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范文第1篇

他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村孩子，他的作品却登上《人民文学》等著名文学期刊，还被翻译到了俄罗斯。2014年，他被贵州省作家协会授予“贵州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是唯一的80后获奖者。

《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在《光明日报》撰文称，80后乡土写作异军突起，贵州作家曹永是其中代表之一。

在逆境中坚持写作

2008年，曹永开始在写作上“拨云见日”。这一年，他在《山花》杂志发表小说《愤怒的村庄》。

对曹永而言，这更像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后取得“真经”。

1984年，曹永出生于毕节市威宁县云贵乡马店村。从上小学开始，他就爱上了文学。语文课本读完了，他便连蒙带猜地看课外读物。读到初中，依然喜欢文学的曹永严重偏科，总成绩不理想。初中没毕业，他就离开了校园。

他本想报名参军，可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脾脏疾病，不得不去医院做了脾脏切除手术，回家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行动虽然不便，思想却如野马一般，他日夜思考着如何闯出一片天地。

有一天，乡镇上忽然来了一个青年作家。“听说身边居然出现了作家，吓我一跳。我常常去他家串门，发现他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有些不服了，你能写小说，我为啥不能？”就这样，从小热爱文学的曹永，悄悄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武侠小说。虽然没有发表，他却因此对小说有所了解，走出了创作的第一步。

乡亲们知道曹永写小说后，都嘲笑他，说他疯了。连父亲也说他不务正业，还给他买了一辆农用车，叫他运煤、拉货。

喜欢写作的曹永，“只有放下书本和笔，和讨厌的农用车在一起过日子”。驾驶农用车时，曹永总是想着书中的故事，这一分神，农用车不是爬坡就是下坎，险象环生，吓得他直冒冷汗。

在与农用车“斗争”的两三年里，曹永的病情加重。他放弃开车，一边务农，一边写小说。虽然投稿屡屡被拒，但他并不气馁，把身体和精神上的重重磨难

当成了创作的积淀。

做“乡村的代言者”

2008年，曹永来到贵阳，见到了《山花》杂志编辑谢挺。

这一次见面，曹永收获颇丰，带着谢挺为他推荐的十多本书回到了毕节。

不久，曹永有如神助，新作《愤怒的村庄》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谢挺读后大呼惊奇，加了“编者按”后立即签发。

曹永写《愤怒的村庄》，源于对现实的“呐喊”。有一年，曹永的表弟被人打成内伤，不久就去世了。公安部门一直没有结案，曹永的舅舅踏上了为儿子寻求正义的漫漫征程。

这件事就像一团乌云，始终笼罩在曹永的头顶，他以此为素材写了《愤怒的村庄》。在小说中，曹永将一把仇恨的火焰投入“野马冲”为首的乡村世界，通过主人公曹树根为儿子申冤的故事，将基层社会法律效力失衡的严峻现实展现给读者。

《愤怒的村庄》在《山花》刊发后，又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位来自黔北乡村的青年作者。随即，曹永的名字在全国各级刊物频频亮相，《文学界》、《江南》等一下子刊发了曹永20多篇小说。

2011年3月，曹永实现了一个梦想――他获得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的机会。那里，被称为培养作家的“黄埔军校”。

学成归来后，曹永的写作更上一层楼。他延续了《愤怒的村庄》的题材，继续构建乡村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的曹姓人物。他的作品，无不是将客观与主观、描述与想象、理性与狂放并存于一体，尖锐犀利的笔法背后，蕴藏着他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情感。

2013年，受到一些新闻事件的启发，曹永写下了小说《龙潭》。在小说里，他描述了一个山寨，因为干旱，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龙潭》由于在创作风格方面大有创新和突破，被刊登于国内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

对于曹永竭力构建的小说世界，《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师力斌这样评价：“客观描述与主观想象的双重结合，使他的作品兼有鲁迅的理性与莫言的狂放。曹永想做乡村的代言者。”

面对褒扬，曹永保持清醒，他要构建出更大的小说世界――写长篇小说。“如果说中短篇小说是一棵古树、一泓清泉、一株小草，或者一块石头，那长篇就是一座大山。相比之下，山麓更雄浑、更神秘，也更丰富。”曹永说。

