城市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当时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使得各城市在建设方面并不一定要建成棋盘式规整的城市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和水陆交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城市向交通便利的方向延伸；这都使得城市已经不再可能向以往一样等面积、平均安置各类功能区，而是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明朝的一些城市为例，曹州府、大名府、南宫县等，均采用了四门十字街的规划，但是城内已经不再划分为方形的坊区，街道也是以长街短巷定子型交叉的布局为主，类似元大都的胡同。大名府没有设计成方形十字街式的城市结构，而是沿着卫河河道展开，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未改变，这时大名城的建设也的确只有东关和南关外与卫河之间的地区不断发展，而北门、西门始终萧疏空旷。所以，明代城市是有意识的没有给地方城市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名城是具有明代地方城市特色的典型例子。

清朝一项突破传统城市地域结构的突破是清代满城的建立。满清为了利用较少的兵力控制全国，从清朝初年开始就实行了八旗驻防制度，即将少量的八旗军队驻扎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多少带有用八旗驻防军队控制、监视数量占优势的绿营军队，对全国进行监控的意思。满城在驻防城市的选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建于所驻守城市之中，将城市的一部分筑墙分割出来，大部分满城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在驻防城市的另建立新城，专用于驻扎八旗军队，也称满城。这类满城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内地以宁夏、潼关为典型。八旗的营区通常都用围墙封闭起来，官兵家属也生活在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军营里，围墙也把他们与汉人隔离起来。满城的设计思想不仅是为了防范被统治的民众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且也可以防止旗人的汉化，随时保持战斗力。八旗驻防的城市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大致在乾隆时期开始稳定。清代满城的规划给中国王朝最后阶段的城市地域结构又带来新的变动。

二、明清城市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地主、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明清的城市比之前代大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意义也日益突显，城市规模扩大，街道增多，各种设施也愈益齐全。如湖南湘潭县“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1]，“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云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2]。而且由于商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在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

城市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其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明清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城市的基本阶级结构。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即早起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3]。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商帮的出现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对我国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虽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商帮，但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商业行为只是促进了官与商的结合，形成所谓绅商阶层，他们经商所得都投资于土地买卖，商业化的浪潮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

三、 影响明清城市结构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城市结构往往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城市迁移和兴废。明清时期的城市在无论在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墙”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墙。就湖南地区而言，无论是府城、州城，还是县城，都被城墙包围着。又如明朝初年，山东、河南、河北历经元末战乱，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会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结构起着重要作用。

皇权以及行政权力虽然对明清城市结构的形成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冲击这种行政权力之下的城市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众多，除经常性的店铺贸易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一些边远的县城也出现了夜市。如黔阳县新路市，“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久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4]。晚明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明清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无论是在城市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过对明清城市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对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

[2]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十《货值》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明清;江氏;盐商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149-02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全国各地商品市场日益成熟,长途贩运贸易日趋兴盛,加上明政府对商业政策的放宽,使嘉万以后,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最为著名的十大商帮,其中徽商后发制人,位居各大商帮之首。江村商人作为徽商中的一部分,在徽州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盐业是徽商四大行业中的支柱行业,其兴衰关系着徽商整体的兴衰,而盐商又多集中在歙县。明清时期,歙县各大族多麇集两淮,从事盐业经营,而在其中,江村江氏宗族雄踞首位。民国《歙县志・风土》称:“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盛。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江氏盐商是徽州盐商中一支劲旅,通过对江氏商人兴衰的个案研究能够深化我们对徽商的认识。

1 江氏商人的兴盛

1.1 明中后期江氏商人的兴起

明中后期徽商开始崛起,江村商人的整个发展过程与徽商的发展脉络大致相同。江氏商业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兴起于明嘉万年间,鼎盛于清乾嘉时期,衰落于道咸之际。

《徽商研究》作者认为徽商形成的标志有:徽人崇尚风气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普遍;“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相连成词并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被广泛运用;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盐商已在两淮盐业取得优势地位。江氏商人群体的形成也可类似概括:明嘉万时期,江村人从商已蔚然成风。徽州地方文献中对这一时期江村人外出经商现象的记载,俯拾即是。部分列表如下:

表1 明嘉万年间部分江村江氏商人基本情况

序号姓名史实资料来源

1江祥“早夜经营……累资二十余万金,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2江遂志“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策地,用是起家。”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3江“寓淮西南圩头,致资二十于万……富甲一方。”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4江天启“世业鹾淮扬,时称巨贾。”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5江应全“尽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地,用是起家。”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6江南能“业鹾淮南,致资巨万。”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从上表可得两点认识:一是明嘉万时期,江村外出经商人数速增,与明初个别人业贾相比,经商风气已成,显然已视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二是江氏商人多从事业盐贸易,且获利甚丰,甚至涌现出一些商业巨贾。如江天启“世业鹾淮扬,时称巨贾。”

