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史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分析，提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如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人的自我修养、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等，有助于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中国史学中，人文这个概念出现得较早，《周易•贲》说：“观乎天下，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语中的“人文”，实出于此，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当炎黄子孙把黄帝尊为“人文始祖”时，表明了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崇尚人文传统的民族。
人乃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有思维，“唯有思维，才能把握本性、实体、世界的普遍力量与究竟目的”（黑格尔语）。人又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显示了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使天下（社会）得到教化，使天下（社会）趋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现今，我们在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不仅是涉及科学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于历史传统中人文精神的认识，不仅只有学术价值的层面，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层面，这是因为；其一，人文科学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实践，社会进步也不能忽视人文因素；其二，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员，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并把这种素质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与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载着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当中；其三；在社会中，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的过程，我们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从前秦到清末，人文这个词多次出现，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这个思想通过教育来完成和传播。
当我们从现实去反观历史，再从历史来审视现实时，我们史学传统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鲜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义，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人的社会责任
忧患意识，在许多的史学家与士大夫身上反映出来，这个思想与情感表现在对子孙祸福，社会混乱，人民休戚，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是惯穿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的终极关怀。这里首当提到的是诞生于湖南的，少年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恤民精神，这与湖湘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湖湘历史文化传统中，民族忧患意识是千百年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中的拳拳之忧常在后人耳边响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的陈天华，谭嗣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急形势，甘愿“横刀向天笑”，血溅刑场以醒国民，他们忧国家的和独立，忧国民思想之陈旧，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励精图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当我们谈到《史记》时，不能不想起司马迁，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一个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男人，他自称是“刑余之人”，可他挥舞着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设有《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以下六个认同感的危机：①同源的民族认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认同感，③同历史的时间认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认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认同感，⑥同习惯的习俗认同感。那么，我们的五千年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不能不再提及一个人，清代的诗人，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他曾说：“智者爱三千年史代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没有说以“明君之忧忧天下，”或“以贤臣之忧忧天下。”
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习历史，思考历史，讨论历史，研究历史，我们不只是眼前之忧，临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而是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意识，回顾过去，是深刻的历史感，展望未来，当从长远利益着眼，这不仅是史学家之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社会人之责任。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史学中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们现代人都关注人生，关心我们自身的生命，关切我们本真状态，何为？这是因为我们感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出现了问题，我们焦虑、彷徨、不安，“非常郁闷”，甚至是“狂郁闷”，这是我们的心灵与精神“无处”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没了精神家园，我们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终极的追求和关怀；我们缺乏脚踏实地的现实努力和关注；我们把每个个体认为是绝缘的存在；我们缺乏良性的人际关系；我们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丧失。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这是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境况和阶段时，有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给我们抚慰，给我们超越，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儒、道、佛三家，开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也许此时是一马平川，春风得意，也许那会儿就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需要道家的“药”来医治；佛家好比一个中央商场，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我们说，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在关注社会人类的自身修养问题，并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现代人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上，而是建立在对一个异己的身外目标的占有上——这就是财富和权力。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动力和运作机制都是在鼓励人们获取权力和财富吗？还是使人们所有本能中最强大的一个——占有欲得到无限的膨胀？使强者希望无限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强大起来呢？
人们深感这不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更是充满危机的世纪，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机等都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把人类带入天堂，又可以把人类引入地狱，对善和恶都有可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颠倒。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思想家严复，他指出中国国民素质有三大弱点，一是民力，二是民智，三是民德，这三差，难以使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仍要关注的问题吗？
因此，加强自我修养使我们每个公民更具有理性，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面对残害婴幼儿的劣质奶粉的泛滥，面对腐败现象的蔓延，面对道德的伦丧，面对拜金主义的抬头，面对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仅靠法制的“他律”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公民自身道德修养，而人生境界的提高是维护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泉。
