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毕业总结范文第1篇

蒋南翔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到上海担任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了同济、复旦大学的支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干事，协助刘少奇同志编写党内刊物《斗争》。1938年年初，开始担任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在武汉筹备和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参加创立了武汉青年救国团。1941年，奉命撤回延安，担任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

1949年，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期间，他积极吸收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并联系中国国情，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1955年，他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并于1959年年底开始担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和高教部部长等职。1979年，蒋南翔再次担任教育部部长后，领导恢复和发展了我国教育事业。1982年，蒋南翔开始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系统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对中央党校以及全国各级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先进思想 引领大学发展

蒋南翔长期奋斗在教育一线，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孜孜不倦，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一系列教育创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

在大学建设上，蒋南翔提出办“重点大学”，并使其成为我国“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他的办学思想具有强烈的一流意识，办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是他的办学宗旨和教育主张。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他提出要先办好一批重点大学，使这些重点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明确提出重点大学的任务是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不断地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在人才培养上，蒋南翔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理念。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德育教育和体育教育，曾经将学生的德育教育形象地比喻为“上三层楼”：“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即爱伟大的国家；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因材施教，并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只有充分注意到学生的个人特点，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引进上，蒋南翔提出“外国先进教育经验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反对简单照搬和抄袭苏联模式，指出要学习西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上有用的东西。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实事求是、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这种充满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大学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力主改革 奠定清华地位

自1952年起，蒋南翔开启了长达14年的清华岁月。期间，从理论到实践，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卓见的办学指导方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使清华大学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为当时我国其他大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是他在清华创造性地实施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谓“双肩挑”是指既有专业业务能力，又能从事政治工作。其措施是在清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做政治辅导员，让他们在学业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锻炼，是一种带有战略意义的教育创新。

二是他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创办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科。当时，参与援建的苏联专家强烈反对清华大学建立无线电系，但是蒋南翔凭着一股执拗劲儿和坚定的勇气说服了苏联专家组组长，顺利开办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55年，他向、等国家领导人提出在清华创办一批原子能等科学技术专业，并为此亲自组团到苏联考察学习。之后从1956年到1958年，清华大学陆续创办了一批高技术系科，如原子能、计算机、自动控制等高技术系科，这些系科大体在1962年建成。以此为基础，一些应用理科专业也重新创办起来，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三是他在全国首次提出了清华大学要“实行教学、生产和科研三结合”的指导方针，大力提倡 “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1958年，清华大学水利系结合密云水库建设进行了毕业设计，蒋南翔及时肯定和总结了这个先进典型，使清华大学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发展之路。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清华自行设计建造的高校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该反应堆历时6年完工，参加建设的人员平均只有23岁，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办学模式最有力的证明。

主导正规化改革 促进党校发展

作为我国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的主阵地，党校向来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党校数十年来虽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却没有办正规化党校的经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党校教育如何与普通国民教育互相衔接、恰当分工，以使这个体系更合理完善的问题。

1982年8月，王震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任命蒋南翔为第一副校长。百废待兴之际，蒋南翔通过调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他的党校改革意见，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级党校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党校教育的发展目标上，蒋南翔提出了党校教育从过去的短期轮训转向正规化培训的意见，“为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今后党校的任务要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转向正规化培训为主。”改革之后，中央党校培训班开始招收省、地级领导干部，学制两年；进修班招收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学制为半年到一年；理论班招收党校师资及宣传理论骨干，学制为两年半，为地方培养了大批经过党校正规化教育的领导干部。

在党校教育内容上，蒋南翔将党校过去的四五门政治理论课，改为马列主义、思想理论课，科学文化知识类课和专业类课的课程设置。马列主义和思想基础理论课成为主体，占到了55%的学时，剩下的包括科学文化知识类课，如语文、数理基础、外语、历史等。

这次教育内容上的改革不仅丰富了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内容，而且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使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中央党校毕业总结范文第2篇