那么，写什么题材呢？他想到了小时候从长辈口中听到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加上这些年对乌蒙地区各种历史文献的阅读，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贵州乌蒙山区镖客与土匪的故事的长篇小说。“作为本土作家，我觉得有责任把当地的历史通过小说呈现出来。”

半年后，15万字的长篇小说《无主之地》完就。小说刚写完就获得业界好评。经鲁迅文学院推荐，《无主之地》被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华文学基金会纳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计划。2014年9月，《无主之地》顺利出版。

文学是一种信仰

在曹永眼中，文学意味着什么？

“在之前的岁月里，生活对我无比粗暴。但文学就像一个善良的老人，慈悲地向我敞开怀抱。”曹永说。

曹永就像一匹野马，被文学这根绳子牢牢拴住。“文学就是一种信仰，它不仅规范我的言行和思想，而且还改变了我的命运。”曹永说。

这些年来，曹永获得了广泛认可：他是贵州80后作家队伍中唯一一位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他被毕节市委、市政府破格录用进入文联系统进行文学创作；在俄罗斯中国文化年活动中，他的小说被翻译到俄罗斯；在第五届贵州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他成为获贵州省作协授予“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唯一的80后作家……

曹永的创作方式是朴素的。很多人说曹永太会讲故事，但他并不这么认为：“我是先写好人物，把人物写好了，故事自然精彩。从小处着笔，大境界也不难出现。”

在曹永看来，因为地理的边缘化，贵州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评论界忽视。但恰恰是这样的边缘化，作品才有生活、才有灵感。

如今，曹永正在写第二部长篇小说《离磬》。这是以清朝末年黔西北苗族起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长达30万字。

“清朝末年发生在猪拱磬的农民起义，是遗落在黔西北土地上的瑰宝。”曹永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描写出百余年前黔西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将这些沉甸甸的宝石开采出来，向世人展示它夺目的光彩。”

当然，构思长篇并非易事，曹永苦苦思索，试图找到历史的脉络。“受到古乐器的启发，我突然领悟长篇小说的构建方法。磬是最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以律吕区别厚薄，共十六枚，散之为特磬，合之则为离磬。我于是想到，将小说分为十六个章节，每个人物写一章。使作品呈齿轮状，各齿转动的同时，整个故事也随之推进。以此拓宽长篇小说的维度。”曹永说。（责任编辑/姚 远）

对话曹永

记 者：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比你更年轻的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吗？

曹 永：通过创作，寻求文学的本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热爱文学的青少年们，不要畏惧剑走“偏”锋，要坚定信仰，不要跟风盲从，多一些勇气，多一些智慧。相信这条路上的人会越来越多。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少女形象;悲剧色彩;乡土味

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是一位乡土意识极浓的作家,在他创作发表的200余篇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取材于乡村生活。他的乡土题材短篇小说坚持平民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逼真而形象地再现了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视阈下重构传统乡土文明。下面试从少女形象系列、悲剧色彩和独特的乡土色彩三个方面来探讨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丰富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一、一个作家艺术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世界

正如沈从文的湘西乡下、废名的湖北黄梅、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刘庆邦把自己的目光视向家乡豫东平原乡村,其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对生活在传统乡土文明下的农民形象的塑造,其中最成功的是少女形象。刘庆邦曾说:“如果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划填上:少女。”①小姐姐、梅妞、该、猜小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作品中最亮丽的风景。纵观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创作,他笔下的少女形象有如下特点:

她们是“小母亲”的形象。小说中的女孩子都生活在乡村,大多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历,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年龄很小就在家里承担起本应该属于母亲的责任,既有少女的灵性又有母亲的天性。《眼睛》中的春穗只有十几岁却早在母亲过世后成了一个“小母亲”:早上给鹅鸭喂食,喊弟弟起床上学,在灶里烧锅准备早饭,照顾家里的一切。对于家庭来说她是勤劳的母亲;当她看到篮子里的鹅想起了娘,眼泪都流出来了,又成了一个天真敏感的少女。《小呀小姐姐》中的主角小姐姐在弟弟平路眼里是姐姐也是母亲。身体残疾的平路在生活中无人关爱,甚至连父母也嫌弃他,小姐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在早上干活前挤出时间陪孤独的平路玩一会儿,帮弟弟挤虱子,教弟弟唱歌,用泥巴给弟弟捏好看的“媳妇”,甚至为了给弟弟摸鱼失去了生命。作者认为这些处在成长期的少女们成长是“被动的”,是“一种柔软的痛”。

