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八个月总结范文第1篇

日本八路前田光繁使用过的军号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先锋队，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

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华北，控制了平汉铁路，前田光繁被派往河北邢台附近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就在他来到邢台3个月左右时做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是7月25日清晨，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冲进车站，尚在梦中的前田被一支枪管顶住脑门。根据以前听到的宣传，如果被八路抓住那就死定了！可是他等到的不是枪响，却是让他理解不了的优待。

不久，前田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认识到“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并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驻地。

在敌工人员的教育下，杉本一夫（前田）了解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冈田义雄、小林武夫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他又与7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在武乡县下合村野政驻地发起成立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杉本一夫任书记长。

从此，他组织日本反战士兵展开工作，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杉本一夫领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要负隅顽抗。平汉纵队的一位参谋领着杉本一夫，用隐蔽动作穿过小树林赶往前线。半夜，一小队战士掩护着他悄悄接近了敌军阵地，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喊话时，枪声的确停止了，杉本一夫甚至能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乡音：“听声音好像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吧。”“巴格牙鲁，闭嘴！这是阴谋！射击、开枪！”关家垴一战几乎全歼日军。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工作，领导组织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杉本一夫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恢复前田光繁本名，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但他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80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他还是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

2005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前田光繁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到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出席了山西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走访了曾经生活过的王家峪、下合、枣林村，为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特别是他把保存了60多年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英国记者何克使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受信仰和平主义的姑姑的影响，同情穷苦人。少年时随姐姐到瑞士求学，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深造。1937年何克从牛津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陪姑母穆里尔・莱斯特进行环球旅行。

他们首先到了美国，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看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到了日本。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然而它却标榜是为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政府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最初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可是，当1938年初他来到中国上海，看到刚刚沦陷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无辜被害的居民，在饥饿伤痛中挣扎的士兵，无家可归蜷缩在水泥路面上的临产妇女……这哪是什么“乐土”？

按计划，何克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要前往印度，她姑母与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准备再次会见甘地。然而看到如此情景，他毅然放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挥别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同时致力于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和鞭挞。在武汉，他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1938年6月，在史沫特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从汉口到达延安。一周后离开延安，经武汉到上海、北平等地活动。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39年春夏，何克在北平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筹措经费活动后，想采访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便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然而，他在出发的头一个夜晚就染上了副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便邀请他访问了军区司令部，并与他进行了长谈，为他介绍了八路军如何克服困难与日军进行坚决的战斗。随后，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安排下走访前线，了解抗日游击战场，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通过数日的采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支队伍，他感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为了对八路军有更多的了解，他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恳求。聂荣臻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许可，聂荣臻特地为他配备了四名警卫和一位翻译陪同，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于是，他跨过正太铁路，在一二九师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采访，总司令得知这位来自英国的和平使者专程来采访，在百忙之地抽出时间来，多次与他进行交谈，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的何克，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而能够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这期间，八路军总部正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他还采访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士绅们，士绅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感动着他，特别是大家踊跃捐钱捐粮，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使他看到武乡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是何等热烈。

在武乡，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学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有空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还深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兵工厂、制药厂以及作战部队进行采访，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他“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结束考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后来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地把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迹传达给了世界。

由于日军“扫荡”，战乱中他的外文打字机埋在了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院子里，可是日军走后，返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在什么地方了。何克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个来月时间，为了“工合”事业，他决定离开太行山，经西安到宝鸡“工合”办事处。1941年，他担任了“工合”组织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校长，1945年病逝于甘肃山丹。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24张军用地图。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证实打字机为何克所留。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这台英国产“ROYAL”皇家牌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何克从北平带到太行山区的，他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在各机关、各部队以及根据地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每天晚上都坐在油灯下将采访的情况写成稿子并打印出来。曾说过，“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这部外文打字机的闪光点。这部外文打字机出土后，原陈展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贺年片

这是1944年春节前夕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在春节时发送给太岳区各军政机关、首长的贺年片。正面套印“恭贺 新年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全体鞠躬”字样；背面为贺卡的祝贺词正文：

今年的新年，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为中国抗战胜利前途所鼓舞着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在华日人反战联盟，是由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自愿组织的抗日团体。

1939年11月7日，7名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战俘，由杉本一夫发起，在山西省武乡县下合村东坡上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唤醒联盟。不久，更名为“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 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为了加强和扩大反战宣传作用，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联盟自行解散。

