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公司经理总结范文第1篇

一、本规定所指业务招待费包括：公司在经营、管理等对外经济业务往来、公务接待活动以及各类会议中所发生的餐宿、烟酒、糖茶、水果、饮料、礼品等费用。

二、公司业务招待费计划指标，由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会同计划财务部统一下达，并由总经理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签批工作。

三、除必要的公务活动和经营业务往来应酬以外，一律不准宴请和变相请客送礼，如确实需要宴请和赠送礼品时，也应本着从简而不失礼节的原则，严格控制费用支出。

四、公司各部门接待来宾原则上在公司餐厅安排餐饮，公司餐厅必须按照成本价格进行安排和核算。

五、关于公司餐厅成本价格核算：

1、烟、酒、水、饮料等按照采购价核算；

2、食谱菜肴价格成本包括原材料、油盐调料、燃气等辅助材料、餐具物品消耗、人工、水电、采购运输；

3、其中餐具物品消耗、人工、水电、采购运输等费用由公司承担，食谱菜肴的成本结算价格只包括原材料、油盐调料、燃气等辅助材料；

4、公司餐厅按总经理办公室签批《业务招待费用审批表》的餐饮标准安排就餐，超出总额部分总经理办公室不予核算，由就餐人员自行承担；

5、每月上旬公司餐厅持《业务招待费用审批表》、主要陪餐人员签字的食谱价格清单到总经理办公室结算上月餐饮费用，经总经理办公室按照成本结算价格核准签批后，到财务部门办理结算业务；

6、总经理办公室将按照成本结算价格内容，对公司餐厅成本结算价格进行审核和批准。

六、使用业务招待费必须认真履行审批手续，即计划招待客人时，必须事前向总经理办公室提出申请，填写《业务招待费用审批表》，经部门主管副总经理同意后，再到总经理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并严格按照总经理办公室审批标准，到指定地点餐宿。特殊情况下，需要在外地临时招待客人，事前也必须取得总经理办公室的批准，事后及时补办相应的审批手续。

七、公司餐厅和指定餐宿单位发生的所有招待费用，全部由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统一与餐饮单位结算，结算手续包括《业务招待费用审批表》和经手人签字的餐饮住宿原始单据，两单缺一不予报销。

八、各单位、部门在接待客人过程中，必须严格按总经理办公室规定的标准（包括酒水）执行。超出批准总额部分由招待部门或当事人自行承担。

九、各单位、部门需向客人赠送礼品，必须报请公司总经理批准，然后到总经理办公室备案并登记消费金额，礼品由各部门自行组织采购。公司内部各单位业务往来一律不准吃请和送礼。

十、各单位、部门在公司以外主办的各类会议所需会务费，事前必须经总经理批准，同时到总经理办公室备案后施行，包括接待客人所需的宿费等也必须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

十一、公司各单位、部门要依据本规定，严格执行。

自来水公司经理总结范文第2篇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water power is encountering the period of high-speed adv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power system refor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status quo of Yangtze river basin hydropower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关键词：长江水利电力工程；运行期；管理体制

Key words: Yangtze water resources and power engineering; operation period; management system

中图分类号：TV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2-0076-01

0 引言

中国三峡总公司共有13个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002年9月，中国三峡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设立了中国长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总公司作为三峡工程的项目法人，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筹划、筹资、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及资产的保值增值的全过程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三峡工程项目法人制自工程建设至今，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2年8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经贸委批复：原则同意中国三峡总公司的改制重组方案，批准中国三峡总公司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改制设立“中国长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从此，中国三峡总公司由单一工程（开发）目标向多目标转变，以投资、开发、经营水电为主，发展相关多元化产业，向企业集团化方向发展。

1 长江水利电力的管理体制

1.1 公司制度 公司的制度是为实现公司资产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设立的，包括法人产权制度、公司组织制度、公司管理制度等。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企业治理制度的安排，其中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相互制衡机制、结构和联系的制度体系等。这些给企业提供一种运行基础和责任体系。长江水利电力从发起设立到上市，并运行几年来，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结构已经到位并规范，治理机制逐步优化，公司制度也是逐步建立和完善。

