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入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三、总结

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柏拉图的语言论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在柏拉图那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感性世界是纷繁芜杂、变动不居的，只有理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正如现实感性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一样，书写文字也是口说的言语的摹本。言语是直接的，透明的，能反映讲话者当下的思想，书写文字不过是对语音的转录、摹仿，是一种对言语的重复，是言语的替身。思想一旦用文字固定下来，就失去了与语音、语境的活生生的联系，也就暴露给了误解和歪曲。因而言语是在场的，第一位的，而书写文字可以存在于说话者的不在场、言语的不在场，只能是对言语的一种扭曲的再现，因而是不在场的、第二位的。这就是德里达所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通过对作为文字的“药”这个意象的分析，对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关于扬语音、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鞭挞。

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埃及有个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文字等许多东西。有一天图提想把他的这些发明献给国王,国王收下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却坚决谢绝了文字。尽管图提把自己发明的文字当作医治教育和记忆力一剂良药来看待，但国王却认为“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文字的发明并没有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却威胁和损害着我们的记忆。“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而记忆在柏拉图那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因为作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们是无法靠认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呢？柏拉图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轮回，已经掌握了真理，一旦转生为人，就把真理遗忘了。因此，要重新获得真理，就必须努力去回忆自己的灵魂原来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通过助长遗忘，文字切断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图为了转述老师的思想，使用对话体形式，以尽可能透明和忠实的方式转述老师所说的话。而庄子的言意观是由其道无本体论所推导出来的。庄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灵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所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庄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源头,无形无色，无始无终，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庄子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成玄英疏：“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中轮扁对桓公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书写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个道———意———书的层级解构，因此,在庄子和柏拉图之间似乎有了相似性，但这是否意味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度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同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书、言、意”的形上等级制，也存在着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事实上，庄子的有关言意关系的讨论的实质是“言”和“道”的关系，他意在说明作为表意工具的人为语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声名”的最高层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道既然是虚无、混沌的状态，那么任何人为的通过语言或思辨来悟道的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他否定的是作为整个语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书”，而并没有刻意地将作为口头言说的“言”和书写的“书”区分开来。在其他地方，庄子也同样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言”和“意”是用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一对范畴。“言”并不对应于英语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辞、名称、书、文等在内的语言的总体。如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就是围绕着“言”能否尽“意”展开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无言”，或者陆机所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其中的言都没有仅指口头言说的意思。尽管庄子反复强调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言，《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即是明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与“言”的悖论。只不过他主张不可执著于日常人为语言的拘囿，所谓“不落言荃”，因为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形名声色，“道”反而因为“言”而被遮蔽。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所以，他主张“无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语言本身不是目的，终极目的是体悟道，达至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语言观带有强烈的工具论的色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魏晋的“言意之辩”将其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诗学“意在言外”的源头，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庄子的这种“自然”哲学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庄子强调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和柏拉图都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表示了怀疑，但在柏拉图这里，语言被分割为口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为声音和意义结合体的口语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直接表达意义的理想语言。

德里达在《书写学》中指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肤浅的轻率的模仿者，对摹仿的对象一无所知，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达致真知，步入绝对美的殿堂。因此哲学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学，文学需要哲学的指导、制约，文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婢女。而庄子否定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无所谓口说的言语和书写的文字之分。柏拉图贬抑文字是出于对文字自身缺陷的考虑，在拼音文字中，书面语不能单独承载意义，而只是语音的转录、摹本。庄子对语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虚无”“混沌”的本性之考虑。汉语作为一种由图像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视为声音的符号，是一种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语言，正因如此，德里达从汉语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我们已经拥有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文字并不削减言语，它是将言语纳入到某个系统。”

二、结语

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性功能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这里选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布兰顿为《何谓哲学》一书撰写的主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较为浅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对哲学活动的独特界定，其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是在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论文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强调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坚持规范性的不可还原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使对正当性的证明，即给出理由的实践，成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布兰顿阐发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其中包含的指称理论是哈贝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预设的；而哈贝马斯则批评布兰顿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客观性概念，对交往的构想也不够充分。[11][1]Habermas,Jürgen(2000)FromKanttoHegel:OnRobertBrandom’sPragmaticPhilosophyofLanguage.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8(3),322-355.

[2]Andjelkovi,Miroslava(2004),ArticulatingReasons.PhilosophicalBooks45(2),140-148.

