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第四十七条遭遇的尴尬

宋立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一条：“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从法条的对比可以看出，监狱机关对罪犯通信进行检查的规定明显违背宪法精神，与“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原则相抵触，是对宪法最高权威的挑战。

首先，主体不合宪。监狱机关或者监狱警察显然不属于宪法中规定的“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是宪法第四十条中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这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即监狱机关原来隶属于公安部，但是隶属关系一变，就自然缺乏了宪法依据。

其次，理由不合宪。因为监狱在检查罪犯信件时并非总是“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更多的是为监管安全的需要。而后者当然属于宪法第四十条中的“任何理由”的范畴。

再次，程序不合宪。监狱法并未对信件检查规定必要的程序，在实践中操作起来随意性较大。

最后，对象不合宪。罪犯尽管触犯了刑法，但是其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不应予以剥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一是修改监狱法，将这一条取消；二是修改宪法，将检查信件的主体扩大为监狱机关，并增加相应的理由和条件等。对于前者不可取，因为从世界范围看，监狱机关都有对罪犯某些非特殊信件进行检查的权力，这无疑有利于监管和教育罪犯。对于后者，即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宪，或经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