护士八个月总结范文第2篇

1940年8月20日19时的芦家庄火车站，远处“轰隆隆”驶来一列日军火车。包围车站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战士端起了枪，可是不到规定的作战时间，团长谢家庆命令指战员暂时隐蔽。

这列日军火车驶过之后，黑夜恢复了宁静。月光下，十六团的队伍沿着河流和山谷，“拉”成一个圈，紧密地包围着驻守车站的敌人。

二营战士拔掉第一道铁丝网的木桩，悄悄地通过了铁丝网；接着又拉倒了第二道铁丝网的木桩，敌人还未发觉。当拉倒第四道铁丝网时，敌哨兵被惊动，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投手榴弹！”谢家庆命令强攻。手榴弹不断地在堡垒群中爆炸，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了上去。

百团大战就这样首先在谢家庆指挥的芦家庄车站战斗中打响了。不到半小时，7个堡垒全部被十六团攻占。敌人向西逃窜，三营向东打过去；敌人向北逃窜，二营从南面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日军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只好分成五六个小队，号叫着冲锋突围。但连冲了五六次，都被十六团的战士们端着刺刀杀了回去。

十六团在百团大战中首战告捷，歼灭日军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控制了芦家庄火车站后，不仅有效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还截断了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钢铁运输线，为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百团大战的亲历者、六师原政委赵予征说：“八路军战士经常吃不饱、体力差，一开始拼刺刀拼不过日本兵，敌我双方的伤亡是一比三。后来大家摸索出‘三对一拼刺法’，即三个人搭配成一组和一个日本兵拼，一旦拼不过，就‘飞刺刀’一枪‘结果’他，效果很好。”

1940年9月2日卷峪沟掩护师指挥所转移的那一仗，打了15个小时，打得非常激烈。在争夺羊儿岭的战役中，“三对一拼刺法”收到奇效。这一仗，赵予征所在的六连和敌军是一比一的伤亡比例。战后，一二九师表扬卷峪沟参战部队“坚决、勇敢、机动、灵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临十六团慰问。电视剧《亮剑》第一集使用的就是十六团卷峪沟阻击战的场景。

经过短暂休整后，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了。十六团受命攻打榆社县城，这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标的榆辽战役的一部分。1940年9月23日夜，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十六团和七七二团按预定计划向榆社县城推进。

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十六团经一夜奋战也未能攻克。24日，谢家庆重新部署、调整火力，再次强攻，仍未奏效。25日拂晓，部队总结前两次强攻的经验后，发起第三次攻击。在炮火掩护下，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攀缘二三十米高的断壁，铰断层层铁丝网，突破碉堡群，冲进敌军榆社中学据点。日军凭借校园开阔的操场、大碉堡和地下暗堡，在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此时，十六团三营五连一排长连破五道铁丝网后英勇牺牲，八连只剩下18个人坚持战斗，二营正副营长相继负重伤，部队难以继续推进。为了避免大的伤亡，谢家庆下令停止强攻。

经过仔细研究地形，谢家庆提出采取逼进作业、坑道爆破的方案。于是立即组织部队挖地道、埋炸药。陈赓旅长还亲临火线检查作业情况、鼓舞士气。

9月25日下午17时，坑道爆破成功。谢家庆率二营、三营乘爆炸烟尘，冲入敌核心工事，与敌人展开肉搏。日军使用了毒气弹。战士们被熏得睁不开眼，谢家庆也顿觉头晕目眩，但他以超凡的毅力坚持高喊：“利用炸开的坑洞作掩护，消灭敌人！”经过40多分钟的激战，敌军中学据点终于被攻克。

历时三天的榆社攻坚战胜利结束，榆辽公路上敌军据点全部被拔除，榆社城解放。据守的板津大队藤本中队长剖腹自杀，220名日军全被歼灭。我军缴获各种炮1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

我们这次山西之行也来到了榆社县。新的榆社中学仍在原址，但战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从学校雄踞高坎的这个地势，仍然可以看出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榆社县史志办给我们提供了十六团解放县城的历史资料，在县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当年八路军留下的文物和图片。

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十六团的芦家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护士八个月总结范文第3篇