盐税是明清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因此,统治者始终把盐业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多采取专榷政策,垄断经营,以确保政府赋税收入。当时全国各大盐场以两淮与两浙的规模最大,两淮更是“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朱元璋建权后,为解决北方九边军粮供应问题,于洪武三年实行开中法,“招商运粮,与之盐,谓之开中”,当时晋、陕商人借助地靠九边的优势,捷足先登,成为明初盐商主体,但在巨大的盐业利润驱使下,少数徽商先行者长途跋涉,跻身其中。后因众多权贵参与盐业,把持开中,而使开中法遭破坏,出现商人“困于守支”的局面。为改善盐业经营状态,明政府采纳户部尚书叶淇建议,于弘治末年实行开中折色政策,即商人直接赴盐运司纳银买盐引,就地支盐销售。这给徽州盐商的崛起提供契机,他们利用靠近两淮盐场的地理优势,迅速发展起来。

给徽商带来更大好处的是明后期实行的纲运制,即商人结纲而行,政府予以注册登记,纲册中没有名字就不能业盐,这对文化素质很高的徽商来说,无疑处于优势地位,获得了盐业的垄断销售权,不少徽商成为盐商世家,歙县江氏盐商就是一个世代从事盐业贸易的名宗右族。

那么江氏商人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关于徽商兴起的原因,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徽州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是促使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重要前提。而明中后实行开中折色盐业政策,则是徽商兴起的催化剂。张海鹏先生在《徽商研究》中即持此说。葛剑雄先生从历史地理角度认为,徽州靠近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长三角大市场,为徽商进行贸易提供了区位优势。范金民先生认为: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原因归结于明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

而关于江氏商人兴起的原因,孙长城先生指出:受徽州从商之风的影响;江村人口压力的加重;江村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因素是江氏商人兴起的主要原因。另外,李琳琦先生认为最主要还有两点:一是他们大多拥有文化知识,善于审时度势。二是他们善于攀援政治势力,以为靠山。明清时期盐商与政治势力的关系,犹如鱼与水的关系,经营盐业没有政治靠山,几不可能。而江氏商人在这方面做的极其成功。笔者完全赞同将以上两点视为江氏商人兴盛的原因。但同时笔者还认为在江氏商人兴起过程中,宗族势力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上的支持,徽人经商之势长久不衰。

1.2 清前期江氏商人的鼎盛――以江氏盐商为代表

好景不长,明末长期动乱和农民战争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被打破,江氏商人和整个徽州商帮一样遭受重创,加上明政府的横征暴敛,江氏商人不堪重负,商业资产丧失殆尽。清康熙《徽州府志》卷2记载:“明末徽最富,遭兵火之余,逐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矣”。

随着清政权稳固与国家统一,整个封建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清初为扭转衰败的经济形势,实行“恤商裕课”政策,使两淮盐业再次兴盛,乾隆年间两淮盐业终于达到了鼎盛阶段。入清以后江村人从事盐业经营的人数与明代相比更多,资本更加雄厚。

表2 清代部分江村江氏商人基本情况

序号姓名史实资料来源

1江承联“弱冠迁真州,从事盐策,家业日起。”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2江承封“客居淮扬,恒多树立。”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3江承燧“尝客武林。”《橙阳散志》卷4

4江嘉谟“……嗣遂父办鹾皖江……克襄父业。”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5江长遂“业鹾完陵……以此致资累万。”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6江长遇“佐诸兄盐策起家,慷慨好义。”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7江左嵋“应当事之聘,为总真州鹾务。”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8江应万“业鹾完陵……致资累万。”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9江春“经商扬州,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民国《歙县志》卷9

10江“尝宗汉皋盐策,人以为利薮。”《歙事闲谭》卷18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氏商人在清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依靠宗族的支持,在商业上获利甚多,进入了繁荣阶段。

乾隆年间两淮盐业进入全盛时期,“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江氏盐业与两淮盐业一样进入了鼎盛时期,而将江氏商业推向极致的就是乾隆年间以“布衣上交天子”,并任两淮总商达四十余年的江春。江春出生于盐商世家,其曾祖父江国茂就曾“弃儒服业,未竟而卒”;其祖父江演,康熙时“以盐策起家”;其父江承瑜曾任乾隆时两淮总商,江春嗣父业,“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

