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秋有关的诗句范文第1篇

关键词：瞿秋白；旧体诗词；古典韵文；接受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55-07

众所周知，瞿秋白是集革命家、理论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自中共中央为其昭雪、恢复名誉以来，瞿秋白研究形势日盛，硕果累累。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其革命活动、政治理论、思想宣传、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研究；而作为诗人秋白之研究，则相对薄弱。其实，秋白本色是诗人。刘福勤指出：“瞿秋白似乎是天生的诗人。他的心是诗化的，他的情感世界、他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他的全部生涯，那么美尚，那么绚烂夺目，那么高迈激荡、正气浩然、充满诗意。……诗心和诗化的革命活动、创造活动，酿成语言形式的诗，流泻于笔下，在秋白那里，是自然而然的事。”①从他14岁作五绝《白》诗到36岁就义前所作七绝《偶成》集句诗，其间吟咏不绝，言志不息。诗人的感物伤怀，触景生情，壮怀激烈，惆怅彷徨，孤寂悲怆，缠绵悱恻，诸如此类种种复杂的胸臆情绪，无不烙印于诗词之中。因此，研究这些诗词，不失为了解与透析秋白思想人格、文化修养、志趣爱好、心路历程甚为重要的一环。

本文拟以秋白今存28首旧体诗词为依据，就其古典韵文之接受生态作一初探，从“集句之慧”“仿拟之巧”“打油之谐”“意境之幽”“诗源之美”等五个方面，透视其旧体诗词自觉接受古典韵文之美的诗质基因，以探明秋白旧体诗词古色古香、神韵幽雅之艺术渊源。

一、 集句之慧：心有灵犀一点通

由于资料的严重散佚，我们今天所能见到诗人的集句诗，只有1935年作于狱中的七绝《忆内》与《偶成》两首诗。尤其珍贵者，《偶成》集句诗则是他于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后人的绝笔诗。前者怀念妻子杨之华，婉转细腻，体贴入微，亲情感人；后者“狱中言志”，慨叹身世，有感而发，袒露心灵。两首诗借助于唐诗“丰神情韵”的天然之美，恰如其分地抒发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生死攸关之际的人生情怀，读之令人动容。

《忆内》集句诗作于1935年初夏，诗云：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身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为了比较准确理解这首集句诗的思想境界与幽

雅意蕴，兹将诗人分别所集唐人原诗录于下。首句“夜思千重恋旧游”，出自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愁心一倍长离忧，夜思千重恋旧游。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多雨在孤舟。诸溪近海潮皆应，独树边淮叶尽流。别恨最深何处写，前程唯有一登楼。”次句“他生未卜此身休”，出自李商隐《马嵬》（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身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第三句“行人莫问当年事”，出自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末句“海燕飞时独倚楼”，出自戴叔伦《寄司空曙》：“细雨柴门生远愁，向来诗句若为酬。林花落处频中酒，海燕飞时独倚楼。北郭晚晴山更远，南塘春尽水争流。可能相别还相忆，莫遣杨花笑白头。”此四首诗均为七律，每首诗皆含“愁”字，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诗人们对友人的离愁别恨、对玄宗的讽刺挖苦、对局势的忧患惆怅、对故人的别后思念之种种情感。而此正好集中体现了秋白当下囚禁狱中无自由、思念亲人无相见、时局动荡无安全的忧思萦怀的复杂情绪，正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诗人的思绪穿过异代同“情”的时空隧道，以巧慧灵动之心、洞察秋毫之眼，从唐代四位诗人的作品中精拈出深含忧思情愫的佳句，重新组合成深情念妻、凄婉感人的《忆内》集句佳作，同中有异，意蕴独特。

秋白以《忆内》为题，集中表达对爱妻杨之华的深深思念之情，其中又蕴含着悲悯同情、无奈叹息的心灵密码。透过文字之表，我们也不难感受到诗人对无情毁灭“秋之白华”恩爱婚姻之罪魁祸首的暗怨与隐恨之情，真乃“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也。

与七绝《忆内》诗一样，秋白的绝笔诗七绝《偶成》，也是一首集唐人诗句天衣无缝、妙合自然之名作。诗题下，诗人署名时间为1935年6月18日，并作小序云：“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此段小序交代了集句诗的成因，可谓触景生情，偶然得之，故题诗名为《偶成》。此集句诗云：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末加跋语曰：“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跋语给后人提供了两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一是诗人在知道自己“毕命之令已下”之后笔录了这首诗，他对自己梦中之“仙境”以及与梦中“仙境”相吻合的集句诗十分留恋，这种愉悦的心境与他此前所向往的桃花源式的“逍遥”情景甚为相通。可见，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亲友的人生态度与向往和平、向往宁静、向往和谐、向往幸福的精神追求是贯其一生的。这在《多余的话》中有极其坦诚而鲜明的表述：“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由衷之言，无限感怀。

《偶成》分别集自韦应物、郎士元与杜甫的三首七律诗。首句“夕阳明灭乱山中”，集自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秋白将颔联中“流”字改为“山”字，抑或另有所本，也许记忆有误。次句“落叶寒泉听不穷”与第四句“心持半偈万缘空”，皆集自郎士元《题精舍寺》：“石林精舍虎溪东，夜叩禅扉谒远公。月在上方诸品静，僧持半偈万缘空。苍苔古道行应遍，落木寒泉听不穷。唯有双峰最高顶，此心期与故人同。”秋白将颔联之“僧”改为“心”，将颈联之“木”改为“叶”，可能另有所本，抑或记忆出入，然而，这些皆无碍于诗人情感之表达。第三句“已忍伶俜十年事”，集自杜甫《宿府》：“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三首诗皆为借景抒情之作，却情景有别。韦应物借日暮苍茫之秋景，写前程渺茫之忧戚；郎士元借月下精舍之景，发仰慕禅境之情思；杜甫借秋月清寒之景，抒孤寂怀人之思恋。三首诗皆是情景交融、各有千秋之名篇佳作。而秋白所集《偶成》之诗，一仍原作借景抒情的表现方式，却寄寓了诗人于特殊时期、特殊处境中的特殊感情，即或隐或现于群山的温馨多情之夕阳，与百听不厌的“落叶寒泉”之清音，自然形成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审美感受，遂让诗人顿然产生“如置仙境”之美感。因而，在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怀抱里，诗人长期忍受的颠沛漂泊、别离亲人的孤寂凄苦心绪一下子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达到了心海澄明、万愁皆抛的极乐世界。此时此刻，诗人是多么宁静，多么轻松，又是多么心旷神怡，多么飘飘若仙！然而，这一切仅仅是诗人的梦幻美景而已。诗人何以至此，主要是由于诗人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党政冗务、进退维谷的思想斗争、多愁善感的诗人性格与积劳成疾的羸弱体质等状态下，竭力想在精神世界里寻觅一种人生的解放与超脱。

由《忆内》《偶成》两首集句诗观之，秋白对于唐诗，尤其是唐代的七律诗，是情有独钟的。他在狱中一直坚持阅读不辍，对唐诗的阅读理解极其深刻，在记诵引用方面极其准确，已臻出口成诵、思之即来、出神入化、殆同己出的唐诗接受圣境。创作集句诗委实不易，对于作者的学识、眼力、作诗技巧等都有很高的要求。作者必须博闻强记，熟读百家，融会贯通，善于联想，勇于创新，才能采珍觅宝，缀玉联珠，借古人之妙句，寓集者之情思，创作出取于原诗而又高于原诗的具有个性色彩与魅力的新作来。秋白就具有这些创作集句诗的基本条件与高超本领。他这两首集句诗，无论是主旨之鲜明表达、意境之深邃丰厚，还是情感之自然真诚、韵律之和谐婉美，皆已臻达集句诗浑然天成、炉火纯青的艺术胜境。

二、仿拟之巧：似曾相识燕归来

秋白的集句诗写得出神入化、高雅脱俗，而他的仿拟诗同样写得机巧敏捷、妙趣横生，给人以忍俊不禁的“悦读”享受。

诗人作于1933年3月的仿拟诗《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云：

去年今日此吴淞，大炮飞机相应轰。

大炮不知何处去，飞机依旧打秋风。②

此诗改自于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原诗描写一位青年男子游春之际巧遇面若桃花女子而产生的相爱相思之情，是一首典型的爱情诗。秋白顺手拈来，稍加改作，即将其变成了一首极具讽刺力度的政治诗。此诗的背景是这样的：1933年二三月间，国统区在所谓“航空爱国运动”的号召下，各地成立了诸如“中国航空协会”“航空救国募款会”等组织，举行“航空救国宣传周”“飞机募捐启”等活动。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以为首的政府上演的一场欺世盗名、趁机敛财的政治丑闻与闹剧。诗题“读飞机募捐启”，即指此事。而诗人的“泣而歌之”，则全用反讽手法，憎恨愤慨之情，溢于言表。首二句回忆去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与驻沪十九路军以大炮奋勇反抗日军飞机轰炸的情景。后二句是说当年在上海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迫撤离后又转调福建“剿共”之事，而当局却依然打着“航空救国募捐”的旗号在招摇撞骗，搜刮民脂民膏。“打秋风”，是流行极广的民间俗语，简作“秋风”或“抽丰”，意谓巧立名目，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向人索取财物，以此用于的这场所谓“航空救国募捐”之闹剧，实在是再恰切不过了。

