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圆明园的资料范文第1篇

刘阳从小就对老北京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12岁那年暑假的一个下午，他一不留神坐错公交车，阴差阳错地到了圆明园。在此之前，他对圆明园的全部印象就是教科书上那张标志性的大水法的图片：一个拱门和几根孤零零的大理石石柱，一片断壁残垣。可当他走进园中的展览馆，却被展馆中介绍的美轮美奂的中式园林、风格迥异的建筑造型、惊心动魄的历史深深震撼了：“光秃秃的大石头背后竟是如此恢宏的建筑和绵长的历史！”刘阳兴致勃勃地逛了3个小时，直到工作人员催促他要净园了，他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圆明园。他激动地想：“要是以后能到圆明园上班多好啊！” 从此，这个昔日的皇家园林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

怀着对圆明园的浓厚兴趣，刘阳每个月都会骑着自行车，对照地图在实地转悠。光这还不够，如饥似渴的他开始广泛搜罗和阅读各种关于圆明园的资料，这类枯燥的历史书其他人一点都不感兴趣，可他却读得津津有味，根据书中的只言片语，他开始按图索骥，展开对散落文物的实地寻访。

随着研究的深入，刘阳经常在平媒和网络上发表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因此在圈内小有名气。大学毕业后，他经知名学者推荐，如愿以偿地进入圆明园管理处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他接触到了一些翻拍的模糊的圆明园老照片，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老照片，却成了他“寻宝之旅”的好帮手。一次，刘阳偶然经过西单胡同的一个四合院，不经意的一瞥，与门内的一对石鱼打了个照面。他当时只觉得是个老物件儿，并未想它会跟圆明园扯上关系。直到年底，刘阳在整理资料时看到一个法国传教士拍摄的两张老照片，上面似曾相识的石鱼让他想起了春天的“惊鸿一瞥”：“大脑袋，有点像胖头鱼，尾巴是翻卷过来的。独特的造型跟四合院的石鱼完全神似，有没有可能就是同一对呢？”带着疑问，刘阳以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又一次去了胡同，经过反复观察、对比，查阅资料，最终确认这对石鱼就是老照片中的石鱼。这个发现让他震惊不已，马上向领导汇报了这个重大发现。经圆明园官方和院子的产权归属单位协商，石鱼很快回到了圆明园，成为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石鱼的回归让刘阳意识到老照片作为史料的重要性，他一口气把此前零零散散翻阅过的圆明园老照片整理了一遍。他还经常在“亚马逊”“淘宝”“孔夫子”等电子商务网站上，淘到许多重要而又罕见的圆明园史料。一次在拍卖会上，刘阳发现一本相册，其中有三张民国时期正觉寺三圣殿的照片，他觉得非常有价值，可对方开价高达15万元，而且态度不容商量。虽然当时手头拮据，但为了不与心仪之物失之交臂，刘阳只好狠心找朋友借钱买下了相册。不仅如此，对于流失海外、无史可查的文物，刘阳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利用年假赴海外寻访，每次出国他都将全部的时间泡在博物馆、图书馆，根本无暇游览景点。可刘阳微薄的工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他收集老照片和四处寻访的花销，为此，他经常到学校讲课、给游客做户外讲解、给杂志写文章、出书赚取稿费来填补巨大的花销。

有关圆明园的资料范文第2篇

虽然读书时从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圆明园的往事，这却是他第一次来到实地。杨振铎发现那里与自己过去了解的大不一样。“地方太大了。”中专时就读园林专业的杨振铎说，虽然那时圆明园的水系大多已成为稻田，但仍可以从中看出山形水系的脉络。他越看越觉得气势恢弘，不免对于全盛时的圆明园充满了想象。

他跑到北京市园林局要了一份圆明园遗址平面图，“基本没有其他的资料。”在平面图上也越看越有味道，结合对那片废墟上的痕迹，到最后竟爱不释手了。

杨振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他看到这份图时就隐约感觉到这个园子意义重大，后来再看到农民挖石料就上去劝止。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监督。

40多年过去了，今天不仅圆明园真的成为100年中国人国仇家恨的载体，对于这座伟大园林的想象甚至也扩散成为世人的必修课。

圆明园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救下的废墟

圆明园苗圃有4间红砖房的办公室，其中一间就是杨振铎的宿舍，另外几间用作放置工具的库房。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夹着一条条长满杂草的土路。