1.2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是长江水利电力实现经营战略目标的运行体系。其将公司战略目标转化为计划目标，并利用现代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实现公司目标。公司经营宗旨与战略思想，通过公司管理体系、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等，体现和谐进步的公司文化，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实用高效的管理办法，公正合理的激励政策，以凝聚员工的思想，规范员工的行为，激发员工的热情。长江水利电力的管理模式是按专业化集中管理，实行纵向一体化，横向专业化组织结构和组织分工，减少组织层次，简化组织机构；按责权利对应，适度集权和充分授权相结合，充分调动和发挥各层级积极性；按项目责任制，实行项目管理，加强横向协作，专业配合，发挥规模专业化和协同作用。

2 长江水利电力的发展战略

2.1 中国三峡总公司与长江水利电力――母子公司发展战略 中国三峡总公司与长江水利电力的母子公司联动模式，有利于拓宽三峡工程建设融资渠道，加快西部水力资源开发步伐，促进流域滚动开发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经济办法建立起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西部建设资金、充分利用西部丰富水电资源支持东部经济发展的机制；长江水利电力通过收购中国三峡总公司的优质发电资产及其他合适的发电资产，发展为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公司和业绩优良的蓝筹大盘上市公司，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有于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来运营管理电站。

中国三峡总公司的发展战略中，主要涵盖下面四个方面的内容：规模发展战略，规模经济性和低成本与规模发展能力优势；协调发展战略，内部子公司共同发展，外部同行战略合作；科技领先战略，科技是生产力体现出高效能、高效率；人才开发战略，快速扩张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产业扩张对于母子公司的战略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三峡总公司的水电发展战略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同步，并且未来15～20年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机遇期。以投资水电为主，其它投资为辅，协同发展相关多元化业务，以开发长江为主，其它能源为辅，并为下一战略机遇期储备做大、做强集团公司。

2.2 长江水利电力的发展战略 长江水利电力的发展战略是中国三峡总公司战略的子战略，或业务战略，即以总（集团）公司战略发展为依据，确定相应的战略发展方向、战略目标、任务和实现途径等，换句话说，长江水利电力是中国三峡总公司战略实施的重要工具，推动中国三峡总公司“建设三峡、开发长江”战略的实现。

长江水利电力通过持续收购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逐步与控股母公司中国三峡总公司形成了在战略上协同发展、良性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三峡总公司与长江水利电力关系纽带的充分体现，一方面，长江水利电力的成长依赖于中国三峡总公司大战略环境，另一方面，长江水利电力又是中国三峡总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工具――水利电力生产主体、资本融资平台、市场风险载体。这双方的有机联系，随着我国水利电力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水电事业在未来的20年内的黄金机遇期的到来，更加凸现了长江水利电力既适应母公司的战略要求，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广阔前景。

长江水利电力的发展战略应该紧紧依托三峡工程，服从中国三峡总公司发展战略，以并购发展为主，投资开发为辅，追求规模和效益的同步增长，以水力发电为主，其它能源为辅。改善电源结构，提升竞争力发展目标是以水利电力生产经营为主业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努力成为最强、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和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公司。

3 结论

目前，长江水利电力的发展正处在我国水利电力体制改革和水利电力事业高速前进的机遇期。长江水利电力应该紧紧依托中国三峡总公司的开发建设实力和项目资源，形成公司持续发展的资源优势，利用流域梯级统一开发和优化运营，不仅降低造价，并且，水利电力电量保障度和水能利用率均得到提高；通过同步建设的输电系统，形成电网中枢，连接水利电力需求旺盛的地区，较可靠保障水利电力外送和消纳；以水电为主的特色和巨型电站的规模效益，以及专业化、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形成长期低成本运营和较大价格提升空间，具有较强的市场占有能力和盈利能力；用稳定、巨大的现金流入，形成较强的业务规模扩展能力。

