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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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方面，陈涛（2010）、杜文中等（2012）、赵俊仙等（2012）分别分析了陕西、河北和山西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促进文化产业投融资创新的政策建议。[7-9]此外一些学者还分析了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如袁海（2011）的研究认为要素禀赋、集聚经济与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10]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国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是进行文化产业投融资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如何获得金融支持等。关于我国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相对缺乏，考虑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因素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因此我们可尝试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各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

二、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我们用各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C）I的发展，用各省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保费收入的合并值衡量金融体系（FS）的发展，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体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1）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主要用来检验经济变量的空间集聚状况，如果经济变量的Moran值为正且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越表现为空间集聚。从表1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全部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中国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从表2各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我们可以看出，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也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各省域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2）Moran指数散点图检验Mor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和图2）将各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分为四个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二象限L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第四象限H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其中HH和LL空间关联模式为正的空间相关性，LH和HL空间关联模式为负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空间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也是如此。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HH空间关联模式有12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3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11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集聚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金融体系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7个省域，说明金融体系呈现空间集聚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LISA分析

我们可进一步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分析不同位置的空间关联模式，检验局部地区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状况。由2005年、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支持体系的LISA分析图（见图5至图8）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发展形成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长三角高值集聚区；另一个是以新疆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青海等省域在内的低值集聚区，从2005年到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强。我们还可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高值集聚区域一般也是金融体系高值集聚区域，可以初步做出金融体系可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判断，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金融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LαKβ，其中Y表示文化产业增加值，L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K表示文化产业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又可分为银行业金融BI和证券业金融S）I，两边取对数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2.度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提出用M2/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但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M2/GDP自1990年以来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按常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可能高于美国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选择其他指标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里用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变量，其与GDP的比值分别代表银行业（B）I和证券业（S）I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2005-2011年的年度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其中2010、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SPSS软件的估计。3.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一个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员、资本投入，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金融体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的空间集聚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该引入空间因素。传统OLS模型估计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我们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SLM模型和SEM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1）2011年当期模型OLS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11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本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当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5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1.9042822，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11年当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6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0901，说明了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09个百分点；银行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3.5889，说明当期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支持作用，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3.59个百分点，证券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1.6132，表明证券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11年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8和0.31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当期模型中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资金投入，而证券业的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005-2011年跨期模型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05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金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跨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7跨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0.57785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05-2011年跨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8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110，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11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回归系数是1.7264，说明2005年银行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支持作用，2005年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72个百分点，证券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05年证券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难以确定。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05年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6和0.38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跨期模型中银行业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文化产业本身资本投入，而证券业金融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确定。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从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理论，是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行为科学、以及现代管理的一场新的管理革命，是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被人们广泛地称为是企业经营成功之道，目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突出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在企业内建立起一种企业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为和活动。魏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得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所奉行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企业兴衰、企业发展当然是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但企业文化肯定对企业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总结企业文化大体包含四个特征：

1．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文化则主要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员工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因此，企业文化必须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来协调企业的内部关系，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来沟通企业的外部关系。如果企业文化脱离了“以人为本”这个中心原则，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终将被企业抛弃。

2．以文化人。企业文化不同于泰罗制、不同于行为科学、不同于理性主义管理、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企业管理，关键在于它能够“以文化人”，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管理之中。通过文化来改造人，使人能够产生创造性、自觉性，从而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发挥其积极性并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这是一个作用的积累。

3．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词来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觉主要指企业家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根源的自觉性。大部分企业家在分析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时，往往强调资金问题、体制问题、包袱过于沉重的问题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现象，它们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是企业家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是员工的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根本问题。所以企业家要想经营好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文化自觉性，不具备这一素质，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企业家。

4．文化主导。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像泰罗制以经济要素作为主导因素，行为科学把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作为主导因素，企业文化则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为主导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导因素，那么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培育企业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文化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模仿、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缩小这种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识(技术)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知识溢出与知识扩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扩散的含义更广，它覆盖了知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而知识溢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生产规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创造性和灵活性是最宝贵的资源。自然人或者法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对付明天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级领先企业，“更多的是由超越现实的抱负和在低投入产出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来维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袭而维系成一体的”。因此强调，“如果要解释索尼、本田或雅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应当研究的是它们在善用资源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点。西方管理人员不应过分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学习，而应确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奋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资源的机会”。

正因如此，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文化与传统企业文化强调创新有着差别很大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前者更加重视经济主体的独立性、个性和灵活性，提倡和保护具有个人冲动的“灵感”和独创性，鼓励不畏风险，激发创造热情，允许尝试失败，对人的尊重首先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正当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释放方面，而对工业经济中所提倡的“集体观念”、“群体意识”、“步调一致”、“绝对服从”等传统企业文化理念则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事实上，世界软件开发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终都是由个人或很小的组织所创造的。适合个人创新、组织灵活机动、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正是使硅谷始终充满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业文化中的知识管理

安德鲁?卡内基说过：机构拥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就是员工的知识和能力。企业要做到以知识领先带动企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必须对企业文化中的知识加以管理。