秋白作于1935年夏初的《卜算子・咏梅》，是一首极为难得的仿拟佳作：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此词仿拟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秋白在词中完全袭用了陆游“寂寞”“无主”“风和雨”“一任”“香如故”等关键词，“花落”一词与陆游的“零落”意思相同，皆指梅花之凋谢。两词的主旨精神是一致的，即都写出了梅花的孤独寂寞与从容面对黑暗势力的坦荡胸怀，以及希望不灭、芳香恒远的顽强精神，是诗人革命意志与高尚情操的有力象征。然而，二词也有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秋白之词对于“身无主”的“寂寞”是“且喜”。只是因为，他现在囚于狱中，已离开了党和革命队伍，完全不受他人的主宰了。过往的一切，皆成烟云，即便生命结束，有何可怕？既然万事看破，死即人生解脱，自由升天，岂不“逍遥”？他曾说过：“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③体现了他为革命而死、虽死犹乐的旷达情怀。陆游之词则表现出“寂寞开无主”的孤芳自赏之“独自愁”怀，情绪颇为感伤，而不若秋白之词的豁达乐观。此乃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处境等情况不同之原因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秋白仿词与原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自成面目，别具精神，是一首甚为成功的仿拟词。

秋白的仿拟诗词，精选前人诗词之旧瓶，稍加擦拭与洗涤，便巧妙装进自己思想情感之新酒，借题发挥，切景切情，芳香馥郁，韵味悠然。秋白与他的知音好友鲁迅一样，都给文学宝库留下了难得的仿拟诗之珍品。

三、打油之谐：别有滋味在心头

秋白的打油诗约有8首，也写得十分精彩，姿态横生，风味独特，别有滋味在心头。兹按其作年顺序简论之。

其一为七绝《读〈自由谈〉有感》，作于1932年12月，诗云：

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

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此诗有一段跋语曰：“近读《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此外，尚有‘冷摊负手对残书’之类的情调，实在‘可敬’。欧化白话文艺占领《自由谈》，正像国民军进北京城，欲知后事如何，只要看前回分解可也。因此打油一首。”由跋语可知，这首打油诗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界不以国难当头为务、而是津津乐道于觅书冷摊、奢谈情死的可悲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实在‘可敬’”四字，纯属鲁迅犀利文风，反讽有力，入木三分。首二句，愤怒揭露文艺界不问国事、醉生梦死的普遍堕落风气，与民族危亡的紧张局势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刀丛”一词，采自诗人挚友鲁迅新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七律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刀丛”象征抗日斗争；“舞楼”象征奢靡生活。正是这“不向刀丛”与“向舞楼”的鲜明对比，突出了诗人对文艺界堕落颓风不可遏制的愤慨之情。“瞿秋白诗中‘不向刀丛’的批评，和鲁迅诗中‘向刀丛’的怒觅，说明‘向刀丛’，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是他俩的共识，也是他俩的共鸣。”④这也更是二人成为文坛知音的重要思想基础。后二句，则具体点明当时文艺界“觅书冷摊、奢谈情死”的两种精神生态情状。这是针对《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施蛰存的《买旧书》与郁达夫的《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二文的批判，突出了人生严肃的主题。这是秋白手书寄赠鲁迅的，原件后来发表于1940年8月3日《上海周报》第二卷第八期。从此诗对鲁迅诗句的选用及其将它寄赠鲁迅的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二人思想的一致、情感的相同与文风的相似。鲁迅当年书赠秋白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条幅，字字由衷，深情厚谊，可窥一斑。

其二为七绝《口占》，作于1933年2月。序云：“海上寓公某，阅《大晚报》‘萧伯纳应散尽家财’之论，恍然若有所悟，即用小报称萧伯纳谓‘包销’之新古典，口占一绝。”诗云：

长江滚滚滚萧萧，为恐家财一旦消。

去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唱包销。

小序表明，此作乃秋白之读报感言，针对《大晚报》社论《萧伯纳究竟不凡》污蔑、攻击萧伯纳的恶毒语言，以充满诙谐讥讽的打油诗形式予以反击，体现了诗人严正的革命立场。“寓公某”，即诗人自己；“包销”，指当时上海一些浅薄低俗的报纸将“萧伯纳”译成“包销”，诗人以此作为笑料，戏称之为“新古典”，甚具讽刺意味。萧伯纳（1856―1950），英国大戏剧家、社会活动家，创作了50余部剧本与5部小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等揭露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一位值得肯定与尊敬的支持反法西斯斗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作家。1933年初，萧伯纳偕夫人来到上海、北平等地，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同情中国人民、赞扬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报纸等媒体，散布攻击萧伯纳的种种流言蜚语。诗人七绝《口占》，正是对其迎头之痛击，冷讽热嘲，令人大快朵颐。

首二句，就资产阶级反动报纸攻击萧伯纳没有“散尽了家产”的卑劣心理，揭示他们仇视萧伯纳的险恶用心，正在于“为恐家财一旦消”。一针见血，揭穿老底。后二句化用陆游《小舟泛近村舍舟步归》（其四）“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句，深刻反映了诗人对萧伯纳离沪后恶语秽言的蔑视之情。尤其是末句，诗人将低俗浅薄、滑稽可笑的“包销”的丑陋译文，说成是“满街听唱”，真乃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极大彰显了此诗诙谐讽刺之奇特魅力。

其三为七律《两雄吟》，作于1933年2月，诗云：

两雄握手太荒唐，万里相逢个半郎。

笑问驻颜狂伯纳，漫夸爱族俏兰芳。

夫人莫道华伦贱，博士能令文学香。

只恨匆匆又离别，未曾色相一登场。

诗题中的“两雄”，即指萧伯纳与梅兰芳。1933年2月18日《申报》载：“昨日萧伯纳来沪……萧之为西方戏剧界之权威者，无俟赘言。东方戏剧界之权威者梅兰芳，息影海上，因得良晤，两雄握手，盛极一时。”秋白读了此则消息后，对报道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讽刺性的评论，突出了他褒萧贬梅的思想倾向。此诗一仍《口占》对萧的褒美态度，而且通过对梅兰芳的贬抑而更加突出了萧伯纳的良好形象。首联以“太荒唐”与“个半郎”两个关键词，开笔就表示了对梅兰芳浓烈的不满情绪。“个半郎”，意即萧伯纳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梅兰芳因为饰演旦角，男扮女装，所以只能算半个男人，即“半郎”。轻蔑之意，不言而喻。颔联写萧伯纳惊羡梅兰芳貌美年轻并请教保养之秘诀。颈联将《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女主人公沦为之事与受赠博士学位的梅兰芳并列叙述，极具讽刺意味。尾联写梅兰芳因萧伯纳匆匆告别而未能登场献演而深为抱憾，这似乎也是人们惯用的客套而已。“瞿秋白等对梅兰芳不公允的批评，反映了他文化文艺观中存在着一定的‘左’的偏颇。”⑤这是时代背景与诗人本身思想的局限；但就此诗本身而言，其语言之诙谐，讥讽之深刻，对仗之工稳，音律之谐美，堪称不可多得的打油诗佳作。

此外，秋白还有作于1933年3月的七绝《王道诗话》四首：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此四首诗嬉笑怒骂、戏谑嘲讽，将具有“文化班头博士衔”的胡适所谓“人权王道”“实验主义”“仁义道德”等思想言论进行了辛辣批判，戳穿了胡适之流为助纣为虐的御用文人之丑恶嘴脸，暴露了所谓“学者”“名流”“哲学家”等辉煌桂冠背后的政治丑行，委实是一组富于战斗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政治诗。秋白作于1933年的五律《题远东第一伟人铜像》也是一首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与讽刺力度的打油诗：

妖孽忽神圣，蓝天白太阳。一生皆矛盾，无话不荒唐。梦绕黄金国，魂飞乌托邦。只因承道统，断发复华装。

此诗殆同口语，却句句深刻，层层含讽，毫不留情地嘲讽并揭穿了的政治嘴脸与滑稽行径，具有“匕首”“投枪”的战斗作用。

打油诗之作，看似通俗随意，轻松简单，其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它需要作者具备洞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幽默机智的思维触觉与高度概括的语言能力等特殊素养。这些在秋白作品中都得到了全面而生动的体现。由此观之，秋白的打油诗，无论是绝句律诗，还是叙事议论，都恰到好处，耐人寻味。

四、意境之幽：暗香浮动月黄昏

秋白一生酷爱中国古典，尤其对唐宋诗词以及乡贤黄仲则、洪亮吉、龚自珍等人的诗词更是爱不释手、烂熟于心。正因为诗人如此的学习与濡染，所以，前人诗词中的意境之美，便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他的创作。阅读其作，总是给人以深邃幽雅的古典意境之美的享受。

