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税收入；改革困境；改革突破

税外收费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其合理的成分，它在规范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弥补政府支出缺口、满足各级政府职能需要和提供公共设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税外收费的发展太快、过度膨胀，致使企业和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问题。

一、非税收入改革与困境

1.随着中国对非税收入管理的加强，非税收入的相对规模呈现递减趋势，非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1978年，中国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重是1.85∶1，到2005年时，这一比例已下降到0.29∶1，但这是建立在中国税收收入逐年增加的基础上。中国非税收收入的膨胀规模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据保守估计，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15％的比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20％～30％的比重。

2.变更收费性质，防止收费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经营性收费财政部门不方便插手管理，早在2006年底，财政部便计划把这些收入一并纳入财政体系，实行统一预算。但根据财政部综合司官员透露，对于这部分收入的定性，在各部委进行摸底调查时分歧最多。因此许多收费部门变更收费性质，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变为经营性收费，逃脱非税收入改革。

3.各部门不愿主动如实申报清楚自己的收费项目，导致非税收入改革成为一项家底难清的改革。2006年底，财政部曾以急件的方式给中央各部委发了《关于调查清理中央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的通知》，并要求12月底前将调查数据上报财政部。2007年4月初，财政部对中央各部委的非税收入项目排查通知，距离上一次统计结束仅仅两个多月。连出两道急令，是“因为上一次的调查结果不太好”。财政部综合司的官员对媒体透露，主要表现在项目数量偏少、非税收入规模过少或项目性质有出入等。同样的问题在2006年初也曾在江苏省出现过。当省财政厅为规范非税收入进行部门调查时，几乎所有试点单位都声称，他们的非税收入寥寥可数[4]。

二、非税收入改革困境的原因分析

1.政府间财权分割

财政体制是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根本制度。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承包体制虽然调动了各级政府和部门理财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助长了“创收”风气。1994年虽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仍存在着事权划分不清、财权划分不彻底和转移支付不规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又主要依靠地方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在既定的地方税税种框架内谋求税收收入的增长受相应税源的约束，往往难以保证地方政府支出增长的需要。这样在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地方和部门最能保全局部利益的做法是将非预算内的财源转为预算外甚至体制外的财源，这就造成财政资金的体外循环。

2.收支挂钩、部门利益人格化与二部预算

现行收费体制是谁收费、谁使用，收费主体支配收费资金，即收支挂钩。目前，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即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财政部门扣除一定比例后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二是全额返还，即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全部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得单位利益与收费的多少紧密联系，而当政部门可以凭借权力收取各项费用来获取利益，并且基本不受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时，相当一部分收费收入就会转化为个人的福利收入。相应地，在本位利益驱动下，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力环节会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非税收入来寻求其福利的最大化。为了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各部门竞相行使分配职能，收费的规模也日益膨胀，有的部门收费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多头审批管理

现行收费体制是多家理财体制，行政事业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审批；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审批；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性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执行起来漏洞很多，致使政府对收费的调控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突出表现在财政既不能囊括应由政府收取的所有经济剩余，也不能提供完整的公共服务，再加上机构编制管理与经费管理脱节，造成依靠收费大量养人，如一些机构基本靠收费保持正常运转。

4.票据种类多，监管不到位

目前收费票据种类达160多种，票据的使用和管理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票据核销与监控体系也不完善。一些单位不按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票据，混用、串开、外借票据，不使用财政部门统一收费票据，或使用自制票据，甚至直接使用白条收费，将收费挂往来科目列收或转作单位收入。票据是非税收入管理的源头环节，票据的使用的不规范助长了乱收费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三、非税收入改革突破的对策建议

1.加强非税收入理论研究、更新非税收入管理理念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加强非税收入制度理论、体制理论、机制理论的研究，建立起政府非税收入属于政府财政性资金，真正把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统一到非税收人“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上来，营造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舆论氛围。

2.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地方税收体系

需要建立起各地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入体系，调整税费结构，特别是地方财政的非税收入结构。把非税收入通过费改税从体制上调整为税收，壮大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目前深化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地方政府应具有地方税立法权，建立比较科学、合理的地方税体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立法权，从而可以解决税收“缺位”而导致收费“越位”的问题，消除非税收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