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

不过，这已经是中央高层领导关照下的情况了。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生产队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往日皇家的尊严和荣耀早就被人们遗忘，合卫城、大水法这些名称被胡萝卜地、西大地代替。“园里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原来应该叫五代五福堂，但园里的工人和农民都叫五佛堂。”杨振铎说。这大概是为数不多能够保留历史痕迹的地名了。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1950年。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选址在绮春园。这所主要接收军地干部、烈属子女入学的学校就是后来的101中学。在规划部门已同意它占用绮春园西北部300余亩的情况下，进行了干预。

据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也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印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几乎也是1911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圆明园和国耻联系到一起。

“但那时候我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知道，管理的时候总感觉缺少一把尚方宝剑。”杨振铎说。

被忽略的“封建残余”

杨振铎从事的绿化差不多是五六十年代圆明园的“头等大事”。1956年起，北京市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次年，海淀区人民政府将圆明园定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次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保护的范围。到1961年秋，圆明园遗址区域共栽种树木72万株，绿化面积1300多亩。

但60年代初，为了克服自然灾害，圆明园遗址历年植树和土地一度交由当地生产大队使用。这导致了1948年后圆明园农业生产的第一次高峰。

几年后开始农业“学大寨”，第二次高峰到来。那时圆明园已经交海淀绿化队管理，“有些生产队长打着‘学大寨’的旗号继续破坏遗址，说发展农业生产。”杨振铎去阻止的时候，对方说“圆明园遗址就是封建残余的标志，谁敢阻止谁就是跟慈禧太后站在一个队伍里的。”

和农民的冲突大多是因为树林慢慢长大，树荫遮挡了农民的庄稼。农民还经常刨山为慢慢下沉的稻田垫土，或者把河湖填平种植水稻。到80年代初，院内的2000多亩农耕地大多是填水而来。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她依据的是1933年、1965年和2002年三次地形实测资料。

但是1965年后，园内面貌大变。变化最大的是洞天深处景区，到21世纪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过4米。水系同样在1965年后出现了较大变化：除几处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

郭黛妲大学就读于与圆明园一墙之隔的清华大学。虽然梦想成为建筑设计师，但据她回忆只是偶尔路过圆明园，对这个早已残破的园林并没有兴趣。那时除了西洋楼遗址还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遗址已无法分辨。许多农合就建在遗址的台阶或地基上。

这些石头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东西。1969年，中央下达“一号战备令”，很多人便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不少石料又被人们一车接一车地拉走。”杨振铎说。

根据圆明园管委会的公开出版资料，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运走582车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情况。

有一次，某单位领导以“总理要求动物园三年改变面貌”为由，找到他商量拆运石料到动物园，“我说总理批示你动物园要变样，也批示你来圆明园拉石头吗?”后来他用一句“有这个批示我就给你”将对方直接拒绝。

到80年代初，圆明园遗址范围内有各类单位10余个，占地480亩。其中3个是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陆续迁入院内或占地扩建的，占有350亩。

不过，与故宫等地在“运动”期间的遭遇相比，圆明园被大大“忽略”了。“这里没有佛像，甚至连文字都很少。”杨振铎说，那时圆明园其实已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四旧”的东西，所以“运动”对园内工作影响较小：“造反派”基本不会光顾这里。

到这时，圆明园只寥寥地呈现在学生读书的课本里和教书先生的黑板上，社会上仍不了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废墟，更没有意识到它蕴含的特殊意义。

“那时圆明园就是一片废墟，人们不了解这个地方，经过的33路公交车都没有站牌。”杨振铎说，甚至从来没有学者专家到圆明园遗址去调查考证，“仍然无法从圆明园这里体会明确的爱国主义。”

自行车展览

转机在70年代终于到来。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办公室的副总工李嘉乐到圆明园考察后，联合北京市规划局、海淀区建设局等单位给和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吴德写信，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对圆明园遗址进行管理。

信发出去后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回音。

不久，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开始恢复秩序。到1976年初，杨振铎等人知道市里已开始筹划成立圆明园遗址管理机构。

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从北京大学要回5块石屏风和两块石鼎，“学校非常支持。从北京大学的朗润园搬到圆明园，工人们用绞盘搬了一周才搬到能装运的地点。路上聚集了很多人观看，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杨振铎说，这是1860年后首次将圆明园失散物运回园内安放，意义不言而喻。