参考文献：

自来水公司经理总结范文第3篇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总体特征

资本结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当前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历史因素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我国企业严重表现出外部融资为主，内部融资一般不超过其总资产的25%，远低于国际水平。我国企业资金筹集取得并不支持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中的非对称信息的自有资金――负债――股票的选择顺序。我国企业的资金筹集渠道一般按股票――负债――自有资金的选择次序，这与西方理论的选择次序迥然相反，反映了我国企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因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弄虚作假和业绩滑坡等我们所知的“病因”缠身，使很多上市公司陷入泥潭。缺乏畅通的筹资渠道和多样的金融工具，致使资本结构调整的弹性很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缓慢，债券市场很不发达，企业难以采用债券筹资，而商业银行目前正处于不良债权高风险期，对贷款十分谨慎，有“惜贷”行为，从而客观上也使上市公司较偏好于股权结构。

二、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集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目前有十一家上市公司，正因为兵团体制的特殊性造成了

兵团上市公司这一特殊群体拥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一）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时序特征。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上升的趋势。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由2000年的45.22%上升到2004年61.32%，五年间上升了16.1%，其变化趋势与上市公司平均负债融资结构变化趋势相同。应当说，负债融资结构的变化是推动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主要动力。同时，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水平比较高。根据新疆兵团上市公司2000年～2003年四年的资产负债率和全国上市公司同期的资产负债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全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而且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全国水平则在逐年下降。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黄贵海、宋敏通过对2001年我国1000家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研究发现：“公司注册所在的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越发达，它们的资产负债率就越高”。而新疆兵团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几年来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直高于全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显然有悖于这一结论。

（二）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外源融资倾向。“以外源融资为主导，负债融资优先，股权融资次之；以内源融资作辅助，保留盈余为主”是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总体格局。在净利润大于零的上市公司，内源融资以保留盈余为主。就融资顺序而言，则表现为首选负债融资；其次是股权融资；再次是保留盈余；最后是折旧融资。

（三）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呈递增趋势。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经统计分析五年资料，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5.22%。由于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中负债融资占有很大比重，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随着负债融资的累积而呈现递增的趋势。

（四）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本的内部构成不合理，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偏高，而股权的内部结构也呈畸形。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构成中，流动负债占绝对优势，有的年份甚至达到总资产的54.29%、总负债的87.85%。不仅如此，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各级政府对上市公司拥有相对控股权，甚至绝对控股权。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既有别于顺序融资理论，也不同于我国融资理论界的流行的：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股权融资偏好。内源融资不是新疆兵团上市公司的首选，而在选择外源融资中，是以负债融资为主导，并未体现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三、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已有的资本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税收优惠、破产成本、费用、激励机制、信息不对称以及控制权的争夺等诸多因素影响着企业资本结构，一个企业其资本结构的形成是影响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其融资行为的直接结果，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特点又根源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企业制度、经济体制、投融资体制、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在合理的企业制度安排、健全的经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自由竞争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下，理性的企业经营者及所有者的融资决策必然考虑融资方式、融资行为对现有资本结构的影响等因素。新疆兵团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这一方面是由市场环境及经济发展速度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这与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很大关系。新疆兵团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形成的制度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说是转轨经济下仍然存在的)政府主导的资本生成机制，加上体制改革滞后，使得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并不是建立在公司资本结构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融资行为表现为非理性。

1、外源融资是经济转轨与高速增长中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决定着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趋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趋势反映了企业发展的总体格局，决定着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经营项目的取舍、融资方式的选择都必须综合考虑该国或该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

就兵团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而言，兵团尽管地处欠发达地区，但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新疆兵团地区四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9.7%，而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为20.54%，尽管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于缓慢，但平均增长率仍超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由此可见，近几年新疆兵团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这就是新疆兵团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兵团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初规模相对较小，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上市公司必然追求自身规模的扩张，而内源融资只能使企业以算术级数增长。只有通过外源融资，才能实现企业规模的快速增长。