一、农民“五抗”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根据地创建的基础

由于阎锡山推行所谓“新政”，在山西各县成立了“公道团”，武乡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公道团”、“国货实践团”，从政治上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还设立了“官盐店”、“土货商店”等，在经济上加紧了对农民的掠夺。阎锡山规定：凡家资不到500元银洋者，不能当村长。这样，从县衙到村政权，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形成了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据1935年统计，当时武乡约有13万人口，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54%，并且大部分是上等地；而占农村人口76%的广大贫苦农民，占地却不到30%，还是远地、薄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高租重利的残酷压榨，以及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导致农村经济急剧破产，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受剥削、受压迫愈深，其斗争性也愈强。人民群众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就会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投入到反抗封建压迫的行列中去。

早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乡人民就开始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武乡县在太原和北平上学的进步学生也曾回乡组织民众，进行了驱逐贪官污吏、清算财务账目、整理田赋、反对“官盐店”等一系列斗争活动。1933年5月，武乡早期革命活动家、1927年参加革命的李逸三，通过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大革命时期苏区的经验，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即与武乡进步人士史怀璧、高沐鸿等，组织、发动贫苦农民和小学教员成立农民“抗债团”，作为党的组织展开斗争。

1933年初秋，武乡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据中共山西特委指示，武乡农民“抗债团”在县城（今故县村）“流通图书馆”秘密成立。“抗债团”成立后，印发了《晋东南抗债团宣言》。中共武乡县委下设的东区、中区、西区3个中心支部，都加强了对各个乡村“抗债团”的领导，组织发动了以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为中心的农民“五抗”运动。经过秘密发展，抗债团员很快增加到200余人。“抗债团”最初的活动，主要是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以此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进而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1933年冬，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抗债团”进一步组织群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团员中选拔出一批忠实勇敢、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硬抗队”，专门对付那些反动透顶的劣绅土豪。

为便于活动，县委还决定，利用社会上原有社团的公开合法形式，掩护党领导下的“抗债团”活动。据当时统计，在“抗债团”的领导下，武乡全县抗住了80%的各种租税，逐渐出现了“地主不敢要账，穷人拒不还债”的局面。“五抗”运动取得了革命斗争的初步胜利。

武乡农民“五抗”运动，是在山西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学习与借鉴苏区农民运动经验与武乡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山西早期农民革命运动的典范。运动抓住了农村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为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山西党组织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等农民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依靠八路军，开辟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武乡位于太行、太岳两山之间，雄关险塞，地处要冲，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争夺地盘，备兵设防，战事十分频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此处战略地位重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建党较早，人民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所以早在1937年就被开辟为太行中心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等党政军重要机关曾长期驻扎在这里，武乡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作战。11月，八路军谢家庆、张国传来到武乡，配合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战工作。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在华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战工作的指示，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派出共产党员韩洪宾和工作员姚伯功任武乡县牺盟特派员，以合法身份进行抗战动员。同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派徐子荣、王玉堂、高沐鸿等人到武乡，建立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该工作委员会建立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改造了各级旧政权，组织起工、农、青、妇各救会和抗日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开展游击战争，打开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4月16日，八路军主力在武乡长乐滩歼敌22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时也使武乡人民受到了“不抗日，活不成，要生存，必斗争”的现实教育。到年底，全县48个大编村，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2500多人，成为抗日斗争的一支骨干力量。1939年7月，日军占领了白晋沿线武乡所辖的南关、分水岭、权店、南沟、故城等地，建立了维持会等汉奸组织。1940年夏，日军占领了武乡中部的段村镇，把武乡分割为武乡（东）武西两个县，武西多数村庄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段村敌伪也把“维持区”扩大到长乐、上司一线，日伪势力十分猖獗。在军分区的支持下，武乡县委开展了全面的反“蚕食”、打“维持”斗争。到1942年，“维持区”被压缩到5公里以内，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39年至1943年间，日军以占领地为“扫荡”之依托，在“扫荡”中大肆施行“三光”政策，妄图加速对根据地的“蚕食”。而对险恶的斗争局面，武乡县广大民兵、自卫队配合转战当地的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建立了“男人挑一担，女人提一篮”的野外生活，组织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游击生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和攻心战等各种巧妙打法。

1943年6月，日军小林大队指挥伪剿共军赵瑞、段炳昌部约3000兵力侵占了武东重镇蟠龙。武乡县委遵照太行三分区提出的“坚持劳武结合，围困蟠龙敌寇”的战斗口号，在蟠武线上开展了游击生产，建立了野外生活，经过八个半月的围困斗争，终于把敌人挤出了武东根据地。在除奸防特方面，民兵除配合反特除奸活动巡逻放哨外，还镇压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1944年，随着局部反攻的开始，各地在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的前提下，继续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军优属和大练兵运动。武东、武西两县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配合太行西进部队，于1945年8月26日一举攻克段村大据点，武乡全境获得解放。

