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首创性的探索并因此具有某种典范性。其中，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市民社会的“同意”场域以及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有机构成因素，并为文化领导权的合理实践提供了充分说明。但是，这场身陷囹圄的孤独论战实质上乃未完成的理论探索，因而今天看来它本身仍具有一些践行的困境。又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中国话语建构与文化领导权理论存在历史的默契性。因此，准确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关怀，顺利突围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遭遇，并切中时弊地多维度建构中国话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中国话语

领导权是伴随无产阶级革命始终的问题，恰恰如此，无产阶级是生活在必然性的道路之中，即革命的成功必然建立在获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抑或经济的满足的基础上，并且是首要的基础。可以说，自葛兰西以后，这种不幸的必然性没有再次成为必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本质内涵就是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当中获取统一、合理、合法乃至健全的“常识”，并不断使之得到巩固，从而有效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所以葛兰西认为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看到由于西方发达的市民社会中意识形态充当坚固的保护屏障，即使在以暴力方式打碎旧的政治机构的前提下，革命仍会陷入泥淖。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可以在市民社会中率先获取文化领导权，进而获取总体性的领导权。历史地分析，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注入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为之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同样也影响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意识形态的学术讨论，并且在今天看来这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当代感。因此，本文愿从两个总体性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关照，一方面，以总体性视角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分析文化领导权与其总体性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以总体性视角看待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遭遇，理清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的诸多困境。并且在今天看来，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话语实质上也就是如何以合理的姿态来诉说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国问题，具体来说中国话语的建构也就是各个社会个体或团体对某种“常识”认同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表述。因此，中国话语的建构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都是对这种“常识”的追问和建构。在此基础上，合理把握中国话语与文化领导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期切中时弊。

一、文化领导权与其有机构成因素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作为葛兰西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总体瞰览并始终统摄其有机的核心要件的政治议题。并且，围绕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提出了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市民社会的“同意”场域以及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此三者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有机要件。尤为重要的是，此三者有机要件能否在其逻辑与本质的内在关联中达到合理融合与应然演绎，最终关系到文化领导权能否高大地站立起来去规范无产阶级的解放路向。可以说，囊括葛氏范式的“实践哲学”、“市民社会”、“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一方面决定了无产阶级自觉的历史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普遍性，这使无产阶级成为“这场革命”自身的主体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对文化领导权与其有机构成的把握必须超越一般的描述意义上的因袭，从而达到对总体与部分内在交契的洞见，否则难以窥知其堂奥。在讨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时，应该承认实践哲学在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哲学进行较量和僭越的结果中重新恢复并涅槃了“密涅瓦的猫头鹰”的本质。其中，“实践一元论”是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反思的态度，“绝对的历史主义”是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视角的批判。就“实践一元论”来说，实践哲学是在秉持以实践为基础的一种创造性哲学。在这里，“创造性”的实践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意味着降格的思辨哲学，恰恰相反它表明了作为实践哲学创造基础的合理意志是“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处在其逐步实现时刻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实现”[1]。因此，实践哲学力图通过合理意志达到对此岸现实活动的创造，实质上是建立在对旧世界的客观物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这也就意味着实践哲学在理论上厘清了纯粹的思辨的哲学概念的庸人之辫，并体现了实践哲学与人、自然、社会、政治等的总体性关怀，从而达成对积极的生活准则的追求和健全的常识的获取。可以说，在对“实践一元论”逻辑基础建构的同时，“绝对的历史主义”的视阈已经清晰。实践哲学既然是在客观的此岸批判，并要实现其自身创造性的完满，那么很容易明确的一点是，引领这种创造性的完成实践的意志必须是合理化的抑或历史性的意志，否则实践哲学在涉及政治实践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与历史创造性就难以设想，甚至脱离“绝对的历史主义”视阈之外的集体意志难免以求苟安、倒毙路旁。既然，实践哲学所秉持“实践一元论”和“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旨在实现创造性活动，那么这种创造性活动在人民大众中所达成的“同意”必然要寻求其获取与巩固的场所。葛氏范式的市民社会的提出，正是关键一步。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转向是巨大的，葛氏范式的市民社会颠覆了以往对市民社会的着眼点并由此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某种典范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葛氏市民社会的转向是巨大的颠覆，但是这绝非是偶然的话语创新。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葛兰西坚信，对于现实的此岸来说，经济与政治、哲学以及市民社会绝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矛盾中。并且，即使经济作为一个基础的分析，它也不应成为缺乏理性的经济事实。故而，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被赋予历史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在根本性上就是无产阶级对市民社会中“同意”因素的获取与巩固。否则，“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2]300其次，在葛兰西看来，狭义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政治社会，即拥护强制统治的“警察”国家，这不仅是同时论上的自洽，同时也是一种现实；而广义上的国家构成以及运转应包含政治社会的强制功能与市民社会的“同意”功能的双向作用。并且，葛兰西在这里是对市民社会中“同意”功能的认同是强于政治社会的强制统治的。

