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

郭秉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不为实际与日常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其目的过于狭隘。新教育应，“以农业、工业及其他生活之预备为其目的”_jJ，为社会培养多种类型人才。因而，一所学校既要设置文、理等偏重于学理的“正科”，又要设置农、工、商、教育等偏重于应用的“专修科”。“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既通过普通学程为学生提供宽广的知识面，又通过专业学程使学生对专业知识有精深的掌握。“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在于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在学科设置上，郭秉文主张高校应是多种人才的培养基地，应当设多种学科。在他的主持下，南高除了“注重通才教育”的国文、理化部的本科之外，还陆续增设了“注重专才教育”的体育、英文、教育、农、工、商等专修科。这样一来，南高既有注重通才教育的本科，又有注意专才教育的专修科，基础与应用相辅相成，“学”与“术”相互支撑，彼此影响，有利于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学科的特点选修相应的课程，从而获得“通”与“专”相结合的培养。在教学制度上，南高、东大实行选科制，其学程的分配与选择上也体现了郭秉文“通”与“专”平衡的办学思想。如东大选科制学规中不仅有“必修之专科学程”的要求，还有“必修之普通学程”的要求；不仅有“选修之主系学程”的要求，还有“选修之辅系学程”及“任选学程”的要求。为了进一步落实“通”、“专”平衡，避免学生“营养不良”，东大还把要修的学程划分为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里面有2至4个学程，要求学生必须从每个小组中选修至少1个学程；并规定如果某一小组中有学生所属的主系的学程，那么，学生必须避开，在其他学程中选修。郭秉文这种“通才与专才的平衡”的思想还体现在“寓师资于大学”办学实践中。“南高”本是培养中学教师(属于“专才”)的师范学校，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分野，使“通才”与“专才”的培养有效结合，遂将高师升格为大学，在大学里面培养师资；并强调大学对教师的培养须同时注意两种标准，一是学业标准，其要求不应该低于大学，一是专业标准，需要加以另外专业训练才可以达到。对此，张其昀解释说：南高改组为大学，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升格，或好高骛远，而是他(指郭秉文)的教育理想的实践。他对师资的问题，具有真知识，他认为中等以上的教师，应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这话怎说，师范生的学业标准完全要与大学一样，并且希望能出类拔萃，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还须加工加料，具备两种修养，一是教材教法的精研，一是器识抱负的培养。因此，他认为教师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学院，应广求人才，着眼于全国大学的优秀青年，再加上一番训练和熏陶才好。

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郭秉文批评中国传统教育只偏重于人文学科的做法，认为“(我国)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郭秉文认为中国教育必须“有关系于受者之生活问题”；在注重文、史、哲等“文字教育”的同时，还应“翻然变计，注重实用教育’’。首先，在学科设置上，南高突破了一般高师重心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模式，创建了一批奠基在现代科学之上的科系，形成了科学与人文相平衡的学科格局。这种格局到东南大学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文”有国文、外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理”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心理；其余四科，社会科学方面有教育科与商科，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则有工N-和农科。其次，在人才培养上，郭秉文强调既要掌握科学知识，又要增进人文素养。如在文理科学生培养的学规设计中，必修课除国文、英文外，要求学生在5组科目中，每组选修4至8学程；其中，甲、乙两组是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丁、戊两组是自然科学科目，而丙组则兼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科目。为了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的结合，东大还把心理系兼属于教育科与文理科；生物系兼属于农科与文理科。南高、东大的学生由于同时受业于人文与科学大师，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家。最后，在人文与科学的平衡这一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南高、东大又担起了弘扬、光大民族文化和传播、发展现代科学的双重使命。事实上，南高、东大当时既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潮流中别树一帜，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己任的“学衡派”的策源地。

