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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特点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一、公共行政学的意义

和难以命名“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一样,关于这门学科的含义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难以平衡公共行政学中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关系。尽管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证实效率和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共通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确实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平衡。这样一对矛盾的存在注定了使得公共行政学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内涵。但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内涵这一问题,都提出了自己意见。例如,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学者戴维•H•罗森布鲁姆就是从管理的途径、政治的途径和法律的途径三个方面来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内涵的。这是他在经典著作《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的观点,也代表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这既是对公共行政学这一学科的整体认知,也是对其无法融合统一的遗憾。而我国学者竺乾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研究公共行政学的含义。他认为,美国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追求效率至上的管理主义学派,一条是追求公正的宪政主义流派,这两种学派呈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视角,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主流。

二、公共行政学的特点

关于公共行政学的特点这一问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正如其名称和内涵无法定义一样。这使得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尴尬地步,但公共行政学作为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科,还是具有某些特点。下面就从公共行政学借鉴的理论基础来谈一谈公共行政学的特点。公共理论学借鉴的第一部理论基础是1865年冯•史坦因所作的《行政学》。但为什么学术界不将这第一本著作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开端,而是将威尔逊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呢?原因在于冯•史坦因是从法律的角度来阐述公共行政的,而不是现如今大家公认的角度来理解。所以,一定程度上,《行政学》更是一部法律著作,而非行政学著作。但是冯•史坦因的著作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上还是占据重要地位。后续的学者在进行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时,大多是以《行政学》中的理论为支撑。如威尔逊在论证公共行政学的必要性时,大量引用了冯的研究成果;泰勒在创立科学管理理论时,其中也充斥着管理学的思想。以上这些都是法律在公共行政学中的渗透,可见,冯的《行政学》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公共行政学所借鉴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则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如今的公共行政学的论著里,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经济学的影子,我们也很难避开经济学的思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们更愿意用经济学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思想体系,许多经济学的理论被引入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当中,比如政府失灵理论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此学派完全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政治过程,丧失了公共行政学的本来面目,因此,这一学派被称为“官僚经济学派”。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学家开始扩展自己的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将经济学的理论进军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的代表则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的行为使得经济学在公共行政学中占有了主动性和话语权,渐渐地,公共行政学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三、公共行政学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以上论述是公共行政学的总体特征,是归纳总结公共行政学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一概而述的公共行政学的特点。但我国的公共行政学除了具备上述特点外,还有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这和我国的特殊国情有关,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的地位,若要加快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就需要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造成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如此之缓慢的原因,总体可以概括成三点。首先是,我国社会对公共行政学的极端推崇。众所周知,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官僚统治,这使得官本位思想在我国有着很深厚的根基,每年的“公务员大战”就是很好的例子。每年的公务员招考中,有很大比例的毕业生选择了公务员考试,将能进入公务员行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各个阶层也都将能进入到官僚系统中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务员考试中,行政学科的考生并不多见,而我国各级公务员考试中对考生的专业要求中也鲜见行政专业。这样的现实,使得行政学的高材生人才流失,无法实现自己的学科抱负,只有我国社会对进入官僚机构的观念趋于平淡,公共行政学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次是,由我国的历史和制度决定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优秀的政治家,也不乏研究政治思想的理论家,但是这些大家研究的重点都侧重于一维的政治哲学,即儒家的大一统的哲学指导。在国家政治上,我国不存在政治分权的现象,由此,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有限政府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共鸣。此外还有传统文化的熏染,使得我们很难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和我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们无法照搬欧美等资本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理论,中国要想发展公共行政学必须要主张“拿来主义”,吸收欧美国家有利于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理论,创立出符合我国制度的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和知识。但创新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何况在西方国家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这需要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将发展我国公共行政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就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式而言,我国对公共行政的理论需求远远高于其他时候,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这次变革体现了我国追求进步的决心,但也需承认这次变革并不彻底,我国长期存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这次改革并没有触及到我国行政体制的变革。我国此后的体制改革就要着眼于我国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因为如果我国的行政体制没有变化,还是沿用陈旧的体制,那么,我国的经济体制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无法深入,无法解决我国深层次的矛盾。所以,面对这种现实需求,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学者要将体制变革研究提上日程,为行政体制的变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缪尔达尔曾经指出,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也不是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这包括法律的完备性之间的竞争,包括官僚执法力度的竞争,最重要的是行政体制之间的竞争。中国要想在未来世界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就要认清中国目前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困境,要认清这一学科的自身缺陷,再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变革。

作者:孟晓妹 单位: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发布时间:2015/12/12 9:07:02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