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儒家文化范文第1篇

当前，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的腾飞，更应当是文化的复兴。同志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积累的伟大智慧，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华文化必将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以新的姿态和新的形式走向世界，进一步提升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影响和地位。

一、儒家学说是注重流动和传播的文化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收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1.儒家文化的精神传统延绵不绝。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人格理想便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千百年来，儒家文化虽历经历史长河的因革起落，并没有失去其本原的核心价值。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所谓历史轴心时代，孔孟等建构的儒家哲学思想，历经汉儒的承前启后，到宋明儒家理学、心学的兴盛，及至19世纪中后期经过强势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更为激烈），两千多年间儒学在研究方法、思想理路上，虽然代有嬗变而不断发展丰富，但在核心价值与观念方面，却呈现出不间断的“返本开新”的过程。每一次历史革新时期，人们总会将目光投向先秦孔孟，投向儒家经典，追寻儒家价值的本原意义，并结合时代特征，重新燃起中华文明鼎新的光辉。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主干，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家文化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不断变动中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吸收其它文化中有益的东西。无论是先秦百家争鸣中，儒家对于墨、道、阴阳学说的融汇而得以丰富，还是唐宋以来对于佛学的充分整合和消化，而实现儒学新的发展，更有晚清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吸收而呈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儒家们对儒家传统作出新的阐释和开掘，儒家文化在不断挑战中进行更新，吸纳外来文化精华，不断创出了中华文明新阶段。

2.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华文化的复兴，体现为几千年来灿烂的中华文化得到世界尊重，体现在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文化的复兴过程，实质是创新的过程。欧洲宗教改革建立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最重要资源，也是道德传承、修养身心、健全人格的基础。儒家文化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如“仁者爱人”的仁爱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吾日三省吾身”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修身之道等，是涵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儒家文化倡导人与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面协调发展，是以民族式的话语方式，阐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来说，新的传统、活的文化，是文化复兴的宝贵思想资源。

3.儒家文化承担着文明对话的重要使命。儒家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普遍价值，曾经播撒并影响全世界。历史上，儒家文化曾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精神成果。例如，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极力推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可作为欧洲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榜样，认为“慎以修身”、“和以养体”是中华伦理的重要原则，可以成为欧洲的榜样，孔子可以作为欧洲的思想导师。他还写诗赞美孔子：“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儒家文化对现代东亚的影响更是巨大。如日本推行过《论语》加算盘、《论语》加计算机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推行过儒家伦理运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引发了对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重新评估，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之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讲过：“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使人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21世纪，在各种文明冲突和秩序重建过程中，儒家文化是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文明的冲突”走向“文明的共容”与“文明的和解”的过程中，儒家文化蕴含的“中”、“和”的思想，所包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精神，把相互冲突、各自不同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是化解文明冲突的价值基础，能够为多元文明的融合提供路径，有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容，重建世界文明新秩序。

二、在形成共识基础上推进儒家文化传播

如何推动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播，首要的在于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形成共识，把握儒家文化的本质和时代要求。今天诠释儒家文化的时代意义，并非复古儒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要从儒家思想中撷取精华，对儒家文化作“返本开新”的价值诉求，在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焕发出儒家思想新的生命活力。

1.儒家文化的本质首先在做人。儒家文化是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主张，可谓包罗万象，囊括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问题，不是形而上的东西，既有家庭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人伦关系，又包括由家国同构推演而出的君臣、父子、朋友等社会关系，都是着眼于解决当时社会现实面临的问题。同时，任何角度都可以找出对应性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怎样做学问、怎样做君子、怎样与他人打交道等，儒家文化都能找出对应性的看法和主张，从家庭人伦散发到社会政治，细致而微地规定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但是，无论儒家作怎样的主张，其根本都脱不了“做人”这个核心，《论语》尤其明显，通篇都是讲如何做君子、不做小人，如何做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人。因此，挖掘、弘扬儒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回到人本身，回到儒家文化的本来意义上，发挥儒家文化本原建构现代人生活理念及实际人生之用，唯此，才会拥有文化的自信心与创造力。儒家文化中的“穷变通久”和“自强不息”观念，是延续中华文脉之内省和自新的二维张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阐旧邦以辅新命”，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体认和承传文化命脉的根本信仰。脱离了时代去谈儒家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共同推动儒家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学界可以通过讨论，共同推进，形成儒家文化本质意义上的共识，从而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儒家思想。