因此，“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2]342显然，人民大众在市民社会中的“同意”构成了政治社会强制统治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葛氏的市民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所作的经济分析，然而葛兰西对于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又保持一定的默契，葛氏的市民社会在总体的颠覆转向中，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观念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统摄国家的逻辑语境。顺着文化领导权理论生发的逻辑路线，在以实践哲学为前提，市民社会为场域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中，相对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无动于衷的独立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挺身而出来领导无产阶级获取与巩固市民社会中的“同意”领导权。不同于以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区分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即使在低级的体力劳动中也需要一定的智力劳动，基于此，葛兰西认为每个社会个体都是知识分子。区别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整体意识的不同。传统的知识分子形成于已经被取代了的旧的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群体，并“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2]4。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自身的保守性与独立性，也就意味着他们难以担当新历史阶级的历史重任，甚至更不会轻易忘记旧世界观的人文理想。反之，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中具备先进的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除此之外，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更代表着新的历史阶级的利益普遍性，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获取和巩固市民社会中的“同意”以及形成自身完满的健全的常识。并且，“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8可见，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必须承担两方面的历史任务，即一方面领导新的历史阶级上升为普遍性的阶级和历史创造性的阶级，另一方面教育和劝说市民社会中的人民大众积极“同意”新的历史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转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为其服务。

二、当代语境下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践行难点

毋需讳言，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探索实际上是为无产阶级能够上升为自觉的历史主体而提供的深层次的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的思想肥料。并且，在当时喧嚣的革命进程已经喑哑的无产阶级，无疑是被这一思想肥料立刻鼓舞进而生发了新的革命路向，即从打碎旧的政治机构的外部解放合理地转向为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内部解放的路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合理地接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关照。因此，以当代视角来分析文化领导权的践行难点，是回到葛兰西本身与超越葛兰西本身的理论反思与现实批判。基于此，这里坚持的毋宁是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必须僭越自身理论的典范性与独善性，并且构成文化领导权总体性的诸多有机因素也概莫能外。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概念是，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探索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有力回击从而强调了伦理、道德、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合法认同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最后一道堡垒”的重要作用。故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实际上是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二者之间，包括作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绝不是简简单单地一一对应的决定状态，而是多种社会有机体不断发酵的辩证结果。并且在福特制引领社会结构进行转型的社会背景中，对市民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认同机制的获取与巩固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可以说，文化领导权理论没有祛除经济的基础作用，而是恰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对文化领导权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葛兰西过多强调了文化领导权，过少强调经济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或者说没有使三者得到有效的同频共振。反观当代语境中，中国话语自身的建构进程在其本质上就是文化领导权抑或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进程。同样地，中国话语的建构绝不是自身完满性的自洽论证，而是多重领导权集中反映结果下凝聚的共识认同。因此，当代语境下，不仅需要在内在机制方面对文化等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完善，更要在外在机遇方面加强政治领导权与经济领导权的有效配合。“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3]概而言之，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建构，必然要充分考虑到政治领导权与经济领导权的重要保障，否则中国话语建构难免会出现“本领恐慌”的物质性、合法性的说服力危机。总体上把握文化领导权与多种因素的同频共振是在当代语境中合理规范文化领导权的践行方向。然而，还应看到，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不断兴起的过程中，文化领导权的有机构成因素中也存在一些践行的现代困境。

