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 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当我们追溯思想史时，就会发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那里，已具有了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而后经过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到马克思时已演化出多种形态的交往理论，但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所以笔者以“德育交往”为主线，着力挖掘教育交往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1.1 德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了如何在实用主义教学体系中处理交往活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协作交往活动是道德发生的前提”，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他一再强调从交往中去寻找道德起因以此抓住道德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性起源；美国现代道德认知理论的创立者劳伦斯・科尔伯格强调，个体的道德成长是一种在其自身与社会交往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个体道德经验的不断同化、调整、平衡的过程。

1.2 德育交往的实践研究

就德育教学而言，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编写的德育教材以“协助个人发展潜能、实现自我、适应环境并进而改善环境的个体社会化历程”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学生得以在与自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交往中实现其德育目标。教师在授课时善用澄清法、讨论法、公正团体法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乐于与学生一起思考讨论，在沟通交流中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

就德育活动而言，国外的高校生活更侧重于以情景和活动为中心，营造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学生在群体交往中实现主体意识的培养。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除了提供学生活动的六百多个俱乐部、学会和协会以外，还提倡学生参加具有社会发展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或者参加公益活动，这些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有效体现了思想道德主体性教育的特点。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近几年，先是在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触及到了交往这一视角，相关论著及论文的发表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其中以张天宝的《走向交往实践的主体性教育》（2005年）为代表。同期发表的有：蔡春、扈中平的《从“独白”到“对话”――论教育交往中的对话》（2002年），岳伟、王坤庆的《主体间性：当代主体教育的价值追求》等，学者们在具体论述德育与交往时，多数集中在德育对交往运用这一层次，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把交往作为与“活动”并列的手段，强调它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价值；二是把交往作为对旧式、传统师生关系的挑战，强调交往中的民主和平等。2005年彭未名在其论著《交往德育论》中系统提出了“交往德育”这一新概念，并构建其理论体系，是对我国大学德育理论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首次明确谈及交往的应是在张耀灿和郑永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第一版）中。此后，在一些博士论文中也有学者论及交往，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求善的精神交往互动过程。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就交往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问题。此外，一些散见的论文更着重于从主体间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交往理论的依托，使得目前的研究显得残缺不全。2011年8月由闫艳著述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的新跨越，作者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视角进行了深度剖析，还对交往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系统构建，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2.2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证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国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所谓的实证研究也仅仅是对问卷进行的简单处理分析，得出支撑论文写作的数据。杨鲜鲜在其论文《交往-发展理论下的高校课堂教学及评价实证研究》、赵飞在其论文《广东高校德育课基本状况实证分析》中均采用问卷测量法，简单地利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问卷分析。这些研究是对学生德育交往的一般特征的归纳，或者得出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批评与建议。

（2）叙事探究的方法。李醒东在其《事件・场景・交往》一书所呈现的德育研究方法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创新，他着力以叙事探究的方式来呈现学生社会生活的内容，教育理论在呈现和解释学生社会生活中建构，在进入现场中实现方法与思路的摸索和调整。这是一种生活范式的研究，从具体的事件中引发对学生交往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思考，进而得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反思和理解。

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89页。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外交

近百年来有关从外交领域研究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外交的学术成果目前并不多，从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梁启超的研究学术成果目前主要集中梁启超思想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梁启超思想、新民思想文学史学教育报刊传媒等领域，而对“一战”期间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史性的著作中，而其评价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革命反帝外交话语的主宰，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其往往以“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做否面性评价，对其研究与评价并不符合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思维。随着近年来史学领域现代化范式的深入，对这段时期外交研究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中关于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文献综述就超过十篇，分别涉及梁启超一生在政治、思想、学术、社会、文化、教育、传媒等诸方面在不同时期所取的研究成果的文献回顾与学术点评，其往往聚焦于“革命研究范式”下，革命话语主宰时对梁启超研究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至时期研究的反思与检讨，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批判与否定。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研究范式”主导下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的肯定与赞扬，同时注重对大陆、港台及欧美不同研究群体对梁启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史料下的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对比与分析。

相关研究的研究论文则更注重对一些个案的研究。刘振岚在《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终致将参战案付诸实施。因此应承认，使宣战成为事实是梁启超的一功，而非一过的观点”。郑云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史学集刊，2005年04期）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梁启超立足与国家利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反对“二十一条”，提出参加协约国，主张“联日疏美”的对日外交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01期）。刘福祥，实元《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历史教学，1983年01期）。范春昕，康大寿《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中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刘新华的《试述梁启超外交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一文以梁启超外交思想为直接切入点，对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外交认识，逐一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根本原则与重要内容，指出了梁启超外交理论的框架，同时对梁启超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做了分析。