3.重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体系，统一预算编审制度

非税收入属于政府财政性资金，必须按照综合财政预算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综合预算。一是将已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收费或政府性基金，严格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将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其他政府非税收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纳入预算管理。要通过强化部门预算，编制综合预算，统筹安排政府税收与非税收入，继续扩大实行收支脱钩管理的范围。同时，要尽快研究制定政府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管理办法。政府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化和公开化，体现着立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收支行为的监督。这就是说，政府的收支列入预算后，就应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再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应对非税收入的收支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审批年度预决算，合理安排收费资金，监督单位按预算使用，从而改变行政事业性收费分散、失控的局面，实现预算内、外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协调，综合平衡，提高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提高财政对资金的宏观调控力度，保证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4.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当前，一是要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将非税收入纳入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体系。确立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征管中的唯一主体，明确其征收管理权限。取消对执收执罚部门“按比例留用”、“按比例返还”等各种收支挂钩办法。二是完善账户管理，清理和规范预算单位的银行账户，取消多头开户，确保各项预算外资金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以防转移、截留预算外资金、“小金库”和“账外账”等问题的发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完善非税收入银行代收管理办法，执收单位在向缴款人收费时，只能向收款人开票，由缴款人持票到指定的银行代收网点缴费，资金通过银行代收网点直接缴入同级财政非税收入专户，以防止转移和截留非税收入。

5.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当前，要统一规范并扩大票据覆盖面，强化稽查工作，充分发挥票据的源头控管作用，做到以票管费，制止乱收费行为。同时，要改变财政票据种类繁多、管理混乱的状况，探索设计出精简有效、管理严密的收入票据。进一步开发完善非税收入管理软件，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非税收入从票据领购到自动核销、单位开票到自动入账、银行代收到传送信息、财政处理信息到分类管理等环节的一系列工作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实现财政与银行、财政与执收执罚单位、财政内部和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票据要做到统一发放，统一使用，统一保管，统一核销，力求票据与项目相结合，票据与收入相结合，票据与稽核相结合。

6.健全监督检查体系

采取听证、论证、公示等办法，强化事前监督。充分发挥法律、审计、社会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提高监督效果。当前，要发挥财政、审计、社会中介等专职机构的作用，建立起严格规范的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为一体，经常性监督检查与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体制，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依法管理。

参考文献：

[1]景宏军.加强我国非税收入征管的对策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8，(2).

[2]李红霞.关于构建非税收入管理机制的理性思考[J].教育财会研究，2007，(5).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税收，收入分配，税收政策

 

一、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稳步增长的同时, 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 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分配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新的分配体制尚未建立起来,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公务员收入分配不规范问题、农民工收入过低的问题等。

（一）少数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

当前我国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1978 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比是1.38: 1, 2004 年我国分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为最低的6.13 倍, 高收入行业基本上集中在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别造成的, 更多的是因为行业的行政垄断性质导致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 主观地加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二）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分配不规范问题

1、制度内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相当严重。一方面会计专业毕业论文，在现行的工资制度中,不同级别、同一级别的不同档次之间工资差距过小。工资未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职责和贡献。另一方面,奖金和福利是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发放的, 而且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大,进一步加剧了平均主义倾向；

2、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外收入迅速增加。工资外收入有一部分是合理的, 属于对职工工资和额外劳动的补偿。除此之外,不少单位擅自提高奖金的发放标准, 扩大范围增大工资外的灰色收入；

（三）农民工收入过低问题

1、工资率低。由于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加班加点和牺牲节假日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所谓“正常现象”,导致实际的工资率非常低；

2、 收入水平低。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又苦又累的工作,但收入水平非常低, 据调查,各地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只能相当于本地城市职工平均收入的1/ 5 至1/ 3, 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隐性收入也算进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会更低。