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所定位的社会立场与社会使命来分析，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与先进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的领导者作用，在此，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与新的历史集团的领导权相关联的；二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充当市民社会的教育者角色，在此，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教育人民大众对合法化与合理性的常识形成“同意”。然而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建立起了知识与权力、精英主义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葛兰西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而中国话语在当代的建构的现实困境，恰恰表现为人民大众对于话语体系的情感认同更重要于对话语体系合法化的理性认同。可以认为，人民大众对话语体系的情感维系是对中国话语建构的直接认同、自身认同乃至血肉认同。除此之外，与当前公共知识分子超越社会群体的特点相比，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中展开社会任务就显得更加富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和目的性。这使得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过程中，难以整合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但是，必须坚持的一点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历史任务要求他们在面临知识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必须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合理引导人民大众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形成合理性、合法化的中国话语认同。并且必须看到，“尤其是美国，像乔姆斯基、赛义德一类始终保持独立性，对美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持批判态度‘永远反对派’，也是极少数。相反，费正清、亨廷顿、约瑟夫?奈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却是绝大多数，而且也居于主流地位”[4]。就人民大众对文化领导权的认同来讲，葛兰西意在获取和巩固这种“同意”。因此，对“同意”因素的探索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实践的关键因素。饶是如此，那么的确应该看到如若对“同意”因素的过分把握就会造成文化领导权争夺战当中更加呈现出历史的动态性与不平衡性。相对于稳定性的政治认同抑或经济认同，市民社会中社会个体对某一价值的认同在其属性范畴中具有主动性与暂时性，因而也就具有动态性与不平衡性。文化领导权在市民社会中在“同意”的动态中追求历史平衡并辅之以条分缕析的阵地战形式，在当代众多社会思潮、多元价值、学说体系中很难立足甚至陷入失语困境。那么，以当代视角来分析文化领导权的关键获取因素——“同意”，并合理解决文化领导权的践行困境，应该在总体上整合不同社会个体之间差异的“同意”从而形成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共识的“同意”，使得其动态性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并且，“由个体认同差异所带来的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态度，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共识必然把差异包含于内”[5]。因此，从个体认同到群体认同，不仅较好解决了各个个体认同属性从无序性向有序性的转变，同时更是文化领导权所代表的普遍利益由不平衡性向合理的稳定性的转变。

三、文化领导权与时代同行——中国话语建构进路的多维度反思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都在寻找凝聚共识的中国话语，并且“一个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6]，因此为了避免中国话语的“本领恐慌”，对其多维度建构的思考是显得尤为重要的。一般而言，话语权的本质也就是各个社会个体或团体对某种“常识”认同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表述。因而，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个体乃至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又呈现出可以引导多元价值的话语权威。那么中国话语在当下的建构，同样也是通过以自身权威性与合法性的理论表达，在多种消极的社会思潮中与正在不断发展市民社会中彰显中国模式的合理与自信。这表明中国话语建构与葛兰西首倡的文化领导权在其本质的实践逻辑中是并行不悖的，即二者都必须获取与巩固某种健全的常识，而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今天的中国话语建构如何在合理求助于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关照与反思其践行困境的基础上，做到切中时弊地多维度勘正中国话语的建构进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固本与革新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础维度我们知道，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身陷囹圄的孤独论战，他的另辟蹊径当即就给无产阶级无限希望，而究其基础的原因是实践哲学的理论奠基。实践哲学在众多纷至沓来并有失偏颇的理论思潮中，能够作为引领时代的掌舵者为文化领导权理论提供正确的行进路线。而中国话语建构的实然状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程。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固本与革新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础维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固本意旨是能够在多种消极的社会思潮中保持正确的引领作用，并规范各式各样的价值体系对人们的导向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的进程中，市民社会中的公共力量不断发展，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多种消极社会思潮抑或多元价值体系的负向度“规范”、“引导”人们的价值认同。因此，处于多元价值迷惑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人难免会陷入信仰迷失与“意义危机”的泥淖。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地位，使社会认同的多元价值产生的离心力转变为凝聚共识的向心力，从而为中国话语建构的合理展开提供合法的基础地位。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固本还应做到使其在发挥理论掌舵者角色同时，保持其中国性与中国化的理论属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从而使之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够更好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特色，同时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历史任务。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的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使‘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7]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话语建构的需要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必须要实现两个僭越。其一是以多学科领域视角来丰富其理论论域，其二是突破以往的学理话语与大众熟悉的日常话语之间的天堑。诚然，中国话语绝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理论自洽。这也就要求作为中国话语建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有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理论论域，同样又是老百姓能够认同的话语体系。在当下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与传播又必须借助市民社会中流行的新媒体平台的帮助，促进其多视角、多领域、多学科的论域革新，并成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述。

