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旅行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文化研究 旅游研究 综述

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目前正处于旅游业迅猛发展的阶段，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游客人数均不断增长。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和行为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中国的旅游吸引物绝大多数是属于文化类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因素在中国当代旅游活动及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为旅游在文化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课题和研究方向。鉴于旅游的跨学科性和文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旅游在文化领域的研究也是相当宽泛而复杂的。本文旨在对东西方学界与文化相关的旅游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旅游跨文化进一步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石。

一、西方旅游跨文化研究

西方的旅游研究大多都是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进行的，注重以人为本，因此与旅游者相关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研究就成为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国外旅游研究文献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上世纪90年代西方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了。Kim（1998）认为，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得到学界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得到认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更广泛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趋向，如后现代主义、现象学等。但他同时也指出，旅游跨文化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个人旅游行为和决策方面，Abraham Pizam等（1999）提出，人们的旅游决策在受到心理需求和欲望的影响之外，也会受到个人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们建立的模型将影响旅游者决策的社会因素划分为4个主要范畴：角色及家庭影响（Role and Family Influence）、参照人群（Reference Groups）、社会阶层（Social Classes）、以及文化与亚文化（Culture and Subculture）。但这一模型忽略了其他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外部刺激因素。Mathieson and Wall (1982) 提出的行为模型里，将决策制定的过程分为5个主要阶段：即感到有旅游的需求和欲望、信息搜集和评估、旅游决策、旅游准备和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评价。这一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在旅行特点中似乎都忽略了“休假类型（type of holiday）”。尽管有局限性，该模型的设计足以显示旅游的影响就是旅游者决策的结果，并认识到了旅游的影响是动态的，随目的地特点、旅行特点及旅游者个性及行为特点的改变而改变。

国外学者还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途径对跨文化旅游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梁雪松等，2006）。研究者试图通过直接法来验证旅游者行为存在差异的结果。Sheldon和Fox（1988）则认为：与美国和加拿大游客相比，日本游客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受食品服务的影响更大一些。而间接法则是从目的地居民和旅游服务者――从业者对各国旅游者的看法上来了解文化差异。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小心、算计、目的性强且花钱谨慎”。瑞典游客给人的印象是吝啬，法国和意大利游客则被评价为很刻薄。而国外对于中国游客的印象多是“随身携带大笔美金，对名牌产品特别偏爱”，等等。

目前，西方关于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专题化的倾向。研究者们对旅游动机和游客满意度较为关注，因此在这两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关于旅游动机跨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这些研究往往会在理论的基础上设计测量量表，一般使用T检验、方差分析技术等多种方法对来自不同国家旅游者各种情境下的旅游动机作比较分析和研究。

总体来说，西方在旅游跨文化领域的研究相对也比较缺乏。随着国际旅游的不断发展和不同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几率，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体现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将会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方向。

二、中国旅游跨文化研究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旅游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入境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文化上的冲突和碰撞。在2000-2009年间《旅游学刊》上的1526篇研究文献中，已经呈现出研究关注的重心从经济效益向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转向的趋势。目前国内关于旅游者行为的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研究深度不够，也没有取得什么理论上的突破。关于生态旅游、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形象、文化旅游等问题的研究虽仍十分有限，但正在不断深入发展之中。在《旅游学刊》这10年的文献中模糊搜索与“文化”相关的文献，有效结果（除新闻会议通知之外的学术研究文献）共有196篇，占文献总量的12.84%。其中以关于文化资源和遗产的开发保护研究居多，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共有25篇，此外还有文化旅游（5篇）、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5篇）、跨文化比较研究（3篇）、旅游文化（3篇）、游客满意度（3篇）等。

（一） 旅游跨文化比较方法研究

国内对旅游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十分有限，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2000-2009年的全部期刊当中，关于跨文化旅游研究的文献仅有309篇，且研究重点在旅游翻译及方法（65篇）以上；核心期刊上的相关文献共有73篇，其中关于旅游翻译的文献也占到8篇，其次为跨文化意识（6篇），跨文化交际（6篇），以及跨文化差异、比较分析、旅游影响、旅游行为、旅游态度等；我国旅游学术界权威核心期刊《旅游学刊》上的相关文献仅为9篇，主要研究重点是旅游态度、跨文化和旅游行为。关于比较方法的研究几乎为零。到了2010年，这方面的研究也仅有王健的“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提出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应当作为整个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总结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张宏梅等（2009）的“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技术、方法和启示”，文中主要介绍了跨文化旅游的研究方法，指出跨文化比较研究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相比，存在语言、概念等值性、量表等值性、测量地点和时间的一致性等问题，对在今后的文化调查研究中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和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旅游者行为研究

笔者对2005-2010年《旅游学刊》的1356篇文献进行了统计，其中关于旅游消费者行为与心理方面的文章共有38篇，占样本总量的3%。与西方学者大多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情况不同，我国对旅游者旅游行为和心理分析的研究总体上主要是针对具体市场的旅游消费者的决策以及行为的研究。梁雪松等（2006）的“‘文化边际域’中东西方旅游者行为比较研究”通过对入境游客的市场调查，比较了东西方旅游者在价值、行为取向及定势感知上的差异，为减少文化摩擦，增强文化交际能力，制定更有效的跨文化营销策略提供了参考。

（三）跨文化旅游动机研究

几乎每个旅游目的地都有游客认为不能错过的地点，而到这一地点去体验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动机是不同于其他旅游者的，与整个旅游大众相比，文化旅游者有浓厚的怀旧情绪和很强的好奇心（徐菊凤，2005），希望参加当地更多的活动以了解其文化。

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性旅游动机的探讨，或者针对具体景点的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实证性分析上。比如吴必虎（1994）对上海市民出游动机的研究和陆林（1997）以黄山为例对游览山岳型旅游景观的旅游者动机的探讨。但更为系统的国内旅游动机研究相对较少，而关于跨文化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更为有限了。其中主要有：赵华等（2006）对中国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比较了欧洲、美洲和亚洲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强度差异，提出欧洲旅游者最主要的动机是休闲度假和文化交流，美洲旅游者则比较喜欢探求奇特和文化交流，对于亚洲旅游者来说，主要的动机就是探亲访友和宗教朝拜了；张宏梅和陆林（2009）的“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对不同文化群体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使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子分析检验了旅游动机修正模型的跨文化适用性，对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具有一定的价值。

