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下半页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后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与阶级关系的快速变化，使之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转型时代，科学的兴盛和传统理性主义思想的破产是这一时代的两大特征。一方面，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曾经为科学的发展开辟过道路，然而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层次的深入，对自然领域的细分和专业化，以二元对立为基本范式的传统认识论越发显的力不从心。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范式转换的趋势，特别表现为对自然的研究已经开始从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以及新兴的电磁学研究都突破了原有的科学研究模式。经济的发展也使科学研究出现了实用化的趋势，内燃机、汽车与电报的发明，由于巨大的实用性和经济利益，自然科学开始成为时代的宠儿，明星学科，而在原地踏步的传统哲学早已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开始显示出其不可避免的重大弊病：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社会和阶级关系的重组、下层人民生活的无望、思想文化上的堕落。这些都极大的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打破了对理性万能的幻想。而理性主义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根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异推动人们对理性哲学产生怀疑，因此必然导致传统哲学的危机，呼唤能适应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哲学的产生。

二、哲学发展的背景

19世纪中期左右，即黑格尔去世以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段冷落、凋零、甚至动摇和混乱的岁月。究其原因，是近代哲学以二元对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走向了终结，而新的哲学范式又没有完全创立起来，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转型过程，因此这一时期的哲学难免带有不彻底、新旧混杂、折衷的特点。哲学的这种萧条状态并不是代表着西方哲学的没落，也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仅仅是转型期的暂时沉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冷落、混乱的时期内，或者更早的时候，一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正在酝酿之中，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无疑为现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关键的养料。这其中最具建树的两个思潮是：以德国的叔本华和丹麦的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公开对传统理性主义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在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限制理论理性为道德自由开辟地盘的倡导下，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独断论倾向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张哲学研究应该转向人的本真存在，由此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为了能够揭示人和世界的真正存在，他们特别在方法上强调要超越理性的藩篱，转向依靠非理性的直觉。从研究共同的人性转向个人的独特性、生命和本能，力图冲破理性概念的罗网来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性。正因为对人的本真存在和人生意义的深切关注，这股思潮又称为“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认为哲学应该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其思辨性不能承担这个重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哲学都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只能束缚科学的发展。在哲学的效用上他们否认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而主张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这其实是一种把哲学自然科学化的企图，因此在方法上，认为应该用实证代替思辨。价值哲学正是在这两股思潮的合力下应运而生的。正如新康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朗格所描述的那样：“正像一支溃败的军队四处寻找坚固场所，希望重新集结队伍一样，在哲学界到处响起了回到康德哪里去的呼声。”在“回到康德”的旗帜下，文德尔班批判了哲学科学化的企图，认为其实质是在取消哲学，他继承和发扬了“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对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推崇，用价值论研究重新定义了哲学的内容和地位。总体来说，价值哲学的创立符合哲学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社会精神方面的期望。

作者：李力 单位：安康学院政治与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