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范文第1篇

摘要：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中国NG（）和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互动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它们扮演着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其次，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使得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最后，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一）公共外交

外交政策范文第2篇

纵观美国等西方强权国家的外交策略，他们往往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用核武器来威胁他国，导致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发展严重受挫。而日益强大的中国则秉持和平的发展理念，始终践行自己的“和”外交政策，与西方的“核”外交形成鲜明对比，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欢迎，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显示出蓬勃生机。

关键词：和平；和谐；合作

一、中国“和”外交政策的提出与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贯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2005年12月，总理在出访法国时发表《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1]2006年4月，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突出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他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主席和总理的讲话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道出了中国实行“和”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继承性。

新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在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倡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和平的发展环境迅速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自身的不断强大也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对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延续与深化。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从提出的“新安全观”思想到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用对话求安全、以和谐谋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和深化，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现实针对性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总体来看，和平是主流，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但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仍然存在，世界还很不太平。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别有用心者到处制造中国，以打压限制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给中国的外交蒙上了不少阴影。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滞胀中，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做出牺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担负国际责任；中国的繁荣，必将促进世界的和谐。

（二）作用凸显性

2005年3月7日，英国BBC广播电台公布了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其中，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4］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称霸世界、打压他国，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累计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减免了与亚非拉、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5］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以人为本性

中国“和”外交政策作为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对外体现，具有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本质属性。随着我国到海外创业、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正积极与有关国家协商沟通，了解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建立起友好国家，努力为海外华民创设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依托；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主动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2011年3月，利比亚发生内乱，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在利华民的安全和利益，不吝代价，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和交通工具，迅速撤离2.9万移民，有力地保护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大国风采。

三、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

中国“和”外交政策以积极构建和谐共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为目标和依托,在外交策略上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策略总体格局。[6]

（一）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和谐的周边邻里关系是对外交往的基石。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大力倡导和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印实现首次战略对话，妥善解决了共同敏感的边界问题；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签署并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并成功举行了首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韩贸易额不断增加，2005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民间交流更是日益密切；中巴、中孟、中缅等周边关系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继续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亚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强对话，努力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美、中欧、中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世界的格局与稳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构建好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和继承性。一方面,中美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分歧；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激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涉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促使中美关系趋向稳固。

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中欧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都处于上升势头,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的合作领域、合作程度日益加深，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成熟而富有成果的新时期。

中俄既是大国又是邻国，传统友谊极为深厚。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中俄双方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理念，都积极致力于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相互取长补短,互为战略依托，能源合作范围进一步加大。

日本经济近期正陷入低迷状态，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显得无所适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谷底徘徊。尽管中国政府拿出了十足诚意和行动，主席、总理先后访日开展了“暖春之旅”和“破冰之旅”，但中日关系要想真正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日本领导人及民众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端正心态，积极作为，方能促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之路。

（三）努力构建多边外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积极活跃在多边国际制度的制定中。2005年10月，中国首次主办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较好成效。博鳌亚洲论坛、20国集团峰会、国际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已经愈来愈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身影也越来越活跃，国家领导人年度外访记录一次次被刷新，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致力于多边外交的构建。

（四）积极开展多元外交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的外交手段也更加注重人性化和多元化，除传统的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外,文化外交、科技外交、社团外交、救援外交等正方兴未艾。2004年11月12日,国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底，世界上共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当世界各地发生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中国积极主动提供各种救援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建请求，中国政府慷慨解囊竭尽所能。正是中国这种人性化、多元化的外交方式，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又有利于消除中国，为自身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12-07.

［2］.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3］文舟.中国形象超过美俄[N].环球时报，2005-03-09.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吴坚、陈雷雷.和谐外交:中国外交新时代[J].思想研究，2006,(5).