1978年底，已经调任公园管理组的杨振铎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和三轮车拉着图片进行展览，“开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希望引起大家对圆明园遗址的重视。”展览的图片是从园林局要来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照片以及部分西洋楼图片，行程选择了行人较多的清华大学西门向北的马路，“群众看到都很兴奋，说这么好的东西都没见过，要求我们多展一会。”杨振铎说，出门不久他们就被群众围住，不得不将半天的展出计划调整到一天。

这次展出特别轰动，一路上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后来市里拨款17万元修建了200平米的展览室，同时修建了3公里园内道路和几座桥涵。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圆明园实地进行查看，并讨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和利用问题。

不久，北京市园林局、规划局和清华大学以及国家文物局各自拿出一套方案，“这时对如何修整和保护就有了分歧，谷牧要求大家去看现场，结果仍然没有―个统一的结论。我希望整理出来后按照遗址的实际样子进行保护。”早在1977年，杨振铎首次提出建设遗址公园的思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修整和保护遗址，还有深刻的爱国教育意义，“圆明园遗址绝对不能进行重建，那样就彻底抹杀了圆明园遗址所体现的屈辱和民族爱国情结。”

从这时起，有关圆明园重建的争论正式开始，一直延续了30多年。

真正令圆明园引起关注的是1980年1583名社会名流签名要求保护圆明园遗址。在杨振铎看来，从此圆明园遗址从小众走向大众。

外商引起的大签名

1980年，一个外商想投资圆明园进行开发，主管部门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为了给政府提供决策建议，当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官员、学者90多人。最后的结果是，要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

讨论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寻找社会名流签名。

很快，有当时几乎所有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面世，呼吁保护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充分论证了圆明园遗址的重大政治、历史和园林价值，明确地提出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和保护途径。

“120年后的今天，面对这座世界名园的残垣断壁，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人类历史文化的中外人士深情的凭吊和对帝国主义野蛮罪行的愤怒谴责。”倡议书同时写道，“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

签名的1583人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11人，部长、司局级干部113人，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79人，文学、艺术、出版界知名人士88人。

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圆明园，但这场浩大的签名活动还是引起了186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圆明园最广泛的一次讨论。而1983年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也让人们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但是当年12月，《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直指“整修”的合理性：“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挪用军费修复圆明园的事件也被重新提起。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圆明园。在最早那个200平方米、40块展板的展览室，1980年日均参观人数266人，1984年激增到938人。越来越多的学校以及工农兵单位发现，作为被侵略的历史遗留物，圆明园遗址有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涵义。他们还邀请杨振铎等前去讲课，“有一次我讲着讲着，不知道怎么就激发起听众的爱国情绪，几十人举拳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作为党报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以及《北京日报》均对圆明园进行了关注，圆明园遗址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被进一步挖掘出来。

几乎就在80年代的最初5年里，圆明园由京北一处差点被彻底夷平的普通古代废墟一跃成为整个国家苦难历史的象征。

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加强对圆明园的保护和整修。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到主持中央工作的均表达了对圆明园的关注。

不过即使如此，在1980年之后，仍有五六千农民涌入圆明园居住。至于彻底清理外来人口迁移园内单位，已经是进入新世纪的事情。好在各种拨款纷至沓来，还修复了长春园东、北、南三面围墙。

有关圆明园的资料范文第3篇

小品《回家过年》、花鼓小戏《今天有客来》等79部城乡基层群众创作演出的小戏小品在北京拉开展演序幕,参演作品同时角逐“群星奖”。这是为丰富和活跃城乡基层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春节增添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文化部在2010年开年推出的首个重点活动,也是建国以来对城乡基层群众小戏小品创作演出成果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展示。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介绍:针对近年来舞台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有些节目只重视评奖,获奖之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有的节目只有专家欣赏,观众不买账,“叫好不叫座”,文化部将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面向基层、服务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正确导向。为了充分展示近年来群众性小戏小品创作演出的丰硕成果,促进基层群众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进一步丰富和活跃城乡基层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部特别将此次展演列为2010年开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素材运用:

要创作出一部好作品,关键在于深入生活,熟悉生活,选准题材,获得自己最具资格的话语权,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现手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坚实的创作基础。同时,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理,切忌浮躁情绪,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心态,对作品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才能创作出自己满意、群众喜爱的作品。没有冷静的心态,只是一味追求快,这样的创作往往经不起群众的最后检验,即使一时轰动,也不过昙花一现罢了。同时只有贴近群众生活,反映他们的快乐、表现他们的疾苦,这样的作品才能受群众欢迎,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话题拓展:

文化生活 精神食粮 贴近生活 联系群众

圆明园美国寻宝完成目标

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美国之行成果会在成都举行,一批流失海外圆明园文物的图片首度亮相。据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透露,此次赴美寻访流失文物工作组圆满完成了预定目标,有些成果甚至超过预期。但他同时也表示,虽然通过影像或图片资料的形式让这些文物回了家,但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要真正回归祖国还非常复杂。

据介绍,圆明园赴美寻找流失海外文物资料工作组于2009年11月29日出发,历时十八天的行程共考察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九家博物馆,查阅了大量与圆明园历史和文物有关的图书、照片和实物资料,并与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及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工作组此行收集到数百张圆明园及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的老照片和图片,其中价值较高的照片近百张。同时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中,包括了中西方历史文献及现当代与圆明园有关的西方文献。工作组还发现一批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例如一幅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宋代佚名的《柳荫牧牛图》,我们发现画上盖有圆明园淳化轩印章,这就表明它曾为圆明园收藏。”一位工作人员说。

圆明园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其途径主要为外交手段、善意持有人回赠、拍卖和走法律程序四种。由于种种原因,实物的回归依然非常复杂。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完善圆明园文物资料数据库,这次取得的这些成果将为圆明园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展示,起到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

素材运用:

这项活动意义重大。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大量文物被劫掠。从目前所存信息来看,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万件。中国正式启动“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系列活动”,意在将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物摸清底数,通过摄影镜头将它们带回久违的故乡,填补上圆明园历史研究的断层。圆明园,它是中国辉煌灿烂文明历史的代表,同时也记录着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页。启动“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化系列活动”的意义,除了收集、丰富圆明园史料外,还有一个深远影响,那就是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要铭记历史,并为复兴中华而不懈努力。

话题拓展:

文物“回家” 追求 铭记历史 复兴中华

整治网络手机专项行动

中央外宣办、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九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中央外宣办、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九部门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这次专项行动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通过专项行动,坚决铲除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色情及低俗信息,全面净化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环境,努力建立良好的网络文明风尚。

这次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是,重点整治一批色情和低俗信息集中,严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站,关闭一批严重违法违规网站,侦破一批重大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查处一批为色情和低俗网站提供代收费的企业,清理整顿一批违法违规接入服务商,有效切断色情和低俗网站利益链条,建立健全防范和查处色情及低俗信息的长效管理机制。

副部长、中央外宣办主任王晨对搞好这次专项行动提出四点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鼓励群众举报,强化行业自律;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常抓不懈,着力完善长效机制。

素材运用:

现在互联网和手机已进入了大众生活之中,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有时这些媒体上大量传播的色情和低俗信息,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已成为网上一大“顽疾”和“毒瘤”,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开展清理整治行动。我们对于手机互联网信息安全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管理,综合整治、兴利除弊。净化手机互联网空间,需要打一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持久战。我们相信,通过越来越严密的齐抓共管,违法信息将会在手机互联网上越来越藏身无地、传播无路。

话题拓展:

成长空间 齐抓共管 为了孩子 社会环境

《论语》:日本年轻人的精神避风港

2009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还是有如在浪涛中浮沉的扁舟,经济学者原本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落的十年”,现在加上过去十年,已成为“空白的二十年”。

最可怜的是2010年迈入成人(20岁)的日本年轻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看过日本的好日子。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重新拾起古典书籍,想要从中寻找生存与教育方法的日本人日渐增加,来自中国的《论语》,让日本人找到了避风港。

位于东京文京区的一个论语教室,私塾先生正带着学生们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跟着教师朗读的学生,很多是30至40岁的父母带着的低年级孩童,有的连祖父也来捧场。“只有知识却没有仁心,无法立足于社会”,带头朗读的私塾先生告诉这些日本孩子来自中国古圣先贤的人生哲理。其实,这不难理解,世界上一些称得上伟大的书,往往汇聚了人类最重要的观念,人类富饶的经验和生命的伟大智慧。这些伟大的书,其精神和思想,又往往是永恒的、超越性的,当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共同的难题时,人们会再一次沉浸和沐浴在古老伟大的作品闪烁着的智慧之光中,接受教诲……日本的年轻人对待《论语》,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和需求,他们学习、感悟《论语》,是认真的、专注的;他们重新拾起人类的古典书籍,不仅是从中寻找生存与教育的方法,更是寻找人生的避风港和心灵的皈依。