[3]TheLogicofInconsistency,withNicholasRescher,BasilBlackwell,Oxford1980.

[4]MakingIt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DiscursiveCommit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94.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法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5]EmpiricismandthePhilosophyofMind(ed.),byWilfridSellar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RortyandHisCritics(ed.),Blackwell’sPublishers,Oxford,2000.

[6]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May2000.此书的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已经出版，法文、日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7]TalesoftheMightyDead:HistoricalEssaysintheMetaphysicsofIntentionality.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

[8]RobertB.Brandom.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p.32-33.

[9]JaroslavPeregrin.TalesOfTheMightyDead.(BookReview)Erkenntnis59:421–424,2003.

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所跨时间虽不太长，但研究面貌日新，故又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7年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时宋明断代哲学史研究及人物个案研究得到了发展，但人物个案研究主要涉及重要的哲学家，故称发展期。这一阶段是以1978年前后的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为前奏的。由此，对程朱理学全面否定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程朱理学。对于朱熹思想，多数学者虽然认为朱熹的基本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即先于物而存在的理既在天上又在人的心中，但朱熹肯定理离不开物，认识事物之理就必须“与物接”，他所谓的格物穷理也就包含了接触自然界具体事物而认识其规律之义。就这方面而言，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中含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另外有学者认为朱熹思想中也有不少朴素辩证法因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为朴素辩证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还有学者认为朱熹一方面企图把“一分为二”从邵雍“先天象数”的迷雾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采纳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资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以后的程朱理学的研究比较注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新评价，一些以往作为批判和否定对象的哲学家一一得到了新的审观。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进一步阐明了程朱理学的形成、发展、传播的轨迹，认为程朱理学与孔孟儒学是一脉相承的，但程朱理学并不是对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新发展。二、扩大了程朱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注意研究二程、朱子的思想，而且注意研究二程门人及朱子门人的思想，尤其是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更是在哲学思想之外引申到了教育学、美学、文学、史学、科学等方面。另外，受90年代以来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影响，对宋明理学当然包括程朱理学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将其和儒学对现代文明的作用和价值等问题联系起来，重新确立程朱理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三、深化了程朱理学研究的原有课题。在哲学方面，学者们不再停留在对程朱哲学作一般性的定性分析，而是细致考察了诸如朱熹的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本体论、豁然贯通论、一体两说等哲学观点，并且对朱子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也进行了研究。同时，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也和对陆王心学的研究联系起来；不仅研究二者之异，而且研究二者之同。此时与程朱理学的研究相联系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宋明理学分派问题，即分理、气、心三派还是理、性、心、气四派，由此也有许多文章专著问世。在方法论上，不再单纯采用唯物和唯心的划分方法，而是各种研究方法并用。将这两个阶段综合起来看，80年代以来的繁盛期，程朱理学研究的成果可谓蔚为大观，琳琅满目，发表的有关程朱理学的论文有数百篇，专著包括思想史、哲学史、断代哲学史研究，对程朱、北宋五子、程朱门人等的个案研究（包括人物评传）亦很多。下面，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程朱理学的研究文献，对程朱理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一评论。

首先，就理气观来说，多数研究者认为二程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这块理论基石之上，这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意义。针对程颢说的：“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有人认为，“天理”二字古已有之，并非二程提出；亦有人认为，问题不在谁先说出“天理”二字，问题在于使理（或天理）变成最高的哲学范畴。这一点，庄子等人不是这样，二程倒是做到了。关于二程“天理”的含义，研究者一致认为其具有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但对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否成为万物的本原而产生万物，见解则有异。一种观点认为理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理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本体，并不能派生万物，因此，本体不等同于“始基”。对于“气”，多数研究者认为，“气”在二程的本体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材料。万物的形成和演化，都经历了由气化至形化的发展过程。在理气关系上。二程认为理不离气，理为气本和理先气后。就朱熹的理气观来说，观点较一致，均认为理、太极、道作为同一层次的范畴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气则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理”是通过“气”化生万物。就理气先后而言，理气浑沦不可分，不可说先后。

其次，人性论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人性论的来源，许多学者认为除了来源于《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说法以外，还来源于告子以及张载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对于程颐“性即理”的命题，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心性之学”，认为如果仅从“性理”之义上去理解“性即理”的命题的含义，就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意义，所以应该联系心性问题去理解“性理”之学。朱熹的人性论是二程人性论的继承和深入，张载、程颐“发明气质之性”可谓“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通过反复论证“人性即天理”，从这一理论出发，就得出“率性就是循天理”的结论。