（四） 旅游地文化开发研究

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旅游产品，文化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旅游开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发掘文化精华，将文化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并转化为旅游产品，从而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但是，目前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的理论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彭华（1998）指出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学术层面，而在实际操作中其潜在价值并没有真正被发掘或合理利用，有的甚至是破坏性利用。旅游地文化开发研究应该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因此他从具体的旅游地文化开发策划、自然风光的文化开发、人文景观旅游区的文化开发以及旅游区整体文化形象塑造4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提出，旅游文化开发策划需要解决文化导向、文化主题定位、文化内容策划、文化形象设计等4个主要问题；自然风光的文化开发要注重发掘景观的科学内涵、美学内涵和附会文化资源；人文景观旅游区的魅力在于其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特殊性和传统性；而整体文化形象的塑造就是旅游地文化开发的终极目的。很多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就具体的文化资源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研究，如宋振春和朱冠梅（2007）的“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研究――以曲阜为例”，杨振之和邹积艺（2006）的“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对旅游及旅游开发的符号学审视”等。

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实践研究，国内研究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学术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面：专项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节庆文化、服务文化等）、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大区域、城市、旅游区、乡村）和旅游地文化变迁研究（旅游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和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机制）。

（五）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研究的日趋成熟，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他们指出，旅游对旅游地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包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本土文化复兴、本土文化现代化等；消极影响则有本土文化商业化、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等。一般情况下，只要合理开发，旅游发展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积极影响就会大于消极影响。李星明（2002）则从旅游者的角度分析了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进而结合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瓦莱纳・施密斯对旅游者的分类论证了游客量多寡、游客逗留时间长短、不同游客类型对旅游地所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几年，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杨俭波（2001）认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系统机构，在旅游介入之前，旅游地是一个以自循环、自流通、超稳定为基本特征的地域空间系统。此时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没有（或很少）其它外力的作用下而处于静态平衡状态。当旅游地着力于开发旅游资源、改善旅游环境后，伴随着旅游者的大量流入，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便在外界各种“流”的注入下改变了过去的平衡状态，平衡系统出现波动和紊乱。

三、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多年来在旅游领域以及旅游的跨文化领域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我们看到,从社会学、人类学出发，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从跨文化角度来分析旅游现象以及旅游活动带给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尽管在目前还极为不足，但却无疑是旅游学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笔者期望能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所做的与文化相关的、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的旅游研究进行细致的梳理，能为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学科的建设提供有力的参考，进一步推进旅游在文化领域的研究进程。

参考文献：

[1]Abraham Pizam,Yoel Mansfeld．Consumer Behavior in Travel and Tourism [M]．NY：The Haworth HospitalityPress，1999．

[2]Kim C.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

[3]Sheldon P，M Fox，The Role of Foodscrvice in VacationChoice and Experience：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88.27(3).

[4]彭华.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探讨[J].旅游学刊，1998（1）.

[5]杨俭波.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机制试研究[J].旅游学刊，2001（6）．

[6]梁雪松，马耀峰，李天顺.“文化边际域”中东西方旅游者行为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06（1）．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体验；休闲；旅游体验研究

【作 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171-008

Concerns on Tourist Experience and Researches Related

Zhao Hongmei

Abstract：With the view of tourist experience having inherent relationship with leisure，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researches on tourist experiences home and abroad and makes objective comments on them，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resear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make further study on tourist experience.

Key Words：tourist experience；leisure；researches of tourist experience

旅游现象中外有之，古今有之。个别的、零散的、偶然的旅游可以回溯到很早的时代，而只有当规模化的大众旅游出现时，才会有人去关注此现象的本质及其形成原因。旅游研究首先发轫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统计局于1899年发表的《在意大利的外国人的移动及其消费的金钱》，是可见到的从学术角度研究旅游现象的最早文献，当时意大利是重要的旅游接待国。此后，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因战争而几度兴衰，但总体呈现“高度分散与独立活动”的特征，而且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倾向严重①。比如旅游者研究，对其定义的分歧姑且不谈，多数只针对市场做旅游者需求等方面的分析，而对于旅游者体验，则较少纳入理性思考范畴。谢彦君教授说，旅游体验，应该成为整个旅游研究的核心内容，这话在体验经济时代尤其适用。旅游体验作为体验经济时代的一个典型表征，应该进入学术视野，成为解读体验时代特征与本质的一把钥匙。

“休闲”视野下的旅游体验

旅游，首先是作为一种休闲方式而引起学界关注的，因为在休闲状态下，旅游体验才得以实现。不仅如此，休闲直接涉及体验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借鉴尼采关于“清醒、孤独、梦幻与沉醉”的思想不无裨益。清醒意味着怀疑与批判，孤独意味着审美与超越，梦幻意味着审美中对外观世界的体验，沉醉意味着对世界本体的艺术化投入，这四重体验的合奏便是“自由人”。何谓自由人，从“自由境界”与“自由行为”的解说中可见一斑：“自由境界”是酒神狂欢的境界，是克服阻力的欢乐，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圆舞曲；“自由行为”则是大创造与大毁灭、是大肯定与大轻蔑，是创造意义的行为，是不断地自我超越的行为，是不断超越人生之痛苦、虚无和泥泞的行为②。可见，“自由人”是自我实现状态下的人，亦即，自我实现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因此，自由是人之为人的终极目的。自由体验，在尼采的“沉醉”、弗洛伊德的“升华”等状态中均可获得，不过其却与另一个命题――“休闲”，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民族文化旅游研究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休闲产业的出现归诸于不断推出的新技术以及某些消费时尚或趋势。 1999年第12期的美国《时代》杂志预测，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譬如美国，其休闲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的份额；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将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然而，休闲不仅仅是技术、效率累积的结果，而且亦是自由人的本性，它与所谓的“经济理性人”是截然对立的。

休闲学的代表人物杰弗瑞・戈比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照此定义，休闲并非单纯是那种“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事事”的状态，它是个体安然、自在处置自我的一种状态。席勒在200年前曾有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此，体验的极致――高峰体验的获得必然需要以休闲为前提条件。

