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4．4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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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立网络文化生态价值的原则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创造文化的过程。其实人类已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宗教的、艺术的文化反映了不同层次人类世界的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人类为了寻求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界和谐的重要，为了更好的享受群体生活，需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人类要保持其尊严必须有精神追求。今天网络的出现，开创了人类生活的新天地，人类在热情的迎接这个新生事物的同时，也在关注和探究它对人类带来的巨大作用和潜在影响。在网络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敌人”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去创造属于它的文化。如果说人类创造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文化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话，那么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人类一定的地域界限和文化壁垒，网络不仅成为人类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也成为各种文化的聚集地。因此，网络文化的创造，不仅会受到已有文化的影响，更受到网络自身的限制。因此，在网络文化创建中，我们一方面要明确网络文化生态价值，正视已有各种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要尊重网络世界运行的法则。

1多样性是保证网络文化生态的基本要件。多样性是生态的特性，多样化的世界和世界的多样性又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网络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多样化的展现。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之中。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传媒等多方限制，传统文化一般只能在其产生的环境中生长繁衍，传统社会因缺少外部动力，使文化的更新、嬗变也必然会产生惰性。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文化“疆界”，为全球不同形态、模式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和发展空间，为人类新兴文化——网络文化的诞生创造了历史的机遇，提供了一个整合不同文化的大舞台。

网络正在颠覆人类已有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一方面，它消解了网络“权力中心”，人人可以平等地进入其中，参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探讨；另一方面，网络促使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和传播，使人们能在网络中充分地汲取各种文化养分。所以，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和左右不了。它不仅因文化移入而多元，也因网络人的差异而多样。

2共生共融和谐发展是网络文化的价值目标。

与文化生态多样性密切相连的是文化生态的包容与和谐。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事物之间的和谐相生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追求网络文化的动态平衡、和谐相融应是网络文化生态遵守的又一基本法则。

网络只是文化传播和文化生产的工具和手段，但网络文化生态却把网络、社会、人三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是由人与网络、网络与社会、网络人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组成。对于这样的系统，我们追求的不是单一方面的最优化，而是相互关系的最适化，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

网络文化既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人类网络化的一部分。网络文化能否健康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类合理地利用网络，明智的选择文明行为。在网络文化的生态关系上，人们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文化之于网络的主导地位，以及社会之于人类行为的约束力，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必将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信息革命带来的剧变，使社会、经济、文化经历着一场范式的转变，更确切地说是一场生活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便是“让机器做机器的工作，让人享有进一步创新的快乐”。使我们身边发展着的经济变得更加人性化，成为人有、人治、人享的知识经济，使我们生存的文化空间更有利于人性的复归，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决不是追求简单的统一，而是多文化的相伴相进，相互尊重。人类就是在认同、接受、尊重的多样性的过程中逐渐地接纳和欣赏着多样的文化，共享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劳动成果。肖茂盛、杨明：《论网络文化与文化范式的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7期。

3开放的生态园是网络文化和谐的外部环境

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并不是封闭的，从自发到有序，作为系统它一刻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环境的支持和约束。网络文化生态具有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的特性。按照自组织理论，任何系统都会通过自己内部的组成部分及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环境因素对系统所施加的外部影响力，它也能促进系统发生改变。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网络文化也不例外。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认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是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的复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的部分如果离开这个有机体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有机体都与环境发生积极关系，因此，任何生命系统实际上都是开放的和运动的。

如果说生态学是研究关联的学说，探讨的是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那么网络文化生态价值的探讨就是要从整体观出发，以网络环境为基础，以科学的思想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创造和形成适合网络健康运行的网络文化。奥地利生态哲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曾批评人类和大自然经历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不仅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追其根源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他们提出的一整套还原主义的推理方法只强调了整体的部分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从而导致病态社会的出现，产生一系列的分裂和对抗。弗里特约夫·卡普拉认为，病态社会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论的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状况，就必须超越机械论的世界观，用生态的、整体的世界观看待社会。芮国强：《行政学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及其方法论意蕴》，《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变革性是网络文化生态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网络文化双向互动性，给人类多元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人类交往区域和交往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个人思维力量的边界也更加宽广，人们的想象力和思想力可以随其思维力量的延伸而自由驰骋。网络空间对任何一入网络的计算机开放，没有地域条件的限制，网络成为与他人共在的生活场域。网络作为技术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而且更深层次的影响人类自由价值观念的变革。