再次，知行问题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总体上说，二程强调重知，知先行后。有学者认为，程颐的全部知行学说，表现出极鲜明的重知的特点，知先行后便是重知的体现。另有学者则在肯定二程的知行观是以知为本，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的基础上，又指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是重知说和乐行说的结合。并认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开启了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先河。朱熹和二程一样认为知先行后，只有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否则，人们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但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就知行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学者普遍认为朱熹也重视“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朱熹以为行重于知，他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履”的重要性。

最后，程朱理学的理欲观尤其是二程的理欲观对后世影响极大。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理欲之辨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理存乎欲”；二是“以理节欲”；三是“存理灭欲”。认为二程的理欲观是对历史上理欲之辨的总结和继承，同时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坚决反对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存乎欲”的观点，极力主张“存理灭欲”，同时也多少吸取了“以理节欲”的部分见解，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有的理欲观。这一关于二程理欲观的看法，和许多学者对朱熹理欲观的看法相近，认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封建伦理看至善至美的东西，而不许人们对之有任何异议。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程朱理学的理欲观肯定饮食男女的基本欲望，他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坚决反对佛教的禁欲主义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象现代文学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家叫做禁欲主义者是完全不恰当的总之，随着中国哲学研究内容的愈加广泛，问题的愈加深入，21世程朱理学研究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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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经典著作《新政治科学》（1952）中，沃格林以灵知派世俗政治神学，分析当代集权主义尤其是原苏联的政治结构是如何可能的。沃格林独出心裁的见解是，原苏联的政制与其说是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基于俄罗斯—拜占庭的国家与教会一体的东正教政治神学，以及从异端灵知派经过约阿西姆（JoachimofFiore）的异端政治启示录流传下来的“第三罗马”的理论。而谢林的《诸世界时代》、《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中就到处充满着“第三世界时代”、“第三酒神”、“启示的宗教”，“圣灵的时代”、“第三基督教”、“约翰的教会”等先知式的历史预言。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事件》中同样特别地提及这一点。[1]谢林认为历史的力量在于灵魂和精神，哈贝马斯说他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先驱”是不对的。[2]谢林将政治和历史都视为灵魂和精神的政治和历史，这种唯心史观难道不是一种灵知派激进的末世论吗？谢林的历史哲学是否也该为整个现代性具有同一起源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种种灾难性后果负责呢？

沃格林认为，尽管谢林的“第三基督教”与约阿西姆的“第三时代”的政治启示录有紧密的关联，但是谢林的良好的平衡感使他没有陷入一种放纵不羁的“异端政治启示录的末世论”之中，正是这种没有约束的末世论才成为二十世纪东方和西方的集权主义的根源。按照沃格林的哲学，谢林试图以圣灵化的“第三基督教”克服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可以与柏拉图对过去的象征秩序的克服以及基督教对希腊神话世界的克服相比，这一新的象征结构直接以思辨的语言表达了新的灵魂的经验，整合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理性与信仰综合的意识结构。因此，沃格林说：“谢林的理念的哲学不仅一般在西方思想史上，而且也特别在政治思想史上建立了一个意识的新水平。我们可以试着通过比较谢林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与柏拉图在希腊历史中的地位标出这一新水平的特征。”[3]

沃格林认为，谢林的“级次学说”（Potenzslehre）在基督教的思想内，直接地表达了灵魂的意识对整全和历史的意义。而没有经过基督教的柏拉图则以神话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意识水平。沃格林给予谢林的哲学的平衡感以极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将谢林的地位与阿奎那的地位做以比较。如果说阿奎那的体系是试图在欧洲高等文明破裂分散入各种此世的特殊的共同体之前，协调其张力的一种努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谢林的体系是在欧洲最后的文明破裂分散入我们时代的危机之前，平衡其全部张力的最后的巨人般的努力。”[4]