关于“休闲”，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99年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就有相关论述，不过他强调摆阔式的消费；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直接指出有闲中产阶级是出于对“真实性”的寻找，才外出旅游。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文化”③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也与休闲联系了起来。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某种形式的休闲活动，而旅游者就是休闲中的旅行者，休闲状态下的旅行者是摆脱了重要社会责任与义务的人④。此定义无疑很宽泛，丹尼尔.纳什(Dennison Nash)也曾经对旅游者做过类似的界定，其界定几乎囊括所有离家外出的人。人类学对旅游者的界定，正是由其跨文化研究之特点决定的，各种类型的旅游者，是跨文化研究的基础。然而，杰弗瑞・戈比的“休闲”定义与人类学的“旅游”定义却存在某些共同点，即，人们从世俗中解脱出来，按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度过一段时间，并从中获得价值与意义。旅游与休闲在内涵上的重合，就注定旅游必然具有休闲的特性，因此，将旅游视为一种休闲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中，参与性活动最易激起旅游者的休闲心性，并可能产生忘我的高峰体验。在体验时代中，人们尝试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得期待中的体验。彼得・加特曼为现代人描述了可以亲身尝试的28种历险方式：水上居住、水陆联运、山地骑车、骑牛、乘雪橇、远航、飓风追逐、峡谷漂流、护送车队、观察海豹、冰山旅行、捕捉海雀、驾驶赛车、热气球飞行、攀岩、探洞、乘筏冲浪、驾独木舟、弯道旅行、扎营远足、亲吻鲸鱼、美洲驼驮运、特技飞行表演、划旱船、重演历史战役、乘破冰船、极地耐寒与乘狗拉雪橇⑤。这些方式不同于寻常的观赏审美，它们大都属于另类的极端体验，但正是这类参与性活动更容易使人产生刺激、忘我的高峰体验，而且此类活动通常由旅游业“名正言顺”地供给。

总之，休闲、自由人、旅游体验，三者之间具有必然的依存关系。休闲与心灵的自由自在紧密相关，如果说休闲是自由人的本性，那么旅游也是自由人的本性，旅游中的体验，一部分如狄尔泰所言，正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如旅游中的世俗愉悦体验；而一部分，则是与休闲相关的、自由人的纯粹体验，譬如纯粹的、超功利性的审美体验与投入、忘我、参与性的高峰体验等。在下文中，如无特殊说明，其所讨论的旅游体验均属于与休闲特性紧密联系的、超功利性的体验。

在认识到旅游体验之“休闲”特质的前提下，对旅游体验本质的研究才有可能继续进行，实际上，多数旅游体验研究都存在一个预设，即：只有在休闲状态下，人们才可能获得旅游体验。因此，旅游体验的学术研究，对其内涵的分析较少，而对其现象与诱因的分析居多，以下将对旅游体验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并做出相应评述。

旅游体验研究

旅游体验的理论研究，国外要远远早于国内，其研究视角，归纳起来，无外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心理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英语世界，对旅游本质及其与朝圣、仪式、游戏或生命周期之关系的研究，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一项基本课题，这些研究借用了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关于仪式与朝圣的论述以及社会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畅爽(flow)”理论。马坎内尔(Mac Cannell)继而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进行综合运用，其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研究偏好中，格雷本 (Graburm)毅然将跨文化研究方法引入旅游研究中。这些成果，都对旅游体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旅游研究一直依循“拿来主义”，从经济学、管理学、规划学、营销学、地理学、生态学、美学、史学，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早已司空见惯于旅游研究之中。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式，使得旅游研究的学科界限日益模糊，每个学科的方法、理论都可能被其他学科所采借，其中，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彼此借鉴为甚。

鉴于旅游研究的多学科特点，以下对部分旅游体验研究成果的介绍，将会忽略学科藩篱，偏重理论方面的阐述。

(一)国外旅游体验研究概况

1.朝圣或仪式论

英语世界国家对旅游体验的关注与“真实性(authenticity)”有关。马坎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旅游者，就是离开身处的虚假世界，去寻找存在真实性之时空的人⑥。然而，马坎内尔在书中很快打碎旅游者的美梦，他结合戈夫曼 (Goffman)的“前台――后台”理论，进一步揭示旅游的“真相”。他认为，舞台真实性使旅游者追求真实体验的原初愿望成为泡影，那些渴望真实体验的人，相信旅游可以使自己接近真实体验的方向。然而，现实经常是这样的：以为进入了“后台”的人，实际是被带入了预先准备好的“前台”。完善发展的大众旅游体系将旅游者完全包围在舞台化旅游空间中，没有“出口”。即便那些热爱冒险的旅游者，也只是从一个舞台移动到下一个舞台而已⑦。因此，布斯汀(Boorstin)才轻蔑地断言说大众旅游者陷入到巨大的欺骗当中，体验的都是些肤浅的“虚假事件(pseudo event)”。

尽管如此，马坎内尔依然坚持“旅游是现代社会的宗教替代品”的观点，此观点建立在“旅游者是追求真实性的人”的基础之上。在马坎内尔看来，追求真实体验的旅游者，正是宗教朝圣者的现代化身，旅游是回应其心灵最深处渴望的一种神圣诉求，因此，在奔向神圣目的的过程中，旅游者(朝圣者)的体验崇高而神圣。

维克多・特纳与马坎内尔一样，也相信旅游是一种朝圣形式。但是，特纳界定旅游者的“中心”即目标，并未局限于空间上的某个点，而是将之寄托在“他者(the Other)”⑧的反结构⑨中。旅游者的中心，贮存着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旅游者在此可成为最真实的自我，体验无拘无束的人性，与同伴共同分享“共睦态(communitas)”状态。

美国旅游人类学家纳尔什・格雷本根据旅游的不同时段，将旅游分为“世俗――神圣”两种状态。“世俗”指日常的“平凡”生活，这里指旅游前、后的平凡生活；格雷本强调旅游过程的“非凡(nonordinary)”特性，将之类同于宗教情境下的“神圣时段”。事实上，格雷本是将旅游泛化为一种“世俗仪式”，他从结构、性质、体验等方面对仪式与旅游做出比对，从而得出“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的结论。当然，旅游从朝圣“降格”为仪式，其解释范围自然会有所扩大。比如，任意一次观光，似乎都是对旅游景点的一次朝拜仪式，它帮助现代人克服现代性带来的失落感，将感觉的碎片修复完好，从而体验到完善、无缺撼的自我。当然，这种类型的旅游，又会反过来强化旅游景点的神圣性。