外交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土耳其；埃尔多安；战略深度；地缘战略；中东剧变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71-14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码：A

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积极改善同中东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推行与邻国以“零问题”（Zero Problem）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开辟“北方战线”问题上与美国交恶，长期以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對欧盟产生不满。在中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在乱局中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以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外交带来的冲击，以洞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质。

一、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外交思想的实践。达武特奥卢曾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2009年5月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是以土耳其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基础而提出，土耳其曾经有过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同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安于一隅的国家，不仅要在所在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且应该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制定而不是一味顺从国际规则。同时，不应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为这是太过被动的外交姿态，显出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的国际影响力。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保持和谐的同时，不能影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国家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土耳其以往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西欧、美国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以往被忽视的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友好的前提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以防止与美国、欧洲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土耳其在应對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发展方向时应具有强烈的外交前瞻性，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应该承担起塑造良好秩序的角色，而不应只是被动应對危机的国家，需要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全球层面上，战略深度主义进一步延展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外交总体战略，不仅要维护本国的秩序、稳定和安全，还要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实践这些外交政策时，主张以软实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利用与所在地区国家在文明、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发展经济，推动政治融合。制定所在地区未来的战略构想，以共同的安全框架，政治上的對话，经济上相互依赖，辅以文明、宗教共性为基础，扩大其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战略深度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的外交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代替“零和”的外交思维。睦邻外交是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彻底放弃了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实行尊重邻国和领土完整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实现土耳其全球战略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因此欲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主要角色，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是土耳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友好关系重新定位地区和全球角色，以“對话和合作”代替“强制和冲突”，保证土耳其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對于土的邻国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此举可以提高土耳其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二是向所有邻国体现土耳其的重要性。

“战略深度主义”还认为，土耳其应实行多维度外交，逐步改变以往单一的外交，实现外交平衡。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拥有多重地区认同，因此有实力也有责任实行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历史和地缘位置的独特结合带给土耳其一种责任感，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作出贡献，这是源自土耳其多层历史深度的责任召唤。冷战期间，土耳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单调的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代国际格局下，亲西方战略略显单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除了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与本地区外的非西方国家关系，以实现外交发展的多样性，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地缘战略视角，重视以往所忽视的亚洲、非洲地区。

有西方学者给“战略深度主义”冠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nism）的标签，“新奥斯曼主义”起初是用来定性上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总统厄扎尔（Turghut Ozal）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用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定性“战略深度主义”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无论在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实力對比上，还是从战略深度的外交思想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复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凯末尔主义對土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向东看”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深度主义”的指导下，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外交事务中，与西方盟友的外交政策不合拍，甚至有很大抵触，土耳其出现了脱离西方的外交迹象，这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关注。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以往的外交传统。为了实现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土耳其频频向以往敌對邻国示好。2004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完成了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互访，2007年，土叙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在能源、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并且在地区事务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不惜与美国政策相左，2009年，土耳其反對美国提交联合国的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并且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三方协议”。同时，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另外，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收到了良好效应。2009年4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路线图”，期待能够冰释前嫌，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在与美国的敌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却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剑拔弩张，以色列是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为数不多的与土关系恶化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支柱”，两国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顺利。1996年，两国签订了军事协议，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對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年12月，以色列发动针對加沙地带的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针對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席。2010年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致使土以关系跌至断交边缘。维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和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争端，触及到美国的这一目标，并且使美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冷战期间，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忧患是北方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2004年1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成为32年来第一位访土的俄总统，提升了两国关系。两国的往来有着切实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2008年，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土俄贸易量是土美贸易量的四倍。同时作为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两个邻国，土俄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對美国和欧洲存有不满。并且土耳其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土耳其65%的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两国能源合作的前景甚好。

土耳其對西方的政策分两个层面，一是困扰土耳其多年的加入欧盟问题；另一个是以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土耳其一直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欧洲梦”，但就目前来看，土耳其的“欧洲梦”还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所规定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进行国内改革，欧盟對此仍不满意。土耳其认为，欧盟所谓“哥本哈根标准”实质是针對土耳其的“安卡拉标准”，對土加入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在欧盟内部，除传统敌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强烈反對土耳其入盟外，法国和德国是抵制土耳其加入欧盟比较强烈的国家，它们仅允许给予土耳其“特殊伙伴关系”。这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以往般顺从美国，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左。自2003年以来，美土之间龃龉不断。首先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否决了美国通过土耳其开辟伊拉克战争的“北方战线”议案；2008年8月土耳其又延缓援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如以前，美土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面临挑战。除了两国产生的直接摩擦外，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同步。尤其是土耳其改善与诸如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让美国极为反感，这间接地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悖。