沃格林将谢林视为二十世纪的危机前的十九世纪的综合、平衡、和谐和集大成。沃格林认为，谢林是自1300年中世纪大一统的分裂之后再次将笛卡尔以来的变乱的和对立的各种哲学语言和基督教的语言综合起来的哲学家。谢林本人也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称谢林是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以往哲学流派的“吹牛大王”。[5]沃格林认为，谢林不仅通过回归布鲁诺和波墨，克服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对自然的遗忘，而且还通过新泛神论体系克服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泛神论与单子论的表面对立；他不仅通过自由体系克服了康德的先验的、形式自由和费希特的主体性的自由的困境，而且还通过其晚期的存在主义克服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体系；他不仅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神话的哲学思考克服了理性主义设定的界限，而且还通过级次说克服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他不仅以其基督和酒神的新神话学直接开启了荷尔德林和尼采的酒神颂和酒神哲学，而且还以其艺术哲学开启了二十世纪“艺术至上”的趋势……

沃格林说：“在谢林之后到来的是他以灵魂的力量将它们聚拢在一起的那些要素的剧烈的分裂。结果我们在他的下几代看到了他的经验的各个部分的溃散：在叔本华那里的意志的经验和涅槃的经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的回归内在的渴望；在弗洛伊德那里的无意识心理学；在尼采那里的酒神体验和此岸的恩典的经验；在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大众运动中的对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对第三王国的渴望；在尼采、弗洛伊德那里的在世界大战的毁灭和自我毁灭的高潮亢奋中伴随着焦虑的对恶兆的狂欢的经验。这些要素的分裂标志着时代的危机，而这些要素的平衡则标志着谢林的伟大。谢林从不期待着它们的溃散，而且他也很少引起它们的溃散，因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文明地震的地震仪，而不是它的起因。（略）因此，谢林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而不是一个开端；他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就如同柏拉图、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那样。但是，在他的著作标志着文明时代的终结之时，他也建立了意识和批判的新水平。对于那些被围困于一片混乱的示微的传统、各种相互冲突的末世论、现象的思辨和迷狂、各种意识形态和纲领、盲目的仇恨、各种狂欢的毁灭等等之中希望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脚点人来说，谢林的成就作为定位点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中具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6]沃格林从他自己对实在的整全经验的思想、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视角和当代的时代危机的问题背景解释了谢林思想探索的意义和地位。我们即使不能断定沃格林的评价恰当与否，至少这种评价可以改变我们所接受的庸俗哲学史教程中的谢林形象。

二谢林在哲学史中被长久遗忘

在我们通常所接受的纪念碑式的哲学史中，谢林是一个人们既熟识又陌生的名字，一个处于康德和黑格尔两个巨人的阴影中让人捉摸不定的形象。通常人们认为，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有一场“巨人之争”，这场争论随着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和新康德主义的复兴而波澜壮阔。而谢林在“康德和黑格尔之争”之间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而已，这个二十三岁时便名满天下、领袖一方的哲学天才，不过是一个时代明星（1795-1802年是短暂的“谢林时代”）。[7]

谢林的声誉最早的诋毁者正是黑格尔。[8]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1806年的部分中仅仅说到了谢林的前期哲学：“谢林的哲学‘著作’的序列同时就是他的哲学形成的历史，并且表达了他逐渐从他据以开始的费希特原则和康德的内容中超拔出来的过程。……如果要我寻找一本最后的著作，在其中他的哲学得到最确定的发挥，这样的著作是举不出来的。……他每部著作总是重新开始，从来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完整的全体。”[9]黑格尔的捍卫者总是用严格的科学体系，也即概念演绎的辩证法来攻击谢林，而谢林对概念体系或概念的辩证法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毕生探索的是一个自由体系。[10]现在看来这个黑格尔派所认为的缺点倒毋宁是谢林哲学的优点和力量所在。在谈到谢林的《自由论文》时，黑格尔只是说：“他的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是具有深刻的思辩意义的，但它只是孤立地存在。”[11]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洞见与盲视幽默地评论道：“由此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根上怎么也不能理解另一个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伟大之处”。[12]谢林生前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名声和思想必将会处于黑格尔的威胁和影响力之下。果不其然，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谢林的哲学一直处于无法摆脱的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阴影之中，再加上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遗产的誓死捍卫，以及马克思及其尾随者的批判，谢林在哲学史上已经名声扫地了。当黑格尔成为一个世界性思想家时，谢林的知音却寥寥无几。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地位妨碍了从哲学上把握谢林的著作。”[13]