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给大学生村官回信，全文如下。

李伟、戈新化、王红兵同志：

你们在“五四”青年节代表170名大学生村官给我写的信已经收到了。看到新一代大学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胸怀祖国、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奉献社会，发展农业、促进和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鼓舞。看到你们从最受农民欢迎、最能给农民带来实惠和最易于落实的事情做起，从刚来的“外乡人”变成农民的“贴心人”，有的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成了团结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领头人”，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要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你们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进步、与农村共发展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总书记指出：“此事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大事呢？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批有科学思想、知识和眼光的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第二，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需要培养大批经受过基层特别是农村艰苦环境锻炼、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后备干部人才。第三，鼓励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的高校毕业生发挥表率作用。所以，大学生到农村去，是时代的呼唤，是农民的期盼，也是党对当代大学生的殷切期望。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是成长成才的一种正确选择。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知识面宽、富有创造热情，但多数人还缺乏基层艰苦生活的锻炼。如果不到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就很难担当社会重任。农村既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又是砺练人生的学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学生到农村去任职，可以直接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亲身体验我国的国情，建立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利用有知识、眼界宽、信息灵的优势为发展生产、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服务。大学生当村官的经历和经验，将会成为有志成才者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

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带有一定的志愿者的性质。希望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第一，要弘扬志愿者精神，做好吃苦奉献的思想准备。第二，要认真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尽快熟悉农村情况，从最受农民欢迎的具体事情做起，找准发挥作用的切入点。第三，要把自己作为农民的一分子，虚心向农民学习，与农民交朋友，先当“村民”后当“村官”。

中央党校毕业总结范文第3篇

通过项目带动、岗位诉求、服务发展等方式,强化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培训。仅今年上半年,毕节地委组织部共对接各类帮扶项目举办培训班15期,培训干部1393人次,为毕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以帮扶项目带动干部大培训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的作用。针对争取到的项目和现有人才不能匹配的状况,试验区紧紧围绕帮扶项目组织各类人才培训。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强化培训。根据试验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岗位干部履职的不同要求,毕节地委组织部坚持按需培训制订培训计划和方案,有效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995年至1997年,为促进全区干部解放思想,在中央统战部的支持下,毕节地委组织部先后组织了87名领导干部到深圳、苏州等地学习培训和挂职锻炼。

2004年至2005年,为提高试验区党政干部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农工党中央的支持下,毕节地委组织部启动了“清华大学―毕节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培训项目”,两期共培训党政干部40名。

2005年至今,针对部分领导干部观念较为落后、发展意识不强以及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弱等问题,在民盟中央和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支持下,毕节地委组织部启动了“百名专家赴毕节开展百场系列讲座”培训项目,目前已派出24名专家到毕节举办了24场系列讲座,培训干部3200多人次。

此外,毕节地委组织部还在光华管理学院举办“光华-泰达-毕节:领导干部培养项目”3期、“光华-金光-毕节:领导干部培养项目”5期,共培训经济部门的干部323名,企业经营管理岗位的干部77名。

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强化培训。围绕试验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大项目发展需要,中央统战部、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大力帮助毕节试验区开展专项人才培训。地委、行署为此专门做好各项对接工作,保证各种培训工作有效开展。

为帮助纳雍县发展蔬菜产业,毕节地委组织部配合民革中央启动了“蔬菜栽培专项技术”培训项目,组织中国农业大学蔬菜专家为纳雍县举办技能培训班5期,两百多人参加了培训。为帮助威宁自治县发展养殖业,毕节地委组织部配合九三学社中央启动了“中国(南方)草地畜牧业高层次人才”培训项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到威宁开展现场培训,推进了该县种养殖业的发展。此外,地委组织部还积极配合各帮扶单位支持地、县、市有关部门开展教育、医疗卫生和劳动力转移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教师、医师240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3万多名。

以能力素质为导向强化培训。围绕提高各级各类干部人才的综合素质,试验区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毕节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或专题讲座。以2009年为例,共选派了92名干部到延安干部学院、中央组织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等培训机构学习培训。同时,组织全区各级各类人才到发达地区、高等院校、大型企业等培训考察或挂职锻炼。

目前,全区共有1328名党政领导干部、7875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到天津、深圳等发达地区,北大、清华等知名院校和泰达、海尔等大型企业学习培训或挂职锻炼,全区各级干部的思想理念、综合素质等均有了质的变化和提升。

灵活的培训方式实现学用结合

为了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增强培训效果,让培训对象所学及时用于试验区的建设,不断推进试验区发展,在各类主体班次培训中,毕节地委组织部在采取“三段式”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请、一练、一挂、一强化、一参与”五个一活动,实现干部培训学用结合。