秋白14岁所作的五绝《白》，便是一首融会前人咏菊诗歌意境的佳作。诗云：

今岁花开后，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此诗托物言志，十分巧妙的嵌入了诗人“霜”“秋”“白”的名字，体现出诗人的高洁情怀与坚韧意志。诗中氤氲着人菊合一、情物浑然的幽美意境。而此种意境，从下面的几首诗中，便可窥探其蛛丝马迹。如陆龟蒙《重忆白菊》：“我怜贞白重寒芳，前后丛生夹小堂。月朵暮开无绝艳，风茎时动有奇香。”陆游《晚菊》：“如志士，过时有余香。眷言东篱下，数枝弄秋光。”二诗中表达作者对秋菊余香凌寒气节的仰慕之情，其意境对秋白《白》的影响是颇为明显的。

秋白旧体诗词意境深受古典韵文影响最为典型者，当推其1935年初夏填于狱中的《浣溪沙・感怀》一词：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诗人从16岁离开家乡常州踏上革命道路、寻求救国真理，到36岁被铺入狱，正好20年。诗人回忆往事，理想破灭，壮志付水，感慨万千，遗憾百生，联想之丰富，意境之苍凉，委实是词中之精品。全词六句，情景真切，皆有来历。“廿载浮沉万事空”句，出自陆游临终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年华似水水流东”句，出自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轼《念如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枉抛心力作英雄”句，出自温庭筠七绝《蔡中郎坟》“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湖海栖迟芳草梦”句，出自《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江城辜负落花风”句，出自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犹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黄昏已近夕阳红”句，出自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秋白《感怀》一词，短短六句，却融合了从《诗经》到龚自珍这三千余年诗歌史上的诗词精华，兼容并蓄，充分吸收，滋养诗情，精彩绝伦。诗人阅读之广，记忆之深，理解之透，化用之活，神妙如此，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矣。

上文就秋白的集句诗、仿拟诗、打油诗以及对古典诗词意境美的接受等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较为粗浅的探讨。由此，我们发现秋白的旧体诗词对于古典韵文的接受方式与途径，是随事而起、因情而生、灵活机敏、丰富多彩的。诗人既有对于古典韵文外在形式的接受，又有对于古典韵文内在意境的汲取，内外结合，形神兼备，同时又十分注重洗涤旧瓶而注入新酒，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诚挚情愫融入其间，“采铜于山”⑥，“自铸伟词”⑦，水融，出神入化，从而构成了秋白旧体诗词的真、善、美与雅、婉、秀兼容并茂的艺术审美特征，它委实是中国三千年诗歌史大花园中一株艳丽夺目而雅婉凄美的奇葩。

五、诗源之美：腹有诗书气自华

学问根深方蒂固，佳作水到自渠成。秋白旧体诗词为何能取得如此风雅比兴情志正、古色古香韵味浓的杰出成就呢？粗略考察，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家乡贤哲的熏陶。“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龚自珍《常州高才篇》）。常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唐以来，常州举进士1546名，其中状元8名，榜眼9名，探花15名，传胪6名，会元9名。⑧在这方得江山之助的风水宝地上，曾出现过齐梁开国皇帝萧道成、萧衍，领衔主编我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萧统，唐代著名散文家萧颖士，著名诗人戴叔伦、储光羲，宋代文艺大家苏轼一生驻足常州十余次，并终老于此；明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唐荆川，著名中医王肯堂，艳体诗大家王次回；清代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文派，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恽南田为代表的常州画派，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经学派，还有历史学家赵翼，训诂学家段玉裁，布衣诗人黄仲则，诗人、学者洪亮吉，目录学家孙星衍，小说家李伯元，文字改革先驱张鹤玲以及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史学家屠寄、吕思勉等。尤其是秋白的衣胞之地青果巷与后来迁居地（庙河沿瞿氏宗祠），与上列唐荆川、黄仲则、张惠言、赵翼、李伯元以及盛宣怀、庄蕴宽等名人都是近在咫尺的毗邻。秋白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试举乡贤黄仲则、赵翼为例。秋白的经历、个性与情志与黄仲则多有相似之处，故对其情有独钟。当他看到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门口吃早饭时，便想起自己与父亲别离而不知何时团聚的事。这时，“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⑨在他的《赠羊牧之》五古四首其二中又说：“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所以，秋白《哭母》中那种无比悲辛伤痛之情怀，自然受到黄仲则诗词悲戚凄婉情绪的感染。对于“江左三大家”之一赵翼的著作与诗词，秋白也是极为喜欢的。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二十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翻过的。”⑩家乡丰厚文化底蕴对诗人的陶冶熏染，无疑是秋白旧体诗词雅美的重要源泉。

二是书香门第的承传。如果说家乡贤哲的熏陶是成就诗才的大环境的话，那么，书香门第的承传则是小环境。秋白出身于世代读书的仕宦之家，其父瞿世玮（字稚彬）颇精黄老之学，擅长山水绘画，常州寺院楼阁中多有其得意之作，长期从事国画教育。其母金璇（字衡玉），出身名门望族，乃广东盐运使金心芗之次女。秋白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塾教育，文史诗赋均佳，擅长书法，尤工小楷。秋白作为长子，慈母对其教育甚严。他的叔、伯长辈，均是文艺才士。这种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直接影响了诗人文艺才学的增长。

三是勤学苦读的磨砺。在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秋白5岁即入私塾，开始接受全面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入小学、中学至大学，他一直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诗词，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营养。他曾经对同窗好友羊牧之说过：“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诗人本身就是如饥似渴学习古典诗词的。他对赵翼的诗词背诵得极熟，以至于只要触动相关景致时便会朗诵赵翼的诗作。如在红梅阁赏梅时，他便出口成诵赵翼的诗句：“出廓寻春羽客家，红梅一树灿若霞。紫阳未必登仙去，先向瑶台扫落花。”他对于龚自珍诗歌的喜爱，则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人称“龚迷”。诗人《浣溪沙・感怀》“枉抛心力作英雄”句，即化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莫抛心力贸才名”。因此，诗人一生始终是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直至他囚禁狱中，依然手不释卷、吟诵唐诗不止。当然，时代风云的激荡，对诗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使他的诗充满思想美、哲理美与意境美，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与艺术的审美享受。而今，诗人虽然离开我们70余年了，但他那些为数有限却承载着时代风云与诗人赤怀的旧体诗词，则百世流芳，永垂不朽。他那积极承继和发扬古典韵文精神为我所用的学习态度，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与中秋有关的诗句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在一个地铁车站》 《天净沙・秋思》意象派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一个地铁车站

Ezra Pound/埃兹拉・庞德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梦幻众中面貌；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黝湿枝上疏花。

（周钰良 译）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他是英美意象主义诗歌流派的领袖之一。他是这样给意象定义的：意象（Image）是理智和情感瞬间的复合物。所以，意象主义诗歌必须准确地表现出事物的视觉意象。通过阅读这些具体的文字，读者能够在脑海中重现所描述的事物的形象。所有的诗化语言都是一种探索的语言，意象是超越描述性语言的词语。庞德在1914年写道：“不用意象作修饰。意象本身就是言语。意象是超越形成语言的词。”同时，庞德等意象派诗人（the imagists）提出了意象派诗歌的三条主要创作原则：要直接表现诸客观事物，反对任何解释说明；要言简意赅，剔除一切无助于表达的词语；要突破英诗传统格律，追求更灵活的节奏。其中，这首发表于1913年的《在一个地铁车站》的短诗可称得上是英美意象派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全诗仅两行，14个字。初读这首诗，会产生语感的“眩晕”，仅有的两句诗句，看似没有任何关联，只有两个独立的词组，并无完整的主谓宾结构，中间用了一个分号区别开来，也没有用任何连接词或转接词。让读者不禁要问，第一句中的“面貌（faces）”、“人群（crowd）”，第二句中的“花瓣（petals）”、“树枝（bough）”又与“地铁车站（a station of the metro）”有什么关系？这四个意象组成了一组重叠的意象，究竟作者要表达什么感情呢？其实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庞德在巴黎协约车站走出地铁车厢时所看到一瞬间的视觉印象和内心感受。在诗人走出车厢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中有几个美丽的面孔忽明忽暗，或隐或现，是几个女人和儿童的美丽面孔。这一瞬间的美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搜索枯肠，写了一首较长的诗，但自觉很不满意。半年后，他把原诗压缩到15行，仍觉不够紧凑。又过半年，他终于凝炼出这首只有两行的精巧的小诗。