对谢林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还是柏林青年黑格尔小组成员的恩格斯捍卫黑格尔批判谢林的三篇论文：《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和《谢林：基督教哲学家》。[14]恩格斯捍卫尸骨未寒的大师黑格尔说：“随便问哪一个哪怕稍微懂得一点精神统治世界的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也即争夺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战场在哪里，他都会回答你们说，这个战场在柏林大学，在谢林讲启示哲学的第六讲堂。”[15]恩格斯指责谢林的启示哲学是非理性的，他嘲讽地评论说：谢林“迈出了决定的一步，公开声明同纯粹理性一刀两断。自从经院哲学以来，谢林是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人。”[16]

恩格斯认为谢林自三十年代以来所讲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是“调和启示和哲学”，但是“哲学与基督教互不相容，因此，圣经使谢林陷入了比黑格尔更糟糕的矛盾。黑格尔毕竟还有哲学，虽然是一种表面上的基督教。而谢林提供的既非基督教，也非哲学。”[17]恩格斯说：“谢林是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哲学家。”[18]他的启示哲学体系是“把对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和灵知派的幻想偷偷运进自由的思维科学的第一次尝试。”“那种灵知派的东方荒诞思维就是整个级次过程的根据。”[19]恩格斯不无惋惜地说：“他与年轻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当时他那思潮起伏的头脑产生过智神帕拉斯（即雅典娜）式的光辉思想。他自由无畏地航行于开阔的思想海洋，以便发现大西洲（即绝对）。”他说：“一个哲学家，而且是新渎神派的创始人，竟会在1842年发生如此可喜的转变，会这样兴致勃勃地宣讲基督教的基本教义？”[20]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是十九世纪哲学史重要的一章。看来谢林思想注定要在以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在哲学的舞台上，这是一位思想家的命运。

三谢林哲学的全面复兴

谢林哲学在德国的复兴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两位著名的谢林学者弗尔曼斯（HorstFuhrmans）与海德格尔的学生舒尔茨就谢林晚期哲学之实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舒尔茨在《谢林晚期哲学中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1955）中坚持谢林晚期的哲学仍然是否定哲学，即同一哲学，不过同一的基础不再是费希特的自我，也不再是自然哲学的自然，而是上帝。正是舒尔茨的这本力作，打开了通往谢林晚期哲学研究新的通途。弗尔曼斯在《谢林后期哲学》（1940）中以及《谢林实定哲学的上帝概念》一文（1965）中都坚持谢林的晚期哲学是一种实定的哲学（positive），弗尔曼斯对后来的谢林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21]

只有理解谢林的晚期哲学，才能理解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定位和批判的理据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远的意义，因为谢林认为黑格尔将否定哲学即逻辑的同一哲学视为绝对的哲学体系，它只是本质的、概念的、理性的、可能的、精神哲学，而根本没有实定哲学体系。对于谢林而言，仅仅象黑格尔那样强调理性和精神是绝对不够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理性并不能保证理性自身不运用于恶的方面，精神本身因此也不是最高的东西，换句话说，理性和精神都不能自我证明自身是最高的和善的力量，也因此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谢林说：“整个世界显然是在理性之网中，但是世界如何进入可理解性之网这一问题却超出了理性的界限，它意味着比理性更多的东西”。谢林毕生对理性的基础和根据的探求达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和限度，唯有谢林在德国唯心论内部尝试了各种“建构”的形式，并朝迈出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二十世纪叛离黑格尔的现代哲学运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海德格尔称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完成者和终结者，他没有把这个名称留给黑格尔。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来的那样，只有将谢林放在整个现代哲学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才能理解谢林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的意义。后现代对谢林的重新发现更注重走出哲学史所谓的“康德和黑格尔之争”的框架，理解谢林思想对于二十世纪哲学的开端性的影响。谢林不仅对近代西方哲学作了彻底的清理和扬弃，而且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二十世纪哲学的基础。谢林对德国神秘主义传统的扬弃、对笛卡尔和康德分裂自然与精神以及现象与物自体的批判、对斯宾诺莎的实体论的批判、对笛卡尔以来直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唯心论的批判、对意志论传统的新阐述、对基督教的批判、对黑格尔、荷尔德林、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以及整个存在主义，对青年黑格尔派、对蒂利希等等的巨大影响……这些显示了谢林在整个德国精神史上的转折点的地位。抛开谢林，那一段德国思想史是不好理解的。没有谢林，后现代的起源上将缺少一个重要的源头。

