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使楚教案范文第1篇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于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①更道②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③，张袂④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予？”晏子对曰：“齐使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⑤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注：①傧者：接引宾客的人；②更道：改变道路；③闾：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④袂：衣袖；⑤不肖：不才。

1．解释下列句子中指定的词语。

①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延：（）

②今臣使楚；使：（）

③晏子对曰；对：（）

④比肩接踵而在；比：（）

2．下面各句都有“使”，按意义用法分类。

①晏子使楚：（）

②使狗国者从狗门入：（）

③使子为使：（）

④齐使使各有所主：（）

⑤使使贤主：（）

⑥何为使子：（）

3．翻译以下几句。

①张袂成阴，挥汗如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其贤者，使使贤主。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面对楚王的戏弄，晏子是怎样回击的?用原文回答。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①请

②出使

③回答

④并、挨

2．①②（出使）／③⑤⑥（让、派）／④（使者）

3．①张开衣袖就形成浓阴，流下的汗水像下雨，肩并肩，脚跟挨脚跟，凭什么说没人？

晏子使楚教案范文第2篇

语文课程性质虽理论上有了定论，但实践中的偏颇却司空见惯，或者顾此失彼，左右摇摆；或者油水分离，机械割裂。结果，情感熏陶由于脱离语言因素而显得空洞，语言训练由于忽视情感因素而失去活力。可见，让语文走进课标，须重视课程性质对教学的规范和引领，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平衡，在平衡中寻求统一。

阅读《晏子使楚》，教师由晏子拱手时的“笑”引导：“晏子拱手时，为什么故意笑了笑？你觉得这是怎样的笑？”学生的表述独到而又精彩，准确而又深刻：“是鄙视的笑，他根本不把楚王放在眼中。”“是自信的笑，他一点也不害怕。”“是机智的笑，他相信这样说会使楚王无可奈何。”“是挑衅的笑，想看看楚王到底能拿他怎么样。”“是勇敢而又智慧的笑，敢在楚王面前笑，是一种胆量；笑楚王无可奈何，是一种智慧。”……

上述案例对“笑”的解读，不仅仅是语言训练，因为在语言形象的透视中，学生感受了晏子的勇敢机智；也不仅仅是情感感悟，因为在人物特点的感悟中，学生实施了语言的多向解读。至于何处训练语言，何处感悟情感，绝无鲜明界限，这就是语言训练与情感感悟的融合，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平衡。

我们知道，文本的人文价值，体现在表达的主题上；文本的语言价值，体现在表达的方式上。虽然主题感悟并非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却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凭借。因此，情感熏陶与语言训练须聚焦于主题：围绕主题解读文本，使阅读感悟目标明确；依据主题安排训练，使言语活动生机盎然。

晏子使楚教案范文第3篇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能做到其中的一两点，而又有多少人能全部做到呢？因此，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认识它们，领悟它们，学会它们，从而成为生活的强者。

春秋时期，齐王派晏子出使楚国。晏子个子很矮，楚王想借机侮辱晏子，便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城门旁一个五尺高的小门进去。晏子对接待的人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只有出使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楚王得知晏子的话，只好吩咐大开城们，把晏子迎进城去。晏子的举动充分说明了他的自尊。学会自尊是一个人的必修课，如果你失去了自尊，即使你别的拥有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你终究不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可以这样说，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尊严而活，自尊是你幸福生活的本钱，失去它，你就可能会在一瞬间从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商沦落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让我们珍惜无价的自尊，走向成功之路！

古希腊有位雄辩家，小的时候声音微弱，口吃严重。每当看到别人滔滔不绝地演讲时，就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雄辩家。他自信能够成功。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反复练习，终于，在一次辩论大会上，他取得了成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雄辩家之一。这位雄辩家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的自信。自信是成功的基石，它永远是准确的自我定位和客观的自我评价，永远是一种进取精神和科学态度，永远是遇到困难永不低头的巨大精神力量。让我们扬起自信的风帆，唱响自信之歌！

家境优越的小江，虽然生活无忧无虑，但他上中学时就自觉培养自立能力。进了大学之后，他开始尝试勤工俭学，先后做过推销员、家庭教师、服务生等，在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临毕业时，某著名公司来学校招聘人才，经过面试和考察很快就相中了他。小江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他的自立。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高自立能力的过程。从学会走路开始，我们就获得了身体的自立；当能够自己吃饭、穿衣时，我们就有了自立生活的体验；直到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我们就获得了基本自立的人生。自立不是拒绝帮助，依靠不是依赖，只要你能够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那么你就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让我们告别依赖，走向自立人生！

