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庄子、孟子对“性”的论述分别代表了战国中期道儒两家的不同价值追求，而新出土的郭店儒简中的看法则体现了儒道之间的某些会合。文章通过对三者关于“性”、“命”、“心”、“情”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从不同角度给人的安身立命之不同思路。

[关键词]：庄子；孟子；郭店儒简；性

在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的思想中以及新近出土的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等文字中均反映了战国中期尤其是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00年间的学术思想。虽然学界对庄子、孟子生卒年意见不一，但二者壮年时当大致在这一时段内，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据学者考证，其墓葬年代亦不晚于公元前300年[1]，则其抄写和流行时间当亦在这之前。本文试对战国中期学界关于“性”及其与“心”、“命”、“情”等的关系作一比较探析。

一、性的内涵

庄子把性作为从道所禀赋的本然之质性。如《庄子·庚桑楚》：“道者，得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道、德、生、性即是一个简单的生成顺序。又如《庄子·天地》：“泰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而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详加分析，庄子秉承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宇宙生成论思路，但其思想更加复杂细密。“一之所起”是对“道生一”的解读，“未形者有分”是对“一生二”的发挥，从而引出“命”来说明万物未成形前便具有其内在分化因素。“留动”之中生出有形之物，而万物具备形体并保有从道那里所具备的特殊神态，便是万物（包括人）之“性”。因此“性”成为从无到有的一个连续性的内在本质规定，它既保持原初之真，又突破了原初之“未形”。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庄子·天运》）。万物（包括人）禀赋于泰初之真性是最宝贵的。可是，因为人“为”，常常动性失性：“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据此，庄子认为只有无为才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他批评“倒置之民”往往“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在《庄子·天地》中他论述了五类失性的情形：“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以及趣舍滑心，皆有害人之自然生命，伤性害生，因而他主张修性。《庄子·天地》中说：“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与天地为和”。只有具备真性之人才是全德之人，才可同于泰初，与天地一体。《庄子·达生》有：“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庄子·天地》亦有：“通于天地者，德也”。因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能通天地，即人能“性修反德”，体会从道那里所禀赋的真性才是全德之人。为此，庄子还提出守一，坐忘，心斋等具体的修性方法。可见，庄子把“性”作为一（道）、德、命、形、性的重要一环，把“性”定义为“形体保神，各有仪则”，把握了万物从无到有生成的内在本质规定性。这种对人性本质的追问是他进而论述“命”、“心”、“情”等的基础。

郭店儒简中没有明确给“性”一个确切的内涵。但其中言“有性有生”，对性进行了生之质的模糊规定，并且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2]（第504页）（《性自命出》）。《性自命出》中有：“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2]（第504页）这里含有把“性”作为万物的自然本性去规定物的特殊性，与《庄子·天地》中的内涵一致。但是，《性自命出》中还讲“喜怒哀悲之气，性也”[2]（第504页），即性中包涵有“情之气”，认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2]（第504页），这与庄子把“情”与“信”作为道的构成因素的论述不同，但与孟子重视人的自然感情一样，体现了孔门重情的特点。《孟子》中的“性”为人性善之义，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如《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可见，孟子反对从人的自然本性来抽象地讲“性”，主张从具体的价值角度讲“性善”。孟子在回答公都子问“性善”时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讲的是“为善”的问题，把仁义礼智之四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人能“为善”的根源支撑。这四心表现了人之情，是以“情”为基础来讲“性”，也可以说是：性（性善）始于情，道（人道）始于性。可见，庄子从宇宙生成论的普遍意义上规定“性”；孟子从具体价值角度言“性”善，与郭店儒简一样重视人的自然感情，但孟子是性生于情，儒简是“情生于性”。