（四）城乡、区域间收入分配问题

1、地区收入差距。1981 年到1995 年的14 年间,东、中、西部的城镇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95 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1981年分别增长10.2倍、5.2倍和5.6倍,东部地区增幅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2、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 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8 年的2162元,增长了16.2倍。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由1978 年343.4 元提高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15.8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4 年以前呈逐步缩小态势,1978 年为2.75: 1,1985 年为1.86: 1,但自1985 年以后,又呈逐步扩大态势,到1998 年达到2.51:1。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竞争导致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城市和沿海特区开始的。这些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拉大了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

(二)高收入阶层的产生和低收入阶层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随着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外资企业的高级雇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率先富起来。另外,著名的影星、歌星、运动员、房地产开发商、优秀的科技人员等,他们的收入也相当丰厚,形成另一个高收入阶层。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以分散在老、少、边、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和分散在城镇的以下岗待业职工为主体的低收入阶层。

(三)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基础不同造成的

我国主要是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会计专业毕业论文，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城镇从事的二三产业由于基础较好,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这便导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出现较大差距。

(四)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偏大是同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法律、政策、管理等都需要经历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存在,为有些人利用各方面的不完善获取高额不正当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我国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

(一)建立健全税制结构

1、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是在财产继承和赠与过程中,对发生的财产所有者变更征收的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起征数额较高,广大中低收入者一般达不到起征点,因而其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

2、完善财产税与消费税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房产成为个人财产的主要部分,因而应建立以房产税为主体税种、包括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在内的财产税体系。从目前财产所有者的负担能力看,宜实行低税率,并设置一定的起征点；为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控作用,还可以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税基,除已征税的消费品外,可以将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体现高收入者多纳税的原则。

3、开征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不仅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而且有利于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从根本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阶段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已负担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因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社会保障税。

(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

1、实行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

目前,经常收入是个人主要收入来源,大约占到个人收入的70% ,经常收入所得税收己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绝大部分,具备了较好的征管条件,应该实行综合课税,这样利于保护税基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偶然性所得具有临时性,税源不易把握,且不同收入形式的税负能力也不同,因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分类课税,与综合课税分离,以便于征管和调节。

2、合理确定扣除标准

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我国现行税制实行的是标准扣除法,即对纳税人的费用成本、基本生活等因素只用一个定额(免征额)来反映,不具体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这不符合量能负担原则。确定扣除标准,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我国国情,具体考虑应该将居民收入的那些基本的生活费用、生计费用列为扣除对象；

(2)考虑实行分项扣除法,针对不同人群的实际负税能力确定具体的扣除标准；

(3)将扣除标准指数化,即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定期调整免征额。

3、降低税率和减少累进差距

根据目前调节收入的目标,应该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但考虑到个人所得税的有效性和减少高收入者逃避税的动机,个人所得税的高档税率应该适当降低；同时因为级距过多不便操作,为了减少较低收入者的累进程度,加大较高收入者的累进程度,可适当减少级距。

参考文献:

[1]安体富等.当前中国税制改革研究[M]. 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2]刘乐山.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分析[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游宏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研究[M].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王诚尧.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J]. 财政研究,2004(2).

[5]李娟.个人收入分配与税收调控研究.天津财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思路

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财政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资金I，I，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非税收入逐年扩大，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例如：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另据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对辽宁、北京、内蒙古、河北、陕西、新疆、重庆、广州八个省、区、市非税收入统计分析，2007实现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8.8％。与税收管理相比，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相对薄弱。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分配关系、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深化非税收入管理改革，不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是其必然选择。

一、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现状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可分为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应主要由政府税收及其他财政收入为财力保障；满足私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由市场提供。社会公共需要可分为纯公共需要(如国家安全、外交、公安司法、行政管理、义务教育等)和准公共需要(如高等教育、公路等)。一般来说，满足纯公共需要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信用等手段筹集，即税收收入和债务收入；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向特定服务或受益对象收取有关费用解决，如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征收政府性基金等，即非税收入。据此，政府收入可以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3部分，其中，非税收入已占有相当规模。