文化生态的演进过程始终处于两种力量的平衡和较量状态，一方面，文化随着人类世世代代的繁衍发展而表现出文化生态的渐变延续和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必然依托社会发展的力量实现文化自身的演进和优化，创造新的文化生态。

三、网络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对策

生态文明观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就是维护网络世界有效的秩序和效率，使网络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健康文明的新生活。然而，人类对网络所形成的虚拟化环境的控制远远跟不上它的发展，先进的网络技术与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合拍。网络生态文明面临着不和谐的危机和挑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上信息垃圾日渐增多，计算机病毒危害着公共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个人隐私难以得到保护等。因此，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建设网络文化生态文明是网络时代的必然要求。为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文明就要协调以下关系：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坚持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就是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积极探索网络发展的规律，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思考的精神和创新进取的精神。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就是从网络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探索网络文化生态形成的规律和方法。人文精神就是以真善美为基础，对美好事物大胆追求的精神。网络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网络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追求真善美同样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人文精神塑造人的灵魂，科学精神指导人们的行为，二者相得益彰。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需要科学技术文化和人文文化共同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才能营造出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

2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会面临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主流文化既是统治者思想观念的体现，也是先进文化思想的代表。主流文化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文化，而且从来都与多元文化相伴而生。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应以保障网络健康发展为前提。从我们国家目前来说，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网络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让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和先进的思想观点占领网络阵地，使网络文化创作有利于倡导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有利于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提高网民素养、情趣、格调、品位。

协调和处理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关系，就是要学会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不同文化的共生，也反映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需求。多元文化实际包含几个层次：一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民族在它生存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界和社会共同的认知和观念，并把它作为凝聚民族的力量。文化多元的背后实际是利益的多元，多元文化的存在代表着多种权利的主张和利益的诉求，我们必须保护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二是指更新的民族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与时俱进，顺应社会潮流才得到改变和发展。三是指新文化形态的产生。随着时展和变迁，新的文化形态应运而生，如网络文化、代际文化，它使我们享受更多文化带来的满足和充实。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类文化形式、娱乐作品和网络读物，营造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

3舆论主导权与平等话语权的关系

网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的身份，网络媒体也打破了政府对话语权的垄断，人们获得一定的平等话语权，从而进入到了“人人即媒体，人人参与大众传播”的时代。然而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的传播阵地，需要确立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的关键所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借助他们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灌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失去文化控制权。目前国际互联网上90%的信息为英文信息，西方文化正借助这一语言优势，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规范的信息网络是提升国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首先要做到尊重事实。实情决定舆情，更多的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掌握舆论的关键必须尊重事实。其次，要具备网络舆论的驾驭能力。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多样和多变的态势，对网络舆论的驾驭关键在于网络舆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做到这点必须倾听网民的心声，回应网民关切的事情，了解网民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引导他们形成舆论共识和共鸣，发挥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然而网络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舆论的主导，更需要尊重网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即信息的及时知悉和准确获得。只有这样，才能汇聚网民的智慧，提高网民参与的效能感，清楚网民的心声，增强网民的凝聚力，使政府对舆论的主导作用和优势得以有效发挥。

4网络文化大众化与个性化的关系

网络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草根文化，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网民有多元文化的需要，人们在工作忙碌之余，其实有很多精神的、感情的诉求。网络给大众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阔的平台和机会。所以，才会成就了那么多人的文化梦。因此，我们一定清楚，网络文化是大众的文化，离开这一条，网络文化就失去了“根”和“源”，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大众化不是简单化和庸俗化，大众化强调网络文化要满足大众的需求和体现大众的心声。网络文化要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就是要求网络文化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和需求，坚持文化的社会效益，要有大众的参与，要能够丰富大众的各种文化生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个性化是产生于大众之中，网络文化不仅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结晶，更是网络个人创造和产生的思想文化。我们在大力发展大众网络文化时，要遵循文化创作的规律和特点，积极鼓励网络文化的个性发展，尊重个人的文化创作、文化汲取和文化选择。独创性是网络文化创作的动力和灵魂，网络文化既是人类劳动的精神产品也是个人生活享受的必需品。网络文化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创作过程的独特性，而且反映文化需求的个体性。所以，网络文化生态既要具备普遍的营养元素，同时又要适宜不同种子所长出的不同庄稼的需要。