武乡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坚持抗日战争的同时进行反顽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动员开明士绅支持抗日

抗战时期，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坚持和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我党的团结和领导下，武乡开明士绅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捐款筹粮，积极为抗战工作献计献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39年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武乡之时，发动了第一次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解决驻军及参战民众的粮食供应问题，9月19日，武乡县抗日政府以牺盟会的名义在土河村召开了盛大的榆（社）、武（乡）士绅座谈会，朱、彭总、副司令应邀参加了会议。总司令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士绅在抗战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倡导各阶层精诚团结，共同抗战。参加座谈会的开明士绅纷纷慷慨献粮，武乡士绅裴玉澍、郝培兰等50人，当场自报捐粮190石，捐款（银洋）220元。其中，杜青史将家中的土地、钱财除生活费外全部捐出。朱总司令对武乡士绅毁家纾难、捐款献粮的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并为与会士绅躬授奖旗。这次座谈会，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许多士绅由中间派变为进步力量，抗战力量得到增强。接着，县政府又在姚庄召开了士绅大会，座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和政府的屯粮法令，并发起了在全县屯积6万石公粮的运动。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公款的基础上，本着有粮出粮、无粮不出的原则，制订了具体的屯粮办法。全县士绅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捐献粮款，5天即完成6万石公粮的屯积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军用急需，对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提供了根本保证。

1941年，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实行统一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建设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晋冀豫边区目前十五项主张”，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民主政治，充实健全“三三制”政权。这是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新的政权形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在根据地的体现。武乡县委按照有关部署进行了宣传发动，并在活庄村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提出成立“三三制”政权的构想，得到开明士绅和同情革命的地主的广泛拥护。县委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陆续在全县开展了村政选举。经过村选运动建立的新政权，具有广泛性，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支柱。开明地主和士绅参加政权，大大协调了各阶级的关系，维护了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使各阶层的团结更加趋于巩固，许多问题均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在新政权的感召下，武乡全县在抗战初期逃亡的地主与员48人中，有28人陆续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上，武乡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939年至1942年开展了减租减息、清债反霸运动。而减租减息也有个政策和原则问题，既要保护广大贫农的切身利益，又必须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因此，我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一方面发动贫苦农民，向顽固地主发起斗争；另一方面注重团结开明士绅。随着减租减息的深入开展，封建土地制度逐步削弱，贫苦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保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这场运动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开明士绅深明大义，主动执行党的政策，配合我党开展工作的因素。不可否认，在减租减息中，开明士绅同样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四、武乡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与伟大贡献

从武乡党组织的创建到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武乡人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同时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重要机关在武乡长期驻扎，不仅领导和指挥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也具体指导了武乡的各项工作。武乡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及早创建与巩固，正是在上级党、政、军机关的直接指导下发展壮大的，因而避免和减少了许多失误和挫折，战胜了困难，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动员农民进行了人民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武乡党组织从创建之日起，就领导和发动农民成立“抗债团”，开展了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的“五抗”斗争，调动了广大农民奋起革命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实行减租减息、清理旧债，直至解放战争中的等一系列政策，使广大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全县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和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从战备到生产，从参军到支前，出现了军、政、民一体，团结抗战的动人局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从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掌握与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早在30年代，在武乡党组织酝酿筹建的过程中，就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帮助。在抗日战争中，武乡党组织始终把抗战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多次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在共产党的宣传影响下，各界人士纷纷自觉地为抗日出力。在政权建设上，武乡党组织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原则，邀请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我党赢得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四）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在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一样开荒种地，进行生产劳动；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各级党组织组织民兵协助群众坚壁清野，帮助他们安全转移；在反“扫荡”结束后，党组织又及时为受害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组织生产自救。