二、性与命

“性”与“命”作为宇宙生成论的两个重要环节，在《庄子·天地》中分别定义为：“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而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可见，“命”是万物未成形时的一种矛盾运动状态，“性”是万物形成后所禀赋的自然本性。“命”规定“性”，“命”与“性”又是由泰初之无（道）所来，它们都是针对“物”的无形与有形而言的，是对整体存在之“物”的根源性与发展性的规定，而道是针对整体存在与不存在而言的。“命”偏重于对万物特殊性的前存在状态即“无形”之时的运动状态的规定，说明万物未成形时即有一种自身运动发展变化的区分性。“性”偏重于无形与有形之间连续性的规定，说明万物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本质。这些是从宇宙生成意义上讲的。那么，“命”是否只是在万物成形之前起着规定作用呢？庄子认为，“命”在万物成形之后还在发挥作用，如：“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时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

郭店儒简中“性”与“命”的论述很多。“命”除了上命令下之义外，它还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它的生成是单线的，即天、命、性。“命”直接从天而降，“性”从“命”中而来，与《庄子》中“命”规定“性”的说法有一致之处，但没有《庄子》中的详细论述，也没有把“性”与“命”都作为道的派生这一点。并且儒简中“天”“命”常并举，称“有天有命”（《语丛三》、《语丛一》出现三次），并有人可“知命”的思想。如：“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2]（第533页）（《语丛一》）“其智博，然后知命。”[2]（第533页）（《语丛一》）“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2]（第521页）（《尊德义》）这里的“命”是一种必然性的规律，人可以知晓、把握、利用：“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2]（第497页）（《唐虞之道》）这里讲“养性命之政”，把内在的“性”与“命”推及到外在的政事、社会，与《庄子》中人不胜天、安命无为、全性成德的思路不同。《孟子》中的“命”也有上命令下之义，同时还进一步有“立命”、“正命”的思想：“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言性善，人可“养其性”，尽心、知性、知天，修身立命。“性”与“命”完全在于人去修去立。《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是说美味、美色、安逸等是人的自然本性所欲求的，但有天之命规定着人之所得，所以君子重视自己从天所赋有的责任，不去强求。仁义礼智等人伦是随着天生的父母君臣关系而来，人无可逃脱，所以君子把这些反映人本性之物不仅仅看作自然的天命看待，而且是修心养性立命。

三、性与心

“性”与“心”实际上是人性本原与人的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是人怎样把主体精神与人的自然本性统一起来，从而保证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庄子论述了人之性与人之心如何保持一致的问题，即离为二还是合为一的问题。自从产生了人便有了人之精神（心），人的精神与其自然本性保持一致便是具有真心之人。《庄子·刻意》：“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这是说人应把精神与自然本性相合，坚守“纯素之道”，才能心性一致。庄子认为这种一致是“以天合天”，不是“以人合天”。人的内在心神通过集中精神的“心斋”“坐忘”等功夫，来体会自己的性命之源的本真，合于泰初，同于大通，做到“以天合天”。《庄子·达生》有一段寓言讲到“以天合天”：“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这是讲要达到“以天合天”，必须“齐以静心”，忘掉功名利禄甚至自我形体与主观精神，回归自我本性，从而事功自然以成。

“性”是人的本来，“心”是人的主体精神。庄子为了论述心性一致，把“心”分为两种：与“性”一致之真心和失“性”之心。他提倡“以天合天”，把具有真心的心性一体之真人作为人的应然存在，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者伤性害生，非议机心、成心、贼心等。如《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郭店儒简则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性）不能决定人的主体精神（心），并且不把人的自然本性看作是最珍贵的，不要求“性”与“心”直接一致，而是诉诸于情。因为“情生于性”，各人用心各异，志愿不同，所以，它把生于性之情主要是人的感情与人的主体精神（心）的一致，作为判断人的诚信不伪的标准。它认为：“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2]（第504页）”（《性自命出》）并且“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人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2]（第504页）（《性自命出》）人的心志是在与社会交往中学习而成，不能“独行”。“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2]（第505页）（《性自命出》）这里重视后天教育，认为圣人以“诗书礼乐”为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2]（第505页）（《性自命出》）。“礼作于情”，以情为始，融情教、礼教、乐教于一体，使人诚信不伪，有真情而生德于心。“情”与“心”一致即是实现了人的应然存在。《孟子》中“心”“性”一致的论述是把“性”善建立在感情之“心”的四端基础之上的。《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讲无此四心者，非人也。他的“心”“性”一致实际上是与郭店儒简一样的“情”与“心”的一致。人的自然感情与人的主体精神诚信不伪是他们的价值追求，而不像庄子那样去追寻人性本原（性）与人的主体精神（心）的一致。