多年来，各级财政部门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银行代收制、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等多项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逐步规范政府分配秩序和非税收入收支行为，对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建立审批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制度，收费项目由中央或省财政部门会同价格部门审批，收费标准由中央或省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政府性基金由财政部或国务院审批。罚款按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执行。公益金按照国家批准的发行额度、种类及游戏规则向社会筹集等。

(二)改进收缴方式，收缴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全国部分省在省级财政部门设立非税收入专门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征管工作。如湖南、四川、海南、江西、安徽等省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处(局)。二是设立收费大厅或政府办证(服务)中心，由缴款人直接到收费大厅或政府办证中心申报和缴费。三是部分收费或政府性基金由财政部门委托地税机构代收。四是财政部门委托部门和单位代收。

(三)加强预算管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非税收入分预算内及预算外两种管理方式。自1996年开始，国家规定预算外资金(非税收入的前身)要逐步纳入预算管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要缴人同级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近几年，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快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进度。目前，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公益金规定全部缴入国库；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一部分缴人国库，一部分纳入财政专户；行政事业性收费大部分缴人国库，小部分缴入财政专户。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努力在2011年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四)开展年度稽查。各级财政部门普遍建立了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每年定期开展非税收入项目、标准、票据、资金解缴的“年检”。

(五)制定管理办法。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还有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非税收入管理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例如：湖南省的<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成为全国非税收入管理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2004年，财政部为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及管理政策，拓展了财政理财领域，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全国性的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从市场经济国家情况来看，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资金大部分依靠税收渠道筹集，非税收入只是税收收入的补充形式。一般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10—20％左右，我国地方非税收入相当于本级财政总-收入40－50％左右，比例明显偏高。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

(二)非税收入管理职责交叉。非税收入管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财政分配问题，因此，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非税收入。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相对分散。例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中央或省级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审批，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审批。将同一行政审批事项拆分为西个部分审批的做法，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在财政部门内部，有的地方非税收入管理职能采用相对分散的管理模式，非税收入政策、征收管理、票据管理职能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突出表现为各个管理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降低工作效率，导致非税收入征收监缴管理职能缺位，容易造成非税收入的流失。

(三)非税收入未完全纳入预算管理。一是一些非税收入仍然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更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例如：行政事业单位门面租金收入原属经营性收入，2004年政策才明确将其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由于纳入非税收入管理相对较晚，加之管理难度大，一些地方尚未将其纳入财政管理。二是现行政策规定部分非税收入仍然放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政府收入全貌。

(四)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滞后。目前，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大多是一些规范性文件，且基本上都是以“预算外资金”为管理对象，实际贯彻执行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从全国来看，至今尚未出台一部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只有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致使各级财政部门监管非税收入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以做到依法管理，不利于严肃查处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各种违规违纪问题。论文

(五)非税收入管理信息系统相对落后。目前，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非税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千差万别，亟待统一。对非税收入难以做到实时监控，部门、单位缴款不及时，截留、占压和挪用非税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非税收人数据不能实时上传，影响数据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不利于数据的汇总、分析和决策。

三、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一)界定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实行分类规范管理

加强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需要对非税收入正本清源，区别其不同项目的性质。通过清理整顿实施分类改革，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使之“分流归位”。具体包括：

1。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应当按照“正税清费，分类管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使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结构比例趋于合理：一是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合并一些设置重叠、实质相近的项目，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二是将符合条件的收费、基金项目整合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如将排污费以及污水处理费等统一改为“环境保护税”；将社会保险基金改为社会保障税等；三是将不体现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由市场定价，国家依法征税；四是依法依规保留的项目，从源头上规范其收费行为；五是关口前移，严把新设收费项目关和提高标准，政府性基金仍由中央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管理。

2公益金。主要包括销售收入扣除返奖奖金、发行经费后的净收入。目前，我国发行的潜力非常大，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管理经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法规，加强市场监管，丰富品种，扩大发行规模，降低发行费用，努力增加公益金收入。

3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出租汽车经营权等有偿出让或有偿使用取得的收入，应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收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办法，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特别是加强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确保资产收益及时足额纳入财政管理轨道。