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加强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是否改西向东？土耳其这种外交行为是战略改变还是政策转移？需要认清的是，一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并且这与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亲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土耳其外交思想中，这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化。在国家的對外战略中，战略目标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對外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土耳其现在的国家实力正处于一种上升期，但又远未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抗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既想有一番作为，而采取积极、多样的外交政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交轨道。埃尔多安也一直在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主流，也是土的外交战略。因此，土耳其将西方国家视为對外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一外交基轴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三、中东剧变中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自2010年底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现政权纷纷，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东地区长期积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集中凸现出来，由此开始了地区新一轮的动荡。中东剧变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很大冲击，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周边地区保持稳定与和平。面對已经不存在的周边稳定形势，埃尔多安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政策，希望在混乱的中东地区有所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埃尔多安政府“零问题”外交出现松动，根据不同的邻国调整相应政策。“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此政策的目的在于以主动的姿态化解与邻国之间的宿怨，为土耳其的综合发展创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当始于突尼斯的变革蔓延至土耳其邻国叙利亚时，土耳其的“零问题”显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从埃尔多安政府對叙利亚问题的立场看出端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无法确定叙局势的走向，對叙危机采取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希望阿萨德政权通过变革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随着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阿萨德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對抗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确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土耳其在“亲民主”的旗帜下开始對阿萨德政权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参加由西方国家所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多边论坛，并且允许叙反對派在土从事反叙政府的各种活动，暗中對反對派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叙反對派夺取巴卜海瓦等口岸。土耳其还与沙特、卡塔尔密切配合，在距叙边境大约100公里的阿达纳设立一处秘密基地，为叙反對派提供军事、通信等重要援助。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采取非强制性的、软实力的方式推动地区稳定。同时违背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原则，“零问题”外交逐步向建立协调地区体系的外交目标过渡。中东剧变颠覆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使它必须在与邻国政权保持“零问题”和满足邻国的诉求之间进行选择。

（二）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追求的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却为土进一步扩大国家影响力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剧变中一些区域内国家的实力大损，凸显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埃尔多安政府显然不会错过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二是“土耳其模式”成为中东国家所尝试效仿的样板之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主要是指在伊斯兰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化以及市场化的国家，土耳其在“伊斯兰和民主之间产生持久婚姻”，可以启发其他中东国家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东剧变正是由于一些政权民主、自由不够，从而导致根基不稳，后的国家势必会摸索国家的民主、自由之路，显然土耳其的成功模式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备选选项。因此，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显得尤为积极，埃尔多安完成了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三国的“阿拉伯之春之旅”，积极与新组建的政权加强联系，进行了一系列的“亲民主”活动和讲话，如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呼吁埃及人民“不要惧怕世俗主义，世俗国家并不是意味着人民都是无神论者，而是意味着尊重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实践自己的。”

（三）中东剧变为土耳其未偏离“亲西方”外交基轴提供了明证，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對中东剧变上保持了一致的基调，同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土外交的根本点。在中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立即在国际上表态，而是静观其变，其实观察的视角无非有二，一是中东国家剧变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是否到了从根本上颠覆政权根基的程度；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以便于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这在埃及和叙利亚局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及民众抗议刚开始时，土耳其不能确定事态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對埃及局势表态。但当意识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决心让穆巴拉克下台时，土耳其最终确定了對埃及的态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步调一致，不仅参加了西方国家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同时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和美国在背后向叙反對派提供援助上进行合作。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又显示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在人道主义干涉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持一种消极甚至是反對的态度，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在利比亚有150亿美元的投资，25000名土耳其籍工人在利比亚工作，使得土對利政策显得比较谨慎小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仍旧存在，對中东剧变意见的一致并不能打消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反對。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来说，带来了一些机遇。尽管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所要维护的地区稳定与和平，但在中东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在地区大国中，以色列虽有美国的背后支持，但在中东地区的孤立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武力上對其他中东国家进行征服，却得不到这些国家的真心支持。埃及作为地区大国曾经在地区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剧变后的埃及国内问题尚待解决，一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以往的作用。一般看来，伊朗在这场剧变中获益颇多。长远来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内部存在很多问题，甚至盟友政权的维持都成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在美国和以色列高压制裁下，很难保证中东剧变不会蔓延至伊朗。因此，就目前来，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比较稳固，有利于外交的进一步施展。