四、性与情

从《庄子》内篇可归纳出庄子把“情”分为四种：道之情，人之情，物之情，事之情。下面分别来看这四种“情”：1、庄子论述人之情，提倡“无情”，即“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他认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与身”（《庄子·德充符》）。《德充符》记载庄子与惠子的对话：“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庄子论物之情，认为人不能“逆物之情”，否则“玄天弗成”。（《庄子·在宥》）即自然之本性不能保成。他说：“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庄子·大宗师》）。即是讲客观世界有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它们保有自己的天性，人也应以自然无为的心态，与物一样保有本性而不失。3、庄子论述事之情，认为人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人间世》）死生有命，人因得失所产生的好恶之情是不必要的，只会“内伤其身”，伤性害生，不如因循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4、庄子论述道之情，认为人应把性与道保持一致，具备真性，把好恶得失伤性之情去掉，体认道之情。庄子把“情”与“信”作为道的构成因素：“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大宗师》）“情”是道的一种原初存在状态。“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这是说，真正通于道者，体知道之情信。保有真性情，他的一种方法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庄子·大宗师》）综上，“以天合天”与“藏天下于天下”都是为了把人之自然本性与道之情信相同一，无情是为了保持真性不失，人不逆物情，与时俱化，能行事之情而不被事情所牵累，做到生死存亡是非得失不萦绕于心，保有天然之本性，与道相合，即有全德，“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

郭店儒简对“性”与“情”论述较详。如前所述，它认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情之气，即是性。性包含情之气，从而生情，即“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正是因为情生于性，所以儒家格外重“情”，希望顺情养性，“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实现其理想社会。这里肯定的是人的自然感情，并且讲“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2]（第507页）（《性自命出》）人情成为衡量一个人诚信不伪的重要标准。这种情性本是一体的论述与孟子相近似。孟子把体现人情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性善”之端，实际上也是情性本一体，只是孟子对“性”进行了“善”的价值规定，而不像儒简中那样“苟以其情，虽过不恶”，把“情”的地位抬高于“性”，以情为准，性不分善恶。

以上通过对战国中期三者论“性”的大致探讨，我们知道：1、三者论“性”均体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和人怎样能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也是战国中期社会动乱、战争不断的情形在思想界所体现的现实关怀。2、三者都要求性情一致，但具体内涵有异。庄子是以人的天性与道之情一致的“以天合天”，而孟子与郭店儒简则体现了儒家重“情”的特点，肯定人的自然感情，要人诚信不伪，情性一致。同时孟子对“性”进行了“善”的价值规定，而儒简的“性”则包含情之气，情之气兼有善或不善。3、郭店儒简以情为始，重教修身，矫正身心，与孟子相似，所论“性自命出”，命规定性，与庄子有一致之处，但是它把情作为性的本质，性包含情则与庄子不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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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子﹒孟子[M]﹒叶斌译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ADiscourseonXingofChuangTzu,MenciusandConfucianBamboo-Slipsof

Abstract:ThediscussiononXingofChuangTzuandMenciusrespectivelystandfordifferentpursuitsoftheConfucianismandTaoisminthemidstofthePeriodofWar-states,andtheConfucianismBamboo-SlipsofGuodianrepresentedpartlyidenticalviewofpointsbetweentheConfucianismandTaoism.ThispaperanalyzedtheirviewofpointsfromtherelationsamongXingandMing,Xin,Qing,whichrevealedtheirdifferentcluestosettledownandgetonwithpeople’spursuits.

Keywords:ChuangTzu;Mencius;theConfucianismBamboo-SlipsofGuodian;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