细细品味这首短诗，我们会发现诗的两行其实是相互依存的。第一行诗是对情景描述，“apparition”一词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既appearance（出现）和ghost（幽灵），十分到位地表现出在车站看到的来来往往的乘客的脸，就像幽灵般若隐若现。第二行用“花瓣”比喻看到的女人和儿童那美丽的面孔，“黝湿的树枝”好比那阴暗潮湿的地铁车站。在地铁车站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诗人站立其间，过往的行人迎面而来，匆匆忙忙从身边走过，整个气氛阴森潮湿，令人窒息。几张女人和孩子苍白美丽的面孔时隐时现，打破了这种冷清沉闷，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从而感受到一些活力。两个并置的意象映入大脑，构成俗陋与优美、潮闷与清新对比强烈的两幅画。既表现了都市人繁忙庸碌的生活，给人以一种挤压感，描绘出现代人内心的焦虑不安、紧张动荡、繁忙而又单调的生活现实，同时又展示了心灵对自然美的依恋与向往。

庞德在这首诗中没有遵循传统英语诗体，而是借鉴了日本俳句①的形式，并且他的诗歌写作也多少受到充满意象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的小令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意象诗的经典之作。这首诗一开始就托出九个由汉字构成的意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种意象叠加在一起，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却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绝妙的深秋晚景图。作者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让九种不同的景物沐于夕阳的清辉之下，像电影镜头一样以“蒙太奇”的笔法在我们面前依次呈现，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深秋时节：几根枯藤缠绕着几颗凋零了黄叶的秃树，在秋风萧萧中瑟瑟地颤抖，天空中点点寒鸦，声声哀鸣……写出了一片萧飒悲凉的秋景，造成一种凄清衰颓的氛围，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悲戚。我们可以想象，昏鸦尚有老树可归，而游子却漂泊无着，有家难归，这该是何等的悲苦与无奈啊！接下来，眼前呈现一座小桥、潺潺的流水，还有依稀袅起炊烟的农家小院。这种有人家安居其间的田园小景是那样幽静而甜蜜，安逸而闲致，与游子的孤单落寞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不能不令浪迹天涯的游子想起自己家乡的小桥、流水和亲人。在这里，以乐景写哀情，令人倍感凄凉，烘托出沦落他乡的游子那内心彷徨无助的客子之悲。

接下来，作者又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一句为读者勾勒出内心深处无尽伤痛而独行寒秋的天涯游子剪影。我们可以看到，在萧瑟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古道上，饱尝乡愁的游子却骑着一匹延滞归期的瘦马，在沉沉的暮色中向着远方踽踽而行。此时，夕阳正西沉，撒下凄冷的斜晖，本是鸟禽回巢、羊牛回圈、人儿归家的团圆时刻，而游子却仍是“断肠人在天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漂泊他乡的游子面对如此萧瑟凄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怎能不撕心裂肺，怎能不柔肠寸断？

马致远的这首《秋思》，紧紧扣住了“思”作文章，通过“断肠人”漂泊天涯的所见所感，画出了一幅苍茫萧瑟悲凉的秋思图，被推崇为“秋思之祖”，也被誉为元代散曲中的绝唱。

欣赏完这两首中外意象诗歌的经典之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意象诗的独特魅力：

1.简约与深细相依

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只有两行诗句，14个字，却用几个看似无关的意象的叠加充分到位地描述了作者的瞬间感受。简短却又精炼，似乎短短的诗句浓缩了大千世界人们所面对的无奈忙碌的都市现实以及对美好自然生活的向往。同样，马致远的《秋思》全篇仅五句，二十八字，既无夸张，也不用典，纯用白描勾勒出一幅悲绪四溢的“游子思归图”，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漂泊羁旅的游子心。它字字写秋光秋色，又字字写人意人情，以“秋”染“思”，又以“思”映“秋”，紧紧扣住“思”字，含蓄深挚地表达了“天涯沦落人”'的凄寂、苦闷和无法解脱的“断肠”之情。这两首短小精练的诗歌，有着不同经历的读者都会读出不同的感觉。

2.色彩与词句相融

在庞德的这首诗中，读者可以看到苍白的面孔，“湿漉漉的黑色树枝”，以及枝上的“花瓣数点”。 有如西方的油画，背景暗淡，笔道粗略，而物体鲜明。庞德认为“这次巴黎地铁站的经历应该付诸画笔，他认为颜色就是那种‘基本的形式’。在归途中，那几张美丽的脸在作者眼前反复出现，直到最后他们逐渐变成了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这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作出一幅纯粹表现色彩的斑斑点点的非写实主义的画，但他不会作画，只能以诗代之。庞德花了整整一天来寻找最适合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感觉，然而他似乎难以找到任何的词来形容那一瞬的情感，因此，诗人试图用颜色词语来形容那一刻并将描述的词语缩小为意象”。而读过《秋思》这首小令后，出现在脑海的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在作者勾勒的秋景图上，一面是枯藤、老树、昏鸦在秋风萧飒中呈现一派灰暗，一面是落日的余晖给枯藤、老树、昏鸦涂上一抹金黄；“小桥流水人家”，呈现一派清雅、安适的景象，与沦落异乡的游子相映，使“断肠人”更添悲愁。在读这两首诗时，也许脑海中出现的不是一个个文字，而是作者精心勾勒出的一幅动人的画面。

3.静景与动景相映

庞德眼中的地铁如黝湿的树枝静静地立着，而枝头的花瓣纷纷绽开又落下；流动的人群中一张张面孔如幽灵般忽隐忽现，动静相映，读者看到的不是静止不动的词句，而是流畅的电影片段。《秋思》中处于动态中的“流水”，与处于静态中的“小桥”“人家”相映，更显出环境的幽静；“西风”与“古道”相映，使道路更见苍凉。两首诗中没有任何动词出现，但却有动有静，相互映托。

4.韵律节奏感独特

有人说意象诗中只有画面，没有音乐。其实反复诵读，读者会发现庞德的这首《在一个地铁车站》在音的处理上也很巧妙。“第一行的［p］音与第二行的［p］音遥相呼应，但其中一个只构成非重读音节；两行末尾均有［au］音，只是前者有辅音［d］，后者没有。第二行中［e］音的重复等都加强了这首短诗的音乐感”。在《秋思》中，前三句是典型的整句排列：结构相同、字数相等、句式工整，这种结构安排给人一气呵成、淋漓痛快的酣畅美和明快的节奏感。而最后一句是散句，这样整曲便构成了整散相间、长短结合的形式美感，显得节奏明快、曲折跌宕，显示了从清爽酣畅到落魄无助的生存境遇。而从音韵上来分析，“鸦、马、涯”押尾韵“a”，“家、下”则押尾韵“ia”，这就使得一、三、五句押韵，二、四句押韵，正显示了隔行押韵的古典规律，且平仄相间，韵律辉映。

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都是中外意象诗歌的精品，通过比较阅读这两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意象诗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隐晦难懂，它不用华丽词藻，不用典故，不用长篇词句，只用只言片语，留给读者无限遐想的空间。庞德曾说：“意象主义的关键在于它不把意象作为修饰物来使用，意象本身就是语言。” 而“诗人的使命不是在欣赏者面前指手划脚地絮叨。而是使一切在意象的呈现与组合中隐身，把‘猜’和‘悟’的自由恩惠给一切人”。这就是意象诗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日本俳句一般有三行诗组成，其中一、三行有三个音节而第七行有7个音节。

参考文献：

［1］姜涛主编.美国诗歌赏析［M］.新华出版社，2006.

与中秋有关的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唐诗；团扇意象；美与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扇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扇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工具，随着制扇工艺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装饰品，后演化为身份的象征。西汉出现的团扇更是为我国的扇文化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团扇，又称合欢扇或罗扇。团扇最早与诗歌的结缘可追溯至汉代，以汉成帝的妃嫔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最为著名。“合欢扇”正是得名于班氏《怨歌行》中“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月明”两句。伴随着团扇的普及，唐文人的作品中对团扇的描写增多。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的唐诗，更是与团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一、著名诗人与扇诗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唐人性格外倾，诗人更是性情中人。在他们有感而发，意象万千的诗作中，带有“扇韵”诗句，比比皆是。初唐“文章四友”中的李峤和杜审言就作过带有团扇意象的诗歌。“团扇辞恩宠，回文赠苦心。胡兵屡攻战，汉使绝和亲。”（李峤《倡妇行》）“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杜审言《赋得妾薄命》）纵使春色无限，美人却叹怜，陪伴她的只有手中的那一柄纨扇，独自等待薄凉如水的孟秋之季。以上诗句，虽出自不同诗人之手，寓意却相同，都是以团扇自拟美人，从而传达宫怨或闺怨之情。“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出自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讲述了诗人与友人一起赏月时的所见所感。良辰美景，月影清辉，此时天上的那轮明月如团扇一般圆满，诗人以扇歌月巧妙地道出了能与友人再度重逢并一起赏月的欢欣，此句暗合了团扇的团圆寓意。