（五）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始终注重自身的组织建设，不仅使党的战斗堡垒更加坚固，而且使党群关系更为密切，对于发动群众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48年，县委又结合进行了党组织的全面整顿，及时纠正了“左”的做法，团结了绝大多数群众，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正因为武乡党组织始终与人民一体，真正调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使这块英雄的土地爆发出革命生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武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7年间，先后参军14246人，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窑洞战等大小战斗共计6568次，毙伤日伪军29330人，缴获武器14020件。武乡人民不仅直接参军参战，更担负了繁重的战勤任务。在战争年代，全县215个行政村，共为部队筹集公粮2.5亿斤，妇女做军鞋49.5万双，做米袋、挎包100.75万条，提供蔬菜、肉类和食油500.75万公斤，提供煤炭、木材等燃料30.7万公斤，提供畜力车辆4300多头（辆），先后涌现出杀敌英雄和劳动模范152人。八年抗战中，武乡这个仅有14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牺牲和致残的县区村各级干部和民兵群众达15300余名，载入烈士英名录的有3200余名，出兵达14000余人，派出南下北上干部5300余人。若以县为单位计算，武乡县出兵、出粮、出干部之多，为太行全区之冠。

总之，武乡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太行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护士八个月总结范文第4篇

张正坤（1899―1941），湖南浏阳人，知之者寥寥，因他牺牲得太早。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临危受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组织部队突围，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7昼夜，最后伤重被俘，是皖南事变中仅次于叶挺的新四军被俘高级指挥员，也是被屠杀于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最高级指挥员。

不让张正坤说后面的话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等率红二、六军团主动向湘西敌军发动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0月，调集孙连仲、徐源泉、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6路纵队共130个团，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实行战略转移。

11月4日，在桑植刘家坪召开的二、六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部署红军突围长征的准备工作，决定红六军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离。他对十八师师长兼政委张正坤说：“这回十八师要更辛苦一些。你们要从龙山茨岩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要狠―点打，又要机动灵活地打，把敌人吸引住就行，尽量减少人员牺牲。”张正坤当即表示：“贺总，你们放心走吧，只要我张正坤……”急忙举手示意，不让张正坤说后面的话。

十八师是六军团的一支老部队，原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3个团，驻守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龙山茨岩塘一带。二、六军团突围长征前，新组建了十六师，把十八师的五十二、五十四两个团拨归十六师建制，改编为四十六、四十七团。十八师的主力只剩下一个五十三团，共计1500人，后由地方干部和游击队700余人组建了五十二团，加上省直、师直机关、野战医院，全师共3000余人。该师师长兼政委张正坤，参谋长刘风，政治部主任李信;五十三团团长刘风兼，政委余立金，副团长兼参谋长苏鳌;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政委刘诚达。

王震代表总部专程赶到茨岩塘看望十八师指战员，叮嘱他们加强佯攻，不要让敌人发觉主力的行动意图，即使十八师打垮了，就是化装成工人、农民也要追赶主力。他还把一部5瓦电台调配给十八师，成立电台队，派总部无线电大队报务员黎东汉任电台队长，并风趣地说：“将来电台就是你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了。”

敌人越打越多是值得庆祝的事

张正坤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布置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策应主力突围的具体任务。他说，李信主任提了一个口号，叫“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十八师要用“四不怕”拖住敌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1月10日，张正坤命令刘风率五十三团一个营，樊孝竹率五十二团一个营，分别从龙山茨岩塘、兴隆街出发，主动向永顺、保靖方向发起佯攻，把湖南方面的敌军引向酉水南岸;11月19日，当红二、六军团主力实施转移时，他们又突然掉头向西北方向急进，做出攻打龙山和来凤两座县城的样子，诱使湖北方面的敌军调兵遣将固守两城。

张正坤又组织十八师五十三团二、三营及五十二团部分兵力扼守茅坪、兴隆街一线，摆出保卫根据地的架势，拖住敌人。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他们在主阵地前埋下了几千根竹签。11月21日上午，敌刘文华团在迫击炮、机关枪的掩护下，向据守茅坪阵地的十八师发起进攻，当敌进至竹签区时，红军战士立即猛烈开火，敌兵在枪弹和竹签中无处藏身，一片惨叫，死伤枕籍，龟缩于龙山城的敌军师兴周部不敢轻举妄动。

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转移后，11月下旬，各路敌军如潮水般涌入原来的根据地，致使根据地仅剩下以茨岩塘为中心的南北十余华里、东西四十余华里的区域。敌方以陶广纵队的钟光仁师、李觉纵队的十九师、新三十四师的周燮卿和顾家齐两个旅、徐源泉纵队的独立三十四旅、独立三十八旅以及反动团防、土匪武装等几十个团约十万兵力，把十八师团团包围于茨岩塘地区，企图全歼。

张正坤指挥若定，带领十八师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利用深山密林与敌人兜圈子。但是，根据地范围愈来愈小，敌我态势的发展愈来愈不利于十八师。

