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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风论文

思想作风论文

思想作风论文范文第1篇

苏轼当秘书不是挂虚衔,而是真真正正的秘书,甚至一度当上了高级秘书。苏轼在哲宗即位后,被召还京,先后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皇帝近臣)、中书舍人(参与国家机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苏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仕读,仕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尽管苏轼的秘书生涯在他整个的从政过程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他无论在朝在野,都在持续着一项重要的秘书工作利用文字向上进言,几乎未曾间断过。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秘书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古代全才苏轼。

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成就辉煌,他在从政生涯中所体现的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和仿效的地方。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繁重、琐碎、常居幕后而又责任重大。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能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秘书经常拟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费;秘书组织会议,但自己从不坐上主席台;秘书经常熬夜,节假日不能休息;秘书经常出差,东奔西走;秘书的工作有时还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得不到社会的公认。这种种事实说明,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当不了好秘书的。

纵观苏东坡一生之言行,爱民、忧民是贯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条红线,也是他终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从政基准。苏东坡一生所写的奏议大约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为百姓请命或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写的奏议大约有50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须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须向朝廷写奏议啊!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实在不算少了。

苏东坡不仅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还身体力行地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他在凤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为农事求雨和灭蝗以及组织收养弃儿,在徐州组织抗洪保民,在杭州组织赈济灾民和开浚西湖、疏浚城中运河以及修复六井,在颍州治理沟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开八丈沟,即使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无权问事,依然心系百姓,不忘为民,如在黄州制止杀婴之风,在惠州助修东新桥和西新桥,还积极热心地向盛产稻米的浙江推荐秧马,在儋州办私立民族学院(郗伯康语)传播中原文化,这些为民造福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受到当时的人民赞扬,也为后世传颂。

第二,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思想作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思想作风建设 理论

同志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1]。这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抓住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

一、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并根据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复强调从思想上、理论上建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础。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抓好了这一条,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同时指出,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因此,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首先要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抓紧抓好。从继承和发展思想建党这个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出发,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二、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志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一是对“精髓论”作了新的诠释。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学习邓小平理论,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认为这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并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二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揭示。他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使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实际,达到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统一。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解放下的实事求是,而实践是其唯一的检验标准。三是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进行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前提。他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我们党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

三、以整风的精神开展党性党风教育。为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上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整风的精神在全党深入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其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是一次系统的思想作风教育。在看来,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解决好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一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增强了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自觉性。学风是党风、政风和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关系着全党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对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教育活动中,通过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世纪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二是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增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他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牢靠,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是不可能兢兢业业,也不可能作出什么成绩来”[3]。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感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同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壮大了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

四、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丰富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科学内涵。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新时期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遵循,更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二是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因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根本问题。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也就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核心。三是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同志多次明确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这就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325页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4页

[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思想作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胡风和胡风冤案成员们的历史功绩,绝不仅只在于他们自身所建树的成就和实现的生命价值;还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在亿万人民心中唤醒了良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录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对胡风《文艺报》的批判及“三十万言书”批判的焦点、批判的模式、及其教训。19世纪俄罗斯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充分的理解过去一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一我们可以揭示未来意义一向后看一就是向前进。”

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著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最遭垢病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者认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症结所要。林默涵和何其芳指出,“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主要有三点:“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今天我们重读胡风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许多指贵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同时,比许多同时代的批评家更重视、更强调忠实于现实,他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了“生活底深人和胸怀底扩大”这两个方面。他毕生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而指贵胡风“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胡风也从不否认先进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健康的人生观能够使作者有力量更深人真实”,“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和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他也相当重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和世界观的改造,多次说:“深人到实际斗争也就是和大众的结合里面,这正是文艺运动在今天的主要任务。在胡风看来,世界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之一,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增强主观战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因此批判者在这方面的指贵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贵,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二十七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是胡风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所作的全面陈述,同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在“说明材料”中,带有全文总结性的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胡风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他长期以来一再反对的“庸俗机械论”。他认为,由于“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胡风所论措辞虽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所举的问题确属当时理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也是在胡风前后屡有批评家和作家企图给以纠正的偏向。这些偏向,胡风以为可以前溯到苏俄“拉普派”的庸俗社会学、主观机械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就不时地“掉进了拉普派底‘理论’,而且“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胡风所剖折的五把“理论”刀子,结果被林默涵、何其芳等几位理论家断章取义地归纳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1日,中宜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思想报告》中说:“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事实上,胡风反对的不是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指斥“作家要从事创作,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的说法;反对的不是作家深人到工农兵生活中去,而是指斥“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反对的不是提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而是指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反对的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是指斥“只有过去的民族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以及“非礼毋言”的封建复古主义;反对的不是作家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而是指斥“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的题材决定论。林默涵、何其芳等一些理论家们,他们去掉了命题的前提和条件,简化了推理与演绎的逻辑程序,以大简化的手法,直接地制造出了一个置胡风于死地的罪名。由此,“五把刀子”论最后成了宗派主义手中的凶器。