晏子使楚教案范文第4篇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提出思考问题时，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对学生整体的表现要进行预判。这样就可以早早准备好追问的问题。教师追问学生，要让学生感觉自然和顺理成章，就需要提高问题设计的相关性。如果问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生就会被搞懵，不知道教师的真正用意，回答起来更是心中没有底。所谓相关度，就是指问题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追问的内容有利于对前面问题的更好解读。追问应该是补充完善的过程。比如在《将相和》的教学时，蔺相如为什么要避让廉颇？因为蔺相如不想争一时高低影响团结，妨碍国家大局。这时教师要追问，只能从蔺相如的人品方面进行：有意避让的情节展现了蔺相如怎样的精神面貌？如果教师追问蔺相如获得过哪些功劳，就降低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例如在学习《草船借箭》时，教案中有这样一道思考题：“诸葛亮为什么能够成功借箭？”面对这样的问题，学生自然是众说纷纭。在学生充分讨论后，有的学生回答仍然比较模糊：因为诸葛亮能掐会算，所以才能成功借来10万支箭。这时候老师可继续追问：诸葛亮都算到什么了？学生会继续思考回答：他算到周瑜要陷害他，绝对不会让他顺利造箭的。他还算到曹操小心谨慎，不敢出兵。老师可继续追问：除了算人，难道就没有算算别的？学生回答：他算了有利的地形，还算了大雾的天气。通过这一连串的追问，问题获得圆满解决。这就是追问的效果，因为后面追问的和前面问题有很高的契合度，学生很自然就可以进行思维拓展，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让问题顺利得以解决。

二、针对追问，突出重点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课堂教学时的追问比提出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追问大多是即兴的，没有太多思考分析的余地，这是教师教学智慧的体现，也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更高要求。所以说，课堂教学中的追问，应该是一种教学艺术。教师追问学生的目的不是要难为学生，而是在追问的过程中，问题越来越明晰，为学生理解掌握相关内容提供良好契机。教师运用追问方法时，要注意加强针对性。让学生跟着教师的追问思路走，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在进行《晏子使楚》这一课的教学时，教师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楚国为什么要让晏子走小门？学生答道：因为晏子个子比较矮，这是想侮辱晏子。教师追问：楚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学生回答：楚国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大国威严。教师继续追问：晏子是怎么做的？学生回答：晏子说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教师又问一句：对此你有什么感想？学生不知所措。从教师的这一系列追问中，我们不难看出，有些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有的问题的针对性差很多，不仅对学生的正常思维带来困扰，也让教师的教学思路发生了摇摆。“楚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追问已经偏离彰显晏子智慧的主题，自然也没有什么问的必要。最后那句“对此你有什么感想？”更显得风马牛不相及，教学中需要弄清的是晏子的超人智慧，这和学生感受有什么关系？问题缺乏针对性，学生思维被打乱，难以形成完整问题体系。

三、启发追问，激活思维

教师追问学生的思路要明确，通过追问能够给学生带来诸多启发，这才是教师追问的重要目的。学生由于思维比较单纯，思考问题往往不够全面，常常被制约在一定范围内找不到突破口，这时最需要教师“一语点醒梦中人”。追问也许就是最好的启发方式，因为有问就有思，有思就有辨，这对有效启动学生思维体系有重要激发作用。教师要让追问带有明确的启发性，不仅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还要针对学生实际进行设计。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学生思维习惯不一样，思维启动当然也有一些差异。教师提高针对性，启发效果才会更为明显。

晏子使楚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春秋;师保;师;傅;教育

作者简介：宋小克，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34-06

“师保”指太子的教育者，其设置可追溯至殷商时期。据《商书・太甲》记载， 商王太甲云：“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1]（P348）“师保”，是“师”、“傅”、“保”的通称。据《尚书・周官》记载，“师保”包括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职官。前者称“三公”，后者称“三孤”。[1]（P500）但 “三公”和“三孤”是朝廷执政重臣通称，非专为太子教育而设。至贾谊《新书・保傅》和《大戴礼记・ 保傅》才把“三公”、“三孤”（又称“三少”）说成教育太子的职官。《新书・保傅》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2]（P183）从制度设计上看，师、傅、保三者职责不同，但实际上，三者并非一时齐备，职责亦难清晰划分。考先秦典籍，提到担任师保者，或称“师”，或称“傅”，召公之外，罕有称“保”者。故而在春秋时期，“师保”实际上指担“师”或“傅”的人物。《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记述了大量关于“师”和“傅”的故事。本文将以此类故事为中心，考察春秋时期师保的思想、行为、境遇及其嬗变。