但中东剧变對土耳其来说，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土耳其外交上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暂时失去稳定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叙利亚危机已经给土耳其“零问题”外交造成巨大的打击，周边地区环境的恶化压缩土外交政策的操作空间，这需要土政府不断调整本国外交政策。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问英国时发表演讲指出在变化的世界之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需要变革。二是如何调节西方国家對中东国家的高压政策和土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失衡的局面，这是土耳其未来需要面對的挑战，一旦美国认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希望利用中东剧变的势头武力攻打伊朗，埃尔多安政府又将如何应對，无疑是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挑战。

四、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是土政府在应對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结合正义与发展党自身的外交思想而作出的理性应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埃尔多安政府调整土外交政策，土耳其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土耳其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制造了很多难题，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把西方置于优先位置。冷战结束，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黑海和中亚地区出现新的机会和挑战，土耳其重新审视亲西方政策。从冷战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土耳其冷战期间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了，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没有来自北方的安全之忧，这为土耳其改变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化，加之俄与土耳其在能源、经贸上的往来，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冷战式的威胁。同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南部的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主义倾向严重，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这样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由北部转移到南部。因此，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對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有一定的裨益。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与土耳其在文化和种族上具有渊源关系的国家，这为土耳其提供了积极施展外交影响的广阔空间，土耳其有意在中亚五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移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對恐怖主义上来，无暇顾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而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土耳其拒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开辟“北方战线”让两国关系出现阴影，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还是冷战后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能定性如今美土之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大负面作用，土国内出现了美国既是土耳其的盟友又是土耳其潜在威胁的声音。土耳其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理智的外交政策。

（二）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對自己认同定位困境的产物。自凯末尔改革以来，世俗化、现代化一直是土耳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土耳其毕竟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国家，尽管凯末尔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土耳其的世俗化，但在广大的土耳其民众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土耳其发展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从宗教渊源上能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土耳其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但又实行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土耳其在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认识到，北约和欧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耳其成为西方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亲西方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土耳其偏向东部认同，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欧盟一直将土耳其拒之门外是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欧盟一直以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为由，拒绝土耳其入盟。土耳其也意识到，欧盟2004年的新一轮扩大遇到很大的困难，法国、荷兰拒绝欧洲宪法而引起制度危机，在欧盟未解决内部问题前，土耳其加入欧盟仍非常遥远。当下欧债危机还未化解，欧盟内部出现问题，这都不利于土耳其入盟。2010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提到，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欧盟把土耳其“拒之门外”。“一些欧洲人”不想给予土耳其“寻求的那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远。当今土耳其面临的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大多数土耳其人仍以西方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欧洲對土耳其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土耳其對欧洲逐渐失去了耐心。

（四）土耳其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着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实现。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库尔德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上，且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對土耳其的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由于萨达姆政权的消亡，出现了权力真空，加之美国欲拉拢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稳定伊拉克国内形势，土耳其對此更加忌惮。因此，为防止上述国家库尔德人之间的联合而使其实力强大，同时为打击库尔德人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庇护所，土耳其不得不加强与这些中东国家的关系。另外，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起，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改革，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还是向西，势必受到这两种思想碰撞的影响。加之正发党本身是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外交政策就产生了向与土耳其地缘位置更接近、相同的伊斯兰国家转移的可能。

总之，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對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新定义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

五、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西方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方向从此发生转移，西方将失去土耳其，土耳其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對土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土耳其未来仍将西方作为外交政策发展的主流方向。