有的战士沉不住气了，向张正坤报告：“敌人越打越多，怎么办？”张正坤说：“敌人越打越多是件值得庆祝的事，表明上级给的任务我们完成得很好嘛！”十八师不仅吸引住了十万敌军，而且给敌人一个错觉：红军此前两度到外线作战后，都返回了根据地;这次红军拉到外线去，还派了一个师留守，红军肯定还会回来。因而除以少量敌军追击红军主力外，分布于原来战线上的主要兵力大都没动。这就为红二、六军团胜利突围，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十八师不断收到电台传来的捷报：二、六军团主力突破敌人澧水、沅江封锁线，占领沅陵、桃源、辰溪、泸溪等重镇，进至溆浦、安化、新化、蓝田、锡矿山等湘中地带，并按计划挥师西进。

敌人发觉上当后，立即调几个纵队一路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这个情况，红二、六军团总部电令十八师：“立即突围、保存实力。”

这时，敌周燮卿、刘文华等部十几个团的兵力，向茨岩塘压缩合围，企图围歼红十八师。张正坤命令驻守兴隆街的五十二团向茨岩塘收缩，集中兵力迎敌。他带领部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山势和敌人在指挥上不统一的弱点，同敌人打了4天4夜的“蘑菇战”，于12月8日从茨岩塘东北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用枪杆子拼出一条血路

突围后，张正坤率十八师向东北方向转移，12日抵桑植县城以北的鹿儿口宿营。13日上午9时许，十八师北进途中在苦竹坪与敌一个团接火，经过一番激战，消灭敌人百余，缴枪100多条。可敌方的枪声越响越密，敌人越打越多，原来敌孙连仲二十六路军的6个团一齐压过来了。十八师三面受敌，张正坤带领部队且战且退，黄昏前终于甩开敌人，经鹿儿口退至凉水口，又遭到几个反动团防的袭击。十八师的一个连被冲散，被200多敌人围困在莫家塔的一个山洞里。连长向宽二组织了几次突围未果，仍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枪托相搏，最后向宽二等3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

14日晚，十八师退至陈家河宿营，收到总部电报：“主力已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你部可相机西出与主力会合。”次日，十八师在陈家河召开全师大会，张正坤说：一个多月以来，几十倍于我的敌人对十八师进行了疯狂的“围剿”，部队虽然减员千把人，但队伍越打越坚强。现在主力已向贵州开进，总部命令我们前往同主力会合。不过敌人是不会乖乖地让路的，我们要用手中的枪杆子拼出一条血路。

16日，十八师踏上与主力会合的凶险征途。王必轩的团防勾结大量正规军追至陈家河，向十八师发动扇形攻势。张正坤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强渡澧水。当地船工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快的速度把子弟兵一船船地送到对岸。可有一船女兵在河心被敌人截走，她们是后方机关和医院工作人员，落入敌掌后受尽污辱，12人被强配，4人被强卖。

十八师经永顺县龙家寨欲渡过洗车河西进，但敌周燮卿旅已在洗车河沿岸构筑工事，加固防线。20日傍晚，十八师在凉风坳同固守碉堡的敌人激战到半夜，击毙敌营长以下数名。由于敌增援部队连夜从洗车赶来，十八师不敢恋战，利用熟悉的地形地貌，绕道越过洗车河防线，向招头寨进发。途中部队露营两小时，极度疲惫的战士们靠着岩石、大树小憩。张正坤、刘枫、李信等指挥员没有休息，围着一块大石头，研究通过敌人招头寨封锁线的计划。

21日凌晨，十八师到达招头寨以北的马鬃岭附近。马鬃岭是通向湖北的交通要道，地势十分险要，周燮卿部已在山上修筑几座碉堡。乘守敌熟睡之际，五十三团和师部一部顺利地从碉堡下通过。可走在后面的五十二团，误进敌人警戒区，碰响警铃，惊醒敌人，敌堡的机枪一齐开火，封锁了隘口。五十二团大部和电台队、野战医院被切断在封锁线内，驻招头寨的敌军闻听枪声也压了过来。五十二团是由游击队改编不久的部队，武器装备不好，又缺乏战斗经验，尽管在强敌面前毫不屈服，但终因力量悬殊太大，大部血洒马鬃岭。