5技术监控和道德引导的关系

网络文化是网络信息内容的总和，不管网络信息内容是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存在，还是表现为各种信息活动，都承载着文化的内涵。网络传播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不安全、侵权等危害行为。这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监控，更需要伦理道德的自律。科技的强大需要伦理道德做后盾才有意义。在当今网络时代，科技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必要的张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影响有时是滞后的，技术对人的影响往往比伦理道德来得快。我们在享受科技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在被誉为科学家典范的“为科学而科学”的口号喊的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拿起伦理的大旗来捍卫其尊严和正义了。技术的监控只能让有害的行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与反技术的惨烈斗争只能让人们筋疲力尽，两败俱伤。寻求道德的支持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控制负面影响发生的同时，还要自觉的进行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目前破坏网络生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网络人道德责任感的低下、网络技术的缺陷和法律的不健全是其中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监督和道德自律这种武器保卫网络生态的和平和健康。一方面，技术监督可以起到防范和纠正作用，它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网络进行有效的探测，延迟其发生的速度，为寻求解决问题争取必要的时间。同时利用道德手段矫正人们的行为，避免错误行为的出现或蔓延，唤起人们的良知，形成人们的自觉。

总之，随着人类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深入人心，网络世界的生态环境定会在人类共同重视和行动中得以改善和发展。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可持续发展

煤炭企业在长期开采煤炭资源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地面塌陷、废矸石占地、污水排放、掠夺式开采、矿难事故等不良现象,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虽然环境成本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从宏观层面上建立了一定的框架,但到目前为止,针对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全面完整的核算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在寻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进行全面分析与规范十分必要。这有助于解决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补偿不足,核算信息不完整,环境责任和法律责任得不到合理体现等一系列问题。

一、煤炭企业现行成本核算现状

目前我国煤炭企业主要成本核算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各项生产经营成本,包括各种原材料支出、人工薪酬、勘探费用、电力、折旧基金、环境监测费、排污费等;第二类是各项专项资金,如维检费、安全保证金、植树及绿化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第三类是上缴国家的各项资源税费。

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没有单独进行核算,并且绿化费、排污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这些环境费用在进行归类时带有较大随意性,有的归为产品成本,有的归为管理费用,有的归为营业外支出,有的则隐藏在其他费用或损失项目中。

另一方面,从煤炭企业成本的核算范围来看,环境成本补偿不足,不能充分体现煤炭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部分内部环境成本(如监测费、排污费、绿化费等)和部分实际已经支出的外部环境整治费用(如地面塌陷赔偿、村庄搬迁费用、地下充填费用等)纳入企业成本核算范畴,而由于环境破坏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基本上未予反映,如资源消耗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因此有必要在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全面分析煤炭矿区的环境成本,对其进行规范。

二、环境成本理论研究成果

从国内外目前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环境成本”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定义,不同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不同内容的研究。同时,人们在认识环境成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表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中,把环境成本界定为:(1)因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质量减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中南财经大学郭道扬教授以“生态环境成本”的学术思想为基础,将环境成本界定为:(1)由于环境恶化而追加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投入;(2)因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治理费用和罚款;(3)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4)环境治理无效率状况下的投资损失和浪费。

暨南大学罗国民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费的生态要素的价值以及为了恢复生态环境质量而产生的各种支出。

东北财经大学乔世震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与企业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中国矿业大学朱学义教授则认为安全环境治理费用也应该纳入环境成本会计的范围,并建立“资本化”的长久措施,以改变目前安全欠账多,出了事故再赔偿的“应急”行为。

综合以上各种对环境成本的认识,从坚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于通过环境成本的足额补偿,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达到使“生态环境”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结合煤炭生产的行业特点,赋予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以新的“成本内涵”:就是指煤炭企业为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需要在目前进行生态环境补偿而发生的价值消耗。具体成本构成包括:(1)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2)为实现一定环境目标而发生的各项预防性支出;(3)环境恢复与治理费用;(4)矿区安全环境成本;(5)其他环境相关费用。

三、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分析与规范

(一)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损失是指矿区由于煤炭的采掘而造成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环境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包括以下两项:

1.煤炭资源成本

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必须支付成本,即付出代价,其数额应大于或等于资源自身的价值。对于煤炭企业来讲,环境资源不仅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潜在基础,而且是一种生产要素,煤炭生产活动的开展是以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为前提的。由于煤炭企业生产耗减、占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发生变化和他人失去利用煤炭资源的机会,所以它是一种补偿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统一的环境成本。

