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戏曲文学仕婚观政治学分析

首先，从政治生存环境上来看，这些负心男子是在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这个社会是受皇权、官权、夫权多重压制着的，“这个社会扼杀人欲、人性、人道与人伦，把婚姻关系异化为政治附庸关系，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也表现为一种性别政治，这种性别政治超越自然人的要求，而成为制约人的欲望情感的重要社会基因。婚姻不仅仅是与情爱的关系，而成为众多男性企图攀高附贵、改变社会地位的政治手段。”在政治、权利、仕途、地位等诸因素的介入下，与情爱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扭曲。从而导致了以情爱为基础的婚姻转向了以政治为目的的婚姻。

第二，从宋代政治文化策略上来看，宋代开国君主就推行佑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对文人极为重视，文人的地位也很高。一旦仕进，即以天子门生相称，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文人精神思想的强化与优待上，许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等。这是宋代皇帝始终所贯彻的统治思想，便是如此，导致了大量的文人寒窗苦读，只为考取名利，所以他们读书只有一个明确且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争权逐利，不惜任何代价包括抛妻；还有，在对中举文人的优待上也强化了文人的入仕心理。宋代历任君主对中举文人的优待上加深了中下层文人迫切入仕的心理，诸如跨马游街、琼林宴上的君王面、门楣的光耀，种种殊荣不容忽视。这种场面更加强化了入仕士人的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而身边再带有一个名声不好，出身卑微的妻子显然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辱没，因而抛妻也构成了仕进的理由。

第三，从政治心态上来看，这些负心男子历经艰辛最终步入了官场仕途，而“入仕的士人须尽力取得君主的信任，才能在以君主为首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中，谋得一张席位，分享相应的利益。”而这些士人因为刚刚步入官场，羽翼未丰，且伴君如伴虎，寻找政治同盟是必不可少的，而政治联姻就成为了连结政治同盟的一条纽带，因为刚入青云的士人要想不受倾轧，青云直上，没有朝廷中权豪显贵作为靠山，是难以在朝堂上立足的，而政治联姻能为自己找到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并可以组建政治上的党派，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历史上的政治之争往往交织着党派之争，而结成党派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政治生存空间，而在获得更好的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文人的政治心态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利欲熏心的政治心态的诱使下，他们抛弃了地位低下的妻子。最后，政治制度直接影响了文人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度上。在宋代，科举制度有在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考试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特别是推行弥封、誉录等方法，这为今天的考试也提供了借鉴意义。第二，在考试上彻底取消了门阀制度，不论士、农、工、商，只要稍有文墨，都能参加入仕选拔。第三，考试内容趋向多样化，进士科的考试在诗、赋的基础上添加了策、论，两者并重。宋代的这种科举制度就为中下层文人进入政界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所谓“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就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文人升沉情况的真实写照，随着他们一举成名，社会地位的提高，门庭的改换，“结亲权门、富贵易妻”的事件也就随之而来了。由于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现实，其中也始终蕴涵着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这种政治文化的内容必然也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并是对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因而在宋代产生负心类题材的戏文也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宋代的人情道德，而宋代向来是以理学思想自居的，且程朱理学是要维护社会的纲常伦理。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些已婚的妇女如果在纲常伦理的活动范围之内，也就是没有犯什么错误是没有理由被休的。可是在戏文中的赵贞女、秦香莲、金玉奴等却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夫君的抛弃，诚然她们有的可能没有行拜堂之礼，是不受宋代婚姻法律制度的保护的。然而，宋代的文人在参加科举之前是要学习理学伦理规范的，且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思想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不可磨灭的，可是在他们进入仕途后，因为要维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富贵，竟然无视圣人的道德伦理，最终选择了权利与地位的保护伞，而君主对于人臣的这种仕婚选择居然加以了默认，对于自己建构的理学权威却以否定。可见“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君主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是做给百姓看的，而所谓的理学统治思想只是充当着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已。由此可见,宋代戏曲文学负心男子的大量出现是对宋代社会风气的讥讽和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否定，宋代戏曲再现了宋代社会现实扭曲的形态。

