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1篇

1．1专业知识水平低

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知识的老化以及对新的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严重影响着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专业技术及各项工作的发展。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情况而言，专业队伍状况不容乐观，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寥寥无几，而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占大多数，这些给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实际工作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人才危机。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在受到新的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能力。

1．2服务观念落后，职业道德教育不完善

在以往的服务观念中，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服务大多只限于简单的借借还还，所以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也似乎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服务模式，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形式。但随着现代网络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保管员”和“出纳员”，更应该在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参谋、导读的作用。职业道德是图书馆继续教育的基础，职业道德的教育直接关系到院系图书管理人员业务服务水平以及服务质量的高低。目前，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评职称有很大难度，劳动成果得不到重视和认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管理人员的思想情绪、工作热情。因此，通过对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职业认知度，充分认识到院系图书资料室在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从而促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全面发展。

1．3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不够合理

从目前来看，虽说有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过于单一，没有系统性，或者只具备理论性而不具备实践性，缺失复合型人才，而且劳动人事部门提供的培训教育又是针对各个领域所有人员的一般性基础培训，这使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无法深入到图书文献的具体内容中，无法成为专业文献信息和专业读者的纽带，也就自然而然不可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服务。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怎样提高专业水准，将陈旧的服务观念转变，将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是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工作，更是每个图书馆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不论职称高低，不论学位高低，资料室管理人员都应该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配合所在院校搞好图书馆员继续教育工作。

2继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方法

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相关知识的拓展

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校图书资料室传统技能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多方面有关知识有所了解，通过学习“图书馆学概论”、“图书情报学”、“信息检索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检索教程”、“信息资源建设”等多方面知识来充实自己，提高与广大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高校院系资料室面对的每位读者的专业、学科知识掌握程度不同，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理解接受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说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以达到与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并且能为师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2．2新兴技术的掌握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图书馆普遍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转变与发展，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基本采用计算机处理，文献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网络化，高校图书馆对师生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要求传统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模式与服务方式也必须发生巨大地改变。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将被半自动、半手工的工作方式或全自动的工作方式的模式所替代，这些将给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带来新的挑战。管理人员只有全面加强计算机能力的继续教育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方法和管理手段，才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2．3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

不论时代怎样发展，作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拥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可以熟练地掌握、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与新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只有他们才能带动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全面健康地发展。综上所述，实现上述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2．3．1讲座培训。高校图书馆应该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对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讲座、职业道德讲座等各方面的拓展能力讲座，以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带动高校图书管理工作全面发展。

2．3．2进修班培训。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派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参加各类研修班、短训班等进行研修与学习，努力培养图书管理业务带头人，使其成为高校的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2．3．3友好访问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以组织院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之间或校内院系图书资料室之间进行互访参观、调研与学习，借鉴、学习其他高校图书资料室或校内院系资料室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及图书资料研究成果，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开阔眼界，扩展思路，提高业务知识与管理水平。

2．3．4树立终身学习。自学是继续教育的整个过程，是获取知识提高自我的最好途径，也是其他方法与途径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与能力，从而做好院系图书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3结束语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学内涵；人文主义；重心平稳；左右揖让；上紧下松

硬笔楷书的教学从笔画练习开始，但重心是书法结体（结构法则）的教学。笔者参考软笔总结归纳出一套硬笔的结体法则：重心平稳、上承下覆、左右揖让、上紧下松（重心偏上）、中宫收紧（八面拱心）、布白均匀、形态各异、变化统一（大同小异）等。本文将讨论如何将书法结体与美学和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进行教学活动。

1 重心平稳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视觉艺术设计（应用美术之一），在各类设计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法则就是“重心平稳”（有些刻意追求动感的除外，如动感雕塑）。何为“重心平稳”？浅白地说，就是一件设计作品，看上去不会倾倒，给人以一种安定的感觉。（在教学可用一些工艺品举例）

为什么要追求“重心平稳”？（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其实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天生有一种求稳的本能，一般来说只有“重心平稳”的东西才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安全感又是美感的前提。所以，“重心平稳”在各类设计中是首要法则。在体育运动中，“重心平稳”也是运动者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再者，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吻合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精髓是以追求平稳和谐，即所谓的“中庸”文化。所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分分合合，但国家民族却能一直保存下来。还可以从现实角度来诠释，如高房价是全社会的一道难题，如何解决？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让房价既不暴跌也不暴涨，而是平稳过渡。多举一些和现实相结合的事例，能引发学生的听课积极性，否则书法容易变成一门枯燥的学科。引申：可见追求平稳是人类的共性，是所有设计的首要法则，也是国家、民族的发展之道。所以，重心平稳也是汉字结构中最根本的一条。学习书法先要掌握字的重心，使字站得稳。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一个字都写得符合“重心平稳”？笔者让一名学生上前，在黑板前站立。要求他做出各种动作。（1）两腿并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在黑板上书写“开”“井”。（2）两腿分开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举例“兴”“美”。（3）一条腿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仍旧回答平稳），教师举例“中”“申”。（4）接下去，趁该生单腿站立之际，教师故意推他一把，学生差点摔倒，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不平稳），问学生有没有感觉到美感？（回答毫无美感）。教师引导：重心不稳让人感觉不安全，而安全感是美感的前提。