知识四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是这些人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这些人探索，人之企业和企业文化的框架总和。真正的企业往往注重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活动。由企业提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提升企业成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的整体绩效(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业培训，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的自我培训也越来越重要。“干中学”即边干边学是指在工作当中自觉和不自觉的学习他人的知识、技术以及互相学习。由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单靠企业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不现实的，个人知识、技术等的获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识本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力必须自觉的学习。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学习和互相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成本(边干边学极大地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是一种极为可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结合人力资本的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人而言，个人在学校学习期间的个人收入几乎为零(如果允许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则个人的收益不为零，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未来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资本真正起作用的阶段是在工作阶段，也即人力资本只有和非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这样的学习活动在现今企业组织中被称为学习型组织。

毫无疑问，崇尚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对现代企业而言，还不仅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持续运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业资源和市场，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学习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因而企业不再是一个终身雇佣的组织，而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现代企业只能作为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才能够“善于创造、寻求及转换知识，同时能根据新的知识与领悟而调整行为”。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新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经济时代为获得优秀的企业文化，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全员参与的以知识的积累、生产、获取、共享和利用为核心的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指引企业去迎接挑战、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保证。在以知识为最重要经营资源和主要消费品的今天，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识(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而不是有形资产或是库存。因此，只有从战略上重视知识这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努力实施知识战略，才是经营管理之本。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三是商业银行应认真执行央行确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在振兴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动态，主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社会信用程度高、金融环境好的地区加大授信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贷款定价机制，以准确的贷款定价反映和覆盖不同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性质、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等提供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或服务。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电子化问题建议

二战以来，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动下，加上一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电子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区别于传统的金融业，因而针对传统金融业所设计的法律会不能完全适用。国际金融电子化在其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简单的对此问题予以分析。

一、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简史

各国的金融电子化发展之路是不同的。大体而论，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金融机构间的电子联网，其标志为1973年美国将以电话、电报手段建立起来的“联储电划系统”改建为电子化的“联储电划系统”。即建立起联邦储备银行间清算服务的电子计算机系统。随着计算机在银行间的应用，银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现钞、票据流动而转化为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流动。这种以电磁信息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并能通过计算机网络而使用的资金被称为电子货币。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传统的以有形货币为调整对象所建立起来的金融法律规范受到挑战。

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进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199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建立，网上商业活动增多，银行开始进入国际互联网增多，在国际互联网设置网点，进行咨询服务、促销宣传、提供金融市场信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投资衍生工具市场价格），为用户进行网上金融证券投资提供便利。

第三阶段，网络虚拟银行的建立。1995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设立第一家网络银行，该银行在24小时之内提供银行业服务，包括储蓄、转帐、信用卡、证券交易、保险和公司财务管理等业务。目前，电子化已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务运作的主要方式。

就中国以言，其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过程。[2]所以我们可以从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金融业对信息技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进而，著者认为要加快国际金融电子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信息技术。

二、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的比较

要认清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的性质，有必要对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作一比较分析。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实现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银行的业务处理和管理的旧体制，建立了以信息为基础的自动化业务处理和科学管理的新模式：[3]

首先，它用电子货币的支付方式逐步代替传统的现金交易和手工凭证的传递与交换，大大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其次，它使金融业从单一的信用中介发展成为一个全开放的、全天候的和多功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可以说，现代的国际金融业，是集金融业务服务和金融信息服务为一身的金融"超级市场"。

再次，金融业的营业网点已从砖墙式建筑向ATM、POS、网络等系统转移，提高了金融业的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

最后，它使银行业务的重点从存、贷款转向了提供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从而让银行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银行以传统的存、贷款利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局面，将被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和金融信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所代替。

三、国际金融电子化所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安全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意味着金融企业的内部网络间接或直接接入因特网。任何开立网上交易帐号的人，都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内部信息，或者供给金融网络，从而造成重大的损失乃至产生交易网络瘫痪的严重后果。随着系统处理能力和网络速度的不断提高，网上交易系统的系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美国每年因网络安全而造成的损失高达75亿美元。中国的因特网服务提供上、证券公司及银行业也多次被黑客攻击。

就目前来看，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上委托的技术系统被攻击、入侵、破坏，导致网上交易无法进行；二是委托指令、客户资料以及资金数据等被盗或被篡改，甚至造成资金的损失。[4]为有效地防范以上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加强技术控制，另外也要加强立法和司法。

（二）管辖权问题

因特网是面向世界，无处不在的网络，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按一定的规则加入进来。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业的客户可以根据既定的协议，访问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的站点，而金融机构也因此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国际金融的这种跨国界的运作方式，也跨越的各国的法律和金融法规。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比如，中国客户登陆美国的一家银行，成为美国该家银行的网上客户，那该银行是否要受中国金融法的管制？

目前，各国还未有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对跨国电子金融交易的司法管辖问题也未见一致。[5]

（三）信用问题

国际金融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欺诈。欺诈人以银行客户的名义，向客户的银行发出一箱支付命令，指示从客户的账户中划拨一笔款项到受益人的账户。这个受益人就是欺诈人或其同伙。