2、经营业绩不理想是公司选择外源融资的重要因素。内源融资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留存收益，而留存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盈利。因此，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股东投资收益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公司资本积累的大小，进而关系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自我解决程度。

3、产权不清、关系错位，导致上市公司外源融资以负债融资为主导。新疆兵团11家上市公司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改制而成。国有资产产权虚置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的集中表现。以国有股及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新疆兵团上市公司携带着国有企业的基因，继承了国有企业产权模糊的瘤疾，其直接后果便是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内部人控制”是指内部人(企业经理)不仅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而且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索取权。

（二）新疆兵团上市公司主要障碍影响。兵团上市公司特别是涉农企业的主要障碍是思想不解放，观念不转变，甚至对此有一些消极看法。一是认为上市后将利润分给其他股东的“吃亏论”。它忽视了其他股东的投资，上市公司资本是农牧团场按股分红，利益并未侵害，而只是原团场的资产收益转变为上市后的资本收益。二是认为农牧团场与公司难以做到“五分开”(机构、业务、财务、人员、资产)的“分不开论”。这是用旧思想、旧办法来看待发展中的新问题，“以不变应万变”。三是认为社区难以生存和发展。从经济学上看，上市之后农牧团场的收益只能是增加而非减少，团场投入资本的收益(除极特殊情况)远远高于自己经营的收益。若因上市后社会生存产生困难，则说明未改制前本身已经难以生存，只是由于改制使这一矛盾显露出来。

（三）新疆兵团11家上市公司中有数家在很大程度上既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又有兵团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

（四）新疆兵团上市公司普遍股本偏小，经营业绩不佳，无望通过内源资金和证券市场募集资金来实现规模扩张，只有以借债来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通过对新疆兵团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分析发现，兵团上市公司的股本普遍偏小。2004年11家上市公司平均总股本仅2.32亿股，远远低于我国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4.80亿股。由于股本小，抗风险能力弱，单靠内源资本，难以满足公司不断扩张对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公司的扩张和发展，只有通过外源融资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向金融或非金融机构借款等途径来实现。因此，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外源融资的扩大。而且大都脱胎于国有企业，国家仍在公司中处于控股股东地位，很多行为受到政府行政干预。比如政府于产业政策及充分就业与社会稳定等需要，常常要求国有银行对大企业给予信贷优惠等，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企业“隐含契约关系”的存在，使政府事实上对亏损的国有企业承担一种无限责任，通过补贴等形式维持其生存。公司改制上市并未使政府与企业间的“隐含契约”真正解除，国家控股的公司享有优惠的贷款政策，形成某种意义上的“预算软约束”。由此也进一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及其融资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规模大小与企业信誉往往正相关，从而使大企业更容易获取债权人的信任，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较多的债务资金，使负债率水平提高。

自来水公司经理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层持股 CEO持股 公司价值 托宾Q 国家持股比例