素材运用:

《论语》流行于日本的事例一方面告诉我们《论语》的永久魅力:打开《论语》,我们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了一个充满睿智的鲜活的人正向我们昂首走来。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教育文化、社会礼仪、文明道德的伟人,他留下了许多供我们对生活、对学习永久反思并值得借鉴的文字。尽管他的思想言论不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完全相吻合,但足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供人们照出自己的面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青少年的阅读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其重要意义是亲近母语,亲近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与文学……正是通过这种传统的阅读、经典的阅读或者伟大的书的阅读,我们才不会无知而盲目地割断我们在精神上、心灵上和灵魂上与我们民族的文化脐带。

话题拓展:

《论语》的魅力 文化实力 心灵的皈依 精神避风港

瑞典汉学家的中国情结

中文书籍、中国剪纸、中国海报、中餐菜谱……在坐落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的一座小别墅里,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莉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她的“中国家”。林西莉在接受专访时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有太多精髓,其中的韵味令人陶醉。我享受着瑞典环境的宁静,也感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

说起中国文化,她侃侃而谈,每拿出一样中国的收藏物品便会神采飞扬。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使她不仅学习和教授中文,还研究中国古文字和钻研中国古乐器。她用了30年时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收集一手鲜活材料,拜在古琴名师门下,先后出版了《汉字王国》《古琴》两部令中国人都刮目相看的中国文化读本,它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荣获瑞典最高文学奖项――奥古斯特文学奖,在瑞典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林西莉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中文在海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瑞典不仅开始流行学习中文,而且有很多瑞典人还对中国气功、书法、水墨画、音乐等都非常喜欢。她说:“许多瑞典人听钢琴和歌剧等西洋乐已有几十年,他们需要新的元素和不同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能让人用心感受其内在的美好。”

素材运用:

古人云: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也许我们时时刻刻受到中国文化的陶冶,一时感受不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而从外国人的角度来阐述“中国文化”,实则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主席曾自信地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60年过去,伟人当年的预言早已成为令亿万中国人自豪、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现实。中国,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文明进步的大路上,与世界一起祈望和平与发展。中国文化则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精神大树,蓬勃生长着生生不息的中国梦想和民族希望。

有关圆明园的资料范文第4篇

出自名家之手的书信，既有书法、文学方面的欣赏价值，又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自古就是收藏家们搜集、雅赏之物。大家知道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的《伯远帖》都是古代留存下来的书信，后以帖称之。

云中谁寄锦书来

上世纪80年代，我从事圆明园史的研究，从图书馆借阅大量有关清史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涉及清朝康、雍、乾、嘉、道、咸六朝代的正史、野史、小说、笔记、札记等资料。我遇到许多建筑、园林方面的问题，开始同专家对话，得到他们热情无私的帮助，使我在建筑、园林以及圆明园史诸多方面受益匪浅。

侯仁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经为圆明园的复兴倾注大量心血，他提出的“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综合治理圆明园的方针，现在得到深入的贯彻。1988年春季，当我实地考察圆明园遗址时，发现圆明园西北部的四宜书屋、北远山村、鱼跃鸢飞等处有运来的大量砖瓦，看来当地住户要大量建房（当时园内还有农民居住）。倘若这样，已经遭到破坏的遗址，要遭到更大规模的破坏。我写信给侯教授，请他出面干预一下，制止这种人为的破坏，否则将愧对我们的子孙。侯教授非常重视我的提议，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圆明园管理处，避免了遗址的进一步破坏。侯先生不仅治学严谨，尺牍书写极为认真，一丝不苟，我将珍藏。

