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瓶颈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强化经济增长资源约束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推动中国经济走出资源瓶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限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是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传统。马尔萨斯(1992)就认为,“两性间的情欲”会使人口按几何级数繁衍,而食品生产受土地禀赋制约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由于人均食品供应超出生存水平的剩余最终都将被增长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会被饥荒、瘟疫和战争等所抑制,从而人均收入在长期中将维持在最低生存水平。马尔萨斯忽视了人类有意识的资本形成活动。对此,李嘉图(1962)把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过,他也阐明了另一种土地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机制,即由于农业受土地禀赋限制而呈现报酬递减,食品的边际成本以至价格必然累积性上升,从而推动工业部门名义生存工资的提高,资本利润率则因工资成本的提高而趋于下降,最终会下降到某一临界点,此时已无法为进一步投资提供激励,故而经济增长将在此停滞下来。虽然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之后一度克服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断言的经济停滞,然而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永久消除。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使上述断言重新受到关注,并催生出“新马尔萨斯主义”。其代表作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Meadowsetal,1972),它不仅关注由固定的土地禀赋导致的人口-食品危机,而且进一步关注由经济活动指数化增长引起的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危机。该报告预测,如果不抑制这种指数化的增长,在21世纪内,将会因为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而导致工业化停滞和经济活动萎缩。然而,现代主流增长理论对日益突出的经济增长资源约束问题却不够重视。例如,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分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类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增长理论则试图将上述增长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内生化,而另一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却很少被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家所关注。为此,本文试图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来解析古典增长传统,揭示自然资源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模型的扩展来分析突破自然资源瓶颈的可能途径,并指出这些途径在经济地理上的不同含义。本文后续内容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扩展标准的新古典索洛模型,引入自然资源这一生产要素,证明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固定的资源禀赋将使经济增长最终陷于停滞。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探讨摆脱资源瓶颈、恢复经济增长的两种机制: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各自的经济地理含义。最后一部分,将得出简要的结论,讨论可能的修正方向,并指出相关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在文献回顾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本文所采用的“自然资源”概念。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仅仅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学中“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其下或其上的(狭义)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源”)。与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第16版)(1999,第6页)中明确给出的定义一样,本文所指的“自然资源”是包括(狭义)土地、(狭义)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在内的广义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忽视可以追溯到其开创者马歇尔。如前所述,李嘉图从土地的“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持悲观态度。马歇尔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经济学原理》(上卷)(1981,第328—329页)中明确指出:自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这两种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报酬不变率。自马歇尔时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工业化国家并没有爆发由资源约束而导致的经济停滞,反而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①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马歇尔的预期。