另外,盐业作为垄断贸易行业,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也就格外密切,如得不到政府庇护,就难以获得更多经营特权,为此盐商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报效政府,这是徽商能执商界之牛耳的重要原因。江氏盐商每遇军需、河工、灾荒之时,都踊跃捐输报效。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1671-1804)年的100多年中,盐商以各种名义报效政府的银多达39302196两、米21500石、谷329460石,其中以江广达(江春盐号)名义捐输银数总计1220万两。

江村商人在捐输报效方面的积极,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殊恩,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佐助国家之急,他们也得到了封建政府的高度信任。由此可以看出,江氏商人在康乾时期,无论在从商人数,还是在商业资本上,都达到了顶峰。

2 江氏商人的衰落

江氏商人在康乾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很快进入鼎盛阶段。但是物极必反,自乾隆末年开始,江氏商人开始出现衰落迹象,道光时期,随着盐法变革,即改纲为票的政策实行,致使江氏商人的中坚力量――江氏盐商“一败涂地”,随着江氏盐商的衰落,江氏商人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咸同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使得江氏商人无论在资本、人员还是在家乡的固定资产,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江氏于咸丰以后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

扬州盐商巨贾江春可谓是江氏商业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正是他将江氏商业推向了极盛,江春在事业达到巅峰之后,为获取更多的特权,将大量的财富捐输报效给封建政府,消耗大量的资本,江氏商业衰落的迹象就已露端倪。捐输使得财富的过度消耗,致使其晚年入不敷出,陷入“家屡空”的境地,不得不靠向政府借帑来维持局面。大盐商江春经营状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江村那些中小商人了。但乾隆末年至嘉庆时期,江氏商人并没有彻底衰落,只是开始走下坡路而已。这一时期,江氏商人中还有一些在商业上的成功者,如周晓光先生在《徽州盐商个案研究:剖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江村商人江仲馨嘉庆年间在和州经商时,生意还很好,拥有“江馨泰”和“江裕泰”两家盐号,掌握了和州的盐业。这些都说明江氏商人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在道光初年还是有一定势力的。

道光时期,随着私盐日益盛行,致使官盐滞销,大量盐商陷入困境,也大大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清政府于道光十二年(1832)采纳陶澍建议,改纲为票,推行“票盐法”,使得徽商长久以来垄断盐业经营的特权彻底散失,正如陈去病在《五石脂》中所说:“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称:“陶文毅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谤依大作”。

咸丰年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造成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当时战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而这正是徽商主要活动区域,迫使徽商正常的贸易中断,后来战乱又波及到徽州本土,使得徽商许多不动产受到洗劫。咸同兵燹,给徽商以毁灭性的打击。江氏商人在遭受这场浩劫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3 结语

江村商人作为徽商一部分,在徽州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江氏盐商从崛起、兴盛到衰落的发展历程,他们的发展很好的诠释了如何正确的把握天时、地利及人和的重要性,借鉴他们成功的原因,为当代所用;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为我们所避。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4篇

与上市的缓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扩张的速度，标志性产品万达广场已在全国建成50余个，遍布国内一二三线城市。所到之处尽显财大气粗地位。

作为万达集团最为倚重的业务，万达商业地产在2010年的收入为661.4亿元，比2009年增长139%；而根据2011年的最新数据，万达商业地产前三季度销售金额已达450亿。分析人士称，这仅仅是一个销售金额，若将其自持物业、租金收入计入，万达收入已直逼万科。此外，进入国内近70个城市的万达，持有1200万平方米物业，在体量上已经成为亚洲商业地产的老大――此时距离万达开始转型为商业地产公司不过11年时间。

高速奔跑的万达，在商业地产领域暂时找不到对手――除了它自己。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开疆拓土之际，亦有几丝暗影，比如相继出现的各类工程事故，比如尚未有时间表的上市大计。

更为引人关切的是，万达曾定下的三年期扩张计划已经走至最后一年，此时外界对其产品类型、盈利模式的讨论恰刚刚开始。对万达而言，“抢地盘”的故事已渐入尾声，在商业地产的所谓“黄金十年”开启之时，它需要给出另一种发展路径。

上市变数

自3年前启动上市计划以来，万达始终未能迈过政策这道坎。

2009年初，万达便已经引入建银国际作为基石投资者，同年8月，万达完成了第二轮私募，两轮共募集资金40亿元。但进入2010年，地产调控政策接踵而至，万达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被紧紧关上。