许多研究成果都证明，相当一部分旅游体验都类似于仪式或朝圣中的阈限体验。譬如，Moore在研究迪斯尼乐园的游客时发现，尽管十分清楚这些商业化旅游吸引物的搞笑性质，旅游者还是体会到类似阈限的体验；而Gottlieb则发现，那些为暂时忘却日常生活之单调的人，兴致勃勃、激情四溢地扮演着“一日国王”或“一日农夫”，从中体验到“另一个我”。

2.多元体验论

多数学者质疑旅游的“朝圣”本质，正如多数旅游者不认为自己有类似朝圣的旅游体验一样。科恩(Erik Cohen)并不否认“阈限”体验的存在，但是他亦认可其他体验类型的存在。在其“旅游体验现象论(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一文中，科恩明确而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科恩批判性地总结了对旅游体验的两种认识，即布斯汀的“虚假旅游体验论”与马坎内尔的“追逐真实性”理论，他认为二者提出的这两种旅游体验理论，都过于偏激，不具普适性。就此，科恩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的人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因此旅游者不止一种类型⑩。

其次，科恩对旅游体验的考察有两个基点：(1)旅游(包括文化、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等因素)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2)个人与“中心”[11]存在不同的关系，即个人对“中心”的诉求程度不同，从而存在不同的体验模式。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旅游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从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与行为，也因此体会与众不同的旅游体验。

最后，根据旅游对旅游者的意义、旅游者对“中心”的认可程度，科恩划分出五种不同的旅游者体验类型。即：休闲娱乐型模式―the Recreational Mode；转移型模式―the Diversionary Mode；体验型模式―the Experiential Mode；实验型模式―the Experimental Mode；存在型模式―the Eixstential Mode

科恩将这五种体验置于一个连续体上，连续体的一端代表大众旅游者的娱乐体验，另一端是存在型旅游者的朝圣体验(即阈限体验)，从娱乐到朝圣，旅游对旅游者的意义在增强，旅游者对“中心”的认可程度也逐渐由弱变强。(见图1)。

在这五种体验类型之外，科恩认为还有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旅游者体验，即二元中心论者与多元中心论者。这类人会同时皈依二个或多个精神中心，每一个都可能赋予其同样真实的生命启迪，也就是说，并非只有某个特定中心才会激发他们类似朝圣的体验。虔诚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给予每种文化同样的尊重与崇拜，任何文化都可能成为其向往的对象，因此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朝圣式的体验。不过，这类旅游者的存在，倒是对“疏离感”观点的一种反击，说明现代人不一定是在对自己的社会、文化中心产生疏离感后，才去寻找并最终依附于其他的精神中心。

表面看来，科恩的体验连续体可简单地归纳为两类，即以追求愉悦为目的的旅游体验与以追求意义与真实性为目的的旅游体验。但科恩认为，旅游者追求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不能只做最简单的概括。研究旅游体验的学者应该去关注这些体验的实现机会，照科恩看来，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因其实现的难易程度而异，体验模式越“深刻”，就越难实现。

“娱乐型”体验最易实现，这类旅游者只要求愉悦；“转移型”旅游者希望体验能够完成对其个人的精神修复。这两类旅游者对真实性没有要求，他们很容易就可达到旅游目的，“舞台真实”也最有可能获得这两类旅游者的认可。

对另外三类旅游者而言，体验的真实性是旅游意义的关键所在，真实性是体验得以实现的前提。为应付这类旅游者，于是出现了“后台真实”，不过，马坎内尔认为：虚假的后台比虚假的前台更阴险，对社会生活的虚妄解释是超级的谎言。对这三类旅游者的体验追求，学者们存在以下几种态度：

(1)真实性对“体验型”旅游者尤其重要，他们往往是从欣赏他者的真实文化中获得审美体验。以马坎内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者的通常命运就是陷入“旅游空间”里，意识不到自己对真实的渴求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说，就目前的旅游现状来看，旅游者没有办法深入到他者的真实性中去。这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旅游者没有识破虚假，以假当真，这勉强可算作其达到了旅游目的；另一种是旅游者意识到受骗，愤恨而归，变成更挑剔的或失去信心的旅游者。

(2)科恩认为，有一部分旅游者，比如“实验型”旅游者，具备超越舞台化“旅游空间”的知识与能力，从而窥见到他者的真实文化。但这类旅游者只是凤毛麟角，格雷本曾戏言道，大概只有人类学者才具备这种能力。而且，“虚假”对“实验型”旅游者而言，不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的愿望只是尝试，而非体验。这类旅游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成为永远的寻找者，最终可能因为找不到一种可以令他臣服并依附的生活方式，而彻底地迷失。

(3)“存在型”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要求处于连续体的最高端，这类旅游者与“体验型”旅游者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参与到他者的文化中去，去亲身实践与体验，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因此，其追求的“朝圣”体验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比如长途跋涉、肉体煎熬等；而且，这类体验也很脆弱，细微的不真实都可能成为破坏整个神圣体验的导火索，当然，“存在型”旅游者对待这些瑕疵的态度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应该说，旅游体验的研究，从试图抽象出一种普适的体验，到认可体验存在多样性，并未花费太长时间，在这个体验需求迭出的时代，人们认识体验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研究旅游的学者也会遇到更多类型的体验，也许这些体验就在科恩的连续体之外。真实性只能决定或影响旅游者的部分体验，事实上，导游讲解、服务态度，接待设施、食宿条件等客观因素，也会成为影响旅游者体验的重要原因。当然，就旅游目的而言，旅游对象之质量的高低好坏，才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而不同的旅游者对此亦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关于旅游体验，需要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来研究，英语世界人群的旅游体验，并不能代表世界所有人群的旅游体验，这正是体验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二)国内旅游体验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大概是近几年的事，且多数研究是为旅游开发与旅游营销提供参考。比较系统的旅游体验研究当属谢彦君教授的《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一书。