因此,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Solow(1956)开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并没有把自然资源纳入生产函数,而且假设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而言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其结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以此为理论基础,在随后盛行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总产出增长被分解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自然资源(土地和矿藏)投入要么没有被考虑,要么被归并到资本投入中(如Solow,1957;JorgensonandGriliches,1967;Denison,1967)。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性能源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工业化国家普遍遭遇了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②这激发了部分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约束问题的重新关注。只不过,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关注农业中土地的报酬递减不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不可再生)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如Meadowsetal,1972;Mishan,1977)。尽管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生产率减速与能源、矿产价格上涨和环境管制成本上升有关,但他们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增长极限论”几乎给予完全否定,而相信技术能够找到任何可耗竭资源的替代物(Becherman,1972;Coleetal,1973;Lecomber,1975)。此外,少数增长理论家运用新古典Ramsey增长模型对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Solow,1974;Stiglitz,1974;DasguptaandHeal,1979),其结论也是相对乐观的:技术进步条件下,即使自然资源存量有限,人口增长率为正,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能的。正如他们所预期,一些主要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煤、土地等)相对于工资率的价格,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骤然上升之后,1980年以后开始下降,并于1990年基本回落到1970年的水平(Nordhaus,1992)。这个事实似乎增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信心,因此,20世纪80年代,有关“资源约束”的议题在主流经济学界相对沉寂下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系列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如全球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再度引发经济学界关注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的热潮。只不过,这次,环境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都修正了各自过去的极端倾向,双方的观点不再那么尖锐对立了。前者的代表性文献是Meadowsetal(1992)的新著《超越极限》,尽管强调其在《增长的极限》中的结论仍然有效,但同时也指出,通过平衡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采取合理的经济环境政策、运用技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就可以超越极限。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也对资源约束问题持同情态度,承认地球上固定的自然资源意味着,任何试图步入一条永久性增加产出的路径的企图将最终耗尽那些资源,因而必定会失败(罗默,2003)。与此同时,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模型的兴起,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热点。上述两个研究热点相结合,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ScholzandZiemes,1996;Schou,2000;GrimaudandRouge,2003)。结论显示,如果技术进步机制(干中学、R&D或人力资本积累)足够有效,人均产出具有正的最优增长率是可能的。Nordhaus(1992)则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纳入自然资源,分别建立一个有资源约束和一个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两个模型得到的稳态人均产出增长率之差定义为自然资源的“增长阻力”(growthdrag),并据此测算出美国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增长阻力为0•0024。我国有学者依据这个方法测算出我国水资源和土地的增长阻力为0•0145(谢书玲等,2005)。综上所述,尽管已有少数将自然资源约束引入主流增长模型的努力,但它们都只是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技术进步(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克服资源约束的乐观作用,而忽略了在斯密(1972)和熊彼特(1990)那里已有所隐喻的另一种可能摆脱资源瓶颈的途径———产业转移。此外,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处理通常采用传统的劳动增进型或资本增进型等形式,而我们则尝试引入自然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最后,上述两种资源瓶颈的解决途径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存在不同影响,这也是现有文献所没有考虑和分析的。