万达本有一个清晰的上市时间表。知情人士透露，“具体计划为，2009年12月~2010年2月间完成上市辅导及辅导验收；2010年1月~3月间，完成招股说明书等上市申报材料；2010年3月~5月间申报上市资料，通过证监会发行审核，2010年6月在国内A股挂牌上市。”

但直至2010年8月沈阳万达广场大火前，万达的上市申报材料仍未递交证监会。“A股低迷、政策收紧，这是主要原因。”上述人士说。

而根据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发行人最近36个月内不得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否则三年内不得申报上市材料。沈阳万达广场事故造成11死7伤，按照安监总局的规定，已属特大事故。

分析人士认为，这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万达整体上市之路蒙上了阴影。万达集团新闻发言人石雪清谈及此事时称，“我们由于进入了上市节奏，上述问题无权回答。”

此后的数个月内，万达对上市一事三缄其口。直至北京环保局2011年2月24日披露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环保核查公示。“这表明万达电影院线IPO计划已进入冲刺阶段。”分析人士说。

这对万达集团而言同样是不错之选，目前国内A股尚无一家院线类公司。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院线已是国内六大主力院线之首，年度票房8.33亿，观众人次2710万。作为万达集团着力打造的产业之一，其盈利能力不可小觑。

万达集团从2004年开始院线建设，截至2009年底，拥有87家影院及656块银幕，票房产出比占全国13.4%。接近万达院线的人士透露，按照万达的计划，到2012年将开业110家影城，年收入30亿元，成为全球排名前八的电影院线公司。

“万达重视院线，电影市场的繁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可以趁机聚拢人气，拓展产业链，甚至可以趁机圈地。”上述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万达上市不仅是融资，而是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考虑。按万达的说法，集团目前拥有五大产业，分别为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产业、连锁百货和旅游度假。而万达院线在上市路上的先行一步，或将对万达其他业务有所启发。

尽管院线先拔头筹，但在易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商业地产专家陈建明看来，万达商业地产公司的上市是王健林的必然选择。

陈建明表示，购物中心和酒店的收益率与卖商铺相去甚远。但它们的财务很透明，对保险机构等大资金来讲具有很强吸引力，“特别适合资本市场。”这在商业地产标杆凯德置地身上已有先例。凯德置地当年在新加坡的商场收益很低，几乎被放弃，但打包去欧美上市后成倍溢价，“这个经历可以看出万达商业地产上市的价值。”陈建明说。

快速扩张――硬币的两面

沈阳万达广场的一场大火，不仅令万达上市之路遇阻，同时也引发外界对其高速扩张的担忧。曾引以为傲的万达速度，近年被层出不穷的“故事”所牵绊。

2011年4月，万达在上海的在建项目发生垮塌，未有伤亡，但项目一度全面停工。

同期，万达在郑州的项目又被曝出“瘦钢筋”事件。郑州某开发商曾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主要是环绕钢筋被拉长，比如100米的拉到110米，严重影响建筑质量。”

2011年，万达计划在全国新增20个万达广场，后缩减为18个。如此速度，无出其右。分析人士称，万达过去曾存在边设计、 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政策”，以提高建设速度，满足扩张需要，这也导致万达2011年多个项目出现硬伤。

万达集团新闻发言人石雪清对《财经国家周刊》澄清，目前万达的“三边政策”已经不存在。“至于工程中的小修补是有的，大的方面已经绝对杜绝了，现在万达如果还在搞‘三边’就坏了。”

石雪清称，2011年出现的工程问题与万达的高速扩张没有必然联系。“万达每年做300~400万平方米自持物业，在全国近70个城市有项目，指挥部在北京，这么大一个摊子就像一个小的王国。我的通讯指挥是有不到位的地方，出点问题也是正常。不是高速发展的原因，我们也不会放任事故出现。”

事实上，摊子铺得太大，万达也已经注意到指挥不畅的问题。王健林在2011年万达集团年会上提及，万达正在拼命发展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希望指挥更到位，更像一家现代化企业。石雪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许多开发商只有先进的财务系统，但我们是全方位的，投资近2个亿。比如我们总裁现在坐在北京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广州白云万达广场售楼处的日常办公情况，这不是所有企业能达到的。”

高速扩张为万达埋下不少质量隐患，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万达已经把握住了高速成长的最佳时机。

在陈建明看来，万达“抢地盘”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万达目前的策略就是快速覆盖市场，抢占市场份额。也许五、六年之后，王健林会调整在全国圈地的战略。”