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

郭秉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重科举而轻学校，致使学校的师资建设与设备建设处于无序状态。新教育制度下，“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条件亦不容忽视”；因而，办学者既要注重延揽人才，搞好师资建设，又要注意加强学校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从而把两者结合起来，既注重“筑巢”又注重“引风”，使学校获得良性的发展。首先，在办学过程中，郭秉文时时刻刻都想着延揽优秀师资，并为此不遗余力。在当时的中国高校校长中，“郭秉文先生专拉、能拉好教授出了名的”j。“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业专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l。其次，在延揽师资的同时，郭秉文又千方百计谋求办学条件的改善。“采取公家拨款、独资捐助、个人赞助、校董会集资、银行投资、外国基金会捐资等多种渠道”，为东大募集到大量的资金，教学设施与科研设施(如图书、仪器、标本等)、生活设施、体育与休闲设施等配备齐全。此外，为了改善商科的办学环境，便把东大的商科办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更有利于获得人才和资金；其教学实习、科研活动的进行也更加方便，并能及早接触到国际、国内的前沿问题。为了改善地学系的办学条件，郭秉文争取到北极阁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地学系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为了改善农科的办学条件，郭秉文把玄武湖建成了东大农科的水生植物和鱼类试验池，并建立了总共近4000亩的农业试验场。优良的设备、高水平的师资使南高、东大的办学业绩蒸蒸日上。“南高、东大办理优良的呼声，几乎浸被于中华教育界。而南高之善，尤过于北大，所以一般学子先生们，都均用全副眼光来注重，人人都有‘一瞻仰门墙’之愿。”

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

郭秉文认为：“自宗教、政治而外，尚有一物，大影响于吾国之教育者，日‘好古心’是也．以为时代愈古，文明愈甚崇拜古之圣贤，其一言一动，后生所矜式而唯恐不及。”E”这种“好古心”容易局限人们的视野，令人画地为牢，为我国教育的一大“障碍”。新教育制度下的大学校长，必须克服上述弊端，具有宽广的办学视野和强烈的国际意i．R，把中国教育置于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既关注国内，又放眼世界。在师资聘任上，郭秉文不仅聘请到了国内许多学术名家，同时还把眼光投向国外，亲自走访尚在留学的中国学生，商请归国后在南高、东大任教；或者直接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据20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教员履历》统计，在222名教员中，有国外学习和研究经历的中国学者及外籍教师共有143人，占教员总数的64％。其中，理科、工科、农科中归国留学生所占比重都在80％以上。在筹集办学资金上，郭秉文在发动国内政府、银行、企业等组织以及个人集资的同时，还把眼光投向国际。20年代初，郭秉文争取到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支持。该基金会为东大在苏浙两省所作的“心理知识测验”捐助1万美金，用以购置设备，开中国大学接受#1-国基金会捐助之先例。郭秉文还通过孟禄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1923年东大“口字房”毁于大火，郭秉文则以此为契机，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求捐助。该基金会派孟禄博士等专家前来调查，认为东大在师资设备及科研力量上实力最雄厚，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东大捐助建筑费10万美元；科学馆建成后又捐助了仪器设备5万美元，并派专家前来讲学。在合作办学上，2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想在中国物色一所适当的大学合办工科大学，孟禄博士遂推荐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校董、外交部长王正廷也极力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便派代表麦洛埃来东大考察、洽谈，达成《中美合办工科大学之计划》。该计划已经东大校董会讨论通过，并经郭秉文、麦洛埃、孟禄草签。后因连续两年的江浙战争，省库罗掘一空，上海工商业亦凋敝衰退，美方也失去积极性，致使计划落空。在学术交流上，南高、东大首先是国内学术研究的中心，它不仅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学衡派的策源地、中国新教育的中心、史地研究会的所在地，还是国内学术交流的中心，每年都有许多著名学者来东大讲演或讲学，其举办的暑期学校驰名全国。其次，南高、东大又是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的窗口，每年都选派留学生、资送教师出国考察，邀请各国的名人、大家，来东大参观、指导、讲演、讲学甚至是授课。郭秉文还参与国际教育事务的管理，连任三届世界教育会副会长，负责亚洲教育。在人才培养上，郭秉文以国内与国际视野兼具的人才为目标。在培养方式上，郭秉文提出了包括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访问、交换出版物，建立联合的教育事业，开设有关外国文化与国际问题的课程，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在教育功能上，郭秉文认为教育不应仅仅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还应为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服务。对于郭秉文的这些努力，朱斐在《东南大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在20年代的国际科教文舞台上，国内似没有比郭秉文更活跃的了”_J。