2 左右揖让

这条法则是针对左右结构的字如何安排左右之间的关系，如汉字“欲”“彩”。首先，引导学生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关系普通的同事或同学之间，平时相处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是最适当的？提问：如果你平时无意中与陌生人或交情一般的人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是否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不舒服感？（回答是）教师答：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是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效应。接着让两名学生上前做出“勾肩搭背”的样子让学生观察感受，得出结论：左右结构的两部分笔画交叉或碰撞，给人产生一种憋闷感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继续引导：相反，另一种情况是左右两部分笔画过于分离，又会产生何种感受？让两名学生相背站立，并且间距很大，下面学生观察后回答有“貌合神离”“互不关心”“缺乏合作”“人心冷漠”等等。教师引导：“这样的情形会带给人愉悦感吗？”回答“不会”。教师：“过于分离的笔画好比一种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充斥着紧张，不安全，离心力。没有愉悦感，所以也没有美感。”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社会或国家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

3 上紧下松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三个矩形如图，并让学生观察哪一个感觉最美、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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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认为第一个矩形最美最和谐。教师问“为什么？”无人能答。教师解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哲学家柏拉图共同发现一条黄金分割律，其实是一条数字的比例关系：当一个形状的长段与短段之比或整体与局部之比，为1∶0.618，此时人会本能地感到美的存在。0.618，以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被广泛在应用在美术界，书法界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而第一个矩形最接近黄金分割比，所以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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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教师在黑板上再画出两个形状如图，再让学生上前凭感觉找出两个的重心点。A点是学生找出的重心，B点则是教师根据严格的数学方法找出的真正的重心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因为人类有种视觉习惯，喜欢不自觉地将物体的重心点上移，定位于真实的重心点之上，这样看起来会更舒服些。继续引导：为什么人类眼睛普遍存在这种有悖于真实的假象呢？联系上面所述：这正是人类追求黄金分割的潜意识。

接下去，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一学生上前平稳站立，教师：人体的重心在于肚脐，也是人体上下半身的分界点。另一学生用尺测量该生上身与下半身的数据，计算出两者比例接近于0.618。说明在人体中也存在许多黄金分割，只有符合黄金分割的人体才是和谐的美的比例。

那么在书法中又如何体现黄金分割呢？汉字不是真正的人体，也不是中规中矩的几何形体，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首先，对于汉字重心的界定主要凭感觉。其次，一个汉字的重心要界定于中心偏上位置：如“表”“果”“更”“暑”，这一切的目的都出于人类追求黄金分割的本能。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3篇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在高职院校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其实就是通过教育者的积极引导，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让广大师生通过多种形式，感悟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涵盖了自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品读国学经典，汲取精华，建设书香校园，对于承载教书育人任务高职院校来说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本文由收集整理

一、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师生成长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人的理性理论、人的心灵理论、人的追求理论等，这些将为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解决了科技伦理中人的理论问题，也就能更好地建设书香校园，服务师生成长。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理性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存在物，书香校园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分享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一所真正有内涵的学校，应该是让人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书香的味道，感受到人的理性内涵。教育不应该成为一个训练“机器”的机构，而应该成为培育有理性的人的场所。通过营造书香校园的氛围，广大师生认识理性，学会分享理性。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提升人的心灵境界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任务。书香校园建设是一个努力向上，努力向无限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人的限度，尤其是社会的限度。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范式的文化传播更加普遍，文化中的价值观差异更加凸显，对科技文化教育提出挑战。高校是人文精神的殿堂，建设书香校园，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构建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高校的德育教育来说非常必要。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实现人的追求的过程。师生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主体的认知来表达对人文精神的接受。当人的期望值特别高，不能达到时，不能忽视我们对善良追求的动力，我们更需要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来实现书香校园文化层次的提升。书香校园文化具有德育教育的特质，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高品位的文化理念灌输，能保证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达到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

4.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文化扬弃的过程。书香校园文化受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当今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个性超脱于社会文化，形成扭曲的道德观，对文化教育的现状提出挑战。时代要求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相同步，书香校园文化的建设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反映社会的总体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强化主体意识，对文化进行扬弃，接受对师生发展有益的传统文化，摈弃那些功利主义文化。