4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主要包括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股权)出售、拍卖、转让收益以及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收益。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建章立制、规范收益及纳入财政管理等方面，防止滞留在部门和单位。

5罚没收入。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收取，全额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罚没收入管理，应着力建立规范的罚没物品拍卖处置管理办法，罚没物品拍卖(变价)收入应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6其他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一是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应全额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二是主管部门集中收入，随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财务应当实行彻底脱钩，这部分收入应逐步取消。目前取消有一定困难的，作为过渡性措施，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三是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二)改变分散管理现状，提高管理效率

1改革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办法。应将项目审批和收费标准制定的职能配置给中央和省财政部门，由其根据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结构比例，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立项审批、标准制定、资金使用一体化管理，可避免财政、价格部门“扯皮”，提高工作效率。

2整合财政部门内部分散的管理职能。应成立非税收入专门管理机构，其职责包括：制定管理政策、收入征收管理、财政票据管理以及非税收入统计，保证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增强政策统筹运用能力和执行效力。

(三)深化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完善征管查体系

1加快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步伐。按照“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要求，尽快在全国各级各地普遍推进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将所有未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非税收入项目全部纳入财政管理，为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和收缴信息系统奠定基础。

2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信息系统。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决定着非税收入能否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以“金财工程”为依托的全国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将项目管理、票据管理、账户管理和数据统计分析纳入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非税收入信息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通过信息系统，对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分析，提高财政监管能力和水平。

3严格非税收入票据管理。票据管理是非税收人征管的源头，也是监督执收单位是否认真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一个关键环节。加强票据管理，应严格管理印制、购领、使用、保管、核销及监督各环节，使票据与项目、收入、稽查相结合。减少或归并财政票据种类，使用更加精简有效和管理严-密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通过代码标准化的管理，使票据号码进入财政计算机网络管理，银行代收每一笔收缴业务，计算机网络都将自动核销一个凭证号码，使财政票据自始至终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

4规范非税收入分成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分成应当根据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按照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凡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按照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执行；凡涉及省与市、县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按照省级人民政府或省财政部门规定执行；凡涉及部门、单位之间非税收人分成。其分成比例应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报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批准。

5建立健全多层次非税收入监督机制。一是健全财政监督制度，包括各级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日常检查和年度稽查。二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将非税收入收支情况及相关政策纳入各级政府每年向同级人大提交的财政预决算报告。三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四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通过网络等媒体，将非税收入收支情况和管理政策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五是找准查处的着力点，对非税收入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除依法进行经济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四)加强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和法制化建设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4篇

一、非税收入概念的提出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和口径。在国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现“非税收入”一词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即财库[2001]24号文件中。其后,《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要“确实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的(财综[2003]29号)文件中,第一次对 “非税收入”概念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界定:“中央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属于政府非税收入。” 这种从“预算外资金”到“非税收入”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上认识的深化。

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税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资金管理方式进行的分类。现在提非税收入概念,表明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实施)和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可以逐渐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目前非税收入的主体还是预算外资金,但有相当一部分非税收入已经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随着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深入推进,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二、我国非税收入的现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非税收入数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欠规范

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1953年,预算外资金只有 8.91亿元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4.2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47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30.[，！]6 %;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权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非税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体系中的地位由“拾遗补缺”,演变为占据“半壁河山”,成为与预算内收入、税收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 3855亿元 ,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 97.7% .1993年调整口径后,预算外资金收缩到相当于预算内1/3左右,但增长仍迅速, 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数为 3893亿元 ,仍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

根据下表反映的情况,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640.15亿元,增长了4.83倍。 由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既非预算内也非预算外的灰色财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虑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结果中并未将其纳入“非税收入”规模。

即使这样,根据上表数据,我国非税收入占财 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了50%,世纪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国非税收入超常规膨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地方层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税收入总额达到278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36倍;而且从增长速度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1998-2001年,该省非税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5.33、3.01和6.89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税收的增幅分别高出10.55、4.76和6.46个百分点。广东省2009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499.42亿元 ,比上年增长36.6%,占一般预算收入的41.56%,但考虑到非税收入的口径比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过50%.非税收入大于税收的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要平缓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地方税源相对充裕,不必像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那样,要更大程度上依赖非税的途径筹资。