2007年土耳其正发党获得连任，新政府宣布土耳其在国内将继续以加入欧盟为指导目标的民主化改革，采取自由措施解决库尔德问题。尽管土耳其长时期内申请加入欧盟没有结果，并且国内还出现了放弃入盟、还原土耳其伊斯兰教本质的声音。但这不仅有违凯末尔主义的外交传统，且不利于土国家利益的实现。土耳其会继续寻求欧盟完全成员国身份，以保证完成始于凯末尔时期的现代化运动。2010年9月，土耳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新宪法削弱了军方权力，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权，通过这次修宪，土耳其将更符合欧盟的政治体制标准，有助于加入欧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甚至俄罗斯外交升温，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疏远西方甚至与西方断绝关系，而只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始突出中东、俄罗斯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位置。

外交政策范文第4篇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 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 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 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 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 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 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 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 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 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 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 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 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 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 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 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R.Barry Farrell e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 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 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 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 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 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 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 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 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 。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 “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 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 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 态度变化(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 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 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 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 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 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 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 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 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 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 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 ，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 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 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 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 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 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 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 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 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 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 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 ?”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 。”(注：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ed.James Rosenau，(New York:Free 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 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 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 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 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 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 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 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 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 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 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 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 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 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 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 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 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 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 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 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 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 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Laura

Neack et. al.，(NJ: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 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 B.Bobrow，“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Orbis，9(Winter 1966);H.Boorman and S.Boorman，“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TheAnnals，370(March 1967);Tang Tsou and Morton H.Halperin，“Mao Tse-tung's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9，(March 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 政策。(注：Stephen G.Walker，“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1977.)转贴于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 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 )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 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W.La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 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 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 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 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 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 ：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 S.C.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 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 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 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 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 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 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 ，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 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 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 ，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 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 ‘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Policy 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 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 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 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 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 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 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 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 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 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 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 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 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 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 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 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 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 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 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 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 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 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 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 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 等。(注：David 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m: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 —19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 程跟踪程序(process tracing 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 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 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 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 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 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 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 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 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 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 L.Shimko，“Foreign Policy 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 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 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 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 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 ，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 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 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 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 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 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 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 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 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 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注：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Vietnam

Decision of 1965(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 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 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 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 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 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 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 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 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 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 Truman，Memoirs，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 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 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 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 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 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 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 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 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 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 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 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 G.Hermann，“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p.57;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n and Joe D.Hagan，“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 of a Model，”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 。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 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 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 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　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 Across the Yalu:The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 ChineseCalculus of 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 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 Eyes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 Rozman，The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t.Yong Deng

外交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从物质力量层面探讨了国家的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的力量分配来理解国家的对外行为；自由主义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用利益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它们的分析框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理性主义的视角对国家对外政策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把国家看成是偏好固定不变的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建构主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结合起来，从国际国内的集体身份和规范的角度去审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种新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国家对外政策的新窗口。本文首先归纳了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然后阐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分析与应用，结论部分评价了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一 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戴维·辛格曾说过，外交政策分析是从国家层次上来理解世界，它不同于从体系层次来理解世界政治。[1]肯尼思·沃尔兹曾反复地指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本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即从结构而不是从单元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系统理论解释的是为什么地位相同的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行为是相同的。外交政策理论解释的是地位相同的国家，为什么其行为是不同的。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国际政治理论是系统理论，它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是描述国际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理论，其因变量是不同国际体系的性质。至于国家在体系结构约束情形下如何做出反应则是外交政策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国际体系能够影响外交政策，但不能决定外交政策，所以国际政治理论不能运用到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2]在与沃尔兹的辩论过程中，柯林·阿勒曼（Colin Elman）归纳了沃尔兹等人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的四点理由：（1）新现实主义论点的内在逻辑没有提供惟一决定的行为预测；（2）单元层次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意味着体系层次对国家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总是不准确；（3）新现实主义以进化选择机制理论为基础，所以它不能用来预测国家的行为选择；（4）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变量概念清晰度不够，常常发生歧义，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均势等，不便于操作，因此不能对行为进行具体的预测。[3]不过，按照柯林·阿勒曼的分析，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实际上并不容易分开，而且一些学者总是利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单个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4]詹姆斯·费尔恩（James D.Fearon）认为沃尔兹把外交政策理论局限于单元层次过于狭隘，因为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后果的解释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题中之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有多种变量，如果从分析层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有三个方面：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虽然有些变量在单元层次上解释起来比结构层次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理论不能解释外交政策，而只是说明它不能解释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5]如果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外交政策，新现实主义还是有外交政策理论的。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单元（国家）的功能是不变的，因而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国家间的能力（capability）分配。这种相对权力位置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国家的能力和国际体系的极数（大国的数目）。这样，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权力位置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自变量国家相对权力地位决定因变量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6]