三、自然资源瓶颈与经济增长停滞

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和参照系,本节将在索洛模型中引入自然资源投入,并且暂时不考虑技术进步(后面会放松这一假设),提出一个基础模型来解释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即自然资源瓶颈如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Y=KαLβR1-α-β①(1)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三种要素分别按以下模式增长:.K=sY-δK(2).L=nL(3).R=0①(4)(1)—(4)式中,Y、K、L、R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变量上方的点符号表示该变量的增量,亦即它对时间的导数;参数α、β和1-α-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产出弹性;s、δ和n分别表示储蓄率、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这里均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常数。令B=R1-α-β,=β1-α,则(1)式可以改写为:Y=BKα(L)1-α(5)令y^=Y/L,k^=K/L,则(5)式可以写成密集形式:y^=B^kα(6)因此,^k•/^k=.K/K-.L/L=sY/K-δ-n=sy^/^k-δ-n=sB^kα-1-(δ+n)(7)上式表明,资本密集度^k的增长率是sB^kα-1和δ+n两项之差。第一项为实际投资密集度,显然它随资本密集度的增加而递减;第二项为有效折旧率,显然它是一个常数。由此,可以作出资本密集度的转移动态(图1),无论^k从何处起始,它都将向其稳态^k*收敛。考察当^k=^k*,即经济位于其平衡增长路径上时,模型中各变量如何变动。由于y^=B^kα,故平衡增长路径上y^•/y^=α^k•*/^k*=0;同理,平衡增长路径上,产出Y和资本K均以速率n增长,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则均以速率(-1)n增长。由于-1=β1-α-1<0,因此,自然资源瓶颈的存在最终将导致人均产出的负增长,且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成比例。可见,如果不能消除资源瓶颈,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之中。本节的模型描述了一个简化的区域经济增长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企业家运用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活动。对于全部投入要素来说,他采用的是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因此,如果所有投入要素都以相同的固定速率均衡增长,那么总产出也将以这个速率持续扩张。然而,现实经济中不同要素的增长模式是不同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投资源于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的储蓄,劳动决定于人口数量并以一个外生的固定速率增长,自然资源的存量则由于其固有的物理属性而被看作固定不变的。以上三种要素的不同增长模式决定了总产出的增长不可能是均衡的。正是由于不同要素的不同增长模式,要素的相对禀赋结构将伴随经济增长而变化:伴随着资本积累和劳动增长,固定的自然资源势必日益(相对)稀缺。最初,在现有技术的调整范围内,企业家还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资本和劳动来替代日益(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但是,一旦这种调节达到现有技术下要素替代的极限,则自然资源最终将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使得经济最终停滞于某个平衡增长路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由于自然资源存量的(边际)贡献已被消耗殆尽,故而新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已无法带来产出的相应增长,而只是造成资本的闲置和劳动的失业。闲置资本和失业劳动向何处去?如何消除资源瓶颈而继续推动生产的扩张?面临资源瓶颈导致的增长停滞,追求垄断利润的企业家竞相寻找突破资源瓶颈之路。理论上,存在两条突破本地资源瓶颈的路径:一条是外延扩张,即企业家致力于向外开拓后起地区的自然资源,通过产业转移将本地的闲置资本与失业劳动与外地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投入生产;另一条是内涵扩张,即企业家致力于通过技术进步去节约旧资源和(或)发现新资源,从而扩大本地的自然资源存量,使本地经济摆脱原有的平衡增长路径。以上两种路径都可以视为熊彼特所指出的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表现,在熊彼特(1990)看来,“创新”主要有五种类型:采用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一种新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广义而言,产业转移可以理解为开辟一个新市场或原材料的一种新来源,技术进步则可以理解为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或者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创新”都意味着企业家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稀缺性而做出的一种自发调整,以使其率先发现一种突破资源瓶颈的方式从而获得竞争中的垄断优势。

四、突破资源瓶颈:产业转移办法