她们还是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在她们身上保留着纯真、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由于长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传统乡土文明的观念沉淀在她们心灵深处,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梅妞放羊》中的梅妞是一个幼小的女孩子,水羊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在她看来人、羊、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个美丽纯净、没有任何污染的世界,所以当她向小水羊敞开了自己母亲般的情怀。还有小姐姐、红裙、守明等,作为传统道德的继承者,作者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情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乡土文明的“乌托邦”。

小说中少女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作者对乡土世界的谙熟和关注。他曾长期生活农村,自幼在母亲和姐妹的关爱下长大,对乡村女性特别是乡村少女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乡村少女自然很容易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此外他继承了由废名、沈从文开启的中国乡土浪漫派小说的传统,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重新审视传统乡土文明一个契入点。

二、悲剧色彩是刘庆邦笔下乡土世界的一大特征

出生在农村贫民家庭的刘庆邦童年时代生活贫困,父亲的“历史问题”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他的青少年时代,这使他过早的体味到人生的艰辛,而极度贫困的乡村生活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记忆;社会的发展,使他看到传统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性的蜕化。在他用如诗如画的语言讴歌乡村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他的小说中流淌的浓浓悲剧色彩。

一类是人物麻木不仁的悲剧。这类人物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一样,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等缺乏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不以为悲,处于一种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冷漠状态。在《平地风雷》中,在极端政治下走投无路、软弱无能的货郎在张三爹、李四嫂、王二爷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终真的“做了队长的活儿”,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作为“看客”的张三爹等把别人的不幸当做生活的调味品加以咀嚼,作为一个荒诞的群体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赏玩别人,他们的精神麻木不仁。《一句话的事》中的玉佩只因十二岁那年在镇上庙会上算卦人“你一辈子要喝五眼井的水”的话就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杳不可知的命运,先后与四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与第五个男人终老,终于“应验”算卦人的预言。

另一类是悲剧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别人的悲剧。《双炮》中的玉环依靠出身大户家庭的传统乡村政治优势为所欲为,在乡俗的掩护下与大炮结婚后渴望吸引二炮,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一次偶然的欲望冲动造成了二炮没了音信、小如自杀的悲剧,“一种本是可有可无的渴望,一个原可以当作玩笑的生活细节,在人性中某些恶的东西唆使下,成为巨大的灾难。”②这是典型不自觉的制造别人悲剧的悲剧,让人感到一种渗透心灵的悲剧感。《不定嫁给谁》中的小文儿相亲时因为“在相亲的问题上应该拿点劲”、“哪能第一次相亲就答应下来”的蒂固根深的乡村价值标准错过了与田庆有的一段好姻缘,结婚后看到了丈夫的堕落,“醒悟”后妄图寻回失去的幸福,主动与找到已婚的田庆有,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小文儿在追寻自己的婚姻主动权的同时不自觉的破坏了别人的幸福,给别人造成了悲剧。

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追求“几乎无事的悲剧”,让人在细细品味中体味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感,这是刘庆邦对乡土世界的理性思考,是对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反思。

三、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作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乡村世界的悲剧色彩,还在于它的乡土味。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和语言艺术方面。

首先是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作为一个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刘庆邦的创作十分重视生活经验的直接影响,他描写最为出色的是在农民大地上生活、劳作、繁衍生息的场景,这些构成了一幅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刘庆邦曾深情地说:“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里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票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里的血管里流淌。”③乡村生活、乡土风景和乡土风情已经融入了刘庆邦的灵魂,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通过他的小说可以看到乡村农民的生命史诗:在诗意背景下苦难的生活,强烈的生命意识,成长的烦恼,情窦初开的少年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新婚对爱情的执著。刘庆邦还很重视对风俗文化的描绘,他认为:“民间文化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上,过年过节、婚丧嫁娶,是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蕴藏,并具有根本性的民族文化特色,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很好表现。”④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被认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审美质素,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不仅体现了刘庆邦强烈的文体意识,还使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自然的美。