2.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煤炭生产活动不仅占用和消耗煤炭资源,还会引起其他生态环境资源质量下降的损失,其价值表现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耗减和降级是同时发生的。如不合理开采矿产资源,一方面减少了矿产的储量;另一方面破坏了未开发资源的开采条件,使其降级。例如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煤炭伴生资源(铜、铁、硫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破坏;由于废水、煤矸石等废弃物的排放损害农作物,降低耕地的质量,殃及水生物;煤矸石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自燃,排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氧化物和烟尘等有害气体,影响矿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等等。这些都是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一直以来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都没有在成本中反映,因此对其加以测定和核算,可以为矿区“绿色GDP”的计算直接提供“负效应”数据。

(二)预防性环境成本

预防性环境成本是指煤炭企业为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在环境问题发生之前所投入的费用,包括以下两项:

1.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

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是指为保护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不受损害,避免环境污染和环境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属于企业的主动支出。煤炭企业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程度,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会产生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2.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

矿区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是指煤炭企业在从事环境保护的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成本。具体包括:(1)煤炭企业职工进行环境教育、培训的成本;(2)煤炭企业环境管理机构的构筑、运作及体系认证的成本;(3)矿区环境负荷监测、记录的成本;(4)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为降低和控制环境负荷的研究开发和方案设计成本。

(三)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

为恢复和治理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发生的成本费用就是矿区的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它包括:处理废水、矸石等废弃物产生的成本;净化空气、水源产生的成本;处理地表塌陷、河流改道、山体滑坡产生的成本等。

(四)矿区环境安全成本

目前,国内外的环境会计未将安全成本纳入环境会计的范畴。朱学义教授则认为:“人类劳动的首要条件是安全,它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人的安全环境应该成为环境会计的第一要素。”矿区环境安全成本可分为两部分:矿区外部环境安全成本和煤矿内部安全成本。

1.外部环境安全成本

外部环境安全成本是指使煤矿的大气环境、生活环境及地表景观环境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包括为改善和美化煤矿环境进行绿化、降低粉尘、隔离噪音以及构建各类景观设施等发生的各种费用。

2.内部环境安全成本

内部环境安全成本包括保证性安全成本和损失性安全成本。保证性安全成本是指为保证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而支出的费用,它由安全工程费用和安全预防费用构成;损失性安全成本是指因安全事故发生或安全水平不能满足需要而影响生产所发生的损失,它主要包括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停产损失、恢复生产的费用、人员的伤亡治疗赔偿费用及各类罚款等。

(五)其他环境成本

其他环境成本是指除上述四类环境成本外,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替代与转产成本

为寻找和研制代替煤炭资源的新资源,以及因煤炭资源枯竭进行停产、转产而应予以补偿的价值。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利用核能、太阳能、地热、新的元素、矿物成分及各种替代物等,这种投入即为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煤炭资源枯竭需要停产和转产,对此也需要进行补偿和投入,构成了替代与转产成本的另一部分。

2.不确定性环境成本

不确定性环境成本指与不确定性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本。其主要包含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潜在环境负债成本等。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既有与其他行业环境成本相同的属性,如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等,同时,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使其又有自身的特点,如煤炭资源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是复杂的,只有正确分析、合理规范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才能正确地确认与计量,才能及时地提供环境成本方面的信息。另外,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的选择,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决策的基础,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环境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全面、独立的环境成本核算制度是煤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濮津.煤炭环境成本初论[J].煤炭经济研究,2002(11).

[2]濮津.煤炭环境成本构成与变化规律分析[J].煤炭学报,2004(1).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伦理与‘‘哲学”一样，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人文的思想文化是由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信仰、伦理、传统等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自协调性的系统。伦理正是人文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伦理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也离不开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伦理正是在所有的文化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任何现实存在的伦理，都不可能离开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伦理的性质和特征也必然与文化总体的性质和特征相适应。文化是伦理得以生存的“家”，离开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伦理就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科学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即真理性的认识。科学不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可以具有共同的科学文化;任何一个民族产生的科学文化也都可以直接为其他任何民族所用，因此，科学文化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但是，人文的思想文化就不同了：任何人文的思想文化都是属于特定民族的。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在特定民族的地理环境、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特定的价值观、信仰为核心的，是通过传统固定下来并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存在的。因此，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人文的思想文化都具有民族性，都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思想文化。

 