把酒言欢谪仙人。白素来给人以飘逸灵动之感，豪迈不羁之情，潇洒中又不失浪漫的李白也著有不少带团扇意象的诗作。《长信宫》云：“月皎昭阳殿，霜清长信宫。天行乘玉辇，飞燕与君同。别有欢娱处，承恩乐未穷。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君主驾临昭阳殿，飞燕姐妹相迎陪同，可那独处长信宫的班婕妤又有谁会去怜爱呢？一柄小小的罗扇，载不动深宫六院无限的哀愁。而《中山孺子妾歌》一诗则写道：“芙蓉老霜秋，团扇羞尘网。戚姬髡发人舂市，万古共悲辛。”菡萏、团扇喻美人，芙蓉遇霜而衰败，团扇天凉而弃置，美人迟暮，爱驰宠歇。

中、晚唐也有不少诗人创作关于团扇的诗歌。“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谁复商量管弦？”（王建《调笑令》）以扇起兴，以扇遮面，纨扇与玉颜交相掩映，隐去的是无人与之商量管弦之乐的哀愁。此外还有“阶下败兰犹有气，手中团扇渐无端。”（卢殷《悲秋》）“由来咏团扇，今已值秋风。事逐时皆往，恩无日再中。”（皇甫冉《相和歌词・婕妤怨》）等诗句。

二、唐诗中的“扇韵”

唐文人带有团扇意象的诗作甚多，这些诗写团扇本体的相对罕见，多是用团扇隐喻女性。这一用法始于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班氏以扇自喻，“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一句形象地写出了自己得宠时的状态；“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又道出天气转凉后团扇因显得多余而被弃置的凄凉命运。前六句写罗扇光鲜美好，后四句写惧扇之衰，顿感凄婉悲凉。寥寥数句，慨叹了自己如团扇般盛衰变化的一生。从此，团扇就成为宫怨诗的代名词了。唐诗词中，团扇意象被运用得更加成熟。“就爱柏梁台，新宠昭阳殿。守分辞芳辇，含情泣团扇。”（徐惠《长门怨》），“团扇秋风起，长门夜月明。羞闻拊背入，恨说舞腰轻。”（李百药《杂曲歌辞・妾薄命》），“莫道君恩长不休，婕妤团扇苦悲秋。”（李嘉《古兴》），“露红兰湿，秋凋碧树伤。惟当合欢扇，从此箧中藏。”（刘禹锡《婕妤怨》）。文人们将团扇与班婕妤失宠之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感叹后宫年老色衰的女子，被君王抛弃的悲惨命运。

团扇意象虽多承载红颜易老，美人迟暮的悲情，但唐代文人们在运用这一意象时，也别出心裁。不少唐诗中的团扇意象超越了这层文化意义，在“宫怨”、“闺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传递出诗人们特定的情感与心意。且看刘方平的《长信宫》：“梦里君王近，宫中河汉高。秋风能再热，团扇不辞劳。”本诗作于诗人仕途不如意，欲从军，未遂之时，而又以“长信宫”命名，难免会令人联想到班氏久居长信宫的那种哀怨，其实不然。虽逢秋节，但天气仍有可能炎热，而此时团扇会一如既往，不辞劳苦，招风纳凉。诗人自比团扇，但不显惆怅，通过“团扇不辞劳苦”一句流露出自己遭弃却不怨不怒，仍随时准备报效国家的心态。

“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李白擅长运用各式各样的意象来抒发内心丰富的情感。团扇意象在他的诗作中也翻出了新意。《惧谗》一诗云：“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魏姝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行将泣团扇，戚戚愁人肠。”涛仙自喻美人，只是想“竞春芬芳”，不料波澜四起。美人妒怀，各自用花言巧语迷惑君王。谗言如同带霜的宝剑，令人受伤，令人心寒。诗人想到自己就要像团扇一样逢秋遭弃的命运，不禁悲从中来。此处，虽然还是写团扇入秋见弃的悲凉遭遇，但结合全诗，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女性的视角，而是巧妙地以此来比喻自己和君主的关系，从而表达出自己因畏惧谗言而不能大展抱负的愤懑与不平。众所周知，大诗人李白有“月亮情结”。他的诗作很多都与月亮有关。而在《雨后望月》一诗中，“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几句更是精妙地记录雨后秋月从初升到高悬的过程。诗人用团扇来比喻月亮，从而突出了明月的美和圆，恰当地表达自己对天空这轮圆月的喜爱之情，同时也契合了团扇意象的另一层寓意――合欢圆满。

与中秋有关的诗句范文第4篇

这篇关于2013年七年级上册语文期中复习诗文背诵默写总结的文章，是

一、古诗文默写：1、子曰： ，不亦说乎？ ，不亦乐乎？ ，不亦君子乎？（《论语十二章》） 2、《论语十二章》中告诉我们做人要不断反省其中就有这么一则：吾日三省吾身： ？ ？ ？3、学习要经常巩固，这样才能有所长进，《论语十二章》中就有这样一句说得很好：子曰： ，可以为师矣。4、《论语十二章》中强调我们学习过程中要学与思结合： ， 。 5、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五十知天命， ， ，不逾矩。（《论语十二章》）6、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 （《论语十二章》）7、《论语十二章》中说到：“ ， 。”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求教。8、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论语十二章》）9、子曰：“贤哉，回也！ ， ，在陋巷， ， 。贤哉，回也！” （《论语十二章》）10、子曰：“ ， ，乐亦在其中矣。 ， 。” （《论语十二章》）11、《论语十二章》中表现时光流逝的一则是： ， 。12、子曰：“ ， 。”（《论语十二章》）13、子曰：“ ， ，仁在其中矣。”（《论语十二章》）14、《观沧海》中表达作者博大胸怀的诗句是：日月之行， ，星汉灿烂， 。15、《观沧海》一诗中写山水景的句子是：水何澹澹， 。16、树木丛生， 。秋风萧瑟， 。（《观沧海》）17、客路青山外， 。（《次北固山下》）18、《次北固山下》一诗中写出春江水涨，风和帆正的联句是： ， 。 19、《次北固山下》一诗中写出时令交替变化的联句是： ， 。20、《次北固山下》一诗中表达出作者思乡之情的句子是： ， 。21、孤山寺北贾亭西， 。（《钱塘湖春行》）22、《钱塘湖春行》写早春莺燕争春的诗句： ， 。23、《钱塘湖春行》写早春花草的诗句是： ， 。 24、《钱塘湖春行》一诗中表达作者对春天钱塘湖无比热爱的联句： ， 。25、 ， ，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 秋思》）26、《天净沙 秋思》一诗中表达作者羁旅在外、孤独之情的诗句是： ， 。27、神龟虽寿， 。 ，终为土灰。（《龟虽寿》）28、《龟虽寿》一诗表达出老当益壮的千古传诵的名句是： ， 。 ， 。29、 ，不但在天； ，可得永年。（《龟虽寿》）30、 ，邀我至田家。（《过故人庄》）31、《过故人庄》一诗中写出农村的优美风光的诗句是： ， 。32、《过故人庄》一诗中写出农家的劳动生活的诗句是： ， 。33、《过故人庄》表达诗人对农家生活留恋不已的诗句是： ， 。34、清晨入古寺， 。（《题破山寺后禅院》）35、山光悦鸟性， 。（《题破山寺后禅院》）36、《题破山寺后禅院》一诗中写出寻幽探胜的联句是： ， 。 37、万籁此都寂， 。（《题破山寺后禅院》）38、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39、《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托明月以带给远方朋友思念之情的诗句是： ， 。40、君问归期末有期， 。（《夜雨寄北》）41、 ，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42、烟笼寒水月笼沙， 。（《泊秦淮》）43、《泊秦淮》一诗中借歌女之音来指向不顾国家艰难、只顾享乐的上层人物的诗句是： ， 。44、 ，赚得行人空喜欢。（《过松源晨炊漆公店》）45、正入万山圈子里，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46、半亩方塘一鉴开， 。（《观书有感》）47、 ？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48、一曲新词酒一杯， ， 。（《浣溪沙》）49、 ， 。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50、《浣溪沙》一诗中伤春感时而对仗工稳的名句是： ， 。51、 ，沉醉不知归路。（《如梦令》）52、 ，误入藕花深处。（《如梦令》）53、争渡，争渡， 。（《如梦令》）二、现代文默写： 1、盼望着，盼望着， ， 。（《春》）2、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 ， 。（《春》）3、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 。（《春》）4、桃树、杏树、梨树， ， ，都开满了花赶趟儿。（《春》）5、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 ， ， 。（《春》）6、“ ”，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春》）7、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 。（《春》）8、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 ， 。（《春》）9、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 ， ， ， ，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春》）10、树叶儿却绿得发亮， 。（《春》）11、“ ”，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春》）12、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 ， 。（《春》）13、春天像小姑娘， ， ， 。（《春》）14、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领着我们向前去。（《春》）15、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 。（《秋天》）16、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 。（《秋天》） 17、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 。（《秋天》）18、芦篷上满载着白霜，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秋天》）19、草野在蟋蟀声中更寥廓了。 。（《秋天》）20、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 ？ 。（《秋天》）

与中秋有关的诗句范文第5篇

本文通过文献考察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以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诗》的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