被敌阻隔的电台队和两个警卫班20多人，隐蔽在山脚下的荆棘丛中，前面是一片几百米宽、近千米长的开阔地，尚未砍伐的枯黄玉米秸秆在朔风中沙沙作响。强行通过开阔地十分危险，但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决计不排队列，拼死一冲，20多人像突起的旋风刮过开阔地。当敌人发觉掉转枪口扫射时，黎东汉他们已经冲到对面山上的丛林里，快速赶上了部队。

张正坤率十八师胜利突破敌人设置在湘鄂边界上的最后一道封锁线，12月21日在龙山龙家湾渡过酉水，往西进入湖北来凤县境内。

4天内痛失两位团长

十八师在来凤县顺着酉水河岸游击一两日，等候那些突围的零散人员归队。此时，部队仅剩1000人左右。张正坤计划直接西出经川东到贵州与主力会合，但这时收到总部来电，告知十八师西去必经之地四川酉阳敌已埋伏一个师以逸待劳，命十八师北进，沿红三军曾转战过的路线迂回西进。

12月23日傍晚，十八师同在来凤卯洞堵截的湖北保安团遭遇。红军前卫同敌人接上火，右侧山头的敌人也朝山下冲来。十八师背靠酉水无路可走，情况危急万分。张正坤当机立断，说现在只能背水一战，抢占右侧山头，杀开一条血路。刘风和余立金带着两个营向山上一阵猛烈进攻，敌人招架不住。刘风立起身挥着驳壳枪大喊：“敌人打败啦，快冲啊！”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腿胫骨。余立金一边派人把刘风救下，一边组织战士继续冲锋，一鼓作气占领了3个山头阵地，随后接应后续部队迅速翻过山梁，摆脱了敌人。

刘风负伤不能行走，战士们抢着抬他行军。12月24日，十八师进至来凤漫水。由于大量减员加之刘风伤重，张正坤和李信等研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五十二团番号，余部编入五十三团，樊孝竹改任五十三团团长。

由于抬着刘风行军，十八师行进速度明显减慢，刘风深感不安。25日下午，部队抵来凤和咸丰两县交界的向家寨，刘风恳切地对张正坤说：“师长，不要为了我拖累部队了，把我留在附近老乡家吧，伤好了，我会找你们的。”张正坤征询了李信的意见后，把刘风安置在当地一个叫盛德富的家里，并留下一些银元，派警卫员、卫生员各一人照护。谁料，盛德富见利忘义，在十八师离开后不久，便勾结6个歹徒，谋害了刘风和他的警卫员小田，瓜分了他们的财物。卫生员侥幸逃走。

26日，十八师经咸丰之忠堡、龙坪抵宣恩晓关，与敌黄百韬四十一师的一个团遭遇。樊孝竹带领五十三团一营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往西北方向转移。一营几百名战士与敌人鏖战数小时，樊孝竹等50多名指战员牺牲，余部在营长马秋德的带领领下，经恩施县大集场，在咸丰县麻柳溪赶上了十八师。

短短4天时间，十八师连失两位团长，张正坤心痛不已，对李信说：“连折两员干将，实在可惜，这是十八师最大的损失。”后决定由副团长兼参谋长苏鳌接任五十三团团长。十八师在小村、李子溪、忠塘、远疵拧⑿∷坪一带辗转数日。

朝阳寺历险

1936年1月1日，十八师抵达到咸丰朝阳寺以西的唐岩河罾沟渡口。河水齐腰深，没有渡船。张正坤命五十三团三营为前卫营，师部紧随其后趟水过河。一上岸衣裤很快冻硬，部队正在岸边集结，对岸山头上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原来，周燮卿抢先派出何友松团一部在此守卡。

张正坤命令前卫营阻击敌人，掩护刚涉至河心的师直机关迅速登岸。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河中的战士冒着弹雨拼死向前，其中还有几名政治部的女战士。鲜血顷刻染红河水，但没有人退缩。河面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控制，五十三团的一、二营被隔在对岸，苏鳌和余立金率部向下游迂回增援。

张正坤指挥三营和师部从侧翼撕开一个口子，向西急进五六华里，爬上一个叫长岭冈的山包，不料又遇到敌人的一个暗堡。狡猾的敌人放过前卫营，等师部的30多人一到，突然从暗堡钻出来一个排的敌兵，双方混战在一起。敌排长见张正坤身高体大，穿着蓝布大衣，手提快慢机，就冒喊一声：“抓师长！”敌兵一窝蜂地扑向张正坤。警卫员龚尚福、周志高急中生智，抱住师长顺势从湿滑的红沙泥山坡滚下去。电台队战士见状，抱着电台也滚下了山坡。