“一请”,即是针对试验区教学薄弱点外请专家到地委党校课堂给学员作专题讲座。以2009年青干班为例,春秋两季,毕节地委组织部共邀请了12名中央和省的领导、专家为学员们共开设了《人格培养的哲学与现实思考》等12个专题讲座。

“一练”,即在学习培训中定时不定时开展学员论坛、对抗辩论、情景模拟、演讲等系列活动,主要训练学员对问题的思考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一挂”,即挂职锻炼。为了让学员能在不同岗位上得到锻炼,毕节地委组织部将乡镇类的学员安排在地县直机关挂职锻炼,将机关类的学员安排到乡镇挂职锻炼,挂职时间为一个月。

“一强化”,即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强化。将学员选派到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等地进行针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让学员结合试验区实际学习专门理论,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和对策,强化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一参与”,即让学员亲身参与接访、处置和镇村规划活动。在活动中,学员们不仅锻炼了自身处理复杂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增强对当前区情的进一步了解。

此外,毕节地委组织部还积极配合、切实完成中央和省委的调训任务。2009年,共选派193名领导干部参加中央和省委的培训,同时配合省委党校作好研究生招生工作,39名干部被省委党校录取为研究生学员。

专项培训使干部服务科学发展能力增强

在对接对口帮扶项目组织专题培训时,毕节地委组织部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化对培训的组织领导、考核管理,促进了培训的质量提升和良好学风。同时,在把干部学习培训情况纳入“双考双评双挂钩”动态跟踪考核管理,并将其作为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的激励机制刺激下,提高了干部学习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70余人在近两年中得到提拔和重用。

中央党校毕业总结范文第4篇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烈焰，在艰难的条件下办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工业技术专门人才和高级领导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历史沿革

1940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大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将延安大学(包括自然科学院)迁移到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专门接见了延安大学有关领导和自然科学院全体教师，讲了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出学院到东北去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开辟新解放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特别是要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作开辟工作，使东北青年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参加解放斗争。

1945年11月15日，自然科学院20多名教师和100多名学员从延安出发，经月余行军，途经陕西绥德、葭县(今佳县)，在山西临县碛口过黄河，到晋西北后经朔县、兴县、岢岚、五寨、左云、丰镇，在阳高乘火车，于1945年12月24日晚到达张家口附近的万全县孔家庄。原计划经热河(现承德市)进入东北解放区，但由于热河、锦州等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切断了赴东北的要道。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请示中央，去东北的路不通，晋察冀边区的工业企业很多，很需要技术人才，建议把自然科学院留在华北。中央同意后决定将自然科学院留在张家口市，与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合并。

二、学校概况

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组建于1945年9—10月间。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工业部曾在保定阜平设有工业训练班，培养一般工业技术人才。1945年8月宣化解放后，移至宣化。日伪统治时期，在宣化设有工科实业学校(采矿科)，在张家口设有交通学院(两地解放时，两校尚有一些设备，师生当时能到校者数十人)。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以工业训练班和接收的两个日伪学校为基础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受边区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校址先在宣化城内，后改在龙烟铁矿大楼，1945年12月迁至张家口，以长胜大街日伪蒙疆交通学院旧址(现张家口市桥西区永丰后街副1号市第九中学分校)为校址。校长为边区工业局副局长刘再生，副校长陈琅环。1946年1月8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招生简章。

1946年1月23日，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与到达张家口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合并。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任校长。恽子强同志感到自然科学院这个校名虽响亮，但牌子太大，从主客观条件上讲还是叫专科学校好，更名符其实，因此他建议合并后的学校名称仍定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以下设教导处(处长阎沛霖，后王甲纲接任并兼党总支书记)、总务处(处长田民青)、秘书室(主任李华楫)等部门。

1946年1月至4月，学校的学员陆续扩充至200人左右，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延安来的，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院的学员。二是晋察冀根据地老区来的干部和学生。三是从国统区平、津等地经我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四是原宣化工科实业学校的学生。