谢教授认为旅游体验遵循“快乐原则”，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会带来不同的愉悦。为此，他将旅游体验划分为：结构张力下的补偿性旅游体验、寻找精神家园的遁世性旅游体验、认知性旅游体验、另类色彩的极端旅游体验。谢教授从这些体验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结论，即：旅游的根本内驱力是匮缺补偿与自我实现；旅游的需要是对愉悦的追求；旅游动机是对旅游需要的工具性实现[12]。同时，谢教授也探讨了真实性、“前台与后台”、商品化对旅游体验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谢教授将旅游中产生的愉悦分为两类：一类是审美愉悦，另一类是世俗愉悦。审美愉悦来自崇高体验与优美体验，崇高体验缘于旅游者对自然之壮美而产生的震惊、崇敬、叹服的激情心理，优美体验则缘于旅游对象本身的美学特性及其与旅游者之间在心理上的某种契合与呼应。总之，爱与“恐惧”，是审美体验的主要情感泉源[13]，这是一种超功利性的体验。与之相反，旅游世俗愉悦来自视听感官以外的其他感官，它包含着我们耳熟能详的愉悦形式与内容，比如品尝美味佳肴的感官之乐、亲人齐聚时的天伦之乐、汲取知识时的顿悟之乐等等，这些体验都满足着人的某种欲望，具有功利性的特质。谢教授认为，应该避免将世俗愉悦体验与审美体验混淆，这样才能理解旅游中审美活动的实质。不过，科恩也曾提出，当体验型旅游者在旁观他人沉浸于神圣体验时，其自身也可能会接受洗礼从而领略到神圣之感，因此，谢教授如果能将人性之美、文化之美，也作为旅游者产生崇高体验的源泉，就可与体验型旅游者形成对应，使其论述更加全面。同时，尚需解释说明的是，在旅游世界中，无论是补偿性旅游体验、认知性旅游体验，还是极端旅游体验，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补偿匮缺，实现自我”的目的，并最终带给旅游者不同的愉悦满足。

总而言之，《旅游体验研究》一书的最大贡献在于，是将旅游体验表象与旅游体验目的结合起来，最终得出一个比较有解释力的结论，即旅游的根本内驱力在于旅游体验，而旅游体验的目的就是补偿匮缺、实现自我，这个目的如果达到，就产生愉悦，那么旅游者需求就此得到满足。这个解释体系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客观地讲，谢教授对旅游体验的分类也更强调其目的性，比科恩的连续体更易让人接受。另一方面，《旅游体验研究》一书不仅从现象学的角度全面审视了体验类型及其发生原理，而且还指明，旅游者体验通常不会单纯为某一种体验，而是多种体验的混合。再者，将旅游者因世俗愉悦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消极体验排除在旅游审美体验之外，对于理解旅游体验的概念与分类，有很大的作用。

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在“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反思(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Tourism Experience)一文中，重新系统客观地界定了真实性的概念，将真实性分为：客观真实 (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建构性真实(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或称象征性真实、存在性真实(Activityrelated Authenticity)。

实际上这是对旅游体验的另一种界定方式。客观真实不能全面概括旅游者体验，被专家、学者或精英们裁定为不真实或舞台真实的东西，从主位的观点来看或许就是真实。而对建构主义者来说，真实性是旅游者将自己的信仰、期待、偏好、原型印象或意识在游览对象上的投射；旅游者确实是在寻找真实性，不过他们所寻求的并不是客观的真实(比如，起源或原物的真实)，而是象征或符号的真实[14]。实际上，建构真实就是将真实的外延与内涵加以扩大与丰富罢了。存在真实性与旅游客体是否真实经常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旅游者寻找存在真实性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沉迷在由某种旅游活动所激发的自我存在状态里。换种说法，存在体验就是“存在(being)”的真实性，它被旅游者主观地尝试着，比如旅游中的舞蹈表演，古巴的仑巴舞，但这种体验强调旅游者的“在场(onsite)”与“参与”。

王教授将存在性真实划分为内心真实(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与人际真实 (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前者强调体验的自我塑造与自我认同，后者强调群体的共同体验，比如亲人的团聚体验，朝圣旅游者之间的“共睦态”体验。最后，王宁教授得出结论：即便旅游对象完全不真实，其中依然可能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旅游者可能要求一种替代性的，由旅游活动所激发的存在真实性，因此存在性真实可成为常规的客观性真实与建构性真实的一种替代。存在性真实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提出，可以解释那些重视参与和身体力行的旅游行为，剖析出其追求的体验类型。

国内关于旅游体验的著述还有很多，但多属应用性质，与本文无关，恕不赘述。

结 语

“体验”概念的界定非常晚，这个词首先被哲学家赋予了生命意义的内容，由此，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被解释为一段一段体验的连续。因此，体验对个体生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瓦西留克有一个经典的问题，他问道：当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他落到已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需求、定势和价值的情境时，他做些什么?瓦西留克给出的答案是体验，但他的“体验”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验，而是一种旨在恢复精神的平衡，恢复已丧失的对存在的理解力，是“产生理智”的一种特殊活动形式[15]。时至今日，“体验”概念更多地指涉着生活事件，正如托夫勒所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体验。如果体验依然意味着生命的意义，那么追逐体验的人，就是在丰富与延伸生命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在乎体验，意味着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当千百种商品可供人选择，却只满足一种需要时，商品体验化势不可挡；而当更多的人群想离开常住地，开眼界、换生活或逃避现实时，体验商品化应时而现。体验商品化的典型正是旅游业，政府、旅游企业、旅行社、景区景点、交通部门、酒店旅馆、旅游从业人员、地方精英，甚至跨国公司，都可能成为制造、提供体验的力量组合。在旅游中追求体验的人是休闲中的“自由人”，他们下意识期待沉醉于忘我的“高峰体验”，弥补精神缺失，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与自我创造，从而获得愉悦感受；而快乐的获得，必须如杰弗瑞・戈比所言，要先从自身文化与物质环境中解脱出来，达到休闲状态。因此，格雷本说，旅游是实现“休闲(recreation)”的一种方法，恰巧，可以借用尼采的观点，将“休闲”理解为另一层意思――“再创造(recreation)”，即，旅游亦是实现再创造的一种方法。

由于旅游体验的多样化，任何一种试图抽象出旅游体验之本质特征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布斯汀因为对“大游学(Grand Tour)”时代精英旅游的追思，而断然否定现代大众旅游，认为其肤浅、庸俗，所有旅游者获得的都是来自“虚假事件”的虚假体验；而马坎内尔正相反，他笃信旅游者因为厌恶虚假、冷漠的现代社会，而去“他者”的文化中寻求真实性。尽管旅游者可能遭遇精心制作的“前台”或“后台”，但马坎内尔仍然坚持，怀揣真实性渴求的旅游者将拥有与朝圣者一样的神圣体验，他说：如果朝圣者一半是旅游者的话，那么旅游者也一半是朝圣者[16]。布斯汀与马坎内尔都在普适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旅游体验理论，否认其他替论的存在。