一、“以《诗》为史”《诗》学观的建立

记载《诗》在先秦时期流传的可靠资料是《左传》和《国语》。《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共计317条。其中春秋前人引《诗》3条（均见《国语》），《左传》载春秋人作《诗》5首;其余309条记载，参考董治安先生统计 ① 可分为:春秋前期（隐公至闵公）2条（均见《左传》引《诗》）、春秋中期（僖公至成公）72条（《左传》引《诗》45条、赋《诗》13条，《国语》引《诗》9条、赋《诗》5条）、春秋后期（襄公至哀公）183条（《左传》引《诗》82条、赋《诗》55条、歌《诗》25条，《国语》引《诗》14条、赋《诗》1条、歌《诗》6条），《左传》作者以“君子曰”、“君子以”等形式引《诗》52条。研究《左传》和《国语》这些记载，可见先秦引《诗》用《诗》方法的变化和《诗》学观的改变。

西周人引《诗》3条均见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谏周穆王勿征犬戎;芮良父引《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极”及《大雅·文王》“陈锡载周”，来劝谏周厉王勿“专利”以巧取豪夺。这种用《诗》谏政的方法，首先与时人对《诗》的社会功用的认识相联系。《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曾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亦曾追述过此事。邵公云天子听政欲“事行而不悖”，必须使人献诗、曲、书，可见在彼时人们眼中，诗、曲、书所载内容都是朝廷施政的重要比照。周人是一个农业部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原始社会长老制的遗留，致使他们十分看重历史经验，甚至有《诗·大雅·板》所谓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之说。邵公强调诗、曲、书对谏政的重要作用，主要基于这一“先民之训”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从《国语·周语上》所载与邵公同时代的芮良夫以《颂》、《大雅》谏周厉王可知，他们所讲的“诗”中，当然包括后来编入《诗三百》的一些诗篇。从这一角度讲，是彼时人认为《诗》可以承载历史，《诗》是历史的反映;《诗》既可以反映周先祖、周初诸王的德政与德化，即《颂》与“正风”、“正雅”，也可以反映西周中期以来的乱政与黑暗，即“变风”、“变雅”。而它们所承载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后代施政的参照和对比，故《诗》可以作为谏政工具。这种“诗载史”思想，是后世“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滥觞。

春秋前期人引《诗》2条均见于《左传》:《桓公六年》载郑太子忽引《大雅·文王》“自求多福”来解释对齐辞婚的原因，《闵公元年》载管仲引《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劝齐桓公讨伐攻打狄人。两者所引，均将《诗》句作为格言。以《诗》为格言的观念，当建立在承认《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或某些历史事件所生成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诗载史”观念的发展。以《诗》作为格言来引用，不仅承认《诗》的历史意义，并且将《诗》所包容的前人的历史经验外化为一种社会准则，从而使《诗》不仅具有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并且具有社会公理的指导意义。这种以《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准则、作为国家军事攻守策略之道的引《诗》方式，发展了西周“《诗》载史”的观念。

春秋中期人引《诗》53条，主要延续着前人“《诗》载史”的观念，沿用着前人以《诗》为史和以《诗》作为格言或公理的用《诗》方法。如《左传·僖公五年》载士蔫引《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以谏晋侯筑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云云以论晋惠公之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富辰引《小雅·正月》“协比其邻，婚姻孔云”以劝周天子召回王子带，等等，都是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 为公理，而其基础则首先是把《诗》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看作历史经验;又如《左传·僖公九年》载公孙枝引《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等周文王作为来反比夷吾不能安定晋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子鱼引《大雅·思齐》所述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诸作为来劝谏宋襄公修德以胜曹，等等，都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国语》载彼时人引《诗》也同样将《诗》句作为格言、公理或历史事实。

自西周至春秋中期，“《诗》载史”思想指导下的以《诗》所述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连绵不断地发展。至春秋中期，终于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中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指导施政与攻守，以此规范社会与人生，反映着彼时“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形成。

二、“以《诗》为史”《诗》学观受到挑战

但同时，春秋中期那“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也受到挑战，这突出表现在春秋中期人“赋《诗》言志”时所蕴含的对《诗》作用之认识的变化中。

《尚书·尧典》说舜时即有“诗言志”的观念，这未必可信。但春秋中期人赋《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者13条，见于《国语》者5条，却分明说明着此一时期“《诗》言志”观念的流行。赋《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即表现本人或本方的思想观点、愿望抱负。其所引，有的用《诗》的原始本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伯赋《小雅·六月》以示助重耳复国、重耳赋《河水》取“朝宗”之意答拜，如《左传·文公七年》载荀林夫赋《大雅·板》第三章以谏先蔑。但《诗》之本义的有限性与“志”之内容的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在“言志”赋《诗》时往往偏离其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如《左传·成公九年》载季文子回国复命时，在鲁成公招待他的宴会上赋《大雅·韩奕》之第五章，此章的原始本义为赞美蹶父为其女韩姑找到了韩侯这一好丈夫而嫁到韩国。这本与鲁之穆姜无关，而穆姜却从厢房里出来两次下拜，并因《邶风·绿衣》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等句而赋此诗以答拜季文子，还联系自己的境遇加以解说。穆姜所理解、所接受的不是此章的原始本义而是其本义的泛化——由赞韩姑而引申到赞所有嫁给诸侯的他姓女。此类赋《诗》取用引申义的做法在此一时期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郑子家与鲁季文子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风·载驰》、《小雅·采薇》。这种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引申义的做法，将《诗》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加以泛化，偏离了旧有的“《诗》载史”观念。

抛开《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这一现象可能是从鲁文公时期开始的。鲁文公之前人赋《诗》，《左传》载2条，均见《僖公二十三年》，系用《诗》之原始本义，已见上述;《国语》载5条，均见《晋语四》，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为同一事，即秦伯与重耳在宴会上分别赋《小雅·采菽》、《小雅·黍苗》、《小雅·小宛》之首章“鸠飞”、《小雅·六月》，皆取《诗》之原始本义。但在鲁文公时期，赋《诗》取义则起了变化。《左传·文公三年》所载赋《诗》尚用原始本义，而《左传·文公四年》所载赋《诗》则用引申义——文载卫国的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会上为他赋《小雅·湛露》和《小雅·彤弓》，宁武子既不辞谢又不赋《诗》答拜，事后他自己解释原因为:此两 《诗》系天子宴诸侯时所用，“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故自己不对。抛开两者间的政治斗争成分不讲，单就用《诗》方式而言，鲁文公所用为《诗》的引申义，宁武子坚持的是《诗》的原始本义。宁武子敢在鲁朝廷上不答拜其所赋《诗》，并敢公开面对鲁行人坚持《诗》的原始本义，这说明在鲁文公前期，赋《诗》中取用《诗》的引申义的做法并没有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但在鲁文公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用《诗》之引申义的做法获得了广泛承认，《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鄘风·载驰》、《小雅·采薇》均取各《诗》引申义，及上举《左传·成公九年》穆姜对《韩奕》的理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一现象继续发展，至春秋后期，“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受到更大挑战，其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春秋后期赋《诗》56条，主要取用《诗》的引申义。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在鲁赋《召南·摽有梅》，杨伯峻注:“本意是男女婚嫁及时”，但范宣子“赋此，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又如《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小雅·瓠叶》取比喻义谓飨礼应从简;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季武子赋《大雅·绵》之卒章，杜预注“以晋侯比文王，以韩子比四辅”，又载季武子赋《小雅·节南山》之卒章，杜预注“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又载季武子赋《召南·甘棠》，杜预注“以宣子比召公”，等等。这些赋《诗》，都不用《诗》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

如果说这些例子之取用引申义还是后人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当事人的解说。《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召南·采蘩》后自解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此《诗》本为采蘩以祭的劳动歌，赵孟用以比说大国小国，系取其引申义;又载子皮赋《召南·野有死》，赵孟赋《小雅·常棣》后解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可使无吠。”《野有死》本述情人避狗叫以幽会，赵孟用来比诸侯国间关系，系取其引申义。由此可见，用引申义赋《诗》的做法，已成为春秋中期人的常用方式。

用引申义赋《诗》的发展，是“断章取义”以赋《诗》的出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卢蒲癸答辩娶妻“不辟宗”之责问时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用“赋《诗》断章”作为不循旧章的论据，见其时“断章取义”来赋《诗》已成为彼时通行的方式。

其二，因为此一时期赋《诗》中用引申义成为常式，《诗》原始义的严肃性受到挑战，故诸侯或大夫僭用过去被公认的天子专用《诗》也被时人接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楚令尹享赵孟时赋《大雅·大明》之首章，杜预注“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意在……自光大”，赵孟对此僭越赋《诗》不满，也仅赋《小雅·小宛》之二章“以戒令尹”（杜预注）;而叔向听说此事后则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以实力而不以血统论可否得位，可否用某《诗》。出于叔向这种观念，故《左传·襄公八年》载鲁之季武子当着晋大夫范宣子的面赋《小雅·彤弓》时，范宣子不再像《左传·文公四年》所载鲁文公赋《小雅·彤弓》时宁武子那样既不辞谢又不答拜，而是马上应对解说，并言“敢不承命”。