1946年2月，通过考试测验，学校将全校学生划分为四个教学班次：一班(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三年和大学一年，其中不少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平津来的大学本科生，拟半年后分科)，二甲班及二乙班(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拟二年后分科)，三班(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毕业，拟三年后达到分科程度)。班主任分别由陈殊、夏讷、孙桐(安其春)、马恩沛担任。每日学习时间为10小时，课程有数学、英文、制图、物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学校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批改作业制度。此外，还安排了下厂参观实习。1946年2月24日，校长恽子强在《晋察冀日报》登载启事，招收第一班和第二班插班生。1946年3、4月间，通过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和北平党组织的帮助，学校派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分头多次到北平购置示波器、分析天平、绘图仪器、化学实验室用品、经纬仪、计算尺以及多种图书。其中胡瑞琪、于恒、陈朗3人，在1946年4月21日押送21箱器材由北平赴张家口，途经青龙桥时，遭到驻守国民党军队非法扣押，后经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涉，方予释放。在恽子强校长亲自领导下，学校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可供分析化学、普通化学实验之用。建立了制图教室，有较好的设备和模型，可供50人使用。学校从延安采购了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和党中央出版的书刊，加上从北平购得的图书，建立了拥有数千册政治及中外文技术书籍的图书馆。1946年7月，华北联大还赠送给学校数千册日文技术图书。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组织22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全国局势突显紧张，各地、各部门迫切需要干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原定的长期培养的教育方针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因此，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学校改为理科高中性质，不设科系。第一班暑期毕业学员按志愿分配到有关机关或工厂，在工作中去学习。第二班仍按原计划进行，到1947年暑假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对第三班学员进行调整，年龄较大、程度较高的，转入商科职业学校；程度不及高中的，转入市立初中；同时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程度的学员入学。根据上述决定，当年8月，第一班学员中，除8人暂时留校，随恽子强校长继续学习化学分析等课程外，大部分学员分赴宣化钢铁公司、新华冶炼公司、雁北机械工作室、地矿研究所等处参加工作。还有少数教师及学员去了东北解放区。

三、后续发展

1946年9月，军事形势紧张，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进攻张家口地区，上级决定学校向蔚县暖泉镇迁移。9月17日，恽子强校长作了迁移动员报告。由部分同志组成运输队，负责学校图书、仪器、设备和生活物资的转移工作。1946年9月19日晚，学校撤出张家口市，师生员工一行人先乘火车西行到山西省天镇，休息两天后，开始行军，经阳原县一吐泉、揣骨町镇、蔚县阳眷镇(其间过桑干河，翻箭口山，越五岔岭)，于9月26日到达目的地——蔚县暖泉镇。暖泉是察南大镇，镇子里有暖泉三池，主泉名“逢源池”，因冬不结冰，故名暖泉。暖泉镇有不少砖瓦大屋，各班分组住进老乡家中，一面因陋就简按原教学计划继续开课；一面准备在暖泉镇作长期安排，学校曾让二甲班曾宪林等同学进行地形测量，以备改建校舍。

1946年10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偷袭张家口市，我军于10月11日被迫撤出。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学校决定立即撤离暖泉镇，迁往山西省灵丘县。10月19日早上出发，分批沿公路行军。总务处几位同志尚未离开时，敌机飞临暖泉镇上空，并投掷炸弹，临时校部所在地被炸，烧毁一些房屋，但无人员损伤。队伍行进途中又遇国民党军飞机用机枪扫射，大家分散扑倒于田垄旁边，幸无伤亡。再继续行军途中，接到边区教育处长刘皑风的电报，要求学校改迁到河北省建屏县。后经灵丘县马岭镇，顺唐河到达马驿镇，过沙河，经阜平县城南庄，穿灵寿县境，逆滹沱河而上，过南岗直向建屏县柏岭村进发。1946年11月初抵达建屏县柏岭村。

1947年1月，学校与晋察冀边区铁路学院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改为该院的“预科”。1947年6月至8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边区各部门急需技术人员，部分学员先后分配了工作。1947年9月到1948年9月，学校有一批学生到东北继续学习，后派送原苏联留学，去苏联留学的有李鹏、贺毅、崔军等人。1947年12月，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学校由柏岭村迁到井陉煤矿老矿区，定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

1948年9月，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和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校址在井陉煤矿新矿区。1947年7