一、师保的类别

在春秋时期，“师保”可称“傅”和“师”。师保，既可指太子之傅、师，也可指君主之傅、师。如《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自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3]（P1000）又《国语・晋语九》云：“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4]（P449）以上“师保”，指教育太子的职官。师保，亦指辅佐君主之重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定姜批评卫献公，云：“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3]（P1013）又《吕氏春秋・不苟论》记载：“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5]（P1609）以上“师保”作为朝廷重臣，可能担任过傅、师之职。

师保职位又有正副、高低之分。春秋时期，师保正职称“傅”或“师”，副职称“少傅”或“少师”。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楚平王即位，立建为太子，“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3]（P1401）。《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有“少师”之职。杨伯峻注：“少师，疑是官名，其人姓名不可知。”[3]（P110）楚国称师保为“师”，而中原诸侯国称“傅”。据《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灵公“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3]（P1048）。少傅、少师，辅助傅、师，共同完成太子教育。贾谊《新书・保傅》称《周官》“三孤”为“三少”，曰“是与太子燕者”[2]（P183）。“三少”是“三公”之副，常陪伴、监督太子。

太子即位前，称师保为“傅”或“师”，即位后尊称“太傅”、“太师”。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使阳处父傅太子“欢”（晋襄公名）。[4]（P359）《左传・文公六年》记载，赵盾制定国政，“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3]（P546）。阳子，即阳处父。时晋襄公在位，故称阳处父为“太傅”。又如，潘崇为楚太子商臣师，后协助太子弑君篡位。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3]（P515）穆王，即太子商臣。商臣即位为楚王，潘崇亦升任楚王“大师”。君主之师保称“大傅”、“大师”，与太子之“傅”、“师”区别。

君主不但为太子设师保，也为庶子设师保。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卫宣公既使右公子傅太子急，又使左公子傅幼子寿与朔。又据《左传・哀公八年》记载，陈哀公既立太子偃师，又使公子招与公子过傅公子留。君主使诸公子、卿大夫傅庶子，往往形成与太子争权的态势。卫、陈、周等三国，为庶子立傅，结果都导致了宫廷内乱。

君主任命师保之外，尚有“私属”之师保。春秋时期，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庶子即位的情况非常多。庶子及其母为政治前途考虑，往往私自结交卿大夫，使之为师保。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鲁庆父弑闵公，成季奉僖公奔邾。《左传》追述云：“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3]（P273）成季出生时，卜辞预言其将“为公室辅”。僖公之母成风相信了卜辞，将其子嘱托给成季。然而，若此类“私属”行为泛滥，势必造成结党营私之风，破坏正常的继承制。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敬嬴（鲁文公次妃）勾结权臣襄仲，使傅其子（公子Q）。鲁文公卒，襄仲遂杀嫡子，立庶子Q为君。[3]（P631）襄仲为维护自己权势，连杀两嫡子，公然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可见，当“私属”与权力勾结，会给国家和师保制度造成极大破坏。

鉴于此，明智之士非常警惕权臣与庶子结合。据《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周桓王既立太子佗，又命周公黑肩傅王子克。周公黑肩，时为周朝卿士，掌国政。辛伯告诫周公，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3]（P154）而周公黑肩未纳谏，最后参与篡立被杀。又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车百乘者也，晏子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将以而所傅者为子。”及晏子，晏子辞曰：“君命其臣，据其肩以尽其力，臣敢不勉平。今有车百乘之家，此一国之权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将以而所傅为子。’此离树别党，倾国之道也，婴不敢受命，愿君图之。”[7]（P37）

齐景公无嫡子，故五子皆为庶子。他为诸公子设傅并无不可，但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向五傅皆许诺立其所傅;其二，五傅皆百乘之权臣。如此，上有君命，下有权臣辅佐，势必导致诸子争立的乱局。晏婴因洞见祸乱之根，故而不敢接受“傅”职。