胡风以为他一直批评的那些“有害的”观点会造成文艺的“混乱”和“姜缩”,会“闷死”、“枯死”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但种种有害的倾向,在建国后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变本加厉,原因在于“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宗派主义作法,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论断,使得胡风的批判者们有理由相信,胡风不仅反对毛泽东文艺方向,否定新中国文学的成就,而且还反对和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因此“三十万言书”也便成为招致更猛烈的批判的靶子。自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始,掀起了全国性的自上而下批判胡风的第三次高潮。这次批判,持续到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爆炸性的揭发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止,共达5月之久。自此彻底改变了矛盾的性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成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分四个小标题:“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这四条罪状,作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证,今天我们重新分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胡风致舒芜的信,约有110余封,《材料》所摘录的34则,是从这些信中掐头去尾而来的,就是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也看不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痕迹来。

针对第一条罪状,其实胡风在致舒芜的信中,攻击的都是和他的文艺思想有过论争的个人。胡风一贯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人,这是他的缺点,胡风反对和抵制了某些人,不能说是“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针对第二条罪状,主要是因为胡风不愿意参加当时重庆文艺界的活动,称这些活动为“魔鬼之舞”、“混在蛆虫里面”。虽然措辞上有欠考虑,而且,对闻一多的牺牲,说是“投机”,但也仅仅是对一个进步作家的评价的错误,构不成“一贯反党。”

针对第三条罪状,《材料》中所收的七段书信,谈的大都是《希望》的创刊后的一些牢骚,和他一定要办好《希望》的决心,及决不与国民党妥协的态度。把它列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的罪证材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针对第四条罪状,胡风在信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表现出对党员作家的不够尊重,盲目自满,目中无人,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但作为“一贯反党”罪证,也是错误的。

思想作风论文范文第4篇

1、理论学习没有得到加强。由于工作较忙,而忽略了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工作能力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2、作上有时处于被动状态,不能够积极主动。

3、工作作风尚存在着不实问题,开会布置工作的多,深入到一线督察的少,听取下面汇报的多,深入到一线调查的少,凭老经验,老办法解决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本人整改措施如下:

1、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先后分别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若干准则(试行)》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及市局、县委、县局98年以来的相关行风、政纪有关文件,认真落实深入排查,在认真学习排查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了讨论,谈了个人的感想和体会,总之,通过学习,讨论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次行风学习,是事业单位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的现实选择,是纠风治乱,集中解决机关作风有效手段,是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2、针对自身不足,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转变工作作风,立定为人民服务意识,以此解决工作作风不完善和为人民服务不够高的问题。

由于本人在这次自身作风整顿中,能够认真学习、自我剖析存在问题,加强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思想认识提高,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得到了改进;二、办事效率、服务质量明显得到了好转,提高了工作能力,加大了督察力度,单位整体机关作风得到了完善,上班迟到、早退、串岗等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三、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服务质量上有了明显好转,我将继续按照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执业水平。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自查自纠整改小结

本人根据县委、县政府和县局的统一安排,通过思想发动,查改问题,集中整改,总结经验等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使自身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取得预期效果,现将个人学习整改情况总结如下:

一、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为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本人认真学习了市、县两级及县局相关党风廉正建设与行风建设文件,在认真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了讨论,谈了个人的感想和体会,总之,通过学习、讨论使我充分认识到此次机关作风整顿至关重要,现将本人学习、整改情况汇报如下:版权所有

思想作风论文范文第5篇

党风科学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学说,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作风的产生、发展及其建设规律的科学。它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及系统科学、教育科学等学科交叉发展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风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党党风的外在环境、内在本质及其党风建设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党风科学是通过对客观的党风现象和实际的党风建设(包括党风实验)的研究去揭示党风规律的。)党风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应透过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党风现象并论证这一现象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及其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运用。就我们党来说,党风有两条基本的规律:一是党风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党风与社会的经济(包括生产力)、政治、文化的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二是党风与党的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党风与基层的组织生活、党纪活动、党员的党性修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规律。它们是制定党风建设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一切党风活动必须遵循的。版权所有