9月间，华北大学工学院由井陉迁到北平。1950年9月，接收中法大学本部和数理化三个系。1952年1月1日，华北大学工学院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4月2日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四、著名校友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的主要领导有：

恽子强(1899—1963)，曾用名恽代贤(系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之四弟)，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汉，著名制药化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南京高师、长春吉林师范、上海中法大学等校任教。1942年到苏北阜宁、安徽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创办医学院，筹建制药厂。1943年徒步8个月从安徽淮南奔赴延安，先在延安军工局工作，1944年任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副院长。1945年11月与自然科学院20多名教师和100多名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2月到达张家口。1946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47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化工研究所所长。1948年9月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代院长。1949年6月协助长陆定一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系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分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任命为数理化学部常务副主任。

王甲纲(1916—1991)，云南富源人，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从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1937年到延安，在安吴堡青训班和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1945年11月先后在河北唐县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指导员、宣传干事、教干科长等职。1945年11月带领延安自然科学院120多名师生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2月到达张家口。1946年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教导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1947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兼预科主任。1947年12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校长。1948年9月调中央军委三局研究电波传播，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干部处处长。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人事司司长和干部司司长。1956年夏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78年5月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的著名校友有：

李鹏：1928年10月生，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黄毅诚：1926年10月生，湖北枣阳人，高级工程师，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能源部部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彭士禄：1925年11月生，广东海丰人，著名核动力专家，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一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核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戚元靖(1929—1994)湖北武汉人，高级工程师，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9月增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曾宪林：1929年1月生，四川安岳人，高级工程师，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二甲班学习。曾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贺毅(1929—2004)，陕西子长人，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水利专家。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三班学习。曾任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参谋长、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主任，1989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中央党校毕业总结范文第5篇

2007年10月2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代表着7300多万党员的2200多名中共十七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204名委员、16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以及127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翌日，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l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影响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政坛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由此产生。而综观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可以看出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差额比例超过8%

此次“两委”人选，均经过出席十七大的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进行预选。

其中，提名十七届中央委员人选221名，差额数17名，应选204名，差额比例为8.3%；提名候补中央委员人选183名，差额数16名，应选167名，差额比例为9.6%；提名中央纪委委员人选138名，差额数11名，应选127名，差额比例为8.7%。

在预选中实行差额选举的做法，是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首次确定的。当时，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差额比例是5%，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差额比例为12%。

而在五年前中共十六大上，中央委员预选候选人208名，实选198名，差额10名，差额比例为5.1%；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167名，实选158名，差额9名，差额比例为5.7%；中央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128名，实选121名，差额7名，差额比例为5.8%。

相较中共十六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都超过了8%，进一步扩大了代表的选择权。

人数呈递增态势

据新华社公布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名单，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人数均较往届有所增加。

从开始实行差额选举的中共十三大以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人数呈逐届递增态势。

在1987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大会代表1997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大会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由69人组成的中央纪委。

在1992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大会代表2035人，代表党员5100万人，选举出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9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30名，中央纪委委员108名。

在1997年举行的中共十五大上，大会代表2108人，代表党员5800多万人，选举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3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1名，中央纪委委员115名。

在2002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大上，大会代表2134人，代表党员6600多万人，选举出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8名，中央纪委委员121名。

在今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大会代表2200多人，代表党员7300万人，选举出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4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67名，中央纪委委员127名。

“两委”逾半新面孔

在十七大“两委”候选人名单中，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188名，占50.7％；新提名的183名，占49.3％。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继续提名的26名，占20.5％；新提名的101名，占79.5％。

这实际上意味着选举出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的组成人员，有一多半是新面孔。

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十六届中央领导机构中的“老领导”，如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以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吴仪、张立昌、曹刚川、曾培炎等，均未再当选十七届中央委员。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均已超过68岁。

年龄、性别、民族、学历新特点

从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看，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也有一些地市级和军队军级领导干部以及各方面优秀人才。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均有所增加。50岁以下的75名，占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与十六大持平，其中45岁以下的22名；女干部37名，较十六大多10名；少数民族干部40名，较十六大多5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9名。

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构成来看，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者，已成为重要组成之一。

在204名中央委员中，50年代以后出生的超过60人，占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167名中央候补委员中，50年代以后出生的近150人，占候补中委的88.6%。合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计算，50年代后出生的，占中央委员会的56%左右。更引人瞩目的是，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25名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