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发现，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克尔凯郭尔以及对后来的存在主义者、对其它各种所谓的非理性哲学的深远影响，是二十世纪哲学的开端。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二十世纪的各种现代思潮的起源其实在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在重写的十九世纪哲学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谢林就没有青年黑格尔派！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和生存主义的思想早于克尔凯郭尔，并深深影响了他。《哲学片段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几乎在重复谢林对黑格尔的“非科学的”批判的工作。谢林对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蒂利希称谢林对人的生存的非本质主义的思考是哲学史上伟大的转折点。[22]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1953）一书中更是将谢林直接列为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潮流的起源：他称谢林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首创人”，“天才的哲学家”，“贵族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新哲学的第一个中心人物”，“非理性主义的鼻祖”，“抵抗辩证法的中心人物”，“哲学危机的预见者”等等。他说谢林的理智直观的方法“已经为叔本华规定了前提，就象后来为尼采，再后为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等等规定前提一样。”[23]

后现代主义还发现，谢林还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艺术哲学家。为什么谢林能写出第一本现代艺术哲学著作呢？因为谢林将艺术视为比哲学更高的活动，它是哲学真理的本源。因此，我们可以说谢林是第一个确立艺术和哲学关系的现代观点的人。在整个德国精神史中，歌德、席勒、谢林和海德格尔共同分有一种观念，即诗与哲学（思或真）是同源的。他们都可以称为“诗人哲学家”，都拒斥后现代重新挑起的“哲学与诗之争”。谢林认为，通过作为“无意识的无限性”和“天才的礼物”的艺术，我们得以在理智直观中直观到同一性和绝对，而作为唯心论和先验论的哲学不能达到同一性本身的高度和深度。整个哲学都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同一而完全非客观的本原。它既不能用概念来理解，也不能用概念来表现，因此唯一之路就是艺术。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普遍性的，而谢林所谓的直观只有少数特殊的有艺术才能的个人或天才才能达到。[24]谢林则认为哲学仅仅是引导少部分人达到知识，而艺术则引导全部的人达到认识最崇高的事物的境地。[25]因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1835）和谢林的《艺术哲学》（1802）分别预见了现代“艺术之死”和“艺术至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谢林的艺术哲学是其自然哲学对应的另一极，因为自然就是无意识的和隐藏着的艺术，艺术的使命就是解读“神圣的自然”这本“大书”，这种“最古老的启示”。谢林的朋友荷尔德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谢林将艺术视为“精神的奥德赛”，这是一条类似于但丁的地狱、炼狱和天堂的灵魂救赎之路的自然—历史—艺术之路。

后现代主义还发现，谢林第一个打破了启蒙运动所坚持的严格的“哲学与神话的对立”，在德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完整的神话哲学。谢林用哲学的观点审视神话的历史意义，将神话视为人类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谢林的神话哲学就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在神话哲学中谢林认为绝对的主体就是上帝的永恒的自由，人在历史中的自由是上帝的自由的启示，因此神话哲学仍然是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的历史地展开。谢林的神话哲学研究几乎涉及了二十世纪神话研究的各种方法，从集体无意识到心理学分析，从社会学分析到人类学分析，从原始思维到原型理论等等。谢林的第三酒神的神话学与荷尔德林的酒神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及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都有隐秘的关系。

四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至高评价

谢林思想的遗忘某种程度上与他的哲学缺乏一个伟大的解释者有关。当海德格尔论谢林的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论文》（1971）出版后，[26]这一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海德格尔的谢林评论是他生前（1971年）发表的三个重要的讲稿之一，另两个是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讲稿。关于这三个人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和尼采是探索（由荷尔德林所开启的）新开端的两个失败者。[27]谢林曾经多次说过自己36岁时写下的《自由论文》（全称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1809）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海德格尔说：“它是谢林最大的成就，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28]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理解黑格尔与谢林关系的传统形象，[29]说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者，而“这篇独特的论文达到了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顶峰”，[30]是“稀世罕见之作”，是整个德国哲学最富创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为，“谢林真正是整个德国哲学一个时代中最有创造性和跨越度最广的思想家。他从德国唯心论的内部推动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场。”[31]这一至高评价成为谢林复兴中的一个强音。