伦理属于人文的思想文化。伦理同哲学一样，不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具有普适价值的知识，而只是为我们提供价值观、信念和道德规范。伦理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是1个文化的范畴。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总体性质和基本特征，决定了该民族的伦理的总体性质和基本特征。因此，没有超民族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般伦理”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也就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信念和道德规范。西方宣扬的所谓的“普世伦理”只不过是西方文化为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制造的‘‘虚假广告”而已。任何一个民族的伦理，都不可能成为(作为)“一般伦理”的模板，也不能取代其他民族的伦理。生态伦理也是一样：西方学者提出的‘‘生态伦理”也只能是在西方文化地基上生长起来的‘‘西方的”生态伦理。它既不能成为“一般生态伦理”的模板，也不能取代在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地上生长起来的其他民族的“生态伦理”，当然也就不能取代生长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的生态伦理。

 

但是，过去我们却没有真正理解伦理的文化属性和民族属性。因为‘‘生态伦理”概念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就认为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是正宗的、“普世”的‘‘一般生态伦理”。因此，要研究生态伦理学，我们就只能按照西方生态伦理提出的问题和概念框架去研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们在生态伦理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如‘‘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问题、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自然作为伦理客体的权利”问题和‘‘人作为伦理主体的义务和责任问题”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西方学者的回答也基本上没有原则的区别。虽然我们也承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生态伦理思想，但是，我们往往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看做是一些没有逻辑体系的、朴素的‘‘思想片段”，并把它作为研究西方学者提出的生态伦理学的例证和逻辑体系的‘‘填充物”，没有看到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因此，尽管也有少数学者默默地做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工作，但是，这种研究在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始终处于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角落。

 

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不是在做着把西方的生态伦理中国化的工作，反而是要把中国的生态伦理思想‘‘西方化”。在我们的观念中，既然‘‘生态伦理学”概念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那么，我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努力向西方靠拢，按照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和改造中国的原生态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似乎只有把中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按照西方的文化模式改造之后，才能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①。于是，我们就按照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框架来重新“修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人们总是用西方的文化精神重新解释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中的‘‘道”解释为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规律”或‘‘本体”概念，把中国哲学的‘‘道论”解释为西方哲学的实体论的、知识论的‘‘本体论”。人们还把中国文化中的‘‘天”和‘‘地”的概念笼统地、简单地解释为西方哲学的‘‘自然界”概念，把中国文化中的“天”、“地’、“人”“三分”的文化结构，重新改造成适合于西方哲学的人与自然“二分”的文化结构。当中国哲学、文化、伦理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国魂”就变成了“西方鬼”，中国的穿着粗布长衫的老子，也就变成了一个西服革履的欧罗巴老头!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断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潮流中，中国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要‘‘世界化”。然而，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就必须首先把外来文化‘‘中国化”。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决不是以毁灭民族的“文化自我”为代价的。简单的‘‘拿来主义”、以外来文化“取代”本民族文化的做法只能造成本民族的“文化自我”的丧失，最后被外来文化所吞噬，成为他民族的‘‘文化殖民地”。只有把外来的优秀文化同化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才能不断壮大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只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了，我们才能以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姿态融入世界，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积极的部分。相反，一个失去“文化自信’、“文化自爱”和‘‘文化自尊”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如果我们只是向世界乞讨，而不是以自己特有的文化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世界就不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二、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基础上的，而西方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以主体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反生态”的思想文化。西方学者构建的生态伦理学一方面要在价值观上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伦理的性质和范式上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西方生态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在下面的问题上陷入理论困境。

 