政治局面貌一新

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相较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共24人，其中一人候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则扩大为25人，且未设候补委员，这在1949年以来还从没有出现过。

实际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最多有六人（1956年中共八届），最少只一人（1987年十三届及2002年十六届）；1969年中共九届和1973年中共十届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为四人；1977年的十一届和1982年的十二届均有三名；1992年的十四届和1997年的十五届都是各有两名。候补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但无投票权。

除黄菊逝世，涉嫌贪腐被撤，以及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吴仪、张立昌、曹刚川、曾培炎因年龄原因未再当选十七届中央委员，原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部分留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其中，贺国强、由十六届政治局委员晋升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刚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一届政治局出现了九位新人，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市委书记，辽宁省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重庆市市委书记，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商务部部长。其中，、还分别当选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纵观25位政治局委员的简历，可发现本届政治局有如下特点：

――地方党政大员数量多。25人中，有10名地方党政大员，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直辖市以及辽宁、江苏、新疆、湖北、广东等区域龙头省区。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长双双进入新一届政治局。

――委员年龄跨度大。虽然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与上届基本持平，均为61岁左右，但年龄差距拉开，最长者贾庆林与最年轻者之间相差15岁。而且政治局委员中，首次出现了新中国后出生的人士。其中，，1953年6月生；，1955年7月生；李源潮，1950年11月生；，1955年3月生。两位新任书记处书记令计划、王沪宁分别为1956年、1955年生。

――高学历官员大幅增加。不同于中共领导人近些年多出身理工科的传统，这次新进政治局的九位委员中有七名“文科生”，其中包括四名博士、一名硕士。如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刘延东是吉林大学法学博士，李源潮虽是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但是中央党校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科硕士。

有分析称，新任中共领导机构“文理均衡”，代表了中国未来领导人的专业背景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本届书记处没有职业军人，十三届和十四届的中央书记处也没有军人代表。而十五届和十六届的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各有一名军人代表，十五届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十六届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名单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刚 王乐泉 王兆国 回良玉(回族) 刘淇 刘云山 刘延东(女) 李长春 李源潮 吴邦国 张高丽 张德江 俞正声 贺国强 贾庆林 徐才厚 郭伯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吴邦国 贾庆林 李长春 贺国强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 李源潮 何勇 令计划 王沪宁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委员

主席

副主席 郭伯雄 徐才厚

委员 梁光烈 陈炳德 李继耐 廖锡龙 常万全 靖志远 吴胜利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 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记 贺国强

副书记 何勇 张惠新 马(女) 孙忠同 干以胜 张毅 黄树贤 李玉赋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干以胜 马(女) 王伟 令狐安 孙忠同 杜学芳(女) 李玉赋 吴玉良 吴毓萍(女) 邱学强 何勇 张军 张毅 张纪南 张惠新 屈万祥 贺国强 黄树贤 蔡继华

新晋中央政治局常委简介

：地方磨砺三十年

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74年1月入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

的父亲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素有“平民情怀”。媒体认为，这与他早年经历家庭遭际及本人六年农村插队劳动等吃苦经历不无关系。

从政后，最早做过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32岁时成为厦门副市长。而后，他“深耕”福建省，历任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等职务，将近20年之久。

2002年11月，49岁的接替张德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原上海市委书记贪腐案东窗事发，中共中央决定由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也是中共新生代中鲜有的具军事工作背景的官员，早在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就担任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的秘书。而他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军旅歌唱家。

：历练农业和工业大省

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6年5月入党，1974年3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与一样，早年也曾是插队知青，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做了16年的共青团工作，担任过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常委、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1983年，在出任第一书记的时期，他出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两年后任书记，并在1993年当选共青团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时年38岁。在共青团工作期间，他还兼任过全国青联副主席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并就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98年，43岁的就职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省长。1999年，他任河南省省长；2002年12月，任河南省委书记，也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省委书记。2004年，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贺国强：辗转东南西北

1943年10月生，湖南湘乡人，1966年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64岁的贺国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后从山东化工行业做起，历任山东省化学石油工业厅厅长、济南市委书记、化工部副部长、福建省长、重庆市委书记，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出任执掌人事大权的中组部长。