用引申义赋《诗》，赋《诗》时不再顾及原有的品级规定，这种种现象说明着春秋后期一部分人不再把《诗》之所述作为历史，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表情达志的个人工具。这样，《诗》的固有的历史意义、 《诗》的严肃性便受到严重挑战。

其三，此一时期“以《诗》为史”的传统观受到严重挑战，还表现在对《诗》风成因的理解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鲁乐工奏《诗》乐而遍论《风》、《雅》、《颂》诸诗，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民风民气，如谓《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谓《邶》、《卫》“忧而不困”;或由此预言其发展前景，如谓《秦》“能夏则大”，谓《唐》“忧之远”;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政治风貌，如谓《小雅》“其周德之衰”，谓《大雅》“其文王之德”，谓《颂》“盛德之所同”。这些评说，皆立足于《诗》（当然还包括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先王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诗》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这种结合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来解说《诗》义与《诗》乐的思想方法，为《诗》的政治化，进而以《诗》作为教化工具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春秋后期，偏离“《诗》载史”思想倾向的、用引申义赋《诗》的现象更加普遍;《诗》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载体，而且还具有表情达志等社会作用的新观念更加盛行。此种用《诗》方法和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发展到春秋末孔子解《诗》论《诗》时，终于确立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三、孔子“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

孔子《诗》学观的确立有一曲折过程。《左传》载孔子引《诗》6处计7首，均与《左》、《国》所载春秋人以《诗》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无大差异。如《宣公九年》载孔子引《大雅·板》诗句评泄冶谏陈灵公，《昭公五年》载孔子引《大雅·抑》诗句赞昭子“不赏私劳”，《昭公七年》载孔子引《小雅·南山有台》诗句赞孟僖子“能补过”堪为榜样，《昭公十三年》载孔子引《小雅·鹿鸣》诗句赞子产，皆以所引《诗》句作为评说人物的依据，可见孔子是将这些诗句作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公理来看待;《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子产宽猛相济以治民，在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以绥四方”后曰“施之以宽也”、引“毋从诡随……惨不畏明”后曰“纠之以猛也”、引“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曰“平之以和也”、在引《商颂·长发》“不竞不……百禄是遒”后曰“和之至也”，均未像后世那样作“怨刺”之解，呈现出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昭公二十八年》载孔子赞魏献子时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后解曰“忠也”，当视诗句所述文王训诫语为格言才有是评。这些引《诗》解《诗》的观念和方法，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以《周颂·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比照三桓“以《雍》彻”为僭越的解《诗》方法和《诗》学观念相同。它们说明着孔子确曾有过“以《诗》为史”的《诗》学观阶段。这也是孔子以为《诗》有“博物作用”、“外交作用” ② 的思想学术原因。但后来随着孔子学术思想的逐渐政治化，即其“礼治”思想的确立 ③ ，孔子的《诗》学观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开始强调《诗》的道德教化功能，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基于这种《诗》学思想，孔子才称赞子贡联系道德修养来解《卫风·淇奥》“如切如磋”云云（《论语·学而》），才盛赞子夏联系“礼”来解说《卫风·硕人》“巧笑倩兮”云云的引申义（《论语·八佾》）。

孔子《诗》学观的前后变化，亦反映在 他的引《诗》实践中。随着“郭店竹简”和“上博竹书”等出土简帛的深入研究，《礼记》的先秦史料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礼记》载孔子引《诗》50则中，除《檀弓下》载孔子评“晋之觇宋者”、《表记》载孔子论“事君欲谏不欲陈”、载孔子论“后稷之祀”这3处引《诗》表现出“以《诗》为史”的思想观念外，其余47处或联系礼乐教化、或结合道德修身、或针对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都表现着“以《诗》作为教化工具”的思想观念，可谓孔子《诗》学观前后变化的佐证。

孔子《诗》学观发生变化的时间尚可寻绎。《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死时让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仪以利于以后出使外交。春秋时，引《诗》赋《诗》奏《诗》乐是外交礼仪的重要内容。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其前后孔子当以学《诗》后“使于四方能专对”为目的之一来教生授徒，孟僖子才有是举。这是可考证孔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最早记载。由《左传》作者引《诗》52条可见，《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详下）。而《左传》不载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之后的孔子引《诗》说《诗》言论，这或许是因孔子《诗》学观于是年后发生变化所致。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弟子与孔子年岁差异推算，《论语》载孔子与子贡联系道德进化解《淇奥》，与子夏联系礼乐教化解《硕人》，均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八年（时孔子38岁）后 ④ 。由此可见，孔子从“以《诗》为史”《诗》学观到“以《诗》为教”《诗》学观的变化时间，当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即孔子34岁至38岁之间。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上）

但孔子的《诗》学观在当时并不盛行，春秋后期广为流行的仍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春秋后期人引《诗》依旧把《诗》句所述作为格言或史实，依旧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如《左传·襄公七年》晋穆子举荐人时，连引《召南·行露》、《小雅·节南山》、《小雅·小明》诸《诗》句，将它们或作格言、或作公理以作为论人论事的标准;又如《左传·昭公十年》载晋陈桓子将所引《大雅·文王》诗句作为历史事实以比照自己的作为;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答晋侯问时仍强调“瞽为诗”的“谏政”功能。总起来看，此时期引《诗》方法与前两期引《诗》方法无多大变化，仍继承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其二，春秋后期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享鲁之穆叔时，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穆叔均不拜;而歌“《鹿鸣》之三”，穆叔却“三拜”。其自己解释原因为:《肆夏》是天子享元侯之乐，《文王》系两君相见之乐，故不拜;而《鹿鸣》是“君所以嘉寡君”，《四牡》是“君所以劳使臣”，《皇皇者华》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故下拜。《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会诸侯于温，强调“歌《诗》必类”，并因齐高厚之《诗》“不类”而谓其“有异志”欲“讨”之 ⑤ 。这种遵从某场合使用某《诗》的历史规则，并承认这种规则的合理性的观念，应是此时期“以《诗》为史”《诗》学观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两种《诗》学观都在延续。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前期人 ⑥ ，上博竹书《诗论》有6处引“孔子 曰” ⑦ ，显系孔子后之人所作。考察它们及战国诸子与《诗》的关系，可见战国人的《诗》学观。

《左传》作者引《诗》52条，其中解说诗篇意旨4处，解诗句13处，其余均为引《诗》作证、作结以论人论事。由这引《诗》论人论事的30余处记载可见，《左传》“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十分明显。它视《诗》句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如《文公二年》载“君子”（即《左传》作者）引《鲁颂·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和《邶风·泉水》“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为史实，以证鲁之“跻僖公”为“非礼”;它更多的是视《诗》句为历史上曾流传的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如《僖公二十四年》载“君子”引《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和《小雅·小明》“自诒伊戚”来论子臧之服“不称”而招祸。这都说明《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因此，《左传》作者在解说《诗》篇时不像孔子及汉代“四家诗”那样提倡礼乐教化说。如《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论忠信时谓“《风》有《采蘩》、《采蘩》，《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前者取诗中采野菜以“荐鬼神”但诚心仍在之义，后者取诗中用劣器以“羞王公”但忠心不改之义，均与汉四家诗说如“夫人不失职”以祭、“大夫妻循法度”以祭、“周家忠厚”以养老、“召康公戒成王”等尚礼制、重教化之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异。这些，可见《左传》作者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马承源先生从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整理出29支论《诗》竹简 ⑧ 。其内容有三，一为综说《诗》及《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二为解说具体诗篇（有时是篇中警句）意旨，三为对所引诗句的评说。

就综论《颂》、《雅》、《风》各类诗篇，竹书作者曰“《讼》平德也，多言後”（2简） ⑨ ，谓“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5简）;谓“《大夏》盛德”;谓《小雅》“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可见竹书综论《诗》，重视《大夏》对周先王功业的歌颂，重视《讼》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歌颂，重视《少夏》对周后世之王道德功业的批评，重视《邦风》对民间生活和上下关系的反映。由此看来，竹书作者是把《诗》作为历史史料来看待，作为一部反映周先王基业、文武功业、后代君王少功以及民间风俗政事的历史风俗画卷来对待。也就是说，竹书综论《诗》的特点在于“以《诗》为史”。

马承源先生整理的29支论《诗》简中，解《诗》有三种情况。（一）解整篇诗义者，涉及《清庙》、《生民》、《荡》、《鹿鸣》、《天保》、《小雅·杕杜》、《雨无正》、《节南山》、《关雎》、《木瓜》10处。其所重者为《诗》篇内容，并非刻意挖掘它的引申意义，更较少关涉《诗》篇产生的社会作用;它虽然也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没有道德说教。（二）解说《诗》句者，涉及《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文王》、《皇矣》、《大明》6篇。其所评《诗》句，看重的是《诗》句本身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而非此一历史状况所能引申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虽有对先王道德的赞美，但并不刻意挖掘此种道德所能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三）表面上看似解《诗》篇而实际上是对《诗》中某些句子的解说。这类论说涉及到今本《诗经》存诗41首、逸诗7首。其解说方法与上同 ⑩ 。

