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运行症结与要素价格不合理密切相关

我国经济失衡主要是机制性问题。当前我国投资过热、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经济失衡问题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其运行机理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产能增加，加快外贸出口增长，出口增长带来巨大贸易顺差，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升值预期引发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和贸易顺差，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助长了国内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泛滥的流动性加剧了银行放贷压力，而银行放贷又进一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导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投资过快、顺差过大、放贷太多等问题，与其说是当前经济运行症结的原因，不如说是表象。我国要素价格的国际比价偏低。从资源类要素看，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为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从劳动力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3％，而工资为其8％；劳动生产率为印度的3倍，但工资为其2.3倍。

从土地看，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和市场交易三者的价格比已经达到1:10:50。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征用与出让价格差视作“第二财政”，竞相违规压低土地价格和征地补偿标准，拖欠截留征地补偿费。

要素价值低估的负效应在不断扩大。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一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粗放型增长得以维持。据估计，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8倍，能源的使用效率仅为30％，而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则为50％，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平均每立方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水平的1／5。同时，依靠廉价要素资源就可以获得利润的企业，往往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不能反映真实生产成本。

有学者估算，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低估，国内企业至少不合理地节省了20-40％的生产成本。如果这些成本充分显现，并假设企业自身消化其中的50％，我国商品价格至少会上升10-20％。换句话说，即使名义汇率水平不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将升值10-20％。要素价格偏低，直接造成实际汇率低估，并对名义汇率构成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难以解决贸易失衡

依靠名义汇率升值“减顺差”效果甚微。理论上讲，本币升值有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并使得顺差减少。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2月28日，人民币汇率从8.2765元／美元升至7.7321元／美元，共升值6.6％，而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177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7年1-2月又增加396亿美元，创造单月新高。日本在1985-1990年期间，其日元年均升值了5.2％，但贸易顺差仍达到4026亿美元。可见，单纯的本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有效缓解顺差的过快增长。目前人民币“缓慢升值”在不断强化升值预期，这会使投机性流入更多，顺差更大。

实际汇率低估对名义汇率构成升值压力。通俗地讲，名义汇率只是实际汇率的影子价格。如果实际汇率低估，名义汇率必然有升值的压力，反之，如果实际汇率提高，名义汇率就会稳定或趋向贬值。我国实际汇率低估，一是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过去20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达到6％以上，高于发达国家3-4％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1-2％的水平。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2000年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印度的26.9％。据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200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高于印度的6.9％、美国的1.4％、欧盟的4.1％。依此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具有内在的动力。二是价格体制的因素。目前，我国95％以上价格已经放开，但煤、电、油、气、水、土地等资源性商品价格，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低于真实的市场价格。可以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我国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使汇率难以成为调节贸易失衡的有效政策工具。

三、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是解决经济贸易失衡的关键

改进生产要素价格机制，反映真实的生产成本，实现实际汇率的价值回归，不仅可以缓解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经济贸易运行的“症结”。

一是减少顺差。根据有关专家研究，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如果汇率变动幅度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也就是0.1％。因此，灵活运用生产要素价格杠杆，可对贸易顺差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是促进消费。劳动者收入过低、增长缓慢是当前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人均工资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4％，新兴工业国家的10％，即便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仅为马来西亚的1／4，巴西和墨西哥的1／3。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20年没有变化。因此提高工资水平，有利于直接扩大消费。

三是调节投资。据估算，1999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净资产收益率不断攀升，从6％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在全球各主要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投资回报水平。投资回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其他生产要素报酬率增长缓慢，资本得以更多分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红利。提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也就相对降低了投资回报率，直接起到降低投资过热的效果，对劳动、土地和资源依赖程度高的领域，效果将更为明显。

四是缓解流动性过剩。据计算，2006年，贸易项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度为20.6％，而游资流入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度高达67.2％。因此，提高实际汇率、减少名义汇率升值预期，有助于抑制投机性流入，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

五是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外国专家对2500家公司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价格调整，17％是研究和开发的结果。这说明，集约式发展之路必须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只有发挥价格杠杆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会加快转变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