还有一些著作在讨论梁启超时也触及这一问题。袁咏红著《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一版）一书中以《日文档案》、《日本外交书》、狭间直树教授《梁启超年谱长编系年表（1898--1903）》、岛田虔次翻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史料，系统详细地论述了在清末民初历史环境下，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变化。同时以“二辰丸事件”、梁启超访台和揭露“二十一条”日本侵华野心为线索，概括了梁启超戊戌--辛亥时期至“一战”时期，由“联日为主”向“防日为主”外交思想的转变过程。张朋园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第一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几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梁启超在晚清至民国一系列重大事迹，并全面分析了梁启超与民国关系，尤其是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分析了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其次，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在外交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也有记载。但这些记载一般都是按照外交与政治编年史的记述方式，对重大事件与主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进行书写，并对其历史意义总体性的评价。而单独对某一历史人物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评价的不多，所以本文选取文献及史料时只能从通史中选择这一阶段主要内政与外交进行参考与梳理。这方面的著作及主要参考资料有早期名作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端升著《民国政治制度史》、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卷1912-1916》（上下卷）和《中华民国史卷1916-192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卷》、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1940一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一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凤志主编《中国外交史：1840一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来新夏《北洋军阀史话》、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

再次，与本文相关的就是港、台、日本与欧美出版的相关专著与史料。这些区域群体的著作的论述方式与史学方法往往不同与大陆学者的史学方式，其著作往往观点新颖、史料新、研究方法多样、史学价值多元趋向明确，对本课题的研究与思考，往往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客观中肯地理解历史史实与历史价值。台湾与此阶段相关的著作代表人物有近史所研究员张启雄著有《外蒙归属交涉，1911―1916》（近史所专刊，1995年）、《收复外蒙，1917―1920》（台北，1998年）、花莲师范学院教授吴翎君著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于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与此阶段相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东京中央大学助教授服部龙二著有《远东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汲古书院，1995年）。欧美与此阶段相关的代表人物与作者有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一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档案为基础，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学者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的名作是Lucian Pye，warlord Polities： ebonite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中，由日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卫藤沈吉编写的第二章《19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主要从追溯晚清外交、剖析日本与一战及战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和中国革命与列强5个方面，对涵盖了中华民国外交做了详细的历史论述。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 & ape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两部部书中都肯定了一战时期中国民国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化，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修约外交中所取得重大外交成就和这时期外交在我国近代外交史所处的重要地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国史馆，2002）《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几部书都考证与研究了“一战”时期，当时北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所取的成就与对我国外交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这段被“革命外交”思维所“遮蔽的北洋外交”史实。日本学者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该书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档案为史料依据，按照“近代”与“文明国化”为维度分四个章节，详细考察与研究了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转型与建构历史特征。

最后对北洋外交全面论述，在学界普遍引用重视就是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史学专刊，2006年8月第一版）一书以2004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北洋时期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为来源，收录了来自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学者对北洋时期外交最新思考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目前北洋外交研究的新局面与新趋势。主要中外学者论文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川岛真《再论华盛顿会议体制》、冈本隆司《北洋时期的海关与关税特别会议――英国的外交看法》、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新变化：以外交立法为中心》、石源华《略论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外交》、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陈立文《从联俄看孙中山的外交观》与虞亚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概述》，其分别涉及北洋政府外交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度的考证与严密的学术回顾，又有外交制度的考察与个案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主导下的历史研究范式对其个人历史的裁减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价值与话语体系，对历史认识与评价的重大影响，体现了历史发展内部复杂矛盾的不可抗拒性在历史个人主体上的强烈影响。梁启超作为近代上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在其外交思想与个案研究中显得更为清晰与客观，但同时随着历史自身研究的深入与拨乱辨伪，追求唯物主义史观与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的回归与还原，不同时期，不管是革命范式的定性评价还是现代化范式的解冻性复原，都为客观辩证地研究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洋外交创造了历史条件，其认识成果可以说是梁启超个案研究的一体两翼，存在固有取舍与益彰。这正好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有的时代性张力与活力，为我们开拓与保留了丰富饱满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空间。

参考文献：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俄罗斯  欧亚主义  文化  外交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着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着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着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扞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的谋发展、促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意识和观念不仅补充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完善了国际合作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内外统筹观和外交价值观等。 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明确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即外交为国内实现科学发展服务；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中国外交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道路，不仅展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外交风采，也给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实现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新中国诞生以来，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分析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需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指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为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既顺应了时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 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因而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需要，而提出的最重要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继承传统、引领未来的理论创新，它既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举措的新的理论概括，又是关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和总结；既是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世界观理论，又是怎样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方法论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不是把自身发展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建立在依靠外部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事实上也是把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种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目前中国自身还不那么发达，还有极其艰巨的发展任务在前面，强调这一点更是不容易，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共赢的责任心。这种共赢与合作的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外交的政策和实践，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核心指导思想。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的新贡献就在于：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回答，深化了对三大基本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依据