1989年初，我先后给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朱家两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写信，询问能否看一看圆明园遗留下来的烫样（样式雷遗留下来的建筑模型，上世纪80年代初，故宫在午门上搞过圆明园遗物展）。单先生是我国著名古建专家，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代院长，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谦逊地称：“公对圆明园有研究，至为钦佩！”当我看到这里，一股暖流涌进心田，在为故宫作出60年贡献的老专家面前，实不敢当！单老的尺牍，虽是钢笔书写，可以清晰地看出单老书法功底之深厚！朱家老先生除了给我解答关于我要看的烫样问题，他老人家在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圆明园》杂志的数期上发表近两千首乾隆时期的御制诗，对于我完成《圆明园四十景初探》一书，帮助极大。去年9月29日，朱老驾鹤西去，我曾写拙文《朱家与我》（发表在2003年《北京文史》），缅怀我与朱先生的数次交往以及先生对我无私的帮助。朱老先生给我的回信是用“故宫博物院便笺”和毛笔书写的，该尺牍书写严谨，章法布局极为讲究，可见朱老书法功底之深厚。

1991年4月，我写信给冰心老人，告知她老人家我正在从事的圆明园史研究工作，并准备写一本关于圆明园方面的书籍，希望冰心老人在百忙之中能为我题写一句话。我将冰心老人的题词“记着圆明园的耻辱！”复印后，放在我写的《圆明园景观志略》一书的扉页上，让更多的人与我共勉。

1992年2月，得知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病，我写信给曹先生（我当时正在收集名人题签），询问病情如何，并告知文学界、戏剧界的朋友都期待着先生早日康复。在先生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请先生为我题签。先生欣然命笔，在我寄去的空白名片上用毛笔写下了“迎春、曹禺、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字样。这是最小型的尺牍。正值春日，曹先生题写的“迎春”是对春天的向往。是的，当人们摆脱了长达数月隆冬的束缚，特别是久病后的曹先生是多么期盼着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早到来啊！小小尺牍寄托了曹先生的一片真情！

1999年3月，因朋友介绍，我给祖绍先先生去信，谈及先生送我的一幅书法，并将我搜集到的先生的资料一并寄去。先生接到信后，十分谦逊地给我回信，并回赠我一幅汉隶书法作品，内容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论，并祝我事业有成。此信毛笔书写，潇洒大气、行草兼备，不失当今颇有文化底蕴之尺牍。我深爱此札，珍藏之并以此不断勉励自己。

名家尺牍因其唯一而珍贵

近年来，因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许多作家、名家多采用计算机工作，的确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时间，然而名人手迹――手札、尺牍则难寻踪觅迹了。现在潘家园、报国寺有专售名人手札、尺牍的摊位，每幅根据名气大小、书写内容、文字多少、时间远近，毛笔还是钢笔、圆珠笔书写，要价数十元、数百上千元，甚至数万元不等，可见名家尺牍之珍贵。

尺牍收藏的价值在于它的唯一性，收藏界的金科玉律是物以稀为贵。正如魏雅文先生在《作家手稿的收藏》一文中所说：“作家手稿（包括尺牍本文，作者注），是一种稀缺资源，已故作家手稿，则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作家手稿大多是孤本，全世界仅此一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他还说：“作家手稿的文化价值，它所包含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信息量，几乎是所有藏品中无与伦比的，在文化收藏中，作家手稿应当为王……”

书籍、民国杂志收藏家谢其章先生在《藏书家的手稿》一文中说：“黄裳是闻名遐迩的藏书家，鉴赏品位极高，所藏古书富且精，卓而不群。一日过旧货市场，摊主亮出一文件夹，里面都是手稿，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大家――冰心、刘心武、姚雪银、王蒙……索价皆高，唯有黄裳《中秋随笔》手稿，因摊主不识黄裳大名，以为是一般作家，遂以100元低价售我。我不露声色购下，转身即走。黄裳《中秋随笔》手稿，共五页，计2000余字，稿纸为香港上海书局监制，横直二用，每页500字，下有‘我的稿纸’字样。老作家都有自印的稿纸，显示身份，这就比普通稿纸要珍贵了。《中秋随笔》为钢笔手书，字体奇崛，颇有功力……”

有关圆明园的资料范文第5篇

一、扣住课程目标，把握教学方向

有人说，语文学习就是言语活动的实践，语文学习的目标就是在听说读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文以载道，文章正是因为道，才有了价值。可以说，文字是土壤，精神、情感是这片土壤上艳丽的花朵。如果语文学习没有情感的浸润，没有了精神层面的引领，那语言文字就仅仅是一个个毫无意义的符号而已。语文课堂还应该是学生心灵成长的乐园。因此“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语文课中不仅要有能力培养的目标，还要有情感目标的落实。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一课，如何站在语文课程的高度来把握这一课的学习目标呢？我的思考是：教学中领着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这是必须，但关于这一课的情感目标却需细细斟酌。教参里这一课的情感目标是：激发热爱祖国文化、仇恨侵略者的情感，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笔者认为，“恨”不该是这一课的主旋律。与其教学生学会恨，不如教学生学会理性的思考，明白“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更加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灿烂的文化，进而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成才的愿望，这应该是时代赋予这个文本的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就把本课的情感目标定位在“爱”与“责任”。