(1)关于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极对立的困境。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们首先从哲学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从属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无论是自然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都是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内部的两个基本派别。形而上学的基本逻辑是从多中追求一，从变中追求不变，从现象追求本质，从暂时追求永恒，从有限追求无限，从相对追求绝对。因此，一、不变、本质、永恒、无限、绝对，就成了它的价值理想和终极追求。西方哲学追求的价值，是一种单极的、纯粹的、排除一切杂质的理想价值。这种理想的价值是‘‘一”，而‘‘一”是‘‘高、大、全”是绝对，是完满，是永恒，是终极。在存在论哲学中，存在是‘‘一”，在意识哲学中，意识是在认识论中，理性和感性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唯理论把理性看做“一”，经验论把经验看做“一”，于是就形成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派别的对立。总之，当西方的形而上学把‘‘一极”(一端)作为“全体”和“绝对”的“一”看待时，它的“另一极”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是无法全面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方形而上学不是把自然看作‘‘一”(自然中心论)，就是把人看作‘‘一”(人类中心论)。所谓“自然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两级对立，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虽然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看到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把人绝对化和神化的严重后果，企图以‘‘自然中心论”与之相对立，在存在论和价值观上对西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然而，在思维模式上，它仍然沉醉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它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只不过是用自然的取代了人的‘‘一”而已。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下是无法合理地、全面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当“人类中心论”把人看做“一”时，“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自在性”，成为满足人欲望的对象或客体;而当‘‘自然中心论”把自然看做时，人的合理的实践活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能消极地做“自然的守护者”(海德格尔语)了。因此，无论是西方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的生态伦理学，都不可能合理地、全面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2)关于伦理对象的扩展问题的理论困境。西方近代哲学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人与自然在本性上就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自然的世界(物的世界)是按照“物道”和“物理’“合规律”地形成和变化的，而人的世界则是按照“人道”和“人理’“合目的”地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人与自然就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物的世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而人的世界则是个‘‘自为的世界”，即超自然、有目的的世界。这两个分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主客体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这种‘‘人与物(自然、“人理与物理”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决定了要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就缺乏逻辑的可能性：由于西方传统哲学为人们在‘‘人理”与‘‘物理”之间划分了一条严格的界限，因而‘‘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一伦理关系(即“人理”)也就不可能扩展到人如何对待自然(物理)的关系。这样，生态伦理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就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们无法超越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置的这个‘‘逻辑屏障”在回答‘‘如何把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界”的问题时，就陷入了理论困境。逻辑上的论证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只能用历史叙事的方式取代逻辑的推演，背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他们说：在历史上，伦理的对象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伦理的适用范围也是不断扩展的。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只是被看做“会说话的工具”因而是不属于伦理对象的，但是到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对象就已经扩展到了一切人。由此西方学者们得出结论说，伦理对象的不断扩展是历史的规律，把伦理对象从人扩展到自然是合乎历史的逻辑的。这种论证忘记了：在历史上发生的伦理对象的扩展始终都只是在人类社会内部的扩展，因而并没有触碰西方传统文化设下的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屏障”。但是，要把伦理对象从人扩展到自然(物)时，就必然触碰到这一设置在人与物之间的‘‘逻辑屏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们没有能够拆除这一“逻辑屏障”。西方文化的性质已经决定了拆除这一屏障是不可能的，因而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最终陷入理论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3)关于自然界的“内在价值”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文化的价值观，自然对人仅仅具有“消费性价值”，这是一种功利性价值，即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无论是生产性消费需要还是生活性消费需要)的价值。按照这种价值观确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和消费的关系。为了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理解，以便确立起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西方的生态学者们提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说。其主要观点是：自然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价值不是由人类赋予的，而是它们的存在所固有的;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人类不能去规定它，而只能去认识它、利用它。在人类认识它、利用它之前，它们的价值已经存在。

 

“内在价值论”把自然的价值理解为与人无关的“自在价值”，从而在价值问题上割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陷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二元论”。这说明，西方生态伦理学仍然没有超越西方传统文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企图用自然价值对人的独立性来论证保护自然的‘‘应当性”。这个思路存在的问题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只能证明自然‘‘存在”的合理性一自然是有(自己的)价值的，它的存在‘‘对于自身来说”不是无意义的。但是“内在价值论”却不能证明人对自然应该有伦理关系：“既然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我无关，我有什么理由要保护它呢?”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生态伦理学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它无法超脱西方文化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果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立场，这个困境就迎刃而解了。

 

(4)关于能否从‘‘是”中推导出‘‘应当”的问题。按照‘‘内在价值”说，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物本身的存在所‘‘固有的”，自然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这实际上是把西方哲学的价值论和存在论等同起来了，即以存在论解释价值论。按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只要是存在的，就是有价值的;只有“无”才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价值论与存在论的区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事物的价值评价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只要是“存在”(有)的就是“好”的，只有“无”才是“不好”的，那么“存在’(“有’、“是”)就成了价值评价的尺度。这种存在论与价值论的等同，并没有解决休谟提出的那个伦理难题一从‘‘是”中不能推导出“应当”的难题。在西方生态伦理学家那里“是”与‘‘应当”的区别被不加证明地轻而易举地就消除了。例如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就认为，从‘‘是”到‘‘应当‘‘是一个瓜熟蒂落的价值飞跃’。“这里的‘应该’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从‘是’中推导出来的’，“但同时，‘是’与‘应该’的截然二分又不复存在了”。罗尔斯顿也承认，这的确“令伦理学家困惑而又惊奇”，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从‘‘是”(事实)中不能推导出‘‘应当”，是因为在‘‘事实”上蒙了一层灰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只要拂去了盖在‘事实’上的灰尘，那里的‘价值’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