只有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之所以能够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在于这一理论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凝结着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在于它总结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实践上说，对中国在开放中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战略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依据。

（一）科学发展观是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形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趋势，科学判断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新时期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在国际格局出现大变化和大调整的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也出现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看清本质、明确方向，才能不断提高中国外交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新形势下，只有准确把握国情，紧跟国内大势，外交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才有针对性。归结起来，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成就在于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抓住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具有时代的领先性和前瞻性，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为积极探索和拓展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提供了理论指南。中国外交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为国家的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自身实现科学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党的领导是关键。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战略高度，着眼于提高在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 在总结中国外交光辉历程时，杨洁篪外长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外交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历代中央领导集体英明决策、精心指挥的结果。在外交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以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对外方针政策。 新时期外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往往无先例可循，只有大胆探索，才能够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顺应新时期要求的指导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舞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外交统筹国内国外，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因素，深化和拓展全方位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之下，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成就：（1）积极推动发展大国外交，全面提升中美、中欧、中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发展；（2）努力构建和谐周边外交。中国历来倡导并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通过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亚欧峰会、上合组织等途径，推进周边安全、经济合作。（3）做实与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不仅积极开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技术、医疗、人力资源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援助。（4）用好多边平台。为维护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积极斡旋朝核、伊核问题，寻求妥善处理的方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通过这一多边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5）拓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发展大局。

（四）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和精神

中国外交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弱国无外交到目前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局面，走过了不平凡的半个多世纪。支撑和鼓舞中国外交的精神支柱和脊梁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科学发展观是涵盖了理想、目标、精神和时代特色的中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外交实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精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外交将始终坚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和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2）利益均衡的国家利益观；（3）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4）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5）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 归结起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完善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一脉相承，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的内核。求和平、求发展，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理论指导。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基础，和平、发展、合作是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长远目标，和平发展是道路，互利共赢是实现中国自身和平发展、推动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的基本途径。

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看，没有和平稳定与平等互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反过来，没有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就是互利共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互利共赢是和平发展的自然逻辑延伸和重要实现形式。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精髓。虽然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依然深刻复杂，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的道路依然漫长而充满挑战，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上述目标不懈努力。近年来，国际社会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追求，已汇成时代潮流。

（二）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在外交层面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变革在外交层面的反映，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对重新认识外交的根本目的和政策重点深具启示意义，对具体外交工作的开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外交为民的思想既是对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具体落实，也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价值理念。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存在明显分歧。中国以人为本外交观的提出有力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有效地以普世性语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价值观，务实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中国以人为本和联合国以及部分国家所主张的人类安全观基本相符。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 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内展现党的执政能力、对外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政治任务。 近年来，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在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在及时妥善处理中国海外人员安全、涉外劳务纠纷，确保我人员和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三）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想目标所在。和谐世界理念凸现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亦即世界的共同性，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的理性审视和实践努力。中国不仅继续为世界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也将为世界提供更多进步的思想产品。推出和谐世界理念有利于联合全球的和平发展力量和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长远目标。 “和谐世界”的提出，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在中国看来，“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各种文明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取长补短，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才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中国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应努力加以维护。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各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的世界。”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导中国去实行和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理念和行为当然也将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观基础开始突破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进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观基础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变革。

（四）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新理念

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责任的平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朝着利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对待物质方面和精神价值方面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待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当作中国国家利益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战略。在注重中国自身国家利益上，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在秉持国际正义上，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的发展为同其他国家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对于那些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现实的因素，在竞争当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施以援手，尽力去帮助、去扶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提高它们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尤其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的很多合作上，例如帮助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帮助修建了2200多公里的铁路，3400公里左右的公路， 为这些国家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海地大地震、巴基斯坦水灾等国际灾害事件中，中国给予的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树立了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总之，中国所坚持的利益责任观，是立在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基础之上，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也对世界负责的责任观。

（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

公共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亮点。中国公共外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拓展。在2009年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公共外交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开展好公共外交直接关乎我国际形象，外交工作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中国公共外交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以维护和促进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中国无意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无意对他国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旨在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向外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中国，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同时，中国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从现阶段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扭转局面，帮助各国社会公众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促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与恐惧。从更深层来看，中国兼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世俗化的文化伦理社会三重特点，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让各国公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认识不仅能与中国合作共赢，而且能与中国人民心灵相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 公共外交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内容和方式，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领域的互动，将外交扩展到了本国政府与外国公众的层面，把外国公众作为外交的对象，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六）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提出的系统性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随着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