三、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
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不是高科技，而是人。因为高科技还得靠人去创造；人类最重要的开发对象，不是大自然，也是人。因为先有人类的自我开发，才有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人类最值得珍视的宝藏，不是金银珠宝，还是人。因为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远比金银珠宝要贵重得多。所以，研究人文科学，尊重人才是当今全世界的第一要务。
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西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世间的客观历史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人事，也就是人世间的善恶、治乱、繁荣、衰败，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这是人文精神在史学中得以确定和不断发扬的过程。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不仅认识了这一点，而且在《史记》中把他这个思想非常有分量的反映出来。《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本纪是写帝王的；世家是写诸侯以及一些特殊人物，比如孔子、陈涉；更多的是列传，写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七十二列传中，对于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司马迁是有选择的，其中有几句话：“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意思是说要做一个既正直又潇洒的人、有见识，能够看清形势，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而这样的人是要有责任感的，二十四史，也是以人物为中心，包括历史的进程，朝代更迭，各种制度以及天文、地理等，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象二十四史”这样有这么多人的活动，是人本思想的一个标志。
中国历史中有名的“贞观之治”，是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贞观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乱世变成了治世，使唐朝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朝代，而这其中，与李世民本人对人才的珍爱和对大众痛苦的深切关注分不开，其中一例是出现了“贞观君臣论政”，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因此他确定了“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以文治国”的总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建立了一个适应形势要求的领导集团，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拔擢一大批精干的官吏，如道士出身并参加过农民起义军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宫臣，在李氏兄弟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介入很深，曾劝说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可是，李世民不计前仇，委以重任，太宗本人的“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而正是他虚怀若谷，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的疑虑，而且网罗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朝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能臣，魏征“直言敢谏”，太宗“从谏如流”成为一种风尚。而从另一个角度，一个杰出的人，伟大的人，他要有一定的历史舞台，否则他也不会发挥作用。
而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关注人的生存，也关注人的发展。而我们提倡人文科学，关心、关注、关联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关注人的意识，理想、观念、信仰等是让人能以离开狭义的动物，狭义的经济动物，狭义的政治动物，而使人成为各种关系的创造者，改造者和推动者，真正使人文科学变成我们个体生存、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 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 Needham， Joseph， et al. 1969.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2]刘钝、王扬宗主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2002。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3] Gernet， Jacques (1996).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30.
[4] Needham， Joseph(1967). The Role of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Evolution of Oecumenical Scienc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 中译文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194-216.
[5] Weber， Max (1930/200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Introducion by Anthony Giddens. New York: Routledge.
[6] Weber，Max (1968). The Religion in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7] Sivin， Nathan (1995).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 p.
[8] Bodde， Derk (1957). Evidence for Laws of Nature in Chinese Though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709-727.
[9] Kuhn， Thomas (1962/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Barnes， Barry. 1977.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1] Hessen， Boris (1931).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In: N. Bukharin， ed.， 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 ， London: Frank Cass， pp. 151-212.
[12] Bernal. J.D. 1957.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Watts & Co. Ltd. 中译文见《历中上的科学》， 伍况甫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13] Merton， Robert (1938/1970).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4]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5] Thompson， E. P.(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中译文有： E.P.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16]郑涌.《韦伯》.香港：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1997， p.95.
[17]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Y: Basic Books， p.5.
[18] Durkheim， Emile (1912/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2-18
[19] Latour， Bruno， & Steve Woolgar(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 Traweek， Sharon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 Kohler， Robert(1994). Lords of the F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 Sivin， Nathan(1982).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 or didn’t It?” In Li Guohao et al，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p. 89-106
[23]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 《国学论丛》， 1928，第1卷3号； 见于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 页201-0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p.201.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媒体，中国文化词，异化翻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1):57-60.
2.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2): 19-22.
3.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33-35.
4.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8,(2): 27-30.