虽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权力内容的理解存在分歧，但都认为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是军事和经济力量，[7]国家通过它们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去追求自主及其影响。换言之，权力政治以寻求自主和影响的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寻求自主的政策旨在维护和增强国家的独立性，这种政策可以通过以下行为模式体现出来：不遵守双边和多边组织的义务；拒绝把国家的物质资源转移到国际或超国家组织；一旦合作增强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就拒绝合作；建立针对第三国的联盟。如果说国家的自主是避免环境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寻求影响的政策则是国家对环境施加影响，塑造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国际制度是国家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场所。当然，双边关系中也存在这种行为。这种政策行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增加自己在组织内的资源份额来提升发言机会；偏爱那些给自己带来最多发言机会的国际组织；确保强国和国家集团的发言机会；维护和增强对弱国的影响。国家所受到的安全压力越低，它就越愿意牺牲一定的自主性，去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更大影响。[8]

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无论是分析追求自主性的政策还是追求影响的政策，都是以权力为基轴，权力是其核心概念。它试图通过聚焦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位置，寻求国家权力位置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预测和剖析国家的对外政策。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尽管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约束，但主要是由国家内部的行为体的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经常提及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命题就反映了这种认识路径。它不是把国家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unitary actor），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导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打开国家对外行为的黑箱。

国家内部的行为体一般可分为两个： 政治－ 行政系统行为体(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ystem actor)和有组织的私人行为体（organized private actor）。政治－行政系统行为体又分为政治行为体和行政行为体；私人行为体又分为公司、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和政治倡议集体(group of political advocacy)。这些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就是增加经济力量（收入和增产）和扩展决策权力。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在不同行为体的考虑中是有区别的。[9]

其实，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分析都可以纳入到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理性主义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是基于国家作为“经济人”的行为体具有对成本－收益的计算能力，在外在结构和有限信息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推论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10]

二 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分析

理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分析路径在冷战之后开始遭遇挑战。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地图，而且也激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辩论。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成为检验理论的试金石，而且也是理论创新的催化剂。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认同和文化重返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以认同、规范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根支柱之一。[11]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析单元，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行为体（国家）不同的角色。国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建构形成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12]行动者的行为不是像理性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以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社会人和角色扮演者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行动者的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文化）之中，其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引导。这种社会规范使国际社会的行动者（国家）的行为遵守“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社会规范对新现实主义而言，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因果作用，在对行为的分析中可以不需考虑；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只在一些问题领域有作用，并帮助具有既定利益的行为体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对建构主义来说，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而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

社会规范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来完成的。社会化可界定为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地导入社会的客观世界之过程。社会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行为体进入新的环境，通过学习和适应，然后把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加以内化。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它是团体行动者（corporate agent），其社会化的过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国际社会方面， 即国家的跨国社会化过程；另一个是国内社会方面， 即社会社会化（ societal socialization）。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在国际层次上，通过社会化过程把由国家间所共享的国际规范加以内化；在国内层次上，把国家内部公民所享有的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国际社会层次上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有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倡议联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s）。国内层次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它们把适当行为的预期赋予政治决策者。

国际规范主要体现在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法律条款和国际会议的最后条文之中。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诠释、政党纲领及竞选主张、议会辩论的分析和舆论调查来考察。如果从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进行，即跨国层面的建构主义和国内社会层面的建构主义。[13]

建构主义除了用规范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外，还把身份（认同）作为理解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温特把身份限定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14]这实际上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如同新现实主义一样，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仍把国家看做是单一的行为体和一个黑箱，国家的身份和国内的实践没有关系，或者从分析的角度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从国际层次的角度考虑，国家的身份基本分为三种：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不过，国家作为自组织的单位，它的认同可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在体系层次上互动之前，是具有自己身份的（national identity），即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国内具有不同角色概念的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决定国家内部身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共同的文化包括语言、习惯和宗教，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是指自由/民主还是自给/专制。