党风建设理论发轫于一百多年之前。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党风问题,并把党风研究作为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党风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象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第页)恩格斯在这里最早提出了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并努力研究世界观这个党风的内在本质,是共产党人免于腐败堕落的根本措施和保证的重要思想。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也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选集》第卷,第页。)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进一步明确了把党风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必要性。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特别是目前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多万党员的大党,要解决的党风问题、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党风问题比较突出。所以我们党历来强调加强党风建设,并把党风问题视为“党的生命”。

尤其在当前,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繁重的国际国内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党风科学研究的时代价值,努力探讨党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全面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增强党风建设的科学性、预见性、创造性、时代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党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等方面提供一把钥匙。

在党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党风建设工作是建立在对特定党风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更不是思辨色彩甚浓的随意性定量的研究,而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以求实和资料为依据的严密论证。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真正了解作为党风实施者的每个成员——各级组织和各个党员。

(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有助于人类的文明的提高和发展。

从党风科学学科性质来说,它的创立和发展有助于人类文明的提高和发展。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门先进学科的研究和建立,都有助于人类文明的提高和发展。党风科学作为当代一门先进的学科,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人类文明学说的范畴。因此,我们评价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应仅仅限于党建理论这一方面,而应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文明史观来审视它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从这个高度来评价党风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话,那就不难看出,党风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在我国党的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而且在引导人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三)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党风观,建设好的党风。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党风科学的理论基础,党风科学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获得总的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风科学在分析和研究党风问题时,绝不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的,而是把党风看成具有专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事物。它也不是停滞不前、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党风建设的进程,优良党风的培植、继承、发扬和创新,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始终出于矛盾对立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的,是多种因素(社会、单位、家庭、学校)合力作用,并最终通过党自身努力的结果。因此,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党风科学,有助于形成马克思主义党风观,建设好的党风。

(四)有助于遵循党风建设规律,提高党风建设水平。

党风建设是一项十分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时期,要做好它,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党建党风工作者应该学好党风科学,按党风建设规律办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党风建设水平。

(五)有助于深刻认识党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关于党风建设在党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尤其是同志在时期从党建的整体意义上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阐明了整顿党风的极端重要性。然而建国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年代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常常把党风建设理解为是一项局部性工作,从而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中指出,全党要“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这就说明了党风建设是关系党的建设的全局性问题。我们学习和研究党风科学,有助于科学分析和认识党风建设在党建体系中的整体性、全局性地位。党风科学认为,党的建设同其他事物一样,也分表里两个部分。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内在的各个方面,是党建本质的内容。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的外在反映、综合体现,是执政党的形象建设工程。因此,在党风建设中也必然存在加强党的思想作风、政治作风、组织作风、理论作风建设的问题。党风就是党的整体性风貌,是党的组织及其党员在思想、政治、理论、组织、工作、生活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它综合反映党的建设诸方面内容并贯穿于其中。只有把党风建设提到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全局性的高度,把党的内在的各项建设和党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从总体上、全局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达到综合治理党风的效果。这正是党风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

深刻认识党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又可以帮助我们充分认识把党风建设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必要性。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风”这个词是对党的整体性风貌的形象化认识和比喻,它反映党建的诸方面内容并且贯穿于其中。因此,党风建设不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局部性的小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性的大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的实践迫切需要党风科学理论的指导,把党风建设理论作为一门重要的科学来研究,无论从我国的国情、党情还是从国际形势的发展来说,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因此,党风科学理论研究是一个时代性的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限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明确提出过“党风科学”的概念,更没有写过关于党风科学的专门著作,但是这一理论的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革命导师的理论著作中,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史中。这为我们研究和创建党风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发展,以及党建学说的发展和完善,党风科学理论才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这无疑为党建学说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目前,根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风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基本研究内容为:以党风实施者的党风体现即优良党风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及党风水平、党风质量不断提高为主线,考察党风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党风系统或党风领域的特殊矛盾中揭示党风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党风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我们建议要通过关于党风的基础理论和党风建设理论两个方面,对党风科学基本原理(包括党风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版权所有党风科学的分支学科(与部门党风学、边缘党风学、历史党风学、比较党风学),党风科学的应用等科学研究,来构建和发展适合中国特色的党风科学理论体系。应该指出,党风领域中大量的理论问题需要作出新的概括,也有大量的实际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这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风科学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对我们党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反腐斗争中的党风实践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党风科学基本原理,总结党风实践,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为党制定有关党风建设的重要决策、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要依据我国有亿多人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等基本国情,依据我们党有多万党员,既以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又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既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又长期存在理论不足的弱点;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又存在党员队伍文化科学知识和业务素质不平衡的状况等主要党情以及党和国家处于资本主义攻势的包围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国际国内环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党风模式,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