如何防范金融欺诈，在票据资金划拨中，核证问题可以简化为核对签字盖章。但在电子资金划拨中却无法使用此方法。另外，在没有找到欺诈人或欺诈人无力赔偿时，那应给有谁来承担这个损失？[6]这也需加以研究。

（四）主体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货币电子化。从而使银行从堆积如山的金融纸票（现金、支票和各种凭证）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关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的范围界定便是一个。

当下，对此的看法未尽一致。在美国，对于结算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是以联邦EFT法和各州的法律为基础的。即是在实施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广泛地参与者加入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行列。在欧洲大陆各国，以加强金融监管为目的，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原则上限制于金融机构，并将此作为金融监管的对象。在中国，信用卡的发行限定在商业银行，并要受制于央行的监管。因而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国的规定。[7]

（五）其它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上述问题外，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还面临以下问题；信息技术本身的改进问题，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各国的立法协调问题以及各国的司法协助等问题。[8]

四、有关的建议

由于笔力所限，著者仅从宏观角度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信用法制建设

信用是一个多视角、多范畴的概念，既然它是一个法学概念，就应该在理论和立法上不断完善它，因此完全有必要加强信用法制的建设。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为国际金融的电子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十分重要。要继续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对关乎市场经济建设的法律法规要制定好、执行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市场法。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要强化电子合同的立法和执法建设。对电子合同的规范是电子商务法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电子商务信用机制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狭义的电子合同法主要包括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等总则性规定及各类合同的特殊规定，亦涉及少量管辖问题；广义电子合同法除包括狭义电子合同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电子合同涉外管辖（连结点的确立等）问题、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等。此处所说的电子合同法从狭义。由于虚拟化的操作，电子合同关系的主体通过电子手段来设立、变更、终止合同，因此必须在保证电子手段技术本身安全、准确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终端用户的收、发、转行为的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明文规定电子合同要约与承诺的构成要件，对电子错误、电子监控等亦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宜。电子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体法中包含了少量程序法条款，主要是合同的管辖问题，建议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电子合同交易中的“场所”等问题。通过电子合同，在源头上保证电子交易行为的信用度是当前的主流思潮。

（二）建立完善电子银行业务法。

各国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电子银行业务法。

首先要制定《电子银行法》。《电子银行法》作为电子银行市场发展的核心法律规范，应对电子银行的性质、监管、市场准入、业务范畴与标准、金融创新、法律责任、市场退出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

其次是《电子签名法》。电子签名的问题是目前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最大的盲点，因为关于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一些国家现有法律尚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规范。对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电子签名立法的成功经验，制定符合各国国情的《电子签名法》。

再次是《电子资金划拨法》。虽然电子资金划拨与票据交换都属资金收付，但是如上所述，由于二者的当事人不尽相同，法律关系也不尽相同，并且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的有价证券，而电子资金划拨中电子化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也不具有流通性，从而根本丧失了票据的特性，所以应当制定独立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在该法中主要规定有关客户与银行、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损失赔偿的范围、禁止欺诈等。[9]

（三）完善监督系统

完善监管体系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发现并惩戒不诚实的行为。国家可以对数据交换、电子化交易等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国际金融电子化下，由于很多电子商务企业在Internet上进行交易，国家基于对电信通信信道的监管权而同时可以对Internet上的电子交易进行监管。

国家对电子金融信用的监管主要的方式和途径是规范信用制度、搭建信用公共信息平台。按照“部门协调、联合征信、统一管理、分类使用”和“政府发起、部门联合、相对独立、逐步社会化”的原则，建立企业信用公共信息平台，其目的在于将信用信息公布于众，以此惩戒具有不良信用记录者。

除国家监管外，还应建立交易相对人监管制度和企业内部监管制度。交易相对人的监管不像国家监管那样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一般为个案监管。由于相对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债权关系，相对人一般都不会怠于监管，而恰恰相反，相对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而积极进行监督、催促。企业内部建立信用监管体系一般也较为完整、系统，但是一些企业往往不愿意自揭其短，从而影响了内部监管的效果。未来应当强调在企业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会计信息监管结构，强化责任意识，实现自我监管。

（四）完善电子金融配套法

电子金融法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系列相关的法律规范相联系的，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合同法、国际税收法、电子商务立法、刑法、诉讼法、票据法、证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现行法律规范对于传统金融发展起到了较好的规范作用，但面对电子金融新兴业务的发展，则相形见绌，难以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如税收征管法中对于电子商务的规定几近于零，特别是这种网上支付方式对税收问题没有做出较好的规范，因而必须做好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工作；再如洗钱犯罪在电子银行业务中发生频率较高，对此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有效的规制，这样才能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此外，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标准等现行规定对于电子银行纠纷取证极为困难，不利于其发展，对此我们也必须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辉.金融电子化：法律的困境与出路[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2]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486,498

[3]戴建兵．网络金融［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7,19

[4]林丹明熊辉．证券电子商务――网络经济时代的证券市场透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89

[5]同[3].102.

[6]姚立新．电子商务下的金融创新与运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43,147.

[7]同[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