一、引言

出于对管理层激励等各种目的的考虑，管理层持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讨论也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相关的，但在两者呈何关系的问题上，观点差异较大。从外国文献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呈非线性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呈分段线性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呈曲线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多认为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相关性很低或基本不相关。大部分学者都赞成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业绩存在必然的联系， Baker， Jensen 和Murphy （1988）提出，一个企业要想运营良好，如何对管理者付酬是关键，而股权激励就是较好的选择。但Kole （1996）认为企业的经营成果与领导者持股的多少无关， 但是经营成果直接决定了领导层持股的水平。部分学者支持领导层持股与企业的运营业绩之间互相影响的观点。Chung 和Pruitt（1996）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二者的相关性，了Kole等所支持的的业绩决定管理层持股的结论。还有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为分段的线性相关关系，Morck ， Vishny 和Shleifer（1988）通过研究1980年至1987年的企业数据，得出当管理层持股的涨幅为0 %～6 %时，托宾Q上升；当涨幅为6%～26%时，托宾Q反而下降；当涨幅大于26 %时，托宾Q上升。我国学者对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但是大部分认为两者之间并无明显关联。韩亮亮、李凯、宋力（2006）通过实际数据也验证了企业的管理者持股的水平与企业的经营状况之间并无明显的正相关。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认为企业的管理层持股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该结论与前述观点基本一致。李增泉（2010）经过研究表明， 当企业的管理层持股的数量较少时对其无激励效果，只有当数额增大到足够多时，持股水平才会决定企业的运营状况。魏刚（2012）通过实例验证了企业的领导层层持股的水平与公司运行业绩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大多学者采用单一方程来建模，有些人甚至未对变量进行约束，所以这些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本文旨在围绕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这一问题，总结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实证研究结论，利用我国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的研究中，学者已归纳出并普遍接受的两个重要假设是利益趋同假设和掘壕自守假设。在管理层对公司只有管理权而无索取权的情况下，利用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作决策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成本随之产生。利益趋同假设认为管理层持股可以将管理层变成所有者，减少成本，提高公司价值。掘壕自守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会使管理者的权利过大，公司被兼并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引起外部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上升，公司价值降低。学者普遍认为这两种假设同时存在，但根据管理层持股水平的不同，两种假设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呈非线性相关关系

在管理层中，CEO是主要的决策人，负责董事会决议的传达、公司战略的制定、及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其他管理者相比，CEO在公司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CEO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变化更具影响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CEO持股与公司价值显著相关，且相对于其他管理层占主导地位

假设3：其他管理层与公司价值显著相关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公司价值。在过去的同类研究中，学者多选用托宾Q作为公司价值的衡量指标，本研究也选用托宾Q衡量公司价值。流通股存在活跃的市场交易，因此选取2010年12月31日当天公司股票在沪深股市的收盘价来计算流通股的市场价值。非流通股由于不存在活跃的市场交易，市场价值很难衡量，因此本研究选用2010年12月31日摊薄后的每股净资产代替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同理，选取2010年12月31日的截面数据，用公司负债的账面价值替代负债的市场价值，用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衡量总资产的重置成本。（2）解释变量——管理层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其他管理层持股比例。本研究中对于管理层的范围界定如下，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以2010年12月31日为截面，用该时点的管理层持股总数除以总股数来计算管理层持股比例。CEO的范围包括总裁和总经理，同样选取2010年12月31日的数据计算持股比例。其他管理层持股比例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减去CEO持股比例。（3）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选取2010年12月31日的截面数据。在国家持股方面，由于国有法人的实际控制者是国家，所以本研究将2010年12月31日国家持股数和国有法人持股数求和，用其占公司2010年初总股本的比例来计算国家持股比例。对于公司无形资产价值的衡量，Chun（1993）和Griffith（1999）都选用公司研发支出和广告支出为衡量标准。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研究选用公司2010年年报中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也是以这一数据为依据来计算无形资产比重的。财务杠杆的衡量指标是资产负债比，本研究选取样本公司2010年年报中的相关数据来计算资产负债比。

（三）模型建立 本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方程：Firm value=α+？茁1X+？茁2X2+？茁3X3+rnControl variablesn。