其次是对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刘庆邦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通过构筑丰富多彩的乡村世界揭示了乡村世界的独特的文化特征,礼俗是他概括出来的乡村文化的特征。在乡村世界一切都要讲礼俗,礼俗制约着人们生活的全部。《鞋》里定了婚的守明出于礼俗要为“那个人”做一双鞋,把鞋当成向“那个人”表达情谊的象征,在一双普通的布鞋里融进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在《嫂子与处子》中,二嫂和会嫂利用叔嫂无大小的乡俗对民儿完成了权利平台上的肉体狂欢。作者不仅看到礼俗里的美好人性人情,还看到了在礼俗的掩护下落后、愚昧、暴力的另一面,这是刘庆邦对礼俗文化特征的揭示。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许多乡土小说家都很重视对语言趣味的追求。赵树理相信“我的语言是由我的出身所决定的”,⑤所以文字的浅切直白通俗化成了他艺术追求的重要目标。刘庆邦致力于一种质朴、本色、富于地方色彩、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的追求,这与他描写的乡村世界是一致的。刘庆邦曾长期生活在农村,质朴、本色的乡民语言是他小说语言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刘庆邦也擅长运用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语来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生活感,营造一种独特的乡村生活氛围,展示一幅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参考文献

[1]刘庆邦:《关于女孩子》,《作家》1993年第2期。

[2]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149页。

[3]夏榆:《刘庆邦的眼里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范文第3篇

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阿城说，他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对于这样的评价，莫言却出奇的冷静。

他称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他这样的就算大才，那他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

1986年夏天，阿城和莫言在辽宁大连相聚，莫言讲起自己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说，这是他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大概是从小受《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影响，莫言笔下的世俗杂糅着魔幻气息。而莫言说，在他的家乡高密，《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都在民间口口相传，从小深入他的骨髓。

有评论说，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和那位写就《百年孤独》的作家相比，这个经常踱步在山东小村落中的身影，确实有着相似的眼光和视角，对生活，也有着相同的观感和笔触。

莫言的作品均以高密为背景，故乡于他可谓如影随形。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莫言看来，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

高密的“三贤四宝”（三贤：晏婴、郑玄、刘墉，四宝：年画、泥塑、剪纸、茂腔）伴随他长大，决定了他基因中的“高粱地”。而他想当作家的愿望至为简朴：就是盼着一日三餐都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说话，每每言及他的故乡，他的童年，他心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如今，“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就如莫言所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已经成了他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从《天堂蒜苔之歌》到《蛙》，以及《丰乳肥臀》、《檀香刑》，读过莫言的人，会发现其作品无处不显示着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对现实的尖锐拷问，以及对人性的剔骨描写，还有那肆意的想象力。

在莫言的小说里，时常还会流露出一种前乌托邦主义的心态，通过对已经消失的美好世界的描写，来否定现存的丑恶世界；用原生态的社会模式来反讽秩序化的呆板现实逻辑。他总是表达一种要回归过去，重返婴儿时代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莫言的小说里常常出现一种鲜明的对比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对比。

在这种对比中，莫言流露出对“生态多样性”的向往。他说，“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鸟都变成凤凰的时候，是多么的单调，所以我们要有凤凰、要有乌鸦、要有麻雀、要有孔雀那才好看，当然我是乌鸦。”

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但是，莫言眼里的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莫言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的《生死疲劳》是一部有关的小说。他在开篇引用了佛家的概念，他说，“写作有慈悲，写作有自在。”

通过慈悲和自在的书写，莫言的作品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站在人的角度上，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界限。”

莫言代表作

《蛙》(长篇小说):2009年首次出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生死疲劳》(长篇小说):2006年首次出版，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

《四十一炮》(长篇小说):2003年首次出版。

《檀香刑》(长篇小说):2001年首次出版，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丰乳肥臀》(长篇小说):发表于1995年，获“大家文学奖”。

《酒国》(长篇小说):19 9 3年首次出版。

《天堂蒜苔之歌》:1988年首次出版，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

《欢乐》(中篇小说集):1987年首次出版，收入20多部中篇小说，艺术风格鲜明，各具特色。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范文第4篇

