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密切的关联，然而，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有待通过实证检验来考察，文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对外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表明：进口贸易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出口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但与内需相比其作用相当有限。

关键词：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省际面板数据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虽然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已低于7.2%，但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工业化，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仍然是衡量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的重要指标。

（一）数据处理及模型设定

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的文献中，绝大多采用时间序列的方法来分析。但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单纯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无法准确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差异性，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可以考虑地区间的个体差异，得出更有效的分析结果。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因部分省份1992年之前的进出口数据不完整），本文采用1992~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工业占GDP的比重先升后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说明我国工业化还未完成，本节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

（二）模型的设定与数据

选择对于我国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进程要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国内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国内需求因素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未完成工业化之前，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会增长，工业的产值比重会提高，因此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和人口规模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被引入模型。供给因素包括一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技术、人力资本等因素。我们假定样本期内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模型不考虑自然资源禀赋因素。人力资本与人口规模相关，而技术与投资密切相关，因此人口与投资也被当作控制变量。外部因素主要包括FDI、进出口等因素。与其它研究产业结构的文献不同，鉴于FDI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陈建华（2009）的做法把FDI引入模型，综合以上对工业化影响的因素，我们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ex：出口占GDP的比重im：进口占GDP的比重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c：实际人均消费invest：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pop：年末人口数模型的被解释变量：industr：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结合中国的实际，参考钱纳里的经典计量模型，借鉴国内学者吴进红（2005）、江霞（2010）和孙晓华（2013）等的研究，我们建立如下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对外贸易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所起的作用。lnindutrit=a+a1+β1lnexit+β2lnimit+β3lnfdiit+β4lninvestit+β5lncit+β6lnpopit+εit（1）其中t代表时期截面，i代表省（市）截面。为减少模型的异方差，增加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比例指标（人口变量除外），并对所有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为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的影响，对于全国的回归方程，由于截面数大于时序个数，因此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法（CSW）。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及CNKI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由于我国东部、西部及中部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差异较大，相应地本文就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做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本文关于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标准是基于Hausman检验，针对模型（1）的4个回归方程的检验的结果表明，横截面固定效应模型的效果要优于横截面随机效应模型，所以本文选用横截面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的所有计量处理均采用Eviews8.0软件。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湖北等8省，西部包括新疆、四川、重庆和内蒙古等11个省市（自治区）。

（三）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通常的Levin、LinandChu方法（即LLC检验法）和Fisher-ADF两种方法来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发现，除西部地区的ln（fdi）序列为平稳序列外，其余的序列至少有一种检验表明是非平稳序列，而所有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四）协整检验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一般不能直接用于建立模型，但如果两个或多个时间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为I（0），则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即所谓的协整关系。关于面板数据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文献中通常的Johansen方法。经检验表明模型（1）的变量间存在5个协整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二、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模型

估计结果与分析如表1所示，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于采用双对数模型，因此变量前的系数表示弹性，各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分析如下：第一，对外贸易（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为，全国和东部的弹性系数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全国的弹性系数仅为0.001（远远小于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为0.094（远远小于1），而中部与西部的对外贸易（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在统计上没有促进作用。第二，对外贸易（进口）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表现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第三，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为，在全国和各地区上都是统计显著的，但弹性系数值较小，中部地区的弹性系数最大，不过也只有0.028（远远小于1）。第四，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实际消费，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其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且它们的弹性系数值均远远大于出口和FDI的弹性系数值。第五，人口因素的统计显著性不强，其符号也不确定，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包括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除东部地区以外，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弹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弹性均远远大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出口弹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FDI弹性，说明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微弱，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是内需（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可能较弱。理论上，对外贸易一直被认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但如果从对外贸易对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来看，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伴随产业结构的自动升级。关于对外贸易是否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界存在分歧，国内部分学者如贾根良（2010）等认为，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使得我国被限制在制造业的低端环节，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艰难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占据出口贸易半壁江山、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不紧密，其国内增值程度低，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自然十分有限。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在统计上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与加工贸易进口在我国进口贸易所占比重一直较高有关，二是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后，消化吸收不足有关。加工贸易的进口是为出口服务的，与国内工业的前后向联系比较松散，因此与加工贸易有关的进口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作用可能很小。而对引进的机器设备消化吸收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发展的难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往往掉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陷阱，无法突破核心技术，无法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只能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造成产业升级困难。理论上，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不明显，这也许间接为“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结论与赵红、陈迅等（2006）的研究一致，他们的研究认为FDI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不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为贾根良（2010）的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从实证检验结果上看，进出口贸易并没有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从全国和东部地区来看，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远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人均消费，而进口在全国和各地区均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存在显著关系。这可能与我国过分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有关，我国积极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一直在20%以上，出口占用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分析表明，我国出口主要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的快速增长自然难以有效带动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同样，从全国来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远远小于内需（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实际消费），产业结构升级的FDI弹性仅有0.005，说明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固定资产投资弹性为0.112。

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小结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进口贸易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出口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但与内需（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相比，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的作用相当有限，这说明投资和消费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对外贸易整体上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提醒我们追问，到底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才可能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尽管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但与国内投资和人均实际消费相比，其作用也相当有限。这一实证检验结果可能为FDI“抑制论”，即FDI会抑制东道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一些国外学者如KOkko(1994)、HaddadandHarrison(1993)以及Romer(1990)指出FDI并不一定能带来东道国研发能力的提高，从长期来看FDI可能改变东道国的资源配置结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国内学者如秦晓钟（1998）、何洁（2000）等指出中国正掉入现代化陷阱，即掉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陷阱。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想指导下，大量的FDI并购我国的民族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形成行业垄断，造成我国自主开发能力的下降，导致我国产业发展的潜力不足,从而抑制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马晓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5.

[2]吴进红.对外贸易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J].国际贸易问题,2005(04):58-62.

[3]江霞.贸易政策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4]孙晓华,王昀.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3(01):43-48.

[5]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53-64.

[6]赵红,张茜.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08):34-39.

作者：骆革新 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