其中，Firm value代表公司价值，a代表常数项，β1、β2、β3代表回归参数，X、X2、X3代表解释变量及其平方项和立方项。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管理层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除CEO外的管理层持股比例。Control Variables代表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国家持股比例、无形资产价值、财务杠杆。rn代表相应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四）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数据主要为截面数据，时间分别为2010年1月1日和2010年12月31日。在样本公司中，有976家发行A股的公司披露了管理层持股的相关信息。为了减少其他因素对研究数据的干扰，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保证报告年度的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在2009年12月3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共17家，剔除尚未披露2010年年报的公司，共132家；为了避免A、B和H股之间的差异，本研究选取仅在A股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发行B、H股的上市公司98家；本研究剔除了ST、* ST的样本，共37家；通过分析发现，不存在净资产为负的样本。因此，本研究选取692家样本来研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样本数据全部来自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对2010年样本公司相关变量的描述分析。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2010年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平均为6.03%，中位数为0.03%，最大值为75.00%，吴淑琨（2001）对类似样本的研究表明，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仅发行A股的样本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均水平均在0.10%以下，最大值为2.20%。在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对2004年截面数据的研究中，管理层平均持股比例为3.90%，最大值为96.39%。说明在最近10年，管理层持股在我国的发展迅速，而且持股比例也有了明显的提高。Griffith（1999）以财富500强公司为样本研究了1996年管理层持股的情况，中位数为7.35%。我国管理层持股水平明显低于这一水平，意味着我国管理层持股机制较外国公司而言还相对落后。2010年CEO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4.01%，中位数为0.00%，最大值为63.95%，说明样本公司中CEO持股比例依然较少，样本点在低比例处较为集中，但也有个别公司持有比例较高。在692家样本公司中有70家为2007年首发上市，其CEO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20.41%，最大值为63.95%，中位数为20.90%，对整个样本CEO持股水平影响较大，说明CEO持股在新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更多的公司在治理中接受股权激励政策。托宾Q的平均值为1.38，最小值为0.80，中位数为1.21，最大值为8.57，在韩东平（2007）的分析结果中，相应的托宾Q值分别为1.51、0.26、1.37、3.44，比较发现，平均值和中位数变化不大。

（二）回归分析 管理层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除CEO以外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托宾Q之间的关系为，一次项和立方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利益趋同假设在一定持股水平下起主导作用，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说明掘壕自守假设在某一持股比例下起指导作用表（2）。从回归1可以看出，这两种假设在我国也同时成立，但相关性同样很微弱。由图（1）可见，托宾Q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长而上升，利益趋同效应在这一阶段的作用较明显；当管理层持股在20.89%和61.58%之间时掘壕自守假说的效应超过利益趋同效应，托宾Q随之下降；当持股比例超过61.58%后，利益趋同效应再次占主导地位，Q又开始上升。在显著性方面，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与回归1相似，同样也能证明假设1的成立。（2）由图（1）可见，在回归2中当CEO持股比例小于14.50%或大于45.42%时，托宾Q上升；当持股比在14.5%和45.42%之间时，托宾Q随CEO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减小。回归2通过显著性为1%的检验，印证了假设2。以3次方的回归模型为例，CEO持股对托宾Q的影响力大于除CEO外的管理层持股对托宾Q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主导作用。该分析结果与Griffith（1999）的研究结果相同。（3）由图（1）可见，在回归3中，持股比例在10.42%-36.10%之间时与托宾Q负相关，在其他范围内两者正相关，验证了假设3。综上所述，假设1、假设2、假设3得到了验证。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呈显著非线性相关关系，CEO持股更具有影响力。3个回归方程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利益趋同效应和掘壕自守效应得到较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与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Griffith （1999）的结论相似，与Chun（1993）通过研究500强企业1976年的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分别以管理层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除CEO外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以国家持股比例、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资产负债比为控制变量，对公司价值托宾Q进行了非线性回归和显著性检验，结论如下：（1）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利益趋同效应和掘壕自守效应得到有效证明，假设一成立。但回归分析的显著性不稳定，说明管理层持股的经济模式在我国尚未发展成熟。这与杨梅（2004）、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的研究结论相似。（2）CEO持股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其他管理者相比，CEO持股可能存在主导作用，但CEO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驾驭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二）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管理层持股政策尚未发展成熟。为了使该项政策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发展并完善对管理层的股票激励制度。管理层的股票激励制度很早就被欧美企业引入了公司治理体系中，经过几十年的适应与调整，这一制度已经逐渐趋于完善。国外的大量研究证明管理层持股在低于一定上限时，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本研究没有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管理层持股在我国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管理层持股制度尚未与公司整体的治理体系接轨，致使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鉴于该所有权分配制度在外国企业有很明显的激励效果，我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建立适用的管理层持股制度，以进一步提高管理层提升公司价值的积极性，从而使股东利益最大化。（2）重视管理层持股在国有企业中的发展。由于国有企业长期拥有垄断优势，在公司治理方面思想保守，缺乏制度创新。制度的缺陷导致管理层因为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事件频频发生。而非国有企业能够及时学习并引入先进的制度，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在我国，剔除垄断优势的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较为迅速，经营业绩明显好于国有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要想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就应该将管理层利益与公司利益相挂钩，使其为企业的业绩真正承担起责任。（3）制定相关的管理层监督制度。在外国的相关研究中，当管理层持股水平较高时，掘壕自守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起主导作用，致使公司价值下降。由于我国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大都集中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受到掘壕自守效应的影响有限。但由于我国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漏洞较多，不能排除在低持股比例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在发展管理层持股机制的同时，企业也要注重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4）完善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市场不能公正合理的评估公司价值。高估或者低估公司市值会导致对管理层经营绩效评价的扭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势在必行，要倡导理性的投资理念，提高投资者素质。政府要减少对企业的保护措施，使企业能纳入完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当中，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时要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信息的透明度，制定相应的措施强制披露，并提高信息的可理性，这样可以有助于市场对企业的正确估价。要完善兼并与收购机制，使企业被兼并的风险尽量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使管理层总是处于一定的外部压力下，对其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