以科恩为代表的“多元体验派”犀利地批驳了上述两位的片面观点，科恩认为，存在多种旅游体验。为此，科恩构拟了“中心”概念，依据旅游者对中心的诉求的强弱程度，将旅游体验划分为五种模式，科恩的连续体亦体现了旅游者对真实性的由弱而强的在乎程度。不过，科恩的体验类型过于重视真实性的决定力量，而忽略其他旅游吸引物的魅力。比如王宁教授提出的建构性真实、存在性真实，就大大丰富了真实性的内涵，无形中也降低了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要求。其中，存在性真实强调旅游过程中的参与体验，正是“参与”让旅游者忽略了旅游客体的不真实性或建构性，而只感受到真实自我的存在。事实上，“真实性”在谢彦君教授的体验类型中并未发挥太大效力，谢教授更强调体验的功能，即旅游体验的情感放飞与精神救赎功能。科恩与王宁，是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划分体验类型，而谢教授则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划分体验类型。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但这两个角度，都引领人认识到不同的旅游体验模式。纵观各种体验类型的划分，大都无外乎这两种。

不难看出，虽然旅游本质至今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旅游体验种种表象的分析，都直指旅游本质。是非暂且不论，旅游体验这一视角却值得嘉许，因为不言而喻地，体验是旅游者需求的核心。不同的人在追求着不同的体验，有人诉诸于旅游，有人则依赖其他方式，比如体育运动、赛马、艺术，甚至，但在现代社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旅游这一方式，这似乎暗示着，旅游中存在着吸引大众的魔力，而这魔力因素，则最有可能存在于旅游体验之中。

综上所述，无论哪个学科的旅游研究，都无法忽略旅游体验，而一旦涉足于此，就无法避开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影响因素。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现代人的所谓“疏离感”，对现代性“爱恨交织”的情绪，对真实性的渴求，自我的迷失，以及浪漫的“怀旧”情结(David Lowenthal不是有一本“过去存在于异国他乡[WTBX]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WTBZ]”的书吗)，这些都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对旅游者的“推力”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着旅游体验的性质，是客源地社会的“推力”，异国他乡的“拉力”，还是旅游者自身的“心力”，这是个需要对旅游者群体，这片“运动着的田野”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才能予以诠释的问题，而这块领域，除少数几位旅游人类学者外，大多都不曾涉及，因此更加亟待来者的长期深入研究。

注释：

①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之一)[J]旅游学刊，1996(1)：65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尼采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127-128

③乔弗里・杜马泽迪尔认为，文化是一套重要程度不等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之的内在化过程。

④Dennison Nash，Valene L.Smith.Anthropology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 18，Num 1，1991：17―19

⑤彼德・加德曼的《冒险设想：北美富有刺激性的逃避》(纽约：福德旅行出版公司，1997年)描述了这一类探险活动，加德曼亲身经历了每一种探险活动并且留下照片。书中同时还列出从事每一种探险所需要的物品单。

⑥Graham Dann，Erik Cohen.Sociology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 18，Num 1.1991：160-161

⑦⑩Erik Cohen.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Sociology，Vo1.13 No2 May 1979

⑧指与母文化不同的异文化。这是指旅游者远离自己的社会，进入“他者”的文化氛围中，去实践与自身社会似乎截然不同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获得不寻常的体验。

⑨在特纳那里，社会“反结构”与“共睦态”指同一种状态。特纳认为：“共睦态(或反结构)”是一种与毫无芥蒂的直接交流相联系的状态，它甚至是各自有着明确身分地位的人之间共享的一种息息相通之情。这种状态会在各种人群中、各种条件下和各种情况中自然产生。这是一种“阈限现象”，其中混合着谦恭、神圣、均质和同忾等特性。这种状态充满着愉悦的情感，体验此状态的人有着无尽的力量感。另外，将“communitas"译作“共睦态”，是台湾中研院余光弘教授提出。

[11]指个人的精神中心，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对于个人而言，象征着人生的终极意义。

[12]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种现象学的视角》[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

[13]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种现象学的视角》[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141

[14]Wang Ning.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365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中图分类号：F59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209-02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1] 罗明义.旅游经济学分析:方法・案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22.

[2] [美]Abraham Pizam，[以]Yoel Mansfeld.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M].舒伯阳，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9-84.

[3] 董志勇.行为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4] 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0-37.

[5] 王家骏.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址――旅游决策行为研究[J].西京论苑，1997:49-62.

[6] 吴必虎，唐俊雅，黄安民，等.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J].地理学报，1997，（2）: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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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瑞霞，邬冬华.不确定条件下判断和决策的新领域――前景理论[J].运筹与管理，2005，14，（2）:14-18.

[9] Kahneman， D.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M].New York: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0.

[10] 李国平.行为金融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6-167.

Analysis of Tourists’ Behaviors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LI Bin， YANG Xiao-xi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院校学生；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交回避；社交苦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7-0077-05

1　问题提出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它是一种意识性的心理策略和行为策略，是处理应激的可利用的个体内部资源…，通常被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研究表明，不同的应对方式可以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影响应激和情绪障碍的关系，良好的应对方式可减轻因压力造成的心理反应；男性较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性格外向者多倾向于采用成熟的防御方式，并积极应对外部刺激；而性格内向、情绪不稳定者多倾向于采用不成熟及中间型防御方式，并消极应对环境刺激。安德鲁(Andrews)研究表明，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以上。社交回避行为及苦恼是指回避社交的倾向及其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回避是一种行为表现，苦恼则为情感体验，意即在社会交往情境中有负向情感和不舒服的体验。近年来。随着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服务领域的拓宽，对社会交往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认为社交回避及苦恼体验是一种持续、显著的对社交情形的焦虑导致不敢进入社交场合的行为和体验。其基本特征是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或可能被人注视的社交场合产生过强的畏惧，外表表现为孤僻、独来独往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人际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旅游是一 个服务行业，培养的人才主要从事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调查表明，影响旅游院校毕业生成才最重要的因素为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应对方式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进而调节着应激与社交能力的关系。社交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旅游院校学生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因此，探讨旅游院校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社交状况的关系，对培养旅游院校学生良好的应对方式，形成较好的社交状况，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通过对旅游院校学生施测应对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拟探讨以下问题：(1)了解旅游院校学生应对方式和社交状况的人口学特征；(2)探索旅游院校学生应对方式特征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以期对旅游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尤其是重视其社交能力的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组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地处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江西省九江市、四川省巴中市、甘肃省酒泉市、河南省信阳市、安徽省蚌埠市、吉林省通化市的10所旅游院校的700名学生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678份，有效率为96.86％。其中按照生源类型分为本科生、高职生和中职生，分别为184人、350人和142人，比例为1.30：2.46：1，基本符合国家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结构分布；其中男生242人，女生436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为18.66±1.584；按照国家2009年城市GDP排名，将排名为前10名的北京、上海、深圳等直辖市或沿海地区的学生划为发达地区组，共计188人，将排名在60名之后的九江市、巴中市、酒泉市等内陆省市的旅游院校学生归为欠发达地区组，共计492人。