齐景公为避免纷争，选贵者傅太子，选贱者傅庶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6]（P1505）国、高二氏为周天子所命，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崇高。太子之傅地位崇高，而庶子之傅一般则低微。太子即位，庶子迁居国外，其傅亦随之流亡。比如，齐桓公本为庶子，其傅为鲍叔牙。据《管子・大匡》记载，鲍叔受命为傅，非常失望，云：“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8]（P335）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鲍叔曾与管仲合伙经商，足见其出身低微。庶子之傅，身份类同宾客，常随诸公子流亡。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诸儿即位，公子纠奔鲁，管仲、召忽从之;公子小白奔莒，鲍叔从之。鲍叔、管仲虽出身低微，但随着齐桓公即位，很快成为执政卿大夫。从这个角度看，嫡长子继承制的被破坏，加速了“士”阶层的崛起。

二、君命与社稷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士”阶层崛起的时期。新崛起的“士”阶层，开始用新的角度审视旧有的君臣观念。

在周代封建制下，师保与太子、诸公子属于君臣关系，尤其是诸公子之傅，甚至带有依附性。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怀公即位，让狐突召回随重耳流亡的二子――狐毛与狐偃。狐突云：“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3]（P403）在周代的封建社会，诸侯与卿大夫是君臣关系，卿大夫与家臣也是君臣关系，而诸侯与大夫之家臣，不构成直接的君臣关系。狐突之子既已“名在重耳”，则构成君臣关系，若再从父亲、晋怀公之命，则属于“挟贰”、背叛行为。

当君位未定之时，师保与诸公子或可同舟共济。若君位已定，甚至所傅之人已死，师保将如何抉择呢？以死殉君，成就名节？还是以社稷为重，成就功业呢？

在周代礼法中，“臣道”尤重“忠敬”二字。《礼记・大学》云：“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1]（P3632）又《论语・八佾》云：“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指严肃遵从君命。“忠”，指尽心、无私。君主任命师保，尤其是临终托孤，更看重师保的“忠敬”品德。据《左传》记载，晋献公晚年想立骊姬之子奚齐，而废弃太子申生。为此，骊姬以毒杀君父罪陷害申生。申生出逃新城，其傅杜原款获罪被杀。《国语・晋语二》载杜原款遗言：

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故陷于大难，乃逮于谗。然款也不敢爱死，唯与谗人钧是恶也。[4]（P279）

晋献公早有废申生而立奚齐之意，虽多方暗示，却并未公开表态。故而，杜原款说“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据《左传》、《国语》记载，晋献公废太子之意，朝野皆知，杜原款不能一无所知。但杜原款受命为傅，严守“忠敬”二字，不敢替申生争位，未能为太子鸣冤，致使太子蒙冤自杀。杜原款反省自己，“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可谓切中要害。“小心狷介”成就了杜原款名节，却未能挽救太子性命，也未能避免晋国内乱。

杜原款杀身成仁，随后荀息亦重蹈覆辙。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使荀息傅之。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3]（P328）荀息自知骊姬已犯众怒，完全明了事态的险恶，而抱定必死决心。受命托孤之时，荀息提到“忠贞”二字，意谓无论成功与否，将尽全力辅佐奚齐，不失信于献公。荀息果不食其言，立奚齐为君。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遂死之。

杜原款、荀息都成就了“私德”，却失掉君臣之大义，置社稷、宗庙于不顾。当君命与正义、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是以君命、私德为重，还是以正义、社稷为重？在这个问题上，齐国召忽与管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据《管子・大匡》记载，齐僖公使召忽、管仲傅公子纠，鲍叔傅小白。管仲以为公子纠必不立，劝召忽将来共辅小白。召忽与荀息的观念一致，坚持辅佐公子纠。管仲则跳出旧有君臣框架，曰：

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8]（P335）

管仲认为，臣的终极使命是“奉社稷，以持宗庙”，而不是君主的奴仆，为一人而死。《礼记・曲礼下》云：“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1]（P2727） 制，即君之教令、命令。士以君命为重，而国君以社稷为重。当君命与社稷利益出现矛盾，自然当以社稷为重。管仲重新阐释了君臣之义， 指出了“士”的更高使命。

管仲的思考和抉择具有示范意义。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弑其君庄公。有人问晏子，是否“死君”。晏子云：“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3]（P1098）庄公与崔杼之妻私通，遂遭诱杀，可见非社稷之君。崔杼弑君，专杀大臣，亦非社稷之臣。在君主无道时，唯以社稷为重，才能保持人臣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管仲不死公子纠，反辅佐“仇人”，引起不少非议。据《论语・宪问》记述：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5457）