国内政治的发展如战争、革命和制度安排等会改变国内集团的权力配置。至于哪种认同最后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不同组织在国内的力量分配和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一般来说，最有实力的组织或个体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后，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5]如果我们能够定义国家的团体身份，我们就能清楚在国际体系互动之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国家的互动方式就能确定是肯定的认同还是否定的认同。由此，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就成为体系层次上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自变量。这种对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解实际上突破了温特对认同分析的体系视角。温特只从体系层次上探讨了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系理论的不足，也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16]

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互动的过程。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会影响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身份的变化，反之，国际体系层次上身份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会强化，或者会遇到危机。而这种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外交政策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国家对它的理解。[17]

三 规范、认同与国家外交政策分析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建构主义除了进行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对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8]虽然温特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19]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现代主义类型的建构主义”(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学者把建构主义的视角和概念框架运用到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理论解释的不足。

德国统一是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德国问题一直是欧洲的中心议题。统一之后，它的对外政策走向牵动着欧洲乃至世界的神经。围绕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德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过激烈的争论。[20]按照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统一后力量的增强，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再次成为欧洲的大国，由此而来的是其外交政策也会发生变化，它将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more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将再次拥抱民族主义，它将寻求与其经济资源相称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独立性，并对邻国构成威胁。作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英国一样，必须准备在一定的环境下使用军事力量，在涉及德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时，不再置身于多边军事行动之外，而是全面参加北约地区之外的行动。冷战之后的欧洲将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之下。[21]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统一后的德国由于国内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德国的领导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国内政治的考虑将影响外交政策的变化。

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对外行为并没有出现如主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而是更加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欧洲货币联盟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国际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继续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不过，德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并不仅仅像新自由制度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为德国对外行为提供了适当的规范。对于德国在冷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有别于主流理论的预测，建构主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把德国的外交政策放在整个欧洲的制度中来分析，欧洲的制度不仅仅约束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改变了行动者的身份。它把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变成了德国在欧洲内的关系，德国这艘大船被牢牢地锚在了欧洲，成为一个温顺的国家。[22]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从德国国家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借鉴了叙述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认为战后出现和延续下来的超国家的欧洲身份构成了德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德国朝野都把德国的利益与超国家共同体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欧洲身份告诉了德国利益之所在：支持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深化。因此，尽管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德国的国家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统一后的德国仍然保持着政策的连续性。[23]约翰·杜费尔德(John Duffield)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反军国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德国的安全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克制力。[24]沃尔克·瑞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则选取了德国外交政策领域中的4 个案例，它们分别是北约内部的德国安全政策、德国的欧盟宪政外交政策、欧盟和关贸总协定内的德国外交政策以及联合国内部的德国人权政策，这四个领域分别涉及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福利和规则体系，全面地考察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外行为。他们通过科学实证的分析，把理论预测与德国的对外行为变化联系起来，对理论加以检验，对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是最弱的，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建构主义则最具解释力。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是与规范相一致的外交政策。它几乎总是坚持国际和国内社会所共享的以价值为基础的适当行为的预期。[25]德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可能脱离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只靠自己来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将更牢牢地嵌入在西方世界之中，支持欧洲一体化，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