2.儒家为人的根本在“仁义礼智信”。从儒家的源头去看，人是儒学的原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自觉，“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人的核心价值。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尚书・泰誓》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记》引述曾子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有生物者，莫贵于人”。从这些先贤所论中，可以看到儒家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内在价值，重视人的尊严。儒家强调以文化人，强调“学而知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寓教化于日常生活，“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以“慎独”为君子修行之道，认为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具有“仁”的“圣人”，达到人的真正自觉，实现思想的净化和行动的自如。儒家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强调道德人格的养成，关注人的自觉、自立，人格的成长、发展。“仁义礼智信”，就是讲如何做人，是为人之本，缺一不可。

3.对儒家文化的扬弃与继承。传播儒家文化，不能不因时处变，使儒学的价值观念能够融入时代精神之中，服务于当下的实践，唯此才能清晰儒家文化“安身立命”之所在。例如，儒家强调如何看待社会、看待外部世界，怎样与人交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养而有敬”，等等，以这些理念观照当今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需要总结并发扬光大。相反，儒家文化中存在的那些受历史局限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认识，诸如附着于君主专制，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之上的愚忠、愚孝、男权等思想糟粕，则必须辩证、历史地加以检讨和清除。因此，儒家文化要实现传播共识，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必须“返本开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三、推动儒家文化的多样化传播

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播，应结合时代的新特点，结合传统和现代、无形和有形的传播方式，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时制宜、融会贯通，既立足于儒家文化传统，又站在东西文化比较层面，对话交融西方思想，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传播，使古老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宝贵养分。

1.以适应于时代的方式促进儒家文化传播。阐释经典的传统研究方法当然要继续，但普及儒家文化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描述和学术的研究。儒家文化并不只是陈列于博物馆的文物陈迹，而应当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充满生活气息的灵动形态，让人们能够亲近、濡染。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影视、动漫卡通等现代形式传播儒家文化，但以音乐的形式还不多见。实际上，“乐”也是儒家“六艺”之一，最初的儒家六经中也有《乐经》的存在。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和乐教，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说，以音乐完成其最后的学习。《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因此，用音乐表达内心情感和进行外在教化，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传播方式，也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和感染力，老百姓喜闻乐见。

2.以创新传统方式深化儒家文化传播。在信息技术普及的当下，加强儒家典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推进儒家文本资源的数字化，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儒家经典的学习，构建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传承体系，是创新儒家文化的“无形”传播方式。例如，由北京大学牵头、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共同编撰的《儒藏》，是一项关乎儒家文化复兴的重大学术工程，堪称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总汇。再比如，截止到2013年底，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对儒家文化的学习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题目，儒家思想正跨越国界传遍全世界。

如何传承儒家文化范文第2篇

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 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作为现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我以为，如果不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置身于当今复杂诡秘的政治形势，就难以明辨真伪，发扬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塑造着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蛮粗陋的暴力权力驯化为文明理性的专制权力，这是儒家的功劳。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

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 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

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因此，对于新儒家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现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与，那些不能理解与结合现代自由民主的所谓政治儒学，其诉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记”。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

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与现代民国的构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宪派曾积极参与建国事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均深受其影响，由此开辟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义”的儒家真精神。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激进主义潮流翻转中国大地，儒家一脉随波逐流，为国共两党分别担纲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逐渐抛弃，日益边缘化。

现代中国政治的塑造来自于中西碰撞、由外而内的演变，这一现代化进程虽曾激发出中国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后者要成为主体性力量还需要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儒家面临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发挥结构性的主导作用。