海德格尔解释谢林的著作对谢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第一部解释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71）不象其《康德书》那样富有争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论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它同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神学的。”[32]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神学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学”且“非神学”的。而谢林则是“哲学与神学之间”或者说“调和基督教与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十九世纪的“调和”或“中介”，与其说是现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说是现代哲学的基督教化。在第二部解释谢林的著作《再论谢林》（1991）中，海德格尔完全将谢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即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神学），尤其是谢林的意志概念。[33]可以说，对谢林的《自由论文》的两部解释是海德格尔讨论本体论神学主题的重要文本。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从布莱格那里（1911-1914）我第一次听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整个根本上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本体论与思辩神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结构便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34]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的起源。[35]

在解释谢林的《自由论文》时，海德格尔为我们细致地清理出七种自由概念。[36]第一种自由概念是作为无需论证的自我开端（Selbstanfangen），从自身出发（Von-sich-aus-k?nnen），这是一个最古老、最原初的、自发性的自由概念；第二种自由概念是摆脱某物（Freiseinvonetwas），这也是一个为亚里士多德所熟悉的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第三种自由概念是对于某物（Freiseinzuetwas），自我自行关联于某物（Sichselbstbindenanetwas），这是一个肯定性的或积极的自由概念；第四种自由概念是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精神对感性的统治，这是被谢林所批判的在近性主义（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康德）中非常流行的一个非本己的自由概念；第五种自由概念是道德自律的自我持存性（Selbstst?ndigkeit），是自我立法（Selbstgesetzgebung），这就是谢林所批判的康德的形式的自由概念；第六种自由概念是致善与恶的能力，这是谢林自己的自由概念；第七种自由概念是思想史上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提出来的著名的的“既不/也不”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自由”（libertasindifferentiae），这是被谢林所批判过了的一个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它是相对于必然性的可选择的自由概念。在七种自由概念中，谢林的自由概念的深刻是显见的。

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自由概念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恶的形而上学”，更在于它在“本体论神学”上的前提，也就是谢林所说过的从恩培多克勒一直到歌德的古老的认识论原则：同类者认识同类，人通过己内之神认识己外之神。（I/7，337；页259）在解释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时海德格尔说：“上帝不是被理解为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制作种种事物，而是被理解为生成着的上帝。那不是上帝本身的、非被创造的自然的根据，它属于生成着的上帝的本质。被创造的自然也不是要被理解为如现在所是的、如我们所见的自然，而是要理解为生成着的、创造着的自然，也即一种自身是被创造的创造物，是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所说的作为被创造的自然的创造的自然（naturanaturansalsnaturanaturata）。人也不是要被理解为那种众所周知的理性的动物，他在地球上忙碌活动，并能分解为自己的组成成分，而是要理解为那种在他自身之中同时是存在的‘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的那种存在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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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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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vierTilliette.Schelling：Unephilosophieendevenir.[M],Paris:Vrin.1970.

注解：

[1]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7年。第65-74页，第261-265页。

[2]谢林的历史哲学充满了自莱辛的《人类的教育》（尤其第76节）、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1784）、康德的《从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永久和平论》（1795）、席勒的《耶拿世界史讲座》（1789）以来一脉相承的德国特有的历史浪漫主义的特征，并在《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中早于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历史的“精神现象学”。

[3]EricVoegelin,TheCollectedWorksofEricVoegelin.vol.25.HistoryofPoliticalIdeas.vol.7.TheNewOrderandLastOrietation.［M］，ed.byJürgenGebhardtandThomasHollweck.Columbia/London: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1999.P193-242.此处，P236。

[4]同上，P240-1。

[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人民出版社，1960年，页337。

[6]EricVoegelin,TheCollectedWorksofEricVoegelin.vol.25.HistoryofPoliticalIdeas.vol.7.TheNewOrderandLastOrietation.［M］，ed.byJürgenGebhardtandThomasHollweck.Columbia/London: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1999.P241-2.