管仲为公子纠之傅，未尽保护之责，不但不以死报君，反而转辅仇敌，可谓不仁。孔子论管仲，没有在君臣之义的框架下，而是放在君子与社稷乃至天下的框架下。在君臣的框架下，管仲为不忠、不敬、不仁者。在君子与社稷、天下的框架下，管仲辅助桓公“霸诸侯”，使礼乐文明避免沦陷蛮夷，可谓大仁。管仲之“仁”，非爱公子纠一人之“小仁”，乃爱天下之“大仁”。孔子反对为“小信”而死，希望弟子以社稷、天下为重。

在君主废长立幼，诸公子争立的情况下，师保难免陷入权力争夺的泥潭。师保的命运已与所傅者捆绑在一起，失去了独立性。管仲做出的努力，即提出社稷重于君，打破了君命不可违的观念。孔子论“仁”，进一步从社稷层面提升到天下百姓和礼乐文明层面。

三、谏诤与守礼

其实，无论是“以死殉君”，还是“社稷为重”，都属极端行为，不合于常道。不辨是非，盲从君命，属于愚忠;背信弃义，抛弃所傅，则属不仁。师保的行为，当行于礼乐之中，合于中庸之道。师保既需刚正之气，犯颜谏诤，又该谦柔礼让，以礼自防。

儒家有“父子不责善”的观念。师保在君主和太子之间，就是担当“责善”的角色：既要替太子向君主谏诤，也要替君主劝诫太子。谏君的风险自不必说，劝谏太子也需要同样的勇气。若太子不善，一旦即位，很可能失敬于师保，甚至报往日之怨。因此，明智之士常视师保为畏途。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为太子傅，申叔时诫士曰：“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4]（P483）申叔时认识到教育的局限性，认为强行谏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招致怨恨、羞辱。

贤君很清楚这一点，故常褒奖犯颜直谏的师保。据《说苑・至公》记载：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9]（P361）

茅门，即雉门，君主宫门。按楚国法令，群臣、诸公子入朝，马蹄不得踏入茅门。少师，师之副手，常陪伴、监督太子。少师庆，《韩非子・外储说》作“廷理”[10]（P790），盖兼掌外朝之法。少师庆为匡正太子的违法行为，不惜直接触怒太子，可谓刚正无私。

师保之道，亦需刚柔并济，一味刚直则容易违礼。晋阳处父为襄公太傅，位高权重，常强行干涉政事。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军帅，阳处父强谏，换成赵盾，引起朝廷纷争：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3]（P552）

贾季，即狐射姑。按晋国政治传统，以中军帅执政为常。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军帅，而阳处父强谏，故为“侵官”，即超越职权，干扰国政。据《公羊传》记载，晋襄公随即把阳处父强谏的事泄露给贾季。[1]（P4925）从“君漏言”看，襄公虽未逆太傅之志，却对其“侵官”深怀不满。此前，阳处父早以“刚”著称。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晋宁嬴初欲从阳处父，不久离去，其妻问之，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3]（P541）天之道，刚柔相济，行刚德而不干犯四时。阳处父以刚直为名，却行乱政，违礼之实。

阳处父貌似刚直，实则不知礼。或惩于阳处父之“无礼”，晋国此后任命师保，选择了重礼、守礼的范武子。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晋景公“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3]（P768）。士会，封于范，故称范武子。范武子执政，首先制定礼法。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周定王宴请范武子，并讲了“享礼”，“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3]（P770）。范武子制礼，在晋国具有深远影响。据《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选百官，云：“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4]（P405）宣，宣明也。法，指制度，涵盖刑法与礼制等。范武子为晋国制礼、立法，也为太子教育制度打下基础。范武子树立的典范，在晋国得到继承。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悼公任命百官，“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3]（P909）。又《国语・晋语七》记载：“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使为大傅。”[4]（P406）士贞子，即是渥浊，范武子同族。帅志，意谓尽心为公，不营私，亦如范武子“言于晋国无隐情”[3]（P1133）。宣惠于教，意谓士贞子之教周遍而和顺。可见，范武子为傅，制礼法，提倡礼让之风，已具有典范意义。