这位被外界认为“长于组织工作，善于发现人才，培养干部队伍，整顿干部作风”的领导，几乎是和同时期步入政坛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同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而从山东到北京，再从福建到重庆，贺国强经历了半个中国东南西北的辗转磨练。

：来自石油 转战政法

1942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1964年1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65岁的与同龄，大学毕业后，即在东北大庆油田工作，并参与辽河石油会战。1983年，年仅41岁，已担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盘锦市长，两年后进京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成为政坛新星。

1988年，国务院撤销石油工业部，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八年后任总经理，成为正部级企业高官。

1998年，结束了32年的石油行业生涯，出任新成立的国土资源部首任部长。1999年转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他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2003年3月再出任国务委员，并令人意外地“空降”公安部，出任部长。

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简介

王刚：中办工作22年

王刚1942年10月生，吉林扶余人。1971年6月入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王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位于甘肃省建工部七局八公司宣传科任干事，后升调七局宣传处干事。1977年，调到新疆党委办公厅当专职秘书。当时的新疆党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元老”汪锋。汪锋后进京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1981年12月至1985年1月，随同汪锋进京的王刚，出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处级秘书。

1985年初，王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出任中办局副局长，从此在中办工作至今，长达22年之久。1987年8月，王刚升任局常务副局长、党委书记。1990年9月，王刚又调到中办的另一个下属机构中央档案馆担任常务副馆长，1993年升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正式迈入副部级官员行列，时年51岁。

此后不满一年，他又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时的中办主任是曾庆红，同时继续兼任档案方面的工作。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9年，他接替已调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到2002年十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除继续担任中办主任、中直工委书记，还担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等职。至2007年9月，不再兼任中办主任一职。

：问题处理者

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83年2月入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在延安插队，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搞历史研究。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曾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1988年后涉足金融领域，先后出任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建设银行行长兼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等职。1997年调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成功处理广信破产、粤海企业重组。

2000年年底调回北京，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兼党组书记。2002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海南工作仅五个月，2003年4月22日，北京发生SARS危情，市长解职，被急调回京，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由于抗击SARS风暴取得成功，在市长十个月后，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高票当选北京市市长。

刘延东：深耕统战

1945年11月生，江苏南通人，1964年7月入党，1970年3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央统战部部长。

刘延东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党龄到资历均可算是“老党员”。她又是本届全国政协最年轻的副主席，也是建国以来首位女性统战部长。

1982年，刘延东从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任上调任团中央书记处，历任书记、常务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主席等职。1991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副部长、部长等职，同时担任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媒体曾报道称，在中共领导人中，除了副总理吴仪，刘延东可以说是香港人最为熟悉的中共女高官。因为她每次赴港出席不同场合，都打扮得宜，笑容可掬，深获港人好感。

李源潮：博士书记

1950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1978年3月入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源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委员会主任。至80 年代末90年代初，转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局长，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等职。1996年3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2000年以后调任江苏省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等职务。

李源潮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90年获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获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出任南京市委书记后，他还作为被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在国内选派的两人之一，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

：曾受小平赞许

1955年3月生，安徽宿州人，1975年8月入党，1972年6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学硕士。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7岁进入安徽省宿县地区一家食品厂当工人，20岁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加入中共。1976年，被调到宿县地区“五七”干校做教员。1981年10月，26岁的出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副书记，之后再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1988年11月，33岁的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民间曾称他为“娃娃市长”。在任期间，《铜陵日报》曾于1991年11月14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获得邓小平赞许。1992年，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一年后，他再被提拔为安徽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9年，进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2003年，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2005年年末，50岁的出任重庆市委书记。

张高丽：自广东一路北上

1946年11月生，福建晋江人，1973年12月入党，1970年8月参加工作，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

张高丽生在福建沿海，先后在深圳、广东、山东和天津担任要职，从南到北，一直与大海结缘，长期在沿海发达省份和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工作，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和管理大城市的经历和经验。

1970年8月，张高丽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在石油部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当工人，并在该公司工作十余年，从基层做起，直至任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中国石化总公司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经理、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张高丽42岁时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并于1997 年底调往深圳出任市委书记。