近年，恩施日报社组织《和谐奋进看亮点・乡镇三人行》系列报道，共发稿24篇，5.9万字，获得社会和同仁的一致好评，公认为总体上有分量、有品位，是党报成就性报道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无疑，《乡镇三人行》成功的探索对成就性报道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策划是成就性报道成功的根本

新闻报道可以策划，新闻报道应该策划，新闻报道需要策划。要做好成就性报道，必须坚持“策划制胜”的新闻理念。“乡镇三人行”是一次经过周密策划的成功的新闻调查。

一是总体策划为整个报道的成功打下基础。“科学发展、和谐奋进”不仅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而且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主题。在中央出台建设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之后，恩施日报及早关注这个大主题。但如何关注？作为市州级党报，必须找准自己的着力点。从操作层面来说，市州报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像中央、省级大报那样，动辄全方位、深层次，而更多的应是解读基层的创造，展示生动的实践，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自己的读者群。因此，编辑部策划时在切入点上不写一个一个的县市，不写工农财贸战线，而是把眼光投向基层，投向乡镇，并且以3个小点看一个乡镇，以全州8个乡镇看全州。活动方式上，组织三人小分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并以此作为栏目名称，突破传统形式，十分新颖别致。

二是注重采访活动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环节的衔接，确保决定成败的细节完善化。事前选题策划：我们选择乡镇的原则是这个乡镇既要经济总量在全县前列，还要在科学发展、和谐奋进方面有突出表现，同时还要考虑受众的兴趣关注度。所以，前期准备工作十分重要。每次选对象，总是由总编辑征求县领导、宣传部门的意见，并对这个乡镇进行初步了解后再确定。确定对象后，总编辑基本确定选题，出发前，召集三人进行采访指导。

事中修改完善：一是对未确定选题，采取现场采访后开诸葛亮会议基本确定选题，然后电话报题给总编辑确定。二是在采访结束时，现场采访的记者给总编辑汇报采访情况，对采访素材作出评估，确定是否进一步采访，或商讨具体写作方法。

事后汇总定稿：写作完毕后，三人稿件互提修改意见，对稿件做出修改，然后提交给总编辑，最后修改定稿见报。

另外，加强编辑策划，即篇篇在一版相对固定的位置、基本固定面积突出编发，为报道的成功提供良好的展示平台。

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新闻策划，才能使工作成就性报道深化主题，发掘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要，形成独家报道，推出新闻精品。

二、创新是工作成就性报道成功的关键

工作成就性报道要出彩，非创新不可。但是，如何创新，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新闻报道最见功力的地方。

编辑部对《乡镇三人行》系列报道的要求很高，提出要创新报道手段，创新报道形式，既要有事实，更要有思想，要多一些理性色彩，以增加新闻的厚度。也就是要在写作上“深度叙事”，用理性与生动造就“自成亮点”。深度叙事，即立足于叙事的同时，对所叙之事进行有深度的解释，把所叙之事当作议论话题，并且通过思考，从中抽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从结果来看，一部分以理性取胜，一部分以生动活泼见长，“细节是金”在这里有着充分的展示，还有一部分则是二者兼备。

3名记者同题竞赛，对同一个乡镇做不同的文章，用不同的写作形式来展示亮点，使报道更加耐读。《醉人的舍米湖》这篇文章采用散文化写作形式，写景抒情，寓意于境，化静为动，托物起兴，不仅把新闻写活了，而且把新闻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作者借鉴散文不拘一格、灵活变化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把新闻时间、人物、事件、原因等通过叙述、议论、抒情、描写精心地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完美的篇章，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一位网友这样评价：“美丽的地方，要有有心人去发掘，展示于世人去欣赏，这个人比美丽的地方更美。”其实，这篇文章好就好在形式新颖、以意取胜。《在美好的季节里》这篇报道现场感强，既有着深刻的启示性，又有着现实的服务性，是拓展报道视野的新尝试，是落实“三贴近”要求的新探索。

采用灵活的手法写新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传递给读者的，是作者与读者心与心的交融。《今日邓传聪》、《五一村三变》等报道，立意新颖，取材鲜活，全景式地反映了基层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生动实践，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农村小康建设进程中的新观念、新举措、新成果和新问题。这些作品能得到读者认可，证实了改变写作形式，追求最大的传播效果，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