本节将分析通过产业转移突破自然资源瓶颈的机制。①为简单起见,首先,假设先起地区和后起地区的自然资源存量分别为R1和R2,而且初始时期后起地区没有资本和劳动,如同一块尚未开发的“新大陆”。其次,假设企业家对资源瓶颈仅作出离散反应,即只有当资源瓶颈最终使本地生产陷入停滞时,企业家才会作出向“新大陆”转移产业的决策。第三,除自然资源是不可流动要素②之外,资本和劳动可以在地区间完全流动,即不存在任何流动成本。第四,不存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们以上标1、2分别代表产业转移前(即初始期)和产业转移后(即完成期),变量R没有上标是因为我们假定自然资源存量是不变的;我们以下标1、2分别代表先起地区和后起地区,空白下标则代表两地区的总和(国家或世界经济)。则产业转移前两地区的生产函数为:Y11=K1α1L1β1R1-α-β1(8)Y12=K1α2L1β2R1-α-β2=0(9)Y1=Y11+Y12=K1α1L1β1R1-α-β1(10)产业转移后两地区的生产函数为:Y21=K2α1L2β1R1-α-β1(11)Y22=K2α2L2β2R1-α-β2(12)Y2=Y21+Y22=K2α1L2β1R1-α-β1+K2α2L2β2R1-α-β2(13)此外,Y2亦可以写成:Y2=K2αL2βR1-α-β=K2αL2β(R1+R2)1-α-β(14)令a=R2/R1,则上式可以变形为:Y2=11+aK2α11+aL2βR1-α-β1+a1+aK2αa1+aL2βR1-α-β2(15)比较(13)和(15),可以得到:Y21=K2α2L2β1R1-α-β1=11+aK2α11+aL2βR1-α-β1(16)Y22=K2α2L2β2R1-α-β2=a1+aK2αa1+aL2βR1-α-β2(17)在产业转移完成期,必须满足要素市场空间均衡条件:两地区之间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分别相等,即:Y21K21=Y22K22αK2α-11L2β1R1-α-β1=αK2α-12L2β2(aR1)1-α-βL21L22β=K21K221-αa1-α-βY21L21=Y22K22βK2α1L2β-11R1-α-β1=βK2α2L2β-12(aR1)1-α-βL21L22α=K21K221-βa1-α-β经过计算,可知(16)和(17)满足上述条件,因此在产业转移完成期有:K21=11+aK2=R1RK2,同理L21=R1RL2,Y21=R1RY2,因此Y21Y2=K21K2=L21L2=R1RK22=a1+aK2=R2RK2,同理,L22=R2RL2,Y22=R2RY2,因此Y22Y2=K22K2=L22L2=R2R也即Y22Y21=Y22K21=L22L21=R2R1=a(18)(18)式说明,在产业转移完成之时,两地区在整体(国家或世界)经济中所拥有的产出、资本和劳动份额,恰好等于各自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在整体自然资源中的份额。接下来考察产业转移期间先起地区、后起地区及整体经济的转移动态。如图3,由上节可知,在产业转移初始期,先起地区1的经济(此时亦为整体经济)已经位于其长期稳态k^*1。此后,由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存量不变,任何新增的资本密集度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而只能造成资本闲置和劳动失业。然而,“新大陆”的发现为利用这部分资本和劳动提供了相匹配的新的自然资源,同时这种产业向“新大陆”的转移也提供了一种恢复整体经济增长的途径。由(18)可知,产业转移期间,总资本和总劳动将依据自然资源的相对禀赋在两地区之间分配,由于先起地区的自然资源潜力已经耗尽,故而其得到的资本和劳动份额将恰使其经济维持在原有稳态,超过这一份额的新增资本和劳动都将流向后起地区2以扩张生产。因此,本次产业转移期间,地区1将处于熊彼特(1990)所谓“静态循环”状态,而整体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生产在地区2的扩张。依据与上节相同的方法,可得到产业转移期间地区2经济增长的微分方程:^k•2/^k2=sB2^kα-12-(δ+n)(19)其中,B2=R1-α-β2与地区1类似,此经济亦收敛于某稳态^k*2,在此处,有sB2^k*α-12=δ+n成立,该模型的转移动态亦见图3。由于两地区的δ及n均相同,则地区2的有效折旧曲线将与地区1重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区2的经济增长始于总资本密集度达到^k*1之后,如果以横轴上^k*1点作为地区2转移动态的坐标原点,则地区2的稳态将落在^k*1+^k*2处,而地区2的投资曲线则如同地区1的投资曲线向右平移^k*2个单位。由于产业转移期间新增投资全部流向地区2,故此时地区2的投资曲线(以^k*1为原点)即为整体经济的投资曲线(以0为原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整体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在第Ⅰ阶段,经济增长首先发生于先起地区1,然而,随着当地固定存量自然资源的逐渐开发,报酬递减机制将促使经济向某一稳态^k*1收敛,一旦地区1的资源潜力完全耗尽,则经济增长将在该稳态附近停滞下来。假定此时企业家突然发现了“新大陆”———地区2,则他将把新增投资和劳动转移到地区2,利用该地新发现的自然资源扩张生产,因此经济增长在第Ⅱ阶段即^k*1之后得到恢复,只不过此时的经济增长发生于后起地区2而非地区1。然而,地区2的资源禀赋同样也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最终将再度面临资源瓶颈,使整体经济向稳态^k*1+^k*2收敛并最终在其附近停滞下来。不过,如果允许这个整体拥有更多的地区,那么上述转移动态过程将得以延续。在第Ⅲ阶段,企业家将通过把生产进一步转移到后起地区3而恢复增长,不过此后整体经济仍将收敛乃至停滞于稳态^k*1+^k*2+^k*3。一种极端情况是,每当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瓶颈,企业家总能开辟一块“新大陆”,并通过将产业转移到“新大陆”而恢复生产的扩张。这样一来,生产中可得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整体经济便不再收敛,而是趋于长期持续的增长。与图3表示的经济增长(以资本密集度的增长率①代表)的转移动态相对应,图4表示经济水平(以产出密集度的水平代表)随资本密集度变化的增长过程。在第Ⅰ阶段,经济增长首先发生在先起地区1,其它地区还是“沉睡的荒原”,因此地区1与整体经济的生产函数重合。在第Ⅱ阶段,地区1的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其生产函数变为水平),新增资本和劳动转移到后起地区2,整体经济的生产函数为两地区生产函数的叠加。在第Ⅲ阶段,地区1和2的生产函数均变为水平,经济增长进一步转移到后起地区3,整体经济的生产函数为三个地区生产函数的叠加。依此类推,随着新的地区不断为“创新”的企业家所开发,产业将由先起地区逐步向新的后起地区梯度推移,整体经济由此在长期中得以持续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整体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史中,蕴藏着经济地理的巨大变迁:承担经济增长重任的地区不断推移,一个个地区兴起继而又衰落了。同样,在本模型中,也正是这种地区间的兴衰沉浮推动着整体经济增长的历史持续前进。

五、突破资源瓶颈:技术进步办法