2001年12月，张高丽北上山东，先后出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等职务。2007年3月，张高丽就任天津市市委书记。

徐才厚：政委出身 军中上将

1943年6月生，辽宁瓦房店人，1971年4月入党，1963年8月入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上将军衔。

64岁的徐才厚拥有正规大学学历，受过系统的训练，履历完整；既有基层经验，也有高层磨练。他曾长期在东北地方部队中担任政工岗位的副职。1990年担任驻守吉林省的第16集团军政委，1993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报社社长。1996年11月，任政委。

1999年9月后，徐才厚二进总政，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中共十六大后，徐才厚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基层到中央

1949年7月生，山西定襄人，1980年10月入党，1968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的父亲薄一波为国务院原副总理，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但在“”中受到迫害打击，妻子自杀，儿女飘零。也一度进“学习班”，参加劳动。在上大学前，他曾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大学毕业后， 曾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干部。

1984年后调辽宁省工作，从金县县委副书记做起，一步步做到大连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2004年调任商务部长。从金县到大连市，到辽宁省，再到商务部，薄的仕途从基层到中央，走了20年时间。

1992年出任辽宁省大连市代市长，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九年，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思想。

善于跟媒体交流，具有鲜明个性特征。而他就任商务部长后，也开始了有生以来最为频繁的外事活动时期，由此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新晋中央书记处书记简介

令计划：低调的办公厅主任

1956年10月生，山西平陆人，1976年6月入党，1973年12月参加工作，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51岁的令计划早年曾是山西省平陆县知青，县印刷厂工人。后在共青团山西省平陆县委工作，曾任团县委副书记。1979年调入团中央宣传部。

1983年，他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学习，毕业后回团中央，历任宣传部副处长、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宣传部部长等职。

1995年12月起，令计划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历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组长，调研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后升任中办常务副主任。他还同时兼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07年9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曾是中办最年轻的副主任。过去几年中，在出席的重大内政外交场合，令计划经常以中办副主任的身份赫然在列，随行左右。但每当大批媒体记者围住时，令计划都有意远远避开。他经常向记者提醒的一句话是“不要宣传我”。

王沪宁：中南海里的政治学专家

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84年4月入党，1977年2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教授。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是广为人知的青年学者，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年，他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先后担任政治组组长、副主任，中共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2003年4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就已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特别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王沪宁的学术理论总被看好。他的《比较政治分析》，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王沪宁走进中南海，最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曾经参与了从中共十三大以来的党的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其中，他有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的论述，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刊记者吴鹏根据《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中新社、《大地》杂志等公开资料编写

评论:未来十年 政治领袖的品质

将要走的路和现在的诉求，需要政治领袖们兼备两种品质，即“智识”与“豁达”

本刊特约评论员/文

随着中共十七大及一中全会落幕，历史已经站在新的起点。现在，可以而且应当想象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走的路，并据此想象我们现在能够提出的诉求。我们以为，将要走的路和现在的诉求，需要政治领袖们兼备两种品质，即“智识”与“豁达”。

此处“智识”所指的不是知识，而是用以统领知识的智慧。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惟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只能是无关紧要的知识，这可能是迂腐的，也可以等待未来再被转为智慧。政治领袖们惟掌握以智慧统领的知识，才能胜任未来十年的政治使命。

政治领袖们的智识之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相比，有了迅速增多的“机变”，亦可称为应机变革。这不是激烈变动，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并提出秩序重建问题；也不是随机变动，因为不再有稳态社会的那种随机过程。应机而变，就是在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境之中，因为顺应和把握机遇而发生的变革。

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时代，西方世界不再是稳态的――以“911”恐怖袭击为标志。东方世界也不是稳态的――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还没有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它还在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而这一套新秩序需要协调三种冲突：这就是来自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急速发展之后，上述三类转型期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非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

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藉此，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并能够以高远的历史视角，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即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 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经验与判断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经中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而入选政治局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将为这样一个肩负重任、且自身也经历着重大转型的政党带来更多的智识，或许还有更多的豁达。假以时日，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期待，他们在感受和表达世界性的重要问题时表现出的更高级的智识与豁达。

我们不必列举或寻找中国社会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反复表达过，虽然它们还需要被恰当地表达。其中最重要从而应当被再次表达出来的问题，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