[7]XavierTilliette,Schelling:unephilosophieendevernir,[M],Paris:Vrin,1970,Tom2.P491-500.科雷特（EmerichCoreth）、布拉德尔（LoisvanBladel）、祖玛（HansCzuma）等人将谢林视为费希特的推进者；黑梅尔（KlausHemmerle）、舒尔茨（WalterSchulz）和维兰德（WolfgangWieland）等人将谢林视为黑格尔的先驱；哈贝马斯在其博士论文《绝对与历史：谢林思想中的矛盾冲突》（1954）中、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谢林”的布洛赫在《早期谢林的自然作为唯物主义的有机原则》中以及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吸收谢林的思想；马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等人则推崇谢林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人们必定会奇怪地问道：为什么不能从谢林哲学本身出发理解谢林的独创性呢？情况直到蒂耶特（XavierTilliette）两大卷的经典著作《谢林：多变的哲学》（1970）和马尔凯（Jean-FrancoisMarquet）的巨著《自由与生存：谢林哲学的形成的研究》（1973）的出版以及新崛起的一代德法学者古尔蒂纳（Jean-FrancoisCourtine）、施朗格（JudithSchlanger）、维多(MiklosVet?)、布里多（EmilioBrito）、蔡特纳（HermannZeltner）和弗兰克（ManfredFrank）等人的研究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距离谢林逝世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6,8,10,4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340，,345,354.

[9]同上，页341-342。

[10]GuidoVergauwen,AbsoluteundendlicheFreiheit.［M］，Freiburg,1975.AllanWhite,Schelling:IntroductiontotheSystemofFreedom.［M］，NewHaven/Londom:YaleUniversityPress.1983.

[11]同上，页362。译文有改动。

[12]MartinHeidegger,SchellingsAbhandlung：überdesWesendermenschlichenFreiheit.［M］，Hg.vonHildegardFeick.Tübingen:MaxNiemeyer,1971.S15.transbyJoanStambaugh,OhioUniversityPress,1985.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18。

[13]同上，S14；页16。

[14]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97-205；页206-269；页270-293。WolframHogrebe,DeutschePhilosophieimxix.Jahrhundert:KritikderidealistischenVernunft,[M],München:WilhelmFinkVerlag,1987.在第三章中作者特别以恩格斯在《谢林与启示》中对晚期谢林的批判为批判思辩唯心主义的个案。恩格斯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对谢林1841年11月15日的讲座（这一系列讲座直到1842年3月8日结束）的一个报告。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97。

[16]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40。

[17]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63。

[18]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86。

[19]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18，226。

[20]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65，281。

[21]奥塞尔(ErhardOeser)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古代辩证法》（1965）中和布拉德尔神父都支持舒尔茨。而卡斯培(WalterKasper)在《历史中的绝对：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哲学与神学》（1965）中和鲍索拉(AdrianoBausola)在《谢林肯定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启示》（1965）中则支持弗尔曼斯。

[22]PaulTillich,AHistoryofChristianThought,[M],Touchstone,1972,p.447.

[23]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译，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09-168页，此处，页第126。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347。

[2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梁存秀，薛华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页278。

[26]MartinHeidegger,SchellingsAbhandlung：überdasWesendermenschlichenFreiheit.［M］，Tü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71.transbyJoanStambaugh,OhioUniversityPress,1985.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27]同上，S4;页5。

[28]同上，S2;页3。

[29]同上，S15；页18。同样的努力也参见，AndrewBowie,SchellingandModernEuropeanPhilosophy:AnIntroduction.［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3.第六章“谢林还是黑格尔？”。

[30]MartinHeidegger,DieMetaphysikdesdeutschenIdealisimus:ZurerneutenAuslegungvonSchellings:PhilosophischeUntersuhungenüberdasWesendermenschlichenFreiheitunddiedamitzusammenh?ngendenGegenst?nde.［M］，Frankfurt/M:VittorioKlostermannVerlag,1991.s1

[31]MartinHeidegger,SchellingsAbhandlung：überdesWesendermenschlichenFreiheit,［M］，Tübingen:MaxNiemeyer,1971.S4.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5。

[32]同上，S62；页78。参见，S79-80，页100。

[33]同上。也参见，MartinHeidegger,DerDeutscheIdealismus(Fichte,Hegel,Schelling)unddiephilosophischeProblemlagederGegenwart.［M］，Frankfurt/M:VittorioKlostermannVerlag.1997.

[34]MartinHeidegger,ZurSachedesDenkens.［M］，Tübingen:MaxNiemyerVerlag,1969.S82.《海德格尔选集》，页1281，译文有改动。

[35]关于谢林与海德格尔两位诗意哲学家的研究，1975年东京大学的大桥良芥（RyosukeOhashi）出版了一本《出神与泰然处之：论谢林与海德格尔》(EkstaseundGelassenheit:ZuSchellingundHeidegger.[M],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