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儒家面临的新挑战，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及参与政治权力与政治构造的问题，我称之为“现代儒家的历史时刻”，这考验着儒家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民间儒家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传统、教育、常识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构成了当代儒家的复兴之土壤，因此儒学经义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当然没有必要排斥和回绝政治。但必须搞清楚的是，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国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在权力政治的巨大漩涡之中，相当多的知识人（包括儒家）罔顾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尽背书之能事，丢弃了仁义廉耻，背离了天道人心，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审慎。 第三， 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这里的真精神不是盘桓于古代那些已死的典章制度，而是推陈出新，与现代社会政治诉求相互契合的时代精神，他很可能会像哈耶克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法治、和自由经济的社会扩展中，求得文明之道。我以为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赓续古今的儒家真精神。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在气质上是经验主义，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这一特性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进论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但晚近150年来，敦厚、行健的儒家却深受公羊学激进主义和玄思空想主义之影响，逐渐脱离了原儒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和改革精神。本来顺应时代潮流的康梁，其骤然失败显然与其新公羊学的激进主义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同样是秉承着儒家精神的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却能够在政制变革的重大关头，左右开合，赞助民国，赢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陈寅恪倡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特为士大夫乃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内核，亦为儒家跻身现代政治所持守的基本政治操守。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训政与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至于余英时对儒家文史之道与治理传统的理解，虽然未必环环入扣，但却能够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点上，深入儒家经史之堂奥，梳理出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路。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我们看到他们很难抵制政治的诱惑，更少有前贤的世界格局与恢弘气象。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论述，显然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图谋的国际关系中的敌友政治论，助推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迷梦，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这一动向无疑值得警惕。

纵观历史，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层面的儒家礼制，对于3000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义理和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传统儒家政治义理与制度设计不足以开出宪制民主，不足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究其缘由，概因二者之间多系仁政道义层面的维系，治理秩序由于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而遗失。因此，儒家复兴的生命力来自现代社会的生长，它们的发展主要系于如何汲取现代宪制的制度设计原理，推进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与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育壮大。

至于如何面对当今权力政治对儒家的亲和取向，我觉得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一取向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当代政治不再一味打压儒家传统，而是向儒家敞开，借此儒家可以更主动地申说义理，躬行理念，推动社会的文明更化；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儒家构成了考验，迫使儒家拷问何为现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机政治，否则很可能重蹈传统儒家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之覆辙。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

如何传承儒家文化范文第3篇

关于方东美思想的不合时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是方东美学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或者说理论动因；二是方东美与其他新儒家观点的迥异之处。

先来看方东美先生所处的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为图富民强国，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与知识界，经历了一个曲折与漫长的认识过程，首先是由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通过变革器物达到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目的，然而甲午海战的失败这样的梦想无情地破灭了；而后又提出了通过变革政治制度来强国，但是的失败使这样的想法也未能如愿；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威胁也许是来自文化方面的。救亡图存是整个民族的共识，而如何才能克服危机？人们把注意力最终导向了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危机，其实质是什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危机，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救亡图存，并进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对此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启蒙与救亡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方面如何来看待西方的器物、制度与文化，它们能否引领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来对待中国经过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难道它就是中国社会落后的真正的渊薮？是实现现代化无法逾越的阻碍，因而非得要彻底去除不可？简单地说，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可以看做是西方在历经工业化，或者说是在完成了现代化后所获得的强大优势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现实冲击；而后者则是植于本民族文化母体的中华民族何以去做的问题。如果承认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不否认现代性的话，本民族文化要克服危机就是要从自身做起，要么“返本”“开新”，要么完全抛弃，另请高明。而如果选择否认现代性，沉溺于自我的逻辑和幻象，本民族的文化已足，固步自封即可。显然当时的人们选择了承认，选择了完全文化的传统与精神，其结果就是要“打倒孔家店”，彻底拔除维系中国政治、文化几千年命脉的儒家思想，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

在这样的宏观历史的背景之下，在文化选择的冲突之中，选择“返本”“开新”的则以新儒家为代表，他们有着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在不拒斥现代性、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护持。着力解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创造性地重建传统。

