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安然事件到我国的银广夏事件,这些案件表明了会计信息披露失真是一个国际通弊。其中公司契约组合的重要一环—管理层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从“企业契约理论”的角度对管理层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方式进行阐述。

企业可以看作是理性主体之间的一组契约组合,而企业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意图加入契约的主体为了一定的产权而与企业这个“法律主体”签订契约,并且只有这些主体才具有目标一最大限度地谋取自身利益。为了减少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们便签订契约来具体规定主体享有公司产出的特定权利。会计作为一个决策服务系统,它界定主体之间的契约,并提供了大量有关对方的各种事项和行动信息。它作为一种“共同知识”减少在订约过程中的争论与欺骗。

一、管理层影响会计信息的动机

管理层与企业之间的契约是由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缔结而成的委托关系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处于地位,而非人力资本特别是财务资本所有者处于委托方地位。委托方因方的管理技能而与其订约。与其他主体的投人不同的是,管理层投人的人力资本不能从其持有者身上分离出来。人力资本的特征是它不能随意转换为现金、财产等,这使管理层在退出管理市场方面存在着巨大障碍,因此管理层不得不承受会计环境的变动而引起的财富被剥夺,这也在另一方面促使他们抵制会计政策的变动。

会计资料所反映的信息正是经理发展历程和声誉的一项重要记录,过去的业绩数据会被其他人用来推断经理未来服务的现值。因此,经理对能反映业绩的会计信息的微小变动十分敏感。

从企业的契约理论可以知道,委托方与方的效用函数存在差异。管理资本的特殊性使投资者不可能对管理层进行实时监督,因此委托双方缔结的契约必须是自我履行契约。股东是追求货币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管理层不仅对货币效益也对非货币效益的工作闲暇,甚至权力欲望的虚荣心等方面都有极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很难实现自我履行契约,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用企业回报作为业绩衡量的标准,并让人分享回报是自我履行契约的表现形式。管理报酬由固定工资、奖金、期权等组成。奖金与期权与企业的回报紧密相连,从而使管理层同股东成为“利益共同体”。

回报通常以净收益表示,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管理层有强大的动力与能力去操纵盈余。

二、盈余操纵中的自我矛盾

管理层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影响着潜在投资者的价值判断,因而管理层希望在其任期内收益是平滑的,通过抵制收益的剧烈波动向外界传递企业风险小的信号。他们可能在收益良好的年度隐藏收益,并在收益不好的年度报告。然而,这种对收益的预测并操纵是不可靠的,可能使收益变的更加不平滑。因为原来拉平的收益是随机游走的,拉平调整的积累差异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种调整超过选择性会计处理界限的可能性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当达到转折点时,经理将被迫通过巨额冲销回到原来的随机游走路径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随机游走的收益拉平会引起偶尔的巨额冲销,这样拉平—冲销的循环可能不断重复。超级秘书网

冲销会对会计报表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管理层总是以诸如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管理层变化等为借口进行冲销。美国的许多会计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

三、我国实际情况的探讨

我国的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上市机制使多数上市公司在上市开始就存在着先夭不足。为了缓解资金压力,许多公司花费极大的力气包装上市。法律规定的“门槛”迫使意图上市的公司虚构前三年的利润,粉饰会计报表。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上市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控制权日趋减少,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经营权无限膨胀,使得国家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相匹配,而这两者的匹配是确保公司治理效率的一个关键。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了达到私利,不惜严重扭曲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并非理论书上讲的那样容易得到,即便是计量与确认精确的会计系统也需要人来操作,这必然带来偏差,更何况经济数据本身就是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尽管期权作为激励管理层的手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利大于弊的方法,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会计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报酬契约存在诸多缺陷,无法起到对管理层的激励效果。针对这样的情况,要加快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防止管理层采取各种手段过度利用其控制权操纵会计信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