与过去经常出现的冗长的工作通讯比，这组报道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坚持用事实说话，即使是不到2000字的稿件也用了几十处事例；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语言表达感受，既有说服力又不失真；写法上，用链接、记者感言等形式，使文字更加精练。

三、作风是工作成就性报道成功的保证

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中要求新闻工作者发扬“六种作风”。我党拥有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新闻队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光荣任务，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尤为重要。可以说，扎实的新闻采访作风是工作成就性报道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回头看《乡镇三人行》的成功，有这样几点：

一是思想作风扎实，即对报道质量高要求，既要见行，又要见思想，还要见新闻。

最初，我们很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乡镇工作雷同，难以写成24篇主题不同的稿件。我们在选择写作对象时，很多人就劝告，选那些写都写滥了的典型，怎么写得出新意来？

在策划和采访活动中，编采人员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奋进为标准，以新闻性和典型性为依据，从而使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工农互补、城乡统筹、干群关系、发展环境等等崭新的选题进入报道视野。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说“乡镇是生动实践的课堂”，此话一点都不假，关键是要去发现。比如利川市毛坝乡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名不见经传，但记者发现它是一块宝玉，是我州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典型代表，对全州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而对官店、野三关这些老典型，由于采用了新的观照角度，老典型也写出了新意味。《银昌新坐标》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写野三关的篇篇文章都很有分量。

二是写作作风扎实，精益求精。

一方面，作者本身几乎每篇稿件都是几易其稿。记者刘慎宏把写的《醉人的舍米湖》读给老婆听，老婆听不懂就继续修改。这让人想起了白居易；记者王邦寿写的《五一村三变》，见报稿与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产生了“新闻文体实验的创新价值”； 记者周诗泉写《银昌新坐标》是在五一长假几易其稿才写成的，刘银昌说“这是记者第一次把他的反思写透彻的稿件。”

另一方面，总编辑精心修改，小到字词句，大到篇章结构。目的在于校正写作思路，剔除过去通讯报道习惯运用的工作性语言，改变过去那种晦涩难读的长句，而使用轻松明快的短句。标题也是精心锤炼的，读来简捷、生动，朗朗上口。

三是采访作风扎实。

三人行，行在乡间，走在农家，一心一意采访，许多时候都是采访到深夜。在咸丰县甲马池镇白家河采访，一位州领导形容白家河说，“不到白家河，不知百姓苦”。当时，当地干部劝记者莫去，但记者执意去了，为的是获得真实体会。当记者坐车穿过杂树丛生的16公里“公路”，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步行3个多小时后，当地农民非常惊讶：“没想到报社的文人还这么吃得苦！”正是记者用脚板丈量那几十公里的山路，才对搬迁扶贫前后对比产生心灵的共鸣，进而写出感情与事实都十分丰富的稿件――《遥远的白家河》。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范文第5篇

我学习创作，是在远离上海五千里的贵州偏僻山区插队落户时开始的。初次下乡，壮丽的山川河谷，山乡的风土人情，和上海绝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世代居住在偏远村寨的各种各样人物的命运，象磁石般深深吸引了我，萌发了我表现他们的激情。尤其是修建湘黔铁路的两年间，我生活在苗族聚居的清水江两岸，接触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接触到他们的风俗习惯，整天处在颇具特色的异域风光中，充满了新奇感，更使我激发起学习创作的愿望。

在插队落户的集体户茅屋中，在铁路工地的芦席工棚里，我抽工闲、工余、清晨、夜里的时间，开始了学习创作的生活。白天的劳动是累人的，挑担爬坡，扛抬锄薅；日常生活是艰苦的，天天吃蔬菜蘸辣椒水；学习创作更是困难重重。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读书写作；下雨天不出工，屋里乱糟糟的，我找个安静处去写；晚上，我以床铺当桌子，坐在小凳子上，点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写，油灯摇曳的火苗，把我的蚊帐熏得锅底般黑；清晨，我就搬个小凳，到茅屋的后屋檐下，拿一块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贵州山乡的农闲时节，出工很晚，我就起个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四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没有半点干扰……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写出的《春耕》等三部长篇小说稿，都被出版社退了回来。这三本书稿里，有我的心血，有我的追求啊！我看着妹妹用这些废稿点火生炉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失望和难过。不过我还是默默地忍受下来了。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受到的挫折，一来是我要面子，我有自尊心；二来我牢记着“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人人皆知的俗话。即使在收到退稿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停止过练习写作。我相信我要从失败中迈出步子去。我自知文化水平低，我一个外地人学当地话味道总不对，我的创作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一定要干下去！