方东美先生就生活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生于1899年2月，卒于1977年7月，从其成长历程、治书著述以及学术生涯的时段来看，可谓恰逢其时，自然他的思想脱不了这个时段的痕迹。实际上他的思想，就是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因而不难发现在其著述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在他的论述中，中国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且它既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同样也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返本”，同时也能“开新”，并以此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之中。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方东美先生的思想确实是具有深刻的洞见的，他的论著实际上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思想脉搏的跳动。

作为新儒家的方东美与其他当代新儒家尽管所处的时代相同，理论背景以及价值关怀趋同，但是相异之处则更多。首先方东美反对“道统论”，倡立“学统”，对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取并包兼容的态度；其次，对于宋明新儒家，方东美认为包含三个形而上学思潮，其一是“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包括北宋五子以及朱熹；其二是“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有象山、阳明等；另外一派是“自然主义的新儒学”，王廷相、王夫之等归入此类。最后，在复兴儒学、重建传统的方向选择上，方东美认为应该直接接上原道原始儒家来发展、光大儒学。

而如此前卫则是从原始典籍的角度出发，此是方东美一生秉持的学问态度和方法，亦是他贴近今日复归原典、重读经典，回到古代罗马、希腊学术思潮的先瞻之处，而《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一书则是这种方法和理论的总结。本书导论是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精神”作的简要概括，其余章节共四个部分：一是原始儒家思想———《尚书》部分。二是儒家思想———《易经》部分。三是原始道家思想———《老子》部分。四是原始道家思想———《庄子》部分。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应自儒家说起，因为就哲学的起源来看，虽然从比较学的观点看去，中国与希腊、印度均有一套系统的神话传说，但是中国的是战国以后后人整理的，“决不能倒过来以后出的材料说明更古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神话不能成为说明中国哲学的材料。中国哲学需从儒家谈起，而儒家哲学思想当以原始儒家为主，谈论原始儒家，自然必以孔孟为主，但谈孔子，不能只讲《论语》，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的思想源远流长，一方面注重传统，一方面又注重创造，而《尚书·洪范》和《易经》就分别体现了儒家的这两个传统。

《尚书·洪范》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之“承受一套洪荒上古时期之久远传统”的一面，方东美认为值得注意的为两点：一是“五行”观念。一是“皇极”观念。而《易经》作为儒家思想创造的一面，方东美认为“复又开拓出一广大悉备之哲学新天地”。他说：“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此两大特色构成了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

方东美认为殷周之革命，影响到春秋战国时代，结果产生了两大思想体系：一方面，儒家设法制定一切范畴来把握“时间生灭变化的世界”，以时间之创化过程来描绘人类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道家老子则不满意春秋时代的演变——顺着时间之流而愈变愈坏，而要透过时间之幻想，将世界向高处、向过去推，推到人类无法根据时间生灭变化的事实以推测其秘密，而进入一永恒的世界。儒家即是前述的原始儒家哲学，而后者即为原始道家哲学。在方东美看来，道家的真精神是要成就一种境界上的“太空人”，道家所寄托之世界乃是一大神奇梦幻之世界。“构成其世界之空间正是美妙音乐及浪漫抒情诗歌之‘画幅空间’兼‘诗意空间’——一种充满诗情画意之空灵意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精神的完美表达。

以上，撇开价值追求和立论的初衷，方东美对中国文化乃至哲学的理解，尤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理解别开生面，其视野相当开阔，下面笔者兹就方东美先生的思想作几点简要评述。

首先，方东美先生是在将整个中国文化化约为哲学的论域中进行的论述。他说“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余于是书则独采形而上途径，旨在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所在”。他以形上学三种形态——“超绝形态”“超越形态”“内在形态”来判定中国形上学为一种“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的独特形态，这种形态才是他心目中的正态。将整个中国思想，或言哲学诉诸本体论的探讨，本无可厚非，但是抱定形上学，以本体论的视角审视传统思想的脉络，而将“凡非中国思想一脉相传之诸形上学理论”置于讨论之外，显然不能完整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精髓之所在。