四、诗书与礼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卿大夫多不知礼。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悼公享叔孙豹，奏《肆夏》、《文王》。《肆夏》是天子享诸侯之乐，《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因此叔孙豹不敢答拜，而晋侯却浑然不知。

春秋时期的教育，以《诗》、《书》、《礼》为主要内容，本质上是礼乐教育。据《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太子开出《春秋》、《诗》、《礼》、《乐》等九门课程。[4]（P483）傅作为教育者，首先要博通典籍，具备良好的礼乐修养。

叔向是晋悼公太子之傅，为人博学而正直。据《国语・晋语七》记载，司马侯云：“羊舌Z习于《春秋》。”[4]（P415）羊舌Z，即叔向。又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判叔鱼被杀案，云：“《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3]（P1366）此《春秋》，当为晋国国史，《夏书》为古逸书，盖记述夏朝史书。叔向知《夏书》，习于《春秋》，可见熟悉晋国历史、国情，明于治乱。

晋平公时期，叔向为太傅，常辅佐平公应对诸侯。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郑简公如晋，平公享之，叔向相礼：

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3]（P1116）

春期时期，诸侯宴飨间常有赋诗传统。晋侯赋《嘉乐》，取“嘉乐君子”之义;齐侯赋《蓼萧》，喻晋君恩泽诸侯;郑伯赋《缁衣》，言不敢疏远晋国。三方赋《诗》，皆断章取义，若非熟悉掌握《诗》、《书》典籍，必不能担此重任。

叔向的礼乐修养，由其引《诗》、赋《诗》的频率可见一斑。据《左传》记载，叔向引诗五次，分别见于襄公二十一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年、昭公六年、昭公八年。此外参与赋诗、解诗活动五次，分别见于襄公十六年、襄公十九年、襄公二十六年（两次）、襄公二十八年。娴熟的辞令，源于其深厚的礼乐修养。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范宣子逐栾盈，叔虎党于栾盈，被杀。叔向为叔虎异母弟，有作乱嫌疑，亦牵连入狱。有人讥其不智，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3]（P1059）“若何”句，意谓虽被囚，总比被杀好。“优哉游哉”，出自《小雅・采菽》，用其从容、闲暇之义。当生死攸关之际，尚乐天知命，从容赋《诗》，足其深厚的礼乐修养。

与叔向同时，有齐国晏婴，为齐景公太子之傅，亦以俭朴、正直著称。叔向用《诗》多在外交场合，而晏子用《诗》则在讽谏。据《左传》记载，晏子谏齐景公，引诗三次，共五首，分别见于昭公二十年（一次两首）、昭公二十六年（两次三首）。另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引诗六次，十一首。可见，晏子熟悉《诗》，且充分用于讽谏。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问谁将代齐，晏子对曰：“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3]（P1480）陈氏，指田乞，又称田僖子。齐景公时期，陈氏已大，有取代姜氏之势。陈氏“厚施”，看似为君养民，实则与君“争民”。晏婴引《小雅・ 弁》诗句，既渲染陈氏深得民心之貌，又警告了景公失民心的危险。晏婴指出陈氏“争民”已属直谏，而引《诗》渲染更加强了进谏的效果。

叔向、晏婴皆名臣，礼乐文化素养深厚，但生于衰世，亦难有作为。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二人有一段深入的谈话，涉及齐、晋两国现状。晏婴云：“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云：“晋之公族尽矣。”[3]（P1234）当时，国政在卿大夫，国君或成虚位。国情如此，傅、太傅不仅难有作为，自身处境亦陷艰难。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告诫叔向：“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3]（P1167）一面是君主“弃民”，一面是卿大夫的专权、猜忌，使得傅、太傅进退维谷。忌于田氏，晏婴甚至不敢与景公交往过密。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强行为晏子更宅，晏子不受，并托田桓子求情，让景公收回成命。晏子拒“更宅”，属俭朴作风，而托田桓子求情，很明显在自明无私。春秋时期的教育，本质上属于礼乐教育，身为师保的叔向、晏婴，不仅是名臣、名傅，更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

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他们产生于礼乐文化，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管仲以社稷为重的观念，使师保超越“君命”，获得独立的价值，成为谏诤的道德力量来源。范武子制礼，叔向好直，晏婴诗谏，皆非维护君主或一己私利，乃出于对社稷百姓的强烈责任感。师保之职，虽为太子教育而设，却承担了社稷天下责，肩负了传承礼乐的重任。

参 考 文 献

[1]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