二、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学院发展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方法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假设理论、归纳理论、演绎理论等，这些科技研究方法的理论将为书香校园建设搭建更加合理的框架。把科技方法理论运用到书香校园建设，能让书香校园建设更加科学、理性、规范，服务学院发展。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回归过程。书香校园建设能更好地对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和内涵进行追求和把握，是一种回归过程。文化的积淀是书香校园建设的前提，是高等教育实现战略目标的保证。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注重对文化本质和内涵的把握，引领文化建设的潮流，把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找出文化深层次的价值所在，建立能服务学院发展的文化模式。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动态过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归纳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都是时代的需要。归纳和总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把学习传统文化作为师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建完善的文化价值体系，把校园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文化的动态性。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辩证过程。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从书香校园到校园溢满书香，是对文化的演绎，是一种辩证过程。文化的发展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否定过程，即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校园文化建设是客观存在的，书香校园建设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范畴，也就必然遵循辩证否定的规律，因此，我们的书香校园建设过程是一个辩证过程。

三、书香校园建设服务社会进步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教育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关系更加有利于书香校园体系的构建。要有效利用这些关系，使其服务于社会。

1.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的提升。思想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对文化建设有指导作用；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表现，对思想建设有展示作用。用sts中的理论关系来指导书香校园建设，其实就是研究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过程，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sts理论能指导书

香校园建设，书香校园建设能展示sts理论的成果，二者的相互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2.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助于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能更有效地推动文化的进步，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综合素质。文化是内化为人类思想的人化过程，文化能不断丰富教育的内容，让教育充分体现时代的特征。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过程其实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教育的接受和文化的传播，二者相互影响有助于社会综合素质的提高。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4篇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教书育人论文范文第5篇

1清末译书的内容和种类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统计，1880—1904年，汉译日文书共2，2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260多种，应用科学近400种，社会科学近1，400种，其他200余种，社会科学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而在社会科学中又更侧重政治理论读物，这显然是与译书学人的政治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些人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先进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故而他们充分利用通晓日文的优势翻译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书籍，如《论》(菊地学而著、林桀译)、《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编、汪有龄译)、《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译)、《欧美政体通览》(上野贞吉著、巅涯生译)、《国家学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镜译)、《国民公私权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译)、《政治泛论》(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译)等。仅次于政治学的是教育学。留日学生把教育看成振兴中国的基础，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而新学堂的设立急需大量的教科书，因此解决教科书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客观形势直接促进了留日学生对教育类书籍的翻译。《游学译编》《译书汇编》等期刊专设教育专栏，介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论，风格流派，企图以其开民智，促进中国教育。例如刘揆一翻译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内藤庆助编著的《小学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为亲切”［11］;湖南编译社翻译了《学校实践管理法》，所刊广告直接切中中国教育界之要害“中国言学校数十年矣，而造就无人……是故因学课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强调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以饷国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留日学生还翻译了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论著，如编译出版了日本的教学大纲《新译普通学科教授细目》，日本中野礼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各国教育发达之原因”［11］。可以说，留日学人翻译的这些图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学习的方向，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蓝本，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批图书也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好评。除了政治学和教育学，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哲学、史学、宗教学等等。学人们编译了数十部亡国史，如《近世亡国史》《波兰衰亡史》《印尼灭亡史》《朝鲜亡国史》等，冀图以史为鉴，唤醒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则大量编译资产阶级革命史书，如《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等，这些书籍为中国革命青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学人们还编译了许多理论书籍，如哲学方面编译出版了《哲学纲要》《哲学大观》等;史学理论方面有湖南编译社出版的《史学原论》;宗教学方面有留日学生编译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伦理与宗教之关系》等。除了上述译书种类，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包括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数十种类别的书籍，内容广泛，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2清末译书活动的影响

2．1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据许多参与编译图书的学生回忆，那时他们在学堂用的教科书，多为这些留日学生的译本。留日学生对教育变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各种新式教科书引进学堂。1900年以后，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编译社等，都曾编译过大量教科书，涉及历史、地理、教育、法制、经济等方面内容，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译工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学生所译，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吴启孙译《大地平方图》及《五大洲总图》，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何橘时译补《中学生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榥译补《物理学》等。当时出版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甚至“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虽然留日学生所译的教科书总体看来比较粗糙，如“取材过于日本化”，“日文语气太重”等，但晚清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中国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传统教育界。同时，这批译书满足了国内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展，为更好地改造传统教育积累了经验。

2．2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的传播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使西方文化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接触到外国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这股译书热潮，对提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准无疑是不能低估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是通过译书得到传播的，一些新兴词汇都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并经由他们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如“帝国主义”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开智录》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扩张版图主义”“膨胀主义”，此后“帝国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另外，“经济学”“社会学”等词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在翻译日本法学博士失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首先使用了“经济学”一词;而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时一律称为“群学”，直到1902年留日学者章太炎在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上述数个新名词的出现都为当时中国迂腐陈旧的思想界注入了一丝新鲜活力。可以说，留日学生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2．3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留日学生所译书籍广泛介绍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冲击了中国封建文化，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如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撰写的《自由生产国生产史略》在《游学译编》上连载，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诞生和发展，同时结合中国实际，畅谈体会和感想，他写到，“欲造国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发动之前，为其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直接反映辛亥革命前的历史的译作，有日本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5］，此书秘密流行在民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了强有力的革命宣传作用。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