地方非税收入的过度膨胀和无序混乱有其直接的体制背景。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现行地方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

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管理上职权分散,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尽管经过多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9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此外,更严重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业和居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仍然屡禁不止,秩序混乱,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甚至没有基本的标准,由具体执行人员掌握,收多收少、收与不收弹性大,随意性强。再有,尽管有关收费规定对收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监管上的疏松薄弱,许多费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体制转轨是我国非税收入膨胀的大背景。非税收入(尤其是预算外非税收入)的产生以是以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打破为背景,其发展则以体制转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释放其长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其无序膨胀则是以转轨时期监督和约束机制薄弱为基本条件。

在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非税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压力。归纳起来,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来落实自己扩展了的事权。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经济管理权分散给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并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强化了自己的事权。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门分散事权的同时,相应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资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预算内称之为收入上解或支出补助的转移支付存在较严重的非客观性而苦乐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扩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走非规范之路来落实资金以履行职能(职能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并不愿仅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权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分配权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也快速膨胀。事权趋向于演变为财权,财权反过来又支撑事权扩大。

第二,各级政府间彼此戒备,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约束的资金。转轨时期,我国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规范政府间财政资金分配原则并强化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当看到,改革效应是递增的,初始目的的实现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须承认,各级政府间的彼此戒备和算计从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规则的存在势必促使各级政府维护本级利益并尽可能扩张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规范远不足以保证上下双方利益边界的清晰和稳定。在确定政府间财力分配时,决策中往往是上级说了算,下级只能提建议,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这样,下级政府 干脆就把资金划到预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为政府之间的资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观、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级政府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不断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财力。当然,这种情况在经历了1994年比较彻底、具有突破性的财税改革之后,已有所改变。

第三,“正税”的税源流失较严重,导致预算内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预算外、体制外资金。我国的名义税率始终远远高于实际税率,各种纳税主体都在通过多种办法规避税收,税收征管机构依法治税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标准,因而偷漏税和越权、滥行减免税普遍存在,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也使各部门、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收费和自主政策来筹措所需资金来缓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利环节在本位利益驱动下,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政府系统及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几度出现“创收”高潮,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门,除创办出来的经济实体要以种种方式对政府部门的权力环节上交部分收入之外(这种情况即使在名义上双方“脱钩”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种“费”,以“办公(办案、办事等)需要”为名索要钱物,等等。所有这些政府系统创收而来的收入,一部分归入预算外,另外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曾归入“制度外”。在非税收入在部门、单位收支挂钩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尤甚。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的越多;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近年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之后,还有不少暗中的“挂钩”关系。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收费的多少与单位的福利水平、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是收费过多过滥、膨胀不止、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动因。

第五,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市场、技术和体制诸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某些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使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进而公共服务与商业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于是原本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政府部门及权力环节,更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扩张这类收入。

第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在一些相关文件中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审批附加费、建设费的职权。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执行起来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费项目和标准管理分开,收费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开,人为地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二是行政性收

费和事业性收费按同一原则进行调控,不利于区别对待加以合理化;三是管理收费的不同部门,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存在差异,加之法律约束乏力,导致一些在中央得不到审批的收费项目就分散到地方审批,在一个部门得不到批准就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审批,以某种名目得不到批准就换个名目审批,因而成为导致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的一种体制性因素。 第七,政出多门竞相收费的机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有关。政府行使职能上“缺位”与“越位”并存,政府与市场得分工界定模糊不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划而不清,界而不定,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严重。因而在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换的过程中,每次体制变革都容易衍生出一些靠收费“吃饭”的部门,行政机构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预算内财力无法满足政府规模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开支需要,于是非规范的非税收入就成了支撑政府运转的一种选择。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5篇