2.2　研究工具

应对方式的评定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共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评分，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其中积极应对维度由12道题目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8道题目组成，最终取每个维度的平均分作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程度的衡量值，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社交状况的评定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scale)，共由28个项目组成，其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价社交苦恼，计分使用“是否”方式，均值与条目总的相关系数均值为0.77，内部一致性较高，最终取每个维度的平均分作为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程度的衡量值。

2.3　施测程序

被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测试。主试先统一交代指导语，确定每一个被试确实明白题目的含义后，由被试者自行笔答。所有被试者均自愿参与调查。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l3，O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旅游院校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

本研究考查旅游院校学生的性别、生源类型、所处区域类型等不同背景变量在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上的差异(见表1)。结果表明，在积极应对上存在性别差异(p

3.2　旅游院校学生应对方式与社交状况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旅游院校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进行了相关性比较(见表2)。结果显示，积极应对与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均存在 显著负相关(p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积极应对方式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以往研究认为，女生较男生更多地采取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社会刻板印象。旅游院校女生得分高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旅游院校的女生比例大大超过男生，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连续5年的生源分析表明，女生数量都是男生数量的两倍甚至更多，这就导致女生在就业时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使得女生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应对求学或求职中遇到的挫折或压力；二是旅游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女性在语言沟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使她们更加善于与人沟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

应对方式与生源类别有一定关系，学历层次越高，越易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个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中职生较本科生相比，更不善于利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因为中职教育在国内已相当普及，学生对个人的学历层次认同感低，自我价值感偏低。研究表明，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己的重要性和悦纳感。自我价值感的高低是由于个体对自己的力量、品德和能力的自我评价不同而形成的，高价值感者有关于自己的一系列正面看法，普遍认为自己比较出色，有能力，受人喜欢，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因此，自我价值感高者更多与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关。

发达地区的旅游院校学生较不发达地区学生具有更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个结果与其他研究相一致。原因可能是：(1)发达地区学校有着更加优良的教育资源，学校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学生提供了许多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空间，使学生更加悦纳自我，敢于向压力挑战；(2)发达地区旅游院校的教师素质普遍较高，应对方式更为积极。高素质的教师，有正确的学生观，他们相信学生的潜力，对学生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充满了信心，更懂得如何利用皮克马利翁效应鼓励学生，传递对学生成才的期望，他们通过合理的方法，帮助学生自觉的觉察、审视和评价自我，促进了学生积极应对。

此外，本研究还对旅游院校学生的应对方式与全国常模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旅游院校学生的积极应对程度显著高于常模，消极应对程度显著低于常模。这表明对于旅游院校学生而言，他们更易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挫折和压力，这一点比较符合旅游院校学生的特色。旅游院校学生将来是要从事与人接触的职业，因此，保持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应对方式，更加符合自己的职业道德，对自己的专业认同具有良性的作用，有利于旅游院校学生展开自己的工作。

本研究发现，旅游院校在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相一致。然而，旅游院校学生在社交状况两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与国内其他研究不一致，一般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受社会环境、学校、家庭因素等影响。欠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学生。与在相对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学生相比，思想比较保守，在社会交往中有较多的回避行为和苦恼体验。但在旅游院校学生中，没有这种差异，其原因可能与旅游行业特征有关，欠发达地区，如四川、江西、甘肃、河南、安徽等地虽然经济上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差一些，但旅游资源不逊色，旅游业在当地经济领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旅游专业学生有比较多的旅游从业经历或实习经历，社会交往中并没有更多的障碍，这可能是旅游类院校学生在社交状况上有别于其他大学生之处。社交回避及苦恼分别指回避社交的倾向及其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回避是一种行为表现，苦恼则是情感体验。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健康而完整的精神面貌，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人也是通过人际交往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和改变自己的。显然，社交回避与苦恼是在社会交往情境中的一种负向情感和不舒服的体验，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旅游院校学生正处于社交活动、接受教育和个人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害怕和回避社交，学习的机会与社交技能锻炼的机会减少，工作学习能力与社交生活能力下降，也会严重阻碍学生的发展。对于旅游类院校大学生而言，性别和区域不是影响其社交状况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尚待研究。

旅游院校学生在社交回避上虽然不存在学历或年龄的显著差异，然而在社交苦恼的体验上却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这与其他研究相一致。研究表明，在当今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处于中职学历的学生对自身的学习现状的不满意，不自信，使得他们产生一些自卑、自责的情绪，甚至以逃避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同时，由于社会对高文凭和高学历的要求，一些求职岗位排斥中职生，更加导致了他们内心的各类苦恼体验，包括交往方面。这也符合情绪三因素理论，情绪三因素理论(情绪的认知学说之一)认为情绪产生包含刺激因素、生理因素和认知因素3个要素，其中认知因素起决定作用，苦恼情绪不仅取决于事件，更主要取决于对事件的认知方式。

本研究结果表明，旅游院校学生应对方式与社交状况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越是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体验程度就越低，越是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其社交回避越强烈。这与已有关行员应对方式与社交回避的关系研究结论相一致，该项研究认为遇事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策略的飞行员善于社会交际，而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的飞行员则适得其反，易出现社交回避及苦恼，说明遇到不愉快事件时能够做到尽快忘掉，想开些、转化为积极因素，找人诉说、回避情境、幽默对待有助于社交活动，反之，则易发生社交回避及苦恼。这是由于积极应对包括寻求支持、改变价值观念体系等；消极应对方式包括回避、发泄等。应对方式显然对社交状况具有预测作用，但这种影响是直接的线性影响还是间接的调节作用，还有待在将来的研究中结合其他变量澄清。