此时，三营迅速回援，消灭了这股敌人。苏鳌、余立金带领的两个营在四川黔江县的县坝渡过唐岩河，掉头与师部会合，敌军围歼红十八师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可笑的是，敌“剿总”1936年1月15日发出通报，洋洋自得地吹嘘（转32页）（接11页）他们的“胜利”：“由招头寨窜去之伪十八师残部一日抵朝阳寺以西，被周旅何团猛击，毙伪师长张振（正）坤以下一百余。”

萧克、王震远迎十八师归建

十八师抵咸丰和黔江交界的沙子场宿营后，张正坤命令电台马上同总部联络。可电台在长岭冈滑坡时摔坏了，黎东汉会用不会修。张正坤非常着急，因为没有电台，明天就不知道怎么走。他殷切地望着黎东汉：“打开电台看看，我相信你能行！”黎东汉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他拆开电台外壳，卸下摔坏的4根电子管，把破损的灯座残片拼好用苎麻缠牢，换上备用的电子管一试，勉强能用。再打开发信机，用小刀把调谐电容器被摔得连在一起动片和定片一片片地拨开，接通电源一试，电台能工作了。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李信高兴地说：“电台修好了，我们又有希望了！”张正坤亲自提着一只鸡、一只鸭到电台队：“这是犒劳你们这些顺风耳的，你们立了大功！”

电台很快就与总部取得了联系，得知二、六军团已移到湘黔边区的芷江、新晃、玉屏一线，四川酉阳、秀山等地无大的敌军驻防，令十八师继续南下寻找主力会合。

护士八个月总结范文第5篇

1938年10月，中央决定将六八五团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受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原辖第一、二、三营改为第一、二、三大队，由晋东南向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时任一大队队长的胡炳云率部进入皖东北，攻城拔寨，神出鬼没，捷报频传。

1995年6月27日，胡炳云将军手摇灰色羽毛扇，接受采访，边摇边谈抗战时期打日军的经历：首战魏洼，于一西瓜地里，打得日军鬼哭狼嚎，三个司机开车跑了，八十个日军呜呼哀哉。次战冯庙，遣侦察员化装入城，火烧日军中心炮楼，二十多个日军呜呼哀哉。再战增援之日军车队，烧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一百多个日军呜呼哀哉。

胡炳云言打日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利有力有节。要打就狠狠地打，死死地打，打出士气来，打出威风来，打出影响来。

1940年3月，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化名胡服），由延安至皖东北。中央发电一一五师，要派得力部队保卫少奇。一一五师政委急令胡炳云担任护卫少奇和中原局的任务。胡炳云言，少奇同志脸庞瘦削，和蔼可亲，理论水平高，政治修养好。初到许圩子召开了干部会议，有当地党政军负责干部参加。少奇同志讲解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通俗易懂，如曰：“打日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又曰：“有的同志觉得招兵买马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做法，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嘛！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发展武装，多多益善。”

胡炳云言，刘少奇同志生活俭朴，关心士兵，坚持与官兵一同吃“大锅饭”，从不开小灶。有时因工作关系不得不一人吃饭时，也极简单：几条小咸鱼和一丁点小菜。少奇同志行军很少骑马，坚持与士兵一同步行，马让给伤病员坐，或用来驮东西。

1940年6月，胡炳云护卫刘少奇同志转移郑集，泗州之南，洪泽湖之西，突遇日伪军袭击，胡炳云组织官兵奋勇反击，战斗极其惨烈。歼灭日伪军四百余，我方伤亡二百余人。战后，少奇同志召胡炳云谈话，问伤亡情况。胡炳云曰：“就是牺牲了我们全大队，也不能让你的安全受到威胁。”少奇同志似不悦，又问：“炳云同志，你对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怎么理解的？”胡炳云支吾。少奇同志继曰：“我们同敌人打仗，只有善于保存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如果自己都没有了，把本钱全部拼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胡炳云言：“少奇同志批评人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胡炳云是著名的“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所在团团长，该团当时番号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即为四连官兵。

1943年3月16日，日军第17师团步骑兵3000余人，分十一路突然合击在淮阴县六塘河沿岸一带的淮海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主动在刘老庄阻击敌人。18日，第四连与敌1000余人激战，先后打退敌五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最后，弹尽援绝，就与敌进行白刃格斗。连长白思才、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等全连82人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第三师命名第四连为“刘老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