上节分析了通过产业转移来突破资源瓶颈的途径,然而,无论是先起地区还是“新大陆”,一旦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而对外隔绝、闭关自守,或者由于“新大陆”恶劣的地理条件导致其资源开发的成本过于巨大。这些障碍或者代价一旦超过企业家的承受极限,就会致令产业转移不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机制。然而,日益紧迫的资源危机逐渐侵蚀着企业家的赢利潜力,迫使他们致力于寻觅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替代途径,这种途径便是资源瓶颈所诱发的自然资源节约型技术变迁。技术变化通常根据使用生产要素的倾向分类,Hicks(1932)所进行的分类是以特定资本-劳动比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替代率的变化方向为基础的。如果对于特定的资本-劳动比(K/L),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比率(FL/FK)不变,这种技术变化就定义为中性技术进步;如果对于特定的K/L有FL/FK提高,这种技术变化则为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反之则为劳动利用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①当然,Hicks对技术进步的分类是基于只包括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一般新古典生产函数。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把上述分类方法延伸到包含自然资源在内的三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中。例如,我们可以把对于特定的R/KL有FR/FKFL提高的技术变化定义为自然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本节采取与上节类似的假设,即企业家对于资源瓶颈作出离散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源瓶颈最终使本地生产陷入停滞那一刻,企业家才会作出开发一种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决策,而且这种技术将被瞬时开发出来并立即应用到生产中去。这意味着,在资源瓶颈导致经济停滞的一刹那,代表原技术的生产函数将一次性地跳跃到代表新技术的生产函数上去。令第Ⅰ阶段本地的生产函数为(1)式,此时没有自然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此时的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标准化为1,即:Y=KαLβ(A1R)1-α-β,其中A1=1(20)式中A1与R相结合意味着这是一种资源节约型技术。与(7)式相似,此时资本密集度的增长率由下式给定:^k•/^k=sB1^kα-1-(δ+n),其中B1=(A1R)1-α-β=R1-α-β(21)该经济的转移动态如图5,其投资曲线sB1^kα-1与有效折旧曲线δ+n相交,决定了第Ⅰ阶段经济增长的长期稳态^k*1。该阶段本地经济将收敛于这一稳态,而且,一旦资本密集度增加到这一点,经济增长将因耗尽自然资源的潜力而停滞下来。为了突破自然资源的瓶颈,现在假设企业家突然发现并应用一种技术进步,使得资源节约型技术由A1一次性提高到A2。当地经济增长进入第Ⅱ阶段,此时生产函数为:Y=KαLβ(A2R)1-α-β,其中A2>A1=1(22)这一阶段资本密集度的增长率为:^k•/^k=sB2^kα-1-(δ+n),其中B2=(A2R)1-α-β>(A1R)1-α-β如图5,这意味着,投资曲线将由第Ⅰ阶段的sB1^kα-1上移到第Ⅱ阶段的sB2^kα-1;另外,假定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并不随时期而改变,故而本阶段的有效折旧曲线sB2^kα-1与第Ⅰ阶段重合。投资曲线δ+n与有效折旧曲线决定了本阶段经济增长收敛于稳态^k*2,同样,一旦资本密集度在越过^k*1后继续增加到这一点,经济增长将再度遭遇资源瓶颈而陷于停滞。当然,如果此时企业家开发出进一步节约自然资源的新技术,使得资源节约型技术一次性跳跃到A3,则当地将在阶段Ⅲ再度摆脱资源瓶颈而恢复经济增长。此时投资曲线又一次上移到sB3^kα-1,而有效折旧曲线仍为δ+n,经济的稳态位置则右移至^k*3。由此可见,当地经济的投资曲线轨迹将如图5中粗实线所示,周而复始地经历“下降-垂直上升-下降-……”过程。相应地,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则呈现“收敛-跳跃-收敛-……”的交替。对于每一次技术进步而言,经济水平的稳态位置虽然提高了,但是经济增长最终将停滞的趋势并未改变。换句话说,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然而,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形,即每当经济遭遇资源瓶颈而陷于停滞,企业家总能实现一次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在长期中经济便能实现持续增长。与图5表示的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相对应,图6中的粗实线表示经济水平的增长轨迹。在第Ⅰ阶段,经济沿循代表初始技术的生产函数(20)而增长,最终在稳态位置^k*1附近,经济遭遇资源瓶颈而陷于停滞。此时,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为扩张生产而开发出一种资源节约型技术,使经济增长的轨迹跳跃到代表新技术的生产函数(22),由此在第Ⅱ阶段,经济开始沿循新的生产函数而增长。然而,资本和劳动报酬递减机制依然存在,经济增长最终仍将停滞于新的稳态位置^k*2附近。随后在第Ⅲ阶段,企业家开发出一种更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增长轨迹再度跳跃到代表这一技术的生产函数上,继而资源瓶颈的存在又将使经济最终停滞于稳态^k*3。依此类推,随着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不断为“创新”的企业家所开发,经济增长将由初始生产函数依次向新的生产函数跃迁,当地经济由此在长期中得以持续增长。在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史中,同样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地理含义:现代社会通过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瓶颈而实现持续增长,传统社会则由于“与世隔绝”或“闭关自守”而无法获得来自现代社会的经济扩散,由此,增长的现代社会与停滞的传统社会间的地区差距将日益扩大。