（二）新媒体网络平台是中国话语建构的时代诉求新媒体时代的来临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受众个体的价值选择。在此，社会个体在新媒体平台面前不仅仅是以往传统媒体的单向的信息受众主体，而更加成为能够自主选择的价值主体和信息的消费主体。因此，必须澄清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要求我们必须用新媒体的思维方式代替传统媒介时代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中国话语的合理建构。阿尔文?托夫勒曾预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如果这一说法准确，那么可以承认这一时代已经来临。但是，中国话语在新媒体平台中的各式各色的“话语”、“规范”的多元价值中如何高大地站立起来仍需要不断努力。一方面，重视并规范知识精英、“网络大V”与新媒体的有效结合，科学传播中国话语。新媒体中的知识精英包含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以及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各异。然而，知识精英与新媒体的结合极易取得社会群体的关注，如果新媒体中的知识精英本身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消极的、错误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形上迷失”和“意义危机”。因此，规范新媒体中知识精英的价值逻辑和政治向度，主导中国话语在新媒体中的合理传播，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新媒体自身应坚持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与文化使命的坚守不渝。当下，新媒体往往以坚守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口号为遮掩，从而取得具有合法性的市场认可，然其最终落脚点仍为利益本身。因此，作为中国话语建构与传播的新兴媒介空间，必须坚守新媒体平台的社会使命。

（三）民生利益是中国话语建构直接保障中国话语的建构必须使自身包含人民大众的物质关怀，否则离开物质基础的中国话语势必会使自身的精神实质出丑。如前所述，经济的合法性保障为中国话语提供实质性的物质说服力。除此之外，中国话语的建构还必须在其理论的内属上包含民生伦理的话语表述。民生伦理的话语体系在中国话语领导权当中，“就是指特定社会生活中的民生状态、民生问题，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态度、民生政策中所蕴含和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取向，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对社会的民生状态、政府的民生政策所持的道德态度、所作的道德评价及其道德标准，改善民生状态的道德文化氛围等伦理因素的总和。”[9]因此，民生伦理的话语体系在市民社会中的宣传显得举足轻重，这不但是中国话语建构的物质说服的理性基础，同样在更大程度上使人民大众能够获得情感上的话语维系与认同。并且，情感的认同与物质的认同的有效结合，更能够缩小每个社会个体认同的差异，形成社会群体重叠的认同，从而达成普遍群体有序、稳定的共识，为中国话语建构鸣锣开道。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8.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4]陈先奎.批判缘何会主导中国舆论[N].环球时报,2011-08-04.

[5]陈新汉.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研究的重要维度[J].哲学动态,2016(3):9.

[6]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9.

[7]王良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1):8.

[8]阿尔文?托夫勒.权利的转移[M].刘红,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5.

[9]罗建文,王霞.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论纲[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82.

作者：段菲菲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