参考文献：

[1]韩东平、颜宝铜、郭峻：《管理层股权设置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年第8期。

[2]韩亮亮、李凯、宋力：《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4期。

[3]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1期。

[4]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5]George P.Baker，Michael C. Jensen， and Kevin J. Murphy，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 Practice vs. Theory， Journal of Finance， 1988.

[6]Kole， S. R.，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Incentive or Reward， Advance in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自来水公司经理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 资本结构 Panel Data模型

在公司治理视野下，债权和股权不仅仅被看做是不同的融资工具，同时还被看做是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和债权均对企业形成控制权，两者有着不同的控制权形式，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内容。股权和债权的有机组合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青木昌彦(1995)指出：“资本结构之与现代公司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融资成本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其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文将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其选择问题，在借鉴公司治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张维迎，1996；李维安，2001；赵蒲、孙爱英，2003)，分两条路径研究公司治理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一条路径强调公司内部产权安排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选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董事会特征等变量作理论与实证分析；另外一条路径是强调外部治理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选用法律环境、产品竞争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相关变量作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指标选取

本文以2000年12月31日之前在深、沪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区间为2001-2004年，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0．com．cn)，部分数据从年报中手工收集得到，样本量为931个。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根据惯例，不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和PT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异常或数据不全的部分公司。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包含2001—2004年间可获得相关信息的931家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

本文选取总负债率(Id)的账面值来衡量资本结构水平。选取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董事会特征、产品要素竞争和公司控制权这些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水平。

二、描述性统计

混合样本的总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中值)分别为44．99％(45．33％)、38．31％(37．61％)和6．68％(3．13％)，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水平偏低，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的均值(中值)分别为44．15％(43．3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z指数最大值为1，214，均值(中值)为50．577(7．0751)，表明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力量差异较大，第一大股东在股权结构上具有绝对优势。h5指数均值(中值)为0．2442(O．2164)，说明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均衡。平均来讲，高层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份为0．03％，最大值为0．47％，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持股数量十分有限。非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的均值为58．66％(国家股为40．53％，法人股为18．13％)，大部分股份不能上市流通。独立董事占全体董事成员比重的均值为24．15％，独立董事占全体董事成员比重的最小值为0，说明有些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设立独立董事。股权制衡指数均值(中值)为0．4994(0．2754)，表明其他股东难以与第一大股东抗衡。私人收益均值(中值)为0．0039(0．0018)，表明管理层通过非主营业务获得私人收益的可能较小。反映产品要素市场特征的指标se、ae、is和cd的均值(中值)分别为0．0637(0．0377)、0．1069(0．0784)、0．0343(O．0179)和0．0343(0．0179)。