陈建明分析，万达从发展商业地产至今，在拿地策略方面有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只拿CBD区域，到如今的专攻新区、政务中心，这也反映出其对市场的敏锐。“这些地方配套设施做得好，消费人群也符合万达广场的定位，大大缩短了万达的养商周期。”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梅永丰也表示，“万达土地价格低廉，成本控制好，（高速扩张）短期风险并不大。”

对万达而言，快速的跑马圈地只是一程，因住宅调控而来的商业地产热潮才是更大的考验。石雪清说，万达接下来要做的是抵制外界的诱惑。“脑子不能发热，不能拼命发展。比如我们还会考虑削减某些项目，审慎一点是好事情，逆市我们才扩张。”

转型之战

即便万达遥遥领先，但追赶者众，万达模式并非秘密。

“我们有自己核心的竞争力。”石雪清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石认为，万达商业广场的盈利模式不能以普通商业模式来衡量，万达的竞争力是在土地获得上有优势，商业物业的造价和其它企业不同。 “所以把万达的商业项目和同一地段的其他公司比较，肯定是错的。我们的成本更低，盈利能力更强。万达广场所有的租金回报率超过99%、物业回报率超过98%，这在所有以出租物业为主的公司里面是最好的。”

速度自然也是竞争力，石雪清透露，广州万达广场从开工挖土到实现满铺开业，只用11个月时间。“万达用11年开发经验达到现在的水准，我们的追赶者，至少也得3年吧。”

而在业界看来，万达模式难以复制的是其资源优势。

宝龙集团营运中心副总经理郭向东在谈及万达运营模式时表示，它很成功，但无法效仿。“因为无法获得这种运营模式所依赖的强大战略资源。”事实确是如此，比如广州万达广场开工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就曾到场，并赞扬万达带来了先进的商业模式，有利于广州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支持成就了万达速度，而全产业链之下的快速复制能力，让这速度发挥到极致。不愿具名的商业地产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此模式造成万达广场千店一面，虽体现了现代化商业文明的效率，但其商业上是否能延续成功还有待观察。“同质化、速度和规模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万达的路径依赖和阿喀琉斯之踵。规模大和圈地快，并非商业地产的主流模式。万达的一招打遍天下的大一统模式，很快会遇到增长乏力的瓶颈。”上述人士说。

但郭向东认为，万达广场自07年第三代产品到现在尚无失败的案例，系列产品必然具有一贯性的特征。“万达广场目前是单一的产品线，主要是定位于二线城市的家庭型消费购物中心，其核心业态还在调整当中。”

郭认为，万达广场现在精细化程度不足，“是它认为从战略上不到精细化的时机，不可小视万达的创新能力，因为万达每年不惜成亿资金进行学习和研究。”

陈建明也认为，在全国主要城市布局完成后，万达才会考虑精耕细作。事实上，这种缓慢的转型已经开始。“从项目选址到招商架构，从土地规模到政府资源，应该说中国的开发商，99%都已经被它甩得很远了。万达自己做影院，做万千百货，这是一般的开发商不敢碰的。”

万达所到之处，通常带来两种业态。持有型（购物中心、酒店）和销售型（商街、公寓、写字楼）。以住宅养商是万达的惯常路径，但此轮调控下住宅市场遭受重创，分析人士称万达的模式将遇到挑战。

石雪清对此并不赞同，他表示，住宅占万达总业务量的不足五分之一，万达靠租金和持有物业为主，所以在2010年完成销售收入650亿基础上，又沉淀下300万平自持物业。“我的家底只会越来越厚实。”石雪清说。

尽管财大气粗，但对力图成为商业地产霸主的万达来说，不断求变才是发展之道。自2000年确立做商业地产以来，万达有过三次大调整。

第一次是2001年，为专注做商业地产，王健林将原来的万达一分为二，成立住宅、商业两个公司；第二次是在2005年，因上述两公司业务交叉太多，又将其重新合并，成立商业地产公司。

第三次调整始于2010年7月，也是万达集团历史上最大一次调整。调整分为三部分，首先将集团和商业地产总部机构彻底分离，“人、财、事的分离，这是上市必需”；其次是商管和院线机构调整。这同样是为院线上市做准备；再次是项目管理分成南、北二区。王健林承认，这是“不得已为之”。“一个项目中心要管将近60个公司，鞭长莫及。”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5篇