二、元代戏曲文学仕婚观政治学分析

宋代戏曲以演绎负心类男子的剧目居多，而在元代恰恰相反。元代存在着一批歌颂文人爱情的戏曲，尤其表现为众多妓女士子的爱情戏曲，诚如《金线池》、《谢天香》、《玉壶春》、《扬州梦》《曲江池》等，此类戏曲的故事模式一般以妓院相遇———金钱散尽———鸨母阻挠———恶人破环———儒生与妓女团圆。从故事模式上看他们的婚姻最终是美满的。为什么两个朝代的戏曲文学仕婚观会有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政治策略上来分析，元代实施了政治上的民族歧视政策，致使元代是一个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颇为严重的朝代。这主要表现在对汉代儒学的摒弃上，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他就对儒生的诗文持否定的态度，他曾发出了“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的警告，这彻底否定了儒学的价值，元代还对人进行了等级划分，“九儒十丐”就体现了儒生地位有多么的低下，这些都造成了众多知识分子政治心理上的不满。他们在政治心态上就表现出了消极守道，他们不敢义无反顾地以道来约束其君，也不敢与君王发生直接的冲突，秉承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仕隐观，很多文人选择了隐逸的生活，并留恋于勾栏瓦舍来寻找精神寄托。而在勾栏瓦舍里少不了青楼女子，少不了市井商贩、伶人等等，他们也是地位低下的人群，但是在元代他们的地位是高于儒生的。由此，儒生在他们面前也是同病相怜，他们由此走到了一起，儒生不以娶青楼女子为耻，不以给伶人写曲为低下，不以给商贩说戏为无聊，他们始终相守相知，创造了美好的情感世界。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考量，元代文人仕进的唯一渠道———科举制度竟中断了七十八年，这彻底毁灭了文人政治参与的渠道，文人再也不能通过政治参与的渠道来改换身份与地位，即使有渠道仕进得来也只是小官一个，根本不受统治者重用。在失望之余他们的理想抱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他们沉撩下抑，思想感情无所寄托。于是选择了隐逸，选择了儿女情长，诸如，在《玉壶春》这出戏里就出现了一心为功名的玉壶生，当他钟情于李素兰后，视功名为粪土。这种故事情节的安排，其实质上还是影射了元代科举制度的废止。最后，从政治地位与政治心态上来看，元代戏曲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仕婚美满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在蒙元代统治时期，统治者将职业分十级，其中娼妓位列第八，而儒生则在娼妓之后，位列第九。这样文人的政治地位就从前朝的天子门生而跌落至深渊谷底，而这两个差不多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个平衡的交叉点，其实质上源自于文人与青楼女子之间的一种门当户对，究其根本还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两个群体在政治上的同病相怜；同时元代文人在政治心态上也是极不融合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由于政治上的期待已被剥夺，他们的政治感情已然是冷漠的，而妓女们却对他们抱以了同情。于是无所寄托的政治情感由此转化为人世间的最难能可贵的真情，而在青楼女子看来自己也是一群被贵族玩弄的对象，于是认清了这些事实后，她们觉得文人才值得托付终身，在她们眼里文人是憨厚的、朴实无华的，由此，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元代上演了一场情感上的暖意。由此可见，元代戏曲文学里的仕婚美满，其实质也上还是由政治地位与政治心态所带来的结果。

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宋元戏曲文学中仕婚观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地位、政治生存环境、政治心态所造成的。在宋代，由于统治者对文人的重视，文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认可，他们对政治参与非常热衷，特别是对那些出身低下的庶族子弟，因为急于求取功名，改换门庭，他们十年寒窗在所不惜，而一旦仕进之后，他们又因为要在朝堂上更好地立足，不惜变节易妻来获取更多的权利与地位，这是宋代科举制度大盛所带来的恶果，其中也交织着文人的政治生存与政治心态等；而在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对文人的排斥，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彻底毁灭了文人依靠科举进入仕途的捷径。因而，他们的名利与富贵是无法通过科举来实现的，这是文人难以忍受的，于是，在无奈之余他们选择了酒坊、茶楼、勾栏瓦舍来买醉自己，而这些场所也是青楼女子与伶人的栖息地，由此他们走到了一起，感情的天平也由政治参与逐渐转移到了人情的抚慰上了，所以元代仕婚的美满是由科举制度的长时间的中断所带来的，其中也夹杂着元代文人的政治生存与政治心态等因素的影响。而到元代科举制度被废达七十八年，之后的延佑年才正式开科，文人的政治心态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政治期待日益高涨，他们看到了权与利的希望，一旦有仕进者就不会再有很多精力来专门从事戏曲创作了，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参与上来了，以前在科举废除期间他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加入到戏曲创作中来，甚至有戏曲文本作者诸如关汉卿等直接借助戏曲创作来宣泄自己仕途上的失意，成为了元代戏曲创作中的佼佼者。因此，戏曲文本作者的创作也是离不开政治上的诉求的，在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之际他们对元杂剧倾注了自己的政治期待，大声疾呼，由此也不难发现戏曲创作的精华大部分都是出自一大批仕途失意者，而元杂剧的创作在元后期的萧条也与科举考试的重新开启有关，从这一点上说，在元代科举制度的废除期间，竟意想不到地成就了元杂剧的繁荣与元代文人情感上的美好，这是与宋、元两代仕婚观不同的根源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上的得失成就了宋元文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戏曲发展的历史。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元两朝体现出来的不同仕婚观是由于所实行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策略所导致的。在宋朝出现仕高于婚的现象，是由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大盛并给予文人宽松的政治生存环境、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及文人逐利的政治心态所造就的，这样的仕婚观念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而，它受到了宋代作家的无情鞭挞；而在元代出现婚高于仕的现象则是由于元代所实行的压制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政治地位的低下、郁结的政治心态以及科举制度的长时间的中断所带来的结果，其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所以我们在宋代看到了被抛弃的秦香莲、金玉奴与赵贞女等，而在元代的戏曲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杜蕊娘与韩辅臣、谢天香与柳永以及玉壶生与李素兰等，它反映了元代文人在空前的政治劫难中人生追求的重大转向与收获，反映了元代文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间真情的美好追求，因此受到了元曲家的高歌赞美。

作者：吴礼明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