可见，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应该和着时代的节拍，根据课程目标，精确把握教学方向，而不能机械照搬教参的说法。

二、聚焦学段目标，寻找言语训练点

人教版小语教材采用“主题单元”的框架结构，以主题来整合教材。这样的教材编排难以系统关照各单元组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也难以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梯度。所以教师在备课时必须紧紧把握学段目标，寻找言语训练点。如教学《圆明园的毁灭》，教师要根据高年级阅读教学的目标和该单元的教学目标以及该文本情感性很强这一特点，寻找各种语言训练点，来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营造氛围让学生表达自己阅读文本时的感受。

言语训练点1：紧抓朗读，促进理解，诱感。

文章第三自然段详尽介绍了昔日圆明园风格迥异的建筑及景观。本段文字语言优美，句式较为工整，内容充满诗情画意，适合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读。所以这一段的教学完全可以以读代讲，通过引导学生进行“默读，抒写感受”“指名读，表达自己理解”“小组对比读，读出不同建筑风格的迥异”“教师引读，激感”“抓‘有……也有；有……也有……’等句式背诵”等各种形式的读，来以读促悟，感受昔日圆明园建筑、景观的美轮美奂；以读激情，表达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爱。

言语训练点2：聚焦关键词，引导想象，激感。

文章第五自然段有一个关键句：他们把园内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拿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其中“凡是、统统、任意”三个词语使侵略者野蛮、贪婪的嘴脸跃然纸上。课后练习题中要求学生细细体会。教学中，可以先采用对比句子的形式，引导学生感受这三个词语在表达上的作用，接着让学生展开想象：透过这三个词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通过想象，将侵略者野蛮、贪婪的丑恶嘴脸具体化，让学生真切感受作为炎黄子孙失去万园之园的那份痛。

言语训练点3：借助课文词语，读写结合，升华情感

课中，情感的红丝线紧紧牵扯着学生的心，他们情感处在了一种愤悱状态，一定有不吐不快的愿望。在课的末尾设计一个读写结合的环节很有必要。可以充分利用本单元“读读写写”里的词语，如“举世闻名、金碧辉煌”等，以及本课的其他主要词语，如“毁灭”“不可估量”“损失”等，要求学生运用其中的三两个词语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这样的言语训练将词语的运用与表达阅读文本后的感受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微型的读后感，这又为本单元的习作做了铺垫，可谓“一箭三雕”。

三、落实单元目标，习得学习方法

单元导读是单元学习活动的“路标”，其内容基本覆盖了整个单元组教学所需要达到的三维目标的要求。因此，备课一定要明确单元导读的要求。《圆明园的毁灭》一课的单元目标是：①用心感受字里行间饱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这是前面所说的情感目标。②通过多种途径搜集相关资料，学习整理资料的方法，并在语文学习中加以运用。有效运用搜集的资料是理解本组课文的助推器。特别是由于一百多年的时空阻隔，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引导学生借助资料了解历史背景，有助于突破难点。教学中，可以这样做：

言语训练点4：凭借资料，调动积累，表达感受。

文章第四自然段与第三段相比，珍贵文物的介绍不如描绘建筑景观详尽，留下思考的空间。学习本段，在抓住关键词句体会文物珍贵的基础上，教师可以适时补充一些视频资料并配以旁白，展示圆明园里曾经拥有的奇珍异宝，给学生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接着以“望着这些奇珍异宝，你想用什么成语来表达？”引导学生调动平时的语言积累，表达感受，而后教师通过“美、多、珍贵、自豪、骄傲”的引申性评价，引领学生充分进一步感受文物的珍贵，激发民族自豪感，为后面“痛失圆明园”的情感反差做足铺垫。之后，迁移学法学习第五段，在引导学生抓关键词“凡是、统统、随意”想象的基础上，让学生整合、运用自己查找到的文字资料，愤诉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还原历史真相；借助资料了解侵略者为所欲为的根源，引发振兴中华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