人才、技术、制度的不足均制约对高收入个人税收征管。目前，针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源管理基础还比较薄弱，管理中存在很多盲点和漏洞，因此高收入个人是税收征管风险较高的群体，需要集中优势资源集中应对。但目前地税部门普遍存在征管力量不足的问题，征管技术也比较落后，优势资源难以得到保障。同时，由于信用制度的不健全，纳税人统一识别号制度的缺失，处罚制度的不到位，国际合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对高收入个人税收风险管理的低效性。

二、高收入个人纳税遵从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一）实施“合作遵从”战略

合作遵从就是在纳税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实施遵从战略，通常要具备几个前提：

1.要有完善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2.尊重纳税人的隐私，保护纳税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个人信息必须有法律依据；

3.管理者在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时，要具备公正性、适当性、响应性、专业性。OECD还建议税务机关与高收入群体在“增进合作关系”的背景下至少进行一次申报前的会面。为了提高纳税遵从和增加收入，域外相关税务局还使用了诸如税收豁免这样的工具，鼓励高收入纳税人主动揭露隐匿收入，而针对那些不能“坦白交代”的人群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南非、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执行了某些形式的豁免计划或公开（自愿披露）项目。例如，英国通过自愿披露措施，重新获得了大于4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二）加强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

由于高收入个人流动性强，很可能在多国出现，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以辨识他们的筹划行为。受政府的激励，来自不同国家的税务部门也大大增强了信息交流，以便对高收入群体的总资产和收入有更好的把握。例如，自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20国会议（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以来，不同国家的税收信息交换协议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国际税收合作正以新形式开展，出现了多边税收合作的趋势而不仅是双边税收合作，趋向于所谓的“联合审计”，即由两个或更多区域代表进行检查。比如南非现在已经签订了70个双边税收协定，5个税收信息交换协议，以便与其他管辖区域交换信息。南非还与博茨瓦纳、英国、美国针对高收入群体发起了联合审计。

（三）对高收入纳税人进行分类风险识别

对高收入个人进行分类，并识别不同类群的遵从风险，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OECD从税收管理的视角根据收入或财富来源将高收入纳税人（HNWI）划分为六类：高收入个人(HII)、高收入雇员或专家（高收入个人的分支）、企业家、金融企业家（企业家的分支）、运动员和艺人、富有的投资者，并针对每一类纳税人分析了所对应的风险。同时指出上述几类人中也可能存在共同的风险因素，比如遗产继承、资产销售与处置、国际流动与税收归宿、专业的咨询师、海外资产结构与银行存款等。

（四）建立专门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

为了更好地与高收入纳税人打交道，税务局需要与这些纳税人及税务顾问们就计划、遵从、服务等问题进行频繁和持续的互动，很多国家建立了专门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集中资源对高收入个人进行管理。具体来看，有的是只针对高收入个人（HII），有的既针对HII,也针对HNWI,有的还包括他们控制的实体，责任也不尽相同。这些专设的部门通常具有以下功能：

1.传递给不遵从的高收入个人明确的信息：他或她将面临被税务部门追缴的真实风险，从而促进自愿遵从；

2.培养税收管理人员的商业意识，同时满足高收入个人的顾问们对专门技能和知识的需求；3.通过集中进行技能培训和知识积累，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对高收入个人的认识。

（五）多渠道收集和利用信息

税收管理者会借助一些可获得的资源来获取信息，包括描述高收入个人生活方式、特点、个人兴趣和经营地址的杂志、报纸以及网络搜索引擎，还通过其他政府部门、管理(登记)部门(能获取财产、直升机、股份和证券的登记信息)以及强制第三方提供的某些顾客数据信息。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建立起对高收入个人的形象认识（除纳税以外的特点）。另外还要实现信息共享，以及与纳税人和公众的最大交流。要使税务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与纳税人和咨询师们的对话水平，从而更好地获取信息。为了获得更多与个人活动相关的信息，澳大利亚广泛拓展信息采集渠道。其第三方数据来源有：

（1）根据法律规定由外部门提供的数据；

（2）通过便函要求政府其他部门提供的数据（如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提供的重要或可疑交易数据）；