我在反省着、思索着、追求着，把目光转回到我生活的寨子、我天天接触的人身上。我开始留神老农们嘴里的俗话谚语，妇女们的谈心、说笑，寨邻乡亲间的关系和交往。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记录山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坡上长的是什么树，林子里叫的是什么鸟，河里出产什么鱼，婚丧嫁取时为啥要按一定的规矩办，当地流传着什么民歌，苗家“游方”“摇马郎”时男女间唱些什么，解放前这一带的山岭河谷是什么样的……渐渐地，村寨上、山乡里的一切，草木、雀鸟、山岭、田土、泉水、河道、界石、野果子，都变得亲近起来。山寨人民的家史、个性也时常在脑际闪现，我感到生活体验正在日益厚实和丰富，对生活的认识也一天比一天清晰起来。同时，针对自己写作时的弱点，我下决心找出一些名著来，一本一本地细读，一章一章地做读书笔记，搞通这些书的总体结构。在这么读了几十本书之后，我自己再构思起来，就不那么杂乱无章、线索不清，而能够比较顺当地理清人物思想脉络，把几条交错的情节线有机地组合，并写作人物分析和小传。

嗨，怪得很，当我对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的时候，当我对长篇小说的结构、写法有了初步了解以后，我就没花费多大的劲，写出了《高高的苗岭》的草稿。差不多同时，由于我熬夜写东西，睡得很晚，我住的破茅屋紧挨着集体的保管室，极偶然地发现队上有个人在偷集体的黄豆，我揭发了他。受到这件事的启示，我花了一星期，写下了《深夜马蹄声》的草稿。在写作了这两个中篇草稿以后，我又写下了长篇小说《岩鹰》的草稿。这三本书在出版社编辑和领导的帮助指导下，陆续出版了。

这时，我满以为找到了创作的路子，信心百倍，准备照着这条路子，继续写下去。我甚至拟定了反映民族之间交往关系的长篇小说《血与火》的提纲，写出了人物分析。就在我要动笔写的时候，文学界的前辈、昔日的同学和亲近的朋友，读了我出版的一些东西，直率地指出，你的作品不能令人深长思之，即使出了书，也只是一个不高明的作家。尖锐的批评，引起我思想上的极大震动。震动之余，我又陷入了苦恼的思索和探求。在重新回顾走过的道路，探索作品思想性的同时，我对前几个作品的写作也进行了总结。比如说，我写的知识青年形象比其他形象来得厚实和生动，这是因为我也是知识青年，对有关生活和人物更为熟悉。又比如说，在写作时，勉强把我喜欢的东西安排进故事中，效果常常不好，因为这时就容易忽略了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逻辑，等等。思索和总结使我仿佛站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个同龄人的形象在我眼前掠过，我在本子上很自然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题目。接着，同样反映知识青年的生活和命运的长篇小说《风凛冽》《蹉跎岁月》的构思，随着《我们这 一代年轻人》的写作，也开始在我的心里萌动。

我体会到，在一个人的文学道路上，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一是要始终保持“韧性”，不低头，不屈服；二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对提高来说，是垫基的石头。这样，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不断进步，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过去，我是这样做着开始了我的创作道路的，今后，我还要继续做下去，争取向养育我的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三言两语〕

叶辛，上海市人。1969年春到贵州省修文县插队落户。从1969年至1977年，当过农民，铁路民工，化肥厂工人。1977年5月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以后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深夜马蹄声》《峡谷烽烟》，长篇小说《岩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跪岁月》和电影文学剧本《火娃》（与谢飞合作，并已拍成影片公映），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评论等十几篇。1979年调入贵州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