五、学术与事功的平衡

郭秉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的工具，根本没有意识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而新教育则把培养思考的能力与培养行动的能力结合起来，把科学和服务结合起来，讲求学术与事功的平衡。大学不仅要服务于知识、服务于学术，还要服务于学生的生活，服务于当下的社会；不仅要注意传授、研究学理，还要注意其实际的运用；不仅要注重理论科学的教学与研究，还要注重应用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要重视学者的培养，还要重视各行业专门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职能，还要注重服务社会的职能；不仅要注重大学学术与事功的功能，还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即学术是以事功为导向的学术，事功是以学术为基础的事功。事实上，郭秉文以“应社会需要”为宗旨，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学术与事功平衡的方针贯彻到南高、东大办学的各个环节。在培养目标与学科设置上，南高为师范性学校，最初仅设有国文、理化两部和一个国文专修科，其目的是尽快为普通中等学校培养师资，以满足东南社会的需要。郭秉文长校后，突破了南高师范教育的框架，以迈向综合性大学为目标。在原有系科的基础上增设英文、体育、农、工、商等专修科，不但为普通中学而且为职业学校培养师资，以应社会的亟需。更为重要的是，南高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突破了师范的框架，开始培养具有一定技能的职业人才和具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这样一来，所有系科的人才培养目标都具有“学术”与“事功”的双重任务：如文科、理科既具有为中学培养师资的“事功”的一面，还具有培养从事理论研究学者的“学术”的一面；农、工、商、教育科既有培养职业人才与师资的“事功”的一面，又具有培养从事农、工、商、教育等研究的专业人才的“学术”的一面。在教学活动中，南高、东大不仅注重知识的掌握，还注重技能的学习和学识水平的提高，以养成学生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南高、东大文、理两科多是做纯理论研究的，“事功”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理论的“应用”上，如鼓励文科学生多联系实际撰写文章、理科学生多做实验，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并鼓励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学术与事功兼重。对于农、工、商、教育等专修科，南高并入东大后，其“学术”的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郭秉文强调教育要“关系生活”，“以应社会需要”。南高、东大“一方面根据本国情形，及在本国验试所得之方法施诸教育，一方面采取欧美先进良法”，终于找到了专修科中“学术”与“事功”的结合点，实行研究、教授、推广或实验“三结合”的办学模式，使得专修科的教育，不仅仅注重新理论或新技术的发明，更注重研究结果的及时推广和应用，“以期收东南数省农、工、商业上之最重要问题逐渐解决”，从而把“学术”与“事功”很好地结合起来。追求“学术与事功的平衡”，还使得南高、东大把社会服务融入到学校日常活动中来，大学在知识、技术上服务社会，社会在经济、政策、舆论上支持大学，学术与事功“相互为用”。需要指出的是：“平衡”是基础，“和谐”是关键。实际上，平衡作为一种理想所能够实现的程度是和当时的教育、文化、政治、经济、人事等密切相关的，因而，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平衡”而失却了“和谐”，否则就难以发展。郭秉文把东大的商科办在上海，本为求得“师资与设备的平衡”，但在此过程中却未与当时的商科主任杨杏佛相协商，以至于招来许多“不和谐”的声音。还有，郭秉文为了纠正中国传统教育过分注重文、史、哲的偏向，而大力发展农科、教育科，以求得“学术与事功的平衡”，但在此过程中却忽略了对理科在资金和宣传上的支持，以至于招来厚此薄彼的“不和谐”的怨言。1925年，由于政治原因，教育部不给任何理由而强行罢免郭秉文的校长职务；本来凭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是可以协调与化解此事，然而，上述的“不和谐”使得学校内部分裂为“倒郭”与“挺郭”两派，相互争执，终于酿成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易长风潮”，严重影响了东大的发展。“发展”是目标，是一切努力的出发点、归宿地。当今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不重视发展，反而是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也不能为了发展“不顾一切”，因为这样的发展多是盲动冒进、不可持续的“自戕式”发展。实际上，急切渴望发展的冲动却往往使人们急于求成。郭秉文在追求东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由于铺的摊子太大而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万般无奈下只能裁减工科。可见，“发展”必须以“平衡”、“和谐”为基础，脱离了“平衡”与“和谐”的“发展”终会出问题，难以长久。总体上看，郭秉文的教育发展观与当时的教育实际相契合，从而使得南高、东大在1915年至1925年间迅速崛起，与老字号的国立北京大学南北对峙，隐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时人遂有“北大南高”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