一、农业生产各方面比较

1.农业耕种工具。唐宋时期灌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此基础上熟铁钢刃的农具得到广泛使用，这一时期堪称我国传统农业工具发展的巅峰，耕种农具系列化，出现了许多革命性的发明，如曲辕犁等，多种利用水力、风力、畜力的灌溉和加工谷物、获取小麦的工具得到普及。元朝人王桢的《王桢农书》记载了唐宋大量的大型高效农具，如大型水车、麦钐等。明清时期，冶铁工艺继续进步，出现了生铁淋口技术，但这种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只能应用于小型农具，大型农具如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工艺。农具种类完全继承唐宋，并没有出现新型农具，甚至在唐宋时出现的一部分大型农具在这时反而消失了。由于种种原因，还出现了一些地方由畜力耕种退回到完全人力耕种的水平，这对资源利用和农业生产都是一种倒退。

2.农业科技水平。从土地耕作方式、土地施肥、种子培育等方面来比较，明清都继承并超越了唐宋。明清时期土地耕作继承了唐宋甚至更早形成的以耕、耙、耢、压、锄为特点的旱地耕种技术体系和以耕、耙、耖、耘、荡为特点的水田耕种技术体系，并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提高了耕作的精细化水平。农书是对农业技术水平的总结和反映，唐宋就有了专门的农书对当时的先进农业科技进行总结和记录，如宋朝陈甫的《农书》，但此类专著数量很少。到明清时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现，数量多，质量高，还出现了如《农政全书》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大成之作，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科技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水平。

3.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唐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稻麦复种制和一年多熟种植，到了明清时期，稻麦是种制体系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并根据南北不同气候特点，形成了北方二年三熟制和南方一年双熟制，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同时，这一时期在一小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堤塘方式的土地耕种模式，典型的就是桑渔田循环耕种土地，已经有了生态农业雏形。在水利灌溉发展方面，唐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甚至还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明清时期，北方大型的水利工程逐渐萎缩，南方的小型水利工程和北方的井灌水利得到了较快发展，数量也十分庞大。

4.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的拓展。粮食种类在唐宋形成了以稻米和小麦为主，以粟黍为辅的种植格局，明清时期，稻米和小麦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还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农业物种。经济作物种植方面，唐宋时期以种植苎麻、蚕桑、茶叶、药材等为主，到了明清时期，棉花取代了麻丝，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同时，烟叶、油料、糖料作物等生产空前繁荣。在农业和牧业结构比例上，唐宋时期，国营牧业及家庭式的饲养家畜家禽都十分发达。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清代，农区政权和牧区政权实现了真正的整合，国家牧场衰落迅速，大量传统的牧区被开垦为农田，内地的草地和荒山也被开垦为农田，农牧结构严重畸形。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经过长期的开发，由于气候条件优异，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人口迅速增长，农民开始自发地拓展农业区域，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继续高速发展，同时出现了湖南湖北、江汉地区、四川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也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边疆地区被进一步开垦，农业种植区域空前扩张。

二、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分析

综合上文分析，相比较唐宋，明清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突破，大型高效的农具大量消失或未被使用，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提高，北方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量荒废，农业种植区域空前扩张，造成牧业相对落后，引起畜力不足，致使很多地区由先进的畜耕退化到人耕，农业资源利用率并不高。到清中晚期，人口激增导致人均耕种面积减少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这就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当然，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片面，因为农民除了粮食生产外，还有副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著名学者李伯重就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典型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应该是农夫和农妇生产效率的总和，从而认为清代劳动生产效率高于前代的结论，也就是说，清代虽然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但副业生产和经济生产可以弥补粮食占有量的不足。实际上，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上夫妇并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程度高低之分而已，唐宋时的经济作物生产和副业生产也很发达，占有的比例也很大，所以，从明清全国范围来看，其劳动生产效率并不比唐宋高。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农业人口的空前增长和土地种植广度的空前扩张，其粮食生产的总量大大超越了唐宋，加之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程度的提高，副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量都很大，社会剩余商品大大增加，人口需要的多样性也逐渐提高，这在客观上为农产品流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明清农业生产有明显精细化耕种的趋势。从中国农业历史上来研究，精耕细作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式的精耕细作往往是伴随农具的更新和耕作方式的变革，表现结果是耕种效率的提升和农业产量的提高，这是一种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被动性的，农民进行精耕细作不是因为主动地使用新农具或者采用新的耕种模式，而是因为人均土地占有量和粮食占有量的减少，不得已投入更多的人力，这种模式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升，还有所下降。很明显，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晚期的精耕细作是被动的，也是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三、农产品的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