约瑟尔·波兹达格鲁(Yucel Bozdaghoglu)把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运用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分析之中。从地理上说，土耳其位于北方和南方、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处，就文化而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多数，同时，它又是一个接近西方式民主的世俗国家。因此，一些学者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出发，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主要的集团发展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与特定的集团发展全面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然而，事实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现代史上全面地认同西方特别是欧洲，并且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解释，土耳其的这种政策纯粹是受土耳其的安全考虑的驱动。土耳其通过在安全上作为北约的一员、政治上对西方的承诺来对付苏联在二战后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这种观点是有疑问的。第一，尽管土耳其与西方的密切联系有具体的安全利益考虑，但这也反映了土耳其要成为西方一员的意愿，加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可以让土耳其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使他们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旁观者，强化他们对西方的认同。第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时期就已经确定了要向欧洲文明看齐的方向，当时土耳其并不存在苏联的威胁，而且在独立战争时期，还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同情。苏联的威胁只是在土耳其与西方完全结盟之后才出现。另外，在20 世纪50 年代苏联的威胁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土耳其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的关系。在冷战时期，苏联极力争取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但土耳其仍然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起，即使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没有得到西方支持的时候也是这样。[26]冷战之后，随着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将会松懈，因为它的文明是伊斯兰的而不是西方的。但土耳其并没有这样，而是坚定地与北约站在一起，因为北约不仅仅为自己提供了安全，更重要的是一种确认自己认同西方文明的象征。[27]

四 初步结论

建构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除了进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外，实证方面的研究也蔚然兴起，国家的外交政策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分析所使用的概念、关注的层次可能不同，但都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

1．建构主义通过把规范和认同纳入到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解释外交政策变化的知识图谱。规范和认同在主流理论中仅仅作为解释行为的剩余变量来对待，而建构主义恰恰把它们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要质疑它们，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规范和认同原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是行为体建构的结果，是行为体把自己创造的东西看成了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实在，即由becoming 变成being。随着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不同，规范和认同也就不同。规范和认同不再是主体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它们附着于行为体，但并不能还原为行为体本身，具有体系结构的性质。这种结构不仅约束行为体的行为，而且还可以改变行为体的身份。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不同。所以，一旦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身份，建立起新的规范，我们原来所看到的国际政治图景就会发生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2．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研究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彼此并不排斥，在某些方面还是互补的。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研究社会互动，两者相结合可以对政治行为(其中包括国家对外政策)给予充分的解释。“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对行为体和效用的详细描述却不在分析之内，因此，在分析开始之前，它是先验给定的，只有在理论上理解相关的行动者是谁，相关的结构是什么，在经验上明白那些行动者可能需要什么，社会结构的内容可能是什么之后，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才能对国际政治提供实质性的解释。”[28]如果能够确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过程中不发生变化，那么，理性主义模式就可以解释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应对行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解释模式。如果身份和利益在发生变化，那么建构主义就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模式。[29]

3．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为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30]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时间，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物质力量壮大、正在走向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国家身份再造和国家社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只是国家战略博弈的舞台，还是约束和建构国家的一套规则和规范，国际规范自然会对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另外，中国国家身份的再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国内层面，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国内社会结构的转型，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二是国际层面，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观念互动，即形成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国家身份再造的关口。国内和国际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中国不仅对自己进行新的定位，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实力，更是这种力量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冷战之后中国强调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新的认同。[31]这种身份的变化已经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转贴于 注释：

[1] David J.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ndrew Linklater，ed.，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2000， pp.835-848.

[2]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p.54-57.

[3]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14.

[4]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48.

[5]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pp.297-298.

[6]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92 年版。

[7]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鸣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年版。

[8] Volker Rittberger， 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pp.45-47.

[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69-100.

[10] 关于此处的推论逻辑和下面涉及的适当性逻辑的概念，参见James G.March， and Johan P. 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943-969。

[11]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29-46.

这里的建构主义主要指中间立场的建构主义。

[12]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p.384-396.

[13] Volker Rittberger，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5-132.

[1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82页。

[15]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Routledge， 2003， p.29.

[16] Paul A. Kowert，“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in Glenn Chafetzs，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1-34.

[17] Steven Smith， “Foreign Polic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Sharpe， 2001， pp.38-55.

[18]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J.Katz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 页。

[20] Thomas Banchoff，“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5，No.3，1999，pp.259-289.Josef Janning， “A German Europe —－A European Germany? On the Debate ove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1996， pp.33-41. Volker Rittberger，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1]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Kenneth N. Waltz，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1998， pp.44-7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8.

[23] Thomas Banchoff， “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283.

[24] John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9， pp.763-803.

[25]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323.

[26]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p. 4-8.

[27] Yucel Bozdaghoh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 83.

[28]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6 页。

[2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