六、结论、扩展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统,对当前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遭遇的自然资源瓶颈给出了一个严谨的解释。我们发现,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的相对固定性和不可流动性,以及与劳动、资本等要素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是导致经济增长最终遭遇资源瓶颈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根源。因此,摆脱资源约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也就在于,促使相对过剩的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前者就是将过剩的劳动和资本转移到外地,与该地丰裕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外延扩大自然资源禀赋;后者则是将部分劳动和资本转移到研发部门中,研发出节约已有资源和发现新资源的技术,提高自然资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实现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通过放松某些假设,本文的模型可以进一步修正和扩展。首先,可以将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内生化。从理论上讲,文中关于企业家对资源约束作出离散反应、因而出现跳跃式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的假设过于严格。①事实上,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要素交易市场,要素间相对价格能够灵敏地反映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那么,在资源瓶颈最终来临之前,自然资源相对资本和劳动而言日益稀缺的事实,就能通过不断上升的自然资源相对价格这一信号传递出来。为了避免资源瓶颈的到来而导致生产停滞,企业家将对自然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从生产部门抽出相应比例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到研发部门,致力于开发资源增进型技术来改善日益稀缺的资源禀赋。因此,某一时期的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速率,就取决于企业家投入研发部门用于开发这种技术的资本和劳动比例,这一比例代表企业家为改善自然资源禀赋而用资本和劳动替代自然资源的努力程度,它取决于该时期自然资源相对资本和劳动的价格,自然资源相对价格越高,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就越快,反之则越慢。这样一来,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水平也不会当资源瓶颈到来时一次性突然上升,而是追随自然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发生连续、渐进的诱致性变迁。同理,产业转移也可能因为类似的内生机制而连续、渐进地发生。不过,现实经济中,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企业家的短视、技术开发的外部性等因素,均有可能阻碍内生、渐进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的实现,这些因素都和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法律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摆脱资源约束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可能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环。另一个可能的修正方向是在模型中同时考虑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可以引入部门间要素转移成本和地区间要素转移成本两个参数,企业面临资源约束时在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两种途径的要素配置比例,取决于对这两个参数的权衡。其中,地区间要素转移成本取决于地区开放度、空间距离等,部门间要素转移成本取决于要素专用性、人力资本等。最后,对本文的理论给予充分的实证检验,是本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这有赖于对国内外地区经济兴衰的历史分析和长期增长数据的计量分析。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展现了当前我国走出自然资源瓶颈的两种可能方向。其一是促使高资源消耗产业向国内外资源富集地区转移。一方面,对于完全不可流动的自然资源,如工业用地和自然环境,其短缺主要是地方性的短缺,即存在于东南沿海等产业密集地区的用地紧张和环境污染,这类产业可以由东南沿海向用地和环境较为宽松的中西部内地转移,同时实现产业的梯度推移,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可流动的自然资源,如可以跨地区运输的能源和金属矿产,目前存在的主要是全国性的短缺。对此,则必须通过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合作开发国外矿产资源,或者将某些资源密集型产业直接转移到海外生产。其二是加快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开发,包括降低资源消耗的技术,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利用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探索太空、深海等未知空间的技术。一方面,政府公共投资应未雨绸缪,向耗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短期回报低的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领域倾斜,例如目前的航天计划、核聚变能的开发。另一方面,尤其需要鼓励企业积极投入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为此,必须建立更为有效的生产要素交易市场,消除自然资源价格的低估和扭曲,使得各种资源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其稀缺程度,从而迫使企业自觉减少稀缺资源的消耗,研发节约稀缺资源和利用替代资源的技术。同时,还必须强化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保护,以克服“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激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