5　结论与建议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直到2008年，武汉科技大学曹诗图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出版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填补了国内旅游学研究学术专着的空白。该书首次对旅游哲学的概念、学科目标、研究对象、学科意义、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初步构建起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不久，学界便有多篇书评发表，大多给予积极评价。其中，有学者认为该书“将旅游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学术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有学者在肯定该书“开创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基础上，认为该书未能很好构建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旅游哲学体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应该说，作为国内第一部旅游哲学研究专着，《旅游哲学引论》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对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着者苦心孤诣、筚路蓝缕之功亦为学界所认同。但学界同时也认识到，旅游哲学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讨。

正是抱着对学术孜孜以求、认真负责的态度，曹诗图教授继续扎根旅游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探索，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由学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着名学者、世界休闲科学院资深院士马惠娣女士为该书撰写序言，对该书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层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国旅游研究最为缺失的东西。能做这样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学界的一桩幸事……希望这部着作能为变革人的旅游观念、旅游行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机让政策制定者、规划设计者、教书育人者、业界经营者、学术研究者、职能管理者有些发反思与批判”。

该书分为7章，共28万余言。第1章“绪论”提纲挈领，统领全书，在评述国内旅游哲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全书的逻辑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观点。第2章“旅游本体论”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作者从旅游哲学的元概念和逻辑起点-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讨了旅游的本质，提出了“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等重要观点。第3章“旅游价值论”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认知功能、经济功能、德育功能、康体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等，并从旅游与人、旅游与社会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内在价值。第4章“旅游伦理论”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与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伦理建设的路径。第5章“旅游批判论”引人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国内存在的旅游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论”提出了“旅游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的观点，指出了旅游现象中的诸多矛盾表象，并对旅游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进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认识论”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旅游领域的认识与实践问题，构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框架。纵览全书，“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和“旅游认识论”三章是该书的重点，所占篇幅最大，论述也最为充分。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了旅游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是开展旅游哲学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W。然而，由于学界的旅游哲学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外几无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样的逻辑思路和模块来建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成为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学术命题。在第一章“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以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哲学领域”，系统研究旅游本质等旅游学基本问题，以此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见图1)。

鉴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一书所构建的、按8个模块展开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有些欠严谨，某些内容安排欠妥当”w,该书对原有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的“纲”和“目”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作者按照“旅游本体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认识论”等6个模块，重新构建起了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为基础框架的旅游哲学理论体系。在该书中，作者将《旅游哲学引论》一书中的“旅游本体论”与“旅游本质论”归并为“旅游本体论”。旅游本体论的研究内容回归到旅游哲学的根基--旅游的概念与本质，避免了以前“用价值论的理解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等问题，更加符合哲学意义上“本体论”的内涵。原来的“旅游实践论”和“旅游方法论”归并到“旅游认识论”。还有各个模块的研究内容也经过了较大幅度的删减、补充和调整。经过重新设计后，该书所确立的旅游哲学体系，既合乎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论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论体系更加严谨，内容安排也更趋合理。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该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这是哲学视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框架，或不能简单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这六个相等或并列的层级内容”。该理论体系仅是作者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一家之言。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尤其是理论与观点的创新。研究者要创新理论、观点，不能依靠主观臆断，而应该具备“问题意识”等学术素养、丰富的研究经验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学术过程，才能提出经得起学术检验、令人信服的理论与观点。《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学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如作者关于旅游的定义、旅游的本质、旅游的功能、旅游的异化、“旅游亟需从哲学的视角和高度进行研究”等，已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学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层理论”、旅游本质的“樊笼理论”、旅游结构的“冰山学说”以及旅游层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论”。这些理论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后，对旅游现象和本质的高度概括，仔细品味，意蕴深远。在观点创新方面,该书将旅游的本质由旅游者的“异地愉悦体验”提升到了旅游者的“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质，颇具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的哲学韵味。还有该书从文化、美育、认知、德育、康体等多角度对旅游功能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该书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观点去反观国内对旅游经济功能的顶礼膜拜现象，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从经济角度解释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狭隘与短浅。又如，作者在论述“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价值则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联系到作者还将旅游研究纳人到“人学”的范畴去认知并实践，这说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动之于旅游主体的最高价值（马惠娣在该书“序言”中对作者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一观点颇为欣赏)。这些观点将会对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实践起到警醒的作用，彰显了旅游哲学研究作为“警示平台”的意义。

《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彰显了哲学研究所秉持的“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并将其一以贯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学对旅游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的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权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坚持了这种“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态度，在某些章节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论”。作者直面我国旅游领域的异化现象，提出了旅游异化的概念，分析旅游异化的表现并进行反思与批判，构建起了旅游异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旅游的学术研究、发展模式、思想观念、消费者意识和行为、消费环境等各个领域，旅游异化研究正是对“背离旅游本质和旅游业发展初衷”现象的批评与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声音在学术界犹如空谷回音，弥足珍贵。另外，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本质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作者对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质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国内外学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本身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结果，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对先前文章与着作中的某些理论、观点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与提升。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着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依笔者浅见，《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进一步强化和改进。首先，该书去掉了《旅游哲学引论》中的“绪论”和“旅游方法论”部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学引论》的“绪论”部分，论述了旅游哲学的概念、学术缘起、学术价值、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学切关宏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旅游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应该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旅游哲学着作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旅游方法论”部分，因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属于旅游方法论范畴，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节的内容稍显单薄，理论性还不够强，哲学味道也不够浓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论”所论述的矛盾皆为旅游实践中的具体矛盾，并引用大量实例。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让理论分析与旅游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论性与“哲学”韵味。

然而，瑕不掩瑜，尽管该书在个别篇章和具体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从总体上看，该书较之《旅游哲学引论》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尤其是该书对旅游哲学理论体系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观点和理论。《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一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地推动我国旅游哲学研究的深人和相关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学术领域颇为深广，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诗图教授在此领域精耕十余载，为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整体而言，国内旅游哲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所阐发的仅是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还敬请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