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关于政党外交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一切向前看”，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基础，坚持原则，讲究策略。积极开展广泛、宽松、灵活、多样的政党外交，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由于及时而深入地进行拨乱反正，摆脱了“左”的束缚，在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出现了内容丰富多彩、交往十分活跃的新局面。

一、改革开放后中共政党外交战略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期，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给党的对外交往造成很多的混乱和损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党外交战略也发生了转变，党的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迫切需要中共政党外交战略的转变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党认为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的判断。1983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1984年10月，他又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性问题的科学论断，精辟地揭示了当今时代主题的本质内容。依据这一判断，我党及时调整政党外交战略，为我国改革开放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不纠缠于历史恩怨。“一切向前看”，发展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共运大论战及“”极左思潮的干扰，严重损害了我党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对此，邓小平主张不计前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由贝林格总书记率领的意共中央代表团时就说：“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讲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邓小平对待党际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正确主张和看法，使我党逐步恢复并发展了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坦诚交换意见，主动承担了同外国党中断关系的部分责任，达成了相互谅解，我党的政党外交重新活跃起来。

(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积极发展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友好交往

我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政党外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常常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划分敌友，把意识形态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发展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党际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中心任务是现代化建设。这需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因此，积极发展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友好关系，就成了我党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邓小平对此强调指出：“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遵照这一思想，我党不仅与诸多左翼政党保持友好交往，还同一些传统右翼政党发展关系。尽管我党和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和分歧是很大的，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但通过努力，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障碍，大大开辟了政党外交的广阔道路。

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将其写入了党章。这正是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其既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它无疑是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的核心。

(一)独立自主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中心原则

独立自主，即各国党有权根据本国情况和自身条件，独立自主地选择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白行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法共总书记马歇时说：“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肯定要犯错误的。”1983年4月，他在会见印共(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又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由此可见，独立自主是每个党所固有的权力，它不需要取得任何其他政党的许可。在各国党管理党内事务和处理党际关系时，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与控制。因此可以说，独立自主是我党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根本所在，这是一条中心原则。

(二)完全平等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完全平等就是各国党不分大小、强弱，执政与否，在交往中必须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各国党之间不存在谁指挥谁、谁服从谁、谁依附谁的问题。1980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西共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谈及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问题时说道：“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从中不难看出，我党一向反对党际交往中的霸权行径。邓小平将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充分说明，要创造良好的党际关系，完全平等原则就是先决条件，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三)互相尊重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原则

互相尊重就是尊重各国党自行处理本党事务和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权力，以及尊重他们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任何党都有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成就和失误，因而各国党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此外，在党际交往中，难免会存在不同意见和分歧。当党与党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只要各国党之间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对待这些意见分歧，就不会使之成为影响党际间正常关系的障碍。由此可见，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所在正是遵循互相尊重的原则。

(四)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必要原则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即互不干涉对方行使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外事务的权力，不随意对别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横加指责，不利用与一方党的关系去针对第三方党，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也绝不接受别国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我们。在国际共运史上，曾多次出现某些大党借故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恶例。而事实证明，一国党对别国党发号施令和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只能使其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使良好的党际关系遭到破坏。1980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西共总书记卡里略时强调指出：“任何国家的事务，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而他们所犯的错误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纠正。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因此，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无疑是检验各国党是否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试金石，是一条必要原则。

三、政党外交必须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因为只有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才能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千变万化，掌握主动权，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一)在政党外交中对于原则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党常会与不同类型的政党进行交往。这些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所持有的立场观点很多都与我党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在与这些政党的交往中，对于原则问题就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越发加紧对我国搞“和平演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曾告诫全党：“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因此，在政党外交中，反对“和平演变”就是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宣传社会主义，澄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因为这“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就要求我党的政党外交，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坚定不移地向前进。

(二)在政党外交中必须正确定位，绝不当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希望我党在国际上“当头”、“扛旗”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国外一些舆论也时常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等提法加在我党头上。对此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无论从历史教训，还是从现实条件看，我党在政党外交中必须给自己作正确定位。在国际共运史上，曾一度强调以苏共为首，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党也深受这个“中心”的危害。此外，把无产阶级国际义务理解为无偿支援兄弟党的一切革命活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而我们党只有扎扎实实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好，把改革开放搞好，才能在世界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更好的尽一些国际义务，才能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在政党外交中不苛求于人，策略灵活。求同存异

我党在政党外交中，与别国党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出现意见分歧时，可以进行商讨，讲究策略，从而消除分歧，寻求合作，争取团结。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各国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邓小平对此深刻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因此，只要党与党之间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对于存在于双方间的意见分歧可以通过交流协商的方式尽量达成一致。即便暂时不能取得一致，也不要刻意追求，相互指责，谈得来就谈，谈不拢也没关系。

总之，邓小平关于政党外交的思想是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基础，“一切向前看”，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坚持原则与策略灵活相结合，与各国各类政党发展关系，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