5.范勇.美国主流媒体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显异策略[J].上海翻译,2011,(1):65-69.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法制史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依法治世的成功经验，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任务之一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因此，正确地对待和发扬中国法制史中的传统文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一、中国法制史细节的教学――感知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包括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内容，内容庞杂，知识点众多。其内容包括了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不同类型的法律以及制度，其中也包括法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更包括了法律的产生、特点、性质以及演变等。从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都会运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资料。
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去找寻法制史中的文化细节，并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理解引导学生去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制史的各个章节事实上都是对我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一种浓缩和精华，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法律传统和文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拓展出精彩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使学生在进行法律文化积淀的过程中也感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内涵及其丰富性。
二、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的教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从中国法制史的课程特点来看，教师只有在对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有了透彻的了解和精心的备课才能更好的吸引和感染学生。在教学中，有关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的教学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掌握：（1）以一脉相承的各朝法律制度及其法典为线索。（2）以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概况、经济立法、司法制度、刑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以及民法制度等为线索。然而，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单纯的以各朝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典为线索进行讲授的话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细心的梳理，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脍炙人口的法律典故讲解法律演变的源头和出处，在加强课堂有趣性的同时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了解。
法律典故既是形成我国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我国法律的历史。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所以通过课程的讲授，学生不仅能够领略到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规律，体味到学习的乐趣和魅力，而且还能在教师将纯理论教学变为妙趣横生的趣味教学同时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学生心中。
三、中国法制史法律传统教学――感悟传统文化精髓
有关我国法律传统的内容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不过大概的看法是一致的，主要有恭行天理、以人为本、执法原情、明德慎罚等传统。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整个价值判断标准的，所以中国法制史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而又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不过，这些文化毕竟是在小农经济下形成的，必然带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教师有所取舍，让学生领悟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法律传统主要有：（1）大一统与爱国主义的传统。（2）“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传统。（3）“以人为本，明德慎刑”的传统。（4）家族本位与伦理法治的传统。（5）“恭行天理，执法原情”的传统。
四、中国法制史发展演变过程的教学――感触传统文化脉搏
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是同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发展规律大致相同的，其产生、发展以及演变呈现的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并且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中国法制的起源阶段是在先秦时期，在夏商西周的奴隶制时期，中国的法律主要是以习惯法为主的。奴隶制法的衰败是在春秋时期，此后开始向成文法转变。中国封建法制的形成是在战国、秦朝，确立时期是在汉朝，并且在汉朝开始引礼入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即是中国封建法制的过度演变时期，这时礼法得到进一步的结合，优秀法典层出不穷，律学也相当发达。我国古代法制的达到最高水平的时期是在隋唐，这时中国的传统法制已经成熟定型，中华法系也最终形成。不过，自从唐代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大分裂的局面，此后中国法制也进入了一个发展演化的阶段，封建法制也由此走到了尽头。此后，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法制几经转型，中间有失败也有成功，但也逐步构建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总之，中国的法制进步是不会停止不前的。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65-03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培育民族精神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光辉历程。
一、 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出现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在中国人面前。围绕这一主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古今中西”之争，即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反省，以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一争论推向了巅峰，一些杰出人士如、蔡元培、鲁迅等，对中国文化整合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提出了中西文化综合论的主张。蔡元培主张广泛吸收各国文明，同时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鲁迅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独立自主地引进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709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之时，又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这一充满时代精神的文化观，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指针。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663-664关于文化、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精辟论述，构成解决文化与革命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文化建设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始终强调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鲜明地提出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重要的路线。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把发展经济与发展文化两大任务相提并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
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3]为此，他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在人的培养问题上，把提高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他先是提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之后，又把这一目标进一步推向整个社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要求，并强调在军队中也要实施文化教育，来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技术水平。
在文化发展举措方面，别出心裁地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创新方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方针。在文化创新方法上，采取了全面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并取名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运用这一方法，我们对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对其中的封建毒素必须予以剔除；而“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样不可取，对西方文化要批判地吸收，要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长处，融会中西，实现有机的结合。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百花齐放，是借用自然界百花争艳来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多样性发展；百家争鸣，则是援引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来提倡科学的不同流派间的平等争论。“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对于促进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总之，在吸收“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创立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虽然经历了“”的挫折，但它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提出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