《史记》某些篇章反映了战国时期某些人的引《诗》情况。《商君列传》载赵良曾引《鄘风·相鼠》和逸诗“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作为格言来谏商鞅。《春申君列传》 载黄歇上秦昭王书中曾引《大雅·荡》和《小雅·巧言》作为格言来谏秦昭王。

总之，战国时期，《左传》作者、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以及赵良、黄歇等人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下）将《诗》引用在自己的论说和著述中的是先秦诸子。

学界一般认为墨翟活动在战国初年。《墨子》载论《诗》5处，其中2处言作《诗》（均见《三辩》）、1处言诵《诗》等（《公孟》）、1处言孔子善《诗》（《公孟》），今且不论;另1处谓“夏商之《诗》《书》曰”“有命论”系“暴王作之”，具有“《诗》载史”的观念。《墨子》载引《诗》12处，9处将《诗》所述作为史实，如《尚同中》两引《小雅·皇皇者华》、《兼爱下》引《大雅·大东》、《尚贤中》引《大雅·桑柔》、《尚同中》引《周颂·载见》及《周颂》逸诗等;而另外3处将《诗》句作为格言，如《兼爱下》引《大雅·抑》、《所染》及《非攻中》引逸诗。这些都表现着墨家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就连那些渲染文王承受天命的《诗》句，墨子也当作史实看，如《明鬼下》引《大雅·文王》、《天志中》引《大雅·皇矣》、《天志下》引《大夏·皇矣》。这13处论《诗》引《诗》，说明墨家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孟子》载论《诗》6处、引《诗》35处。引《诗》中除去转述孔子引《诗》3处、齐宣王引《诗》l处、王良引《诗》1处不计外，孟子及弟子引《诗》30处中，以《诗》作为格言14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2次、《公孙丑上》1次、《滕文公上》1次、《滕文公下》1次、《离娄上》5次、《万章上》2次、《尽心上》1次），作为史实9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3次、《滕文公上》3次、《离娄上》1次、《万章上》1次），以《诗》论政教礼义6次（《梁惠王下》1次、《公孙丑上》1次、《万章下》1次、《告子上》1次、《尽心上》1次、《尽心下》1次），引申发挥《诗》义1次（《万章上》）。以《诗》作为格言和史实，说明着孟子对“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继承;而以《诗》论政教礼义，则说明孟子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的继承，如《尽心上》公孙丑问《魏风·伐檀》“不素餐兮”的含义，孟子用君子用国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来解之;又如《梁惠王下》把《小雅·正月》“矣富人，哀此茕独”与行仁政联系起来。

因为要把《诗》与政教礼义联系起来，所以有时孟子就不得不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如《万章下》载孟子将《小雅·大东》“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与“义，路也;礼，门也”等礼义论述联系起来;又如《告子上》以“饱乎仁义”解《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等。基于此，孟子主张解《诗》时可以抛开《诗》的原始义而引申发挥《诗》义，《万章上》载咸丘蒙问，从《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一格言式《诗》句出发，如何解舜做天子之后与瞽叟的关系时，孟子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来曲解，并由此发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论说，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所以，孟子在“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指导下解《诗》时，更加远离《诗》的原始本义。如《告子下》载孟 子解《小雅·小弁》与《邶风·凯风》时，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对《诗》义引申之后再发挥，离《诗》的原始义甚远。

可见孟子的《诗》学观具有两面性，他既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又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较之于孟子，荀子更多地继承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荀子》引《诗》97次，论《诗》20次。考察这些材料可见，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说“《诗》、《书》之博也”（《劝学》），但又嫌它只是反映历史，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说“《诗》、《书》故而不切”（《劝学》）。因此，荀子特别强调解《诗》用《诗》与礼乐教化相结合，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基于此，荀子在引《诗》用《诗》时，既注意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劝学》引《小雅·小明》、《不苟》引《小雅·鱼丽》、《修身》引《小雅·小旻》、《非十二子》引《大雅·荡》、《荀子·荣辱》引《商颂·长发》），又特别看重它的礼乐教化功能，如《修身》引《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作结;如《儒效》引《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以言社会序列不乱;如《儒效》引《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宁为荼毒”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如《议兵》引《商颂·长发》“武王载发……则莫我敢遏”以说明仁人当政则国泰民安;等等，均将《诗》句与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对比上博竹书《诗论》和《荀子》对《曹风·鸠》一诗的引用和解说，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就更加明了。上博竹书《诗论》以“信之”解《尸鸠》11 ，而《荀子》除《劝学》所引为证明“君子结于一”与“信之”相近外，其余如《富国》、《议兵》、《君子》所引，皆与“盛德”或国家治理相联系，由此可看出《荀子》引《诗》解《诗》时，“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是主流。

五、两种《诗》学系统及其延续

综上可以看出:西周人以《诗》所载作为历史事实以为时王施政的比照，表现了“以《诗》为史”《诗》学观的萌芽。春秋中期士大夫大量引《诗》，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为公理，或把《诗》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从而确立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春秋后期人引《诗》时把《诗》句作为格言或史实，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依旧承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左传》作者引《诗》时或视《诗》中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或视《诗》句为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上博竹书《诗论》中，不论是综合论《诗》，还是解整篇《诗》义，抑或解说《诗》句，所重者均为其历史意义而不是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虽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不强调《诗》的政治功用，它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战国诸子中，明显延续“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是墨家。可以说，西周以至春秋士大夫引《诗》歌《诗》、《左传》作者引《诗》、上博竹书《诗论》论《诗》解《诗》、墨家引《诗》，延续着相同的《诗》学观，构成了先秦时“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人在赋《诗》言 志中，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论《诗》时立足于《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王教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酝酿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产生;孔子在后期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强调《诗》的思想教化功能，并联系礼乐教化、道德修身、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表现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孟子在引《诗》时虽有时也把《诗》作为格言或史实，但更多是用《诗》来论政教礼义，将《诗》与行仁政联系起来。因而往往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主张抛开《诗》的原始义而用引申义，提倡说《诗》时“以意逆志”，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又特别强调它的社会现实作用。所以在引《诗》解《诗》时既重视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又特别强调它的礼乐教化功能，主要传承着“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孔、孟、荀的《诗》学观和用《诗》实践，构成了先秦时期“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先秦时“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分别在汉代延续。

汉代“四家诗”，不管是作为今文的齐诗、鲁诗、韩诗也好，还是作为古文的毛诗也好，尽管其有差别，但它们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诗》是用来教化世人，用来匡世救世的，故以“美刺”解《诗》是其共同特征。如《关雎》，鲁诗说毕公刺“康王晏起”，齐诗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说“刺时也”，毛诗说“后妃之德也”，皆以道德、礼乐、教化来解《诗》，与上博竹书《诗论》以“怡”解《关雎》大异12 ，其所继承的是孔子奠定“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而司马迁认为《诗》是历史的纪录，他在《史记·殷本纪》末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在《史记·平准书》末说“《诗》述殷周之世”。基于这种“《诗》载史”观念，司马迁才在《史记·周本纪》中取《大雅·生民》、《公刘》及《周颂》诸诗写姜螈、后稷、公刘、古公父之史，才取《采薇》等逸《诗》写伯夷、叔齐之高洁。司马迁还继承了春秋人以《诗》作为格言的引《诗》传统，他在《史记·孔子世家》末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绑（向）往之”，取《小雅·车》之言赞孔子;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末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用《鲁颂·宫》之言斥淮南、衡山王之叛。这都说明，司马迁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不仅仅是司马迁，汉代帝王与大臣也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传统。《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除肉刑时引《大雅·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作为古训公理以为论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司贺武帝得宝鼎时引《周颂·丝衣》“自堂徂基”云云为历史证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引《小雅·六月》“薄伐弥狁，至于太原”及《小雅·出车》“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做格言以为出征匈奴的依据。《汉书》和《后汉书》中载汉人这类引《诗》作公理古训、引《诗》作历史古证的用法也很普遍，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注释

①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第27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②《论语·阳货》载孔子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博物作用。《论语·子路》载孔子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强调了《诗》的外交作用。

③详郑杰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第71—75页。

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子贡少孔子31岁，子夏少孔子44岁。古人十五而就外傅，那么孔子最早于46岁收子贡为徒，子夏则更后。又，日本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言子夏少孔子30岁，即使此说不误，其师从孔子亦当在孔子45岁之后。

⑤“不类”之义，自杜预《注》至杨伯峻《注》多曲解为“与舞不配”。若仅“与舞不配”，只会受嘲笑而不会受讨伐，故应当是其所歌《诗》与其从盟的田级地位“不配”，所以才被视为“有异志”而欲“讨”之。

⑥参见王玉哲《左传解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34—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3页、129页、134页、145页、150页、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⑧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1—159页。

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之第2简。以下所引竹简编号及释文，均据此书。为排版方便，改古文为今文，改借字为本字。

⑩说详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