三、实证结果分析

对于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的衡量，一般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但此法易产生偏误的现象，造成全体资料的分析结果与个别结果相异。为克服此种情况，本文采用兼具时间序列和横断面分析的Panel Data模型。

本文设定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计量模型为：

本研究采用Stata／SE9．0进行分析。首先假设样本没有组间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估计式2。使用3种不同的方法：最小二乘法估计(OLS)、固定效应模型估计(FEM)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REM)。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中，估计系数下的括号中显示了T检查值；随机效应模型中，估计系数下的括号中显示了Z检查值。

为选择最有解释能力、最适合样本数据的模型,我们首先使用沃尔德F检验(Wald Test)(比较OLS与FEM)。原假设是适用最小二乘法，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接着使用拉格朗日乘子检验(Breusch-Pagan LM Test)随机效应模型(比较OLS和REM)。原假设是适用最小二乘法，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好。最后为选择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我们使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原假设是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模型没有差别。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及沃尔德F检验结果，都拒绝原假设，所以面板模型比最小二乘法更适用。由于豪斯曼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所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因此计量结果应该基于随机模型来分析。

其次检验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FGLS)纠正组间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因为在异方差及自相关的情况下，都会使回归结果发生偏误，所以应消除相关问题。截面异方差使用修整沃尔德F检验。原假设是同方差。序列自相关使用伍德里奇检验(WooldridgeTest)。原假设是没有一阶自相关。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运用STATA软件的相关程序包，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异方差和组间异方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FGLS)，结果发现，纠正异方差和自相关后，面板模型更有解释力，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系数符号大都与预期一致，且模型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调整后的值达到了0．769，从回归结果看：

1、管理层持股与资本结构选择

管理者持股比例与总负债率不存在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成持股比例普遍偏   低，样本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为0．03％。管理层在只拥有极少量股权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负债减少负债的成本，也有可能减少负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管理者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选择的关系不明显。

2、股权集中度与资本结构选择

股权集中度与总负债比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3、股东性质与资本结构选择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国家股比例与总负债率负相关，与蒋殿春(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却不能上市流通，公司的控制权转移的交易成本高，管理层很少面临控股股东变更而被撤换的危机。因此为管理层采取低负债政策谋取私利提供了方便。

法人股比例与总负债率均不显著，与顾乃康等(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作为相关利益者的法人股东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更多地谋取自身的利益将导致法人股对外部其他股东的权益成本增加了。为了抑制由此增加的成本，企业最好使用更多的负债来融资(假定预算是硬约束的)。这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可能使得法人股比例与负债比率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明显了。

流通股比例与资本结构水平负相关，说明我国流通股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能力较差，助长了管理者的股权融资倾向。

4、董事会特征与资本结构选择

独立董事比例与资本结构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独立董事比例高的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能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

董事会规模与资本结构水平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较小的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正相关，这说明经常会面的董事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有效地监督管理者。

对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是否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作者采用200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独立样本的均值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进行验证，零假设为总经理兼任董事长与否对资本结构影响不显著。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均值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大都由控股股东直接派任，兼任与否对公司决策可能影响并不显著。

5、控制权特征与资本结构选择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股权制衡度指数与总负债率正相关，这说明除第一大股东外的其他大股东持股集中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对管理者的监督，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的有效竞争。

私人收益指标与总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取得控制权的大股东偏好股权融资，获得大量的私人收益。

6、产品要素市场特征与资本结构选择

管理费用比例与资本结构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营业费用比例并不十分显著，说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越大越能减少经理的偷懒行为，从而缓解用负债约束管理层行为的需要，也说明竞争激烈的市场促使企业少负债，降低财务风险。

创新战略指标与资本结构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采用创新战略的公司，为了减少破产可能性，这些公司应该具有相对低的负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