（3）税务局购买的数据（交易得到的数据如通过CITEC获得的财产信息和RP数据）；

（4）法律授权税务局在非常规基础上要求得到的数据（如州与地方政府登记的豪华车辆与海上轮船的数据）等。仅2007～2008年间，澳大利亚税务局从20多家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收入信息的组织和政府机构那里就收到了7800万条记录。

（六）针对高收入个人筹划行为实施的措施

除了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以外，有些国家还从私人部门聘请了有经验的团队来专门应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收筹划。如澳大利亚积极招募国内外有经验的会计师。英国也从私人部门雇佣了少部分在银行部门或跨国集团工作的很有经验的税务专家，还招募了一个与高收入群体打交道颇有经验的专家。许多国家也使用了庭审案例传递给公众和其他富有的纳税人这样的信息：所有的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应份额的税收，警告他们使用税收筹划是有真实风险的。

三、加强我国对高收入个人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借鉴OECD经验，实施“合作遵从”战略

目前，我国虽然提出要加强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收管理，但还缺乏真正有效的战略规划。借鉴OECD经验，实施“合作遵从”战略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遵从来源于信任，因此，与高收入个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助于获得真正的税收遵从。

1.税务人员要善于与高收入个人进行恰当的交流沟通，最好掌握一定的商业和理财知识，能够根据不同的高收入个人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个性化的服务。

2.保证高收入个人的信息安全。因为高收入个人更注重私密性，税务局必须切实保护好纳税人的信息安全，以免因信息泄露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及身体、财务等方面的损失。

3.可以实施税收豁免政策。规定高收入个人如果能主动揭露过去几年内没有申报或如实申报的收入，可以减免一定的税款，或减轻惩罚，以此减轻那些曾经逃过税款的纳税人的心理负担，鼓励他们主动揭露隐匿收入，自觉申报。

4.主动提供给高收入个人一些信息：税务部门最关注他们哪些地方，认为哪些方面存在风险以及已采集信息的一些内容和如何遵从。

（二）拓宽信息采集渠道，建立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

要解决税务部门与高收入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必须广泛搜集有关信息。一般而言，要采集高收入个人的三方面信息：一是基本信息，如地区、职业、职位、住址、家庭状况、工资收入等信息；二是社会信息，如生活方式、特点、有无诉讼等，一般来自于大众媒体、广告杂志、各类排行榜、举报、调查等途径；三是第三方信息，通过建立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要求一些组织机构定期提供相关数据信息，与纳税人申报信息进行比对，从中找出应申报而未申报的高收入个人，或者将其消费支出情况与收入情况进行比对，从而发现疑点。第三方信息报告的主体一般包括政府方、交易方和其他部门、人员，对于掌握税源信息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应规定这些部门要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税源信息，或与税务部门定期进行信息交换；对于掌握税源信息的非政府部门尤其是支付款项的单位和个人也要向税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鼓励公民举报以及舆论监督高收入个人的逃税行为，并给予物质奖励。为了使采集到的信息易于比对和处理，最好要求第三方报告的内容中都含有某一信息，比如纳税人的第二代身份证号码，并以此作为统一识别号。

（三）对高收入个人进行分类，建立风险数据库

高收入个人的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过程的第一步，目前来看，我国对高收入个人的风险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高收入者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应该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全面了解我国高收入个人的状况、特征及遵从行为。对高收入个人进行恰当的分类，并研究和识别不同类别的高收入个人所面对的风险，建立风险数据库，这样既会使税收管理更有针对性，也会不断积累我们对高收入个人风险的认识。

（四）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借助多方面力量，加强风险识别

在多渠道采集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若干指标模型，开发相应的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识别。在对高收入个人风险信息库的信息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不同类别纳税人的风险特征，然后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建立识别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建立更为智能化的信息系统，自动搜索不遵从纳税人及其风险特征。随着劳务输出人员、跨国纳税人、外籍人员的增多，加强国际合作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针对高收入个人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潮流，随时了解国际高收入个人税收管理的动态，并积极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和信息交换协议，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联合审计”。

（五）有条件的地区专门设立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