如何传承儒家文化范文第4篇

儒者，兼具雅、智、善、信、礼，故以浩然之气立于天地。儒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古人的仁、义、礼、智、信，到今天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不闪烁着儒学思想的光芒。但纵观技工院校语文教学，重视语文应用轻视语文本质的现象仍比较普遍，本文就如何回归语文教学本质，在技校语文教学中渗透儒学思想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

关键词：

语文教学；儒学思想；国学经典

一、引言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的祖先给人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儒学思想和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最为核心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和文化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影响着人们，陶冶着人们的道德情操，浇筑着远大的中国梦想，激扬着伟大的爱国之志。技工学校肩负着“教育教学应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任务，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技校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为了为明天的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技校语文教学必须渗透传承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儒学思想和文化，借助儒家思想来陶冶未来人才的道德品质与精神情操，借助儒家文化来丰富技校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内涵，借助儒家精神来优化语文教学中的德育育人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学生的职业素养，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为明天的优秀现代化建设者、接班人奠基。

二、响应号召，传承经典，提升软实力

在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中关于文化发展繁荣方面就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做出明确批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人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今天依然是人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传统文化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为此教育部、国家语委明确规定“国学经典要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传承儒家经典，既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的体现。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和文化就是国学经典进校园、进课堂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完善课程教学体系，丰富教育内涵和厚度，深化教育教学文化底蕴，拓展技校职业教育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提升技校教育的质量，提高技校的社会竞争软实力。

三、优化语文课堂，彰显人文魅力

现今技工院校语文教材大多注重应用轻人文，导致语文课堂或多或少存在单调乏味的情形。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儒学思想和文化，可以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拓展和延伸语文教学，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提高在文学方面的知识与修养，从中体会和感受到许多千年流传至今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品德，从中扭转对语文学科的偏见，树立正确科学的语文学习观。同时，可以让语文教学回归本真。语文的本质属性就是人文性和工具性。植根古代文化的《论语》、《诗经》、《孝经》等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富人文性的教材，让古老的儒学经典和现代文化教育发生碰撞，一定能在教学方法与方式上擦出智慧的火花。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体现人文关怀，让语文教学展现新的生命活力，促进古今文化的相互交融，在相得益彰中让学生感受到文学艺术的“文字美”“意境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齐飞与共鸣”中陶冶性情，塑造良好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个性人格和审美情趣，彰显语文教学人文育人的巨大魅力。

四、升华思想境界，发展核心素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理论依据。在技校语文教学中渗透儒学思想与文化，能升华学生思想境界，有效提升技校学生的人格修养，发展学生积极向上的核心素养。就目前技工院校学生而言，“双差生”比例较高，最需要的就是爱的教育。如何教会技工院校学生去“爱”呢？孔子谓：“仁者，爱人。”如何成为“仁者”？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要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由此，学生会明白，爱一个人很简单又很不简单，要思想境界，一个“仁”包含了古人的无穷智慧。例如，通过“谦恭礼让”、“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脍炙人口、富含哲理的美言佳句可以升华学生的精神内涵，引导学生塑造礼貌谦让、宽容友善等良好的思想品德，调整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态度与方法，让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生知友和更为宽广的人生征途。

五、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渗透儒学思想的有效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说：“儒学思想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解决如何做一个人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理所当然，语文也应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乃至儒学思想与文化的主阵地。所以，人们要积极创新教育理念，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儒学文化、在教学方法中渗透儒学思想，让儒学思想指导语文教学，让人们的语文课堂闪烁儒学思想的光芒，让儒学思想和文化成为技校语文教学育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一，教学内容渗透儒学文化，提高学生文学素养。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也是渗透儒学文化的主要平台。所以，在教学中渗透儒学思想和文化首先要抓住课堂，实现有效的国学经典进课堂。其一，人们要立足于语文教学的45分钟，在语文教学内容中渗透儒学思想。人们要挖掘教材主导思想与内涵，以此为据，给学生讲授相应的儒学文化，借此来丰富语文教学资源，拓展延伸语文教学，让学生从中丰富语文知识，了解并深化对儒学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使学生接受现代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双重熏陶，全面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和文学技能。比如在教学《荷塘月色》中，与学生一起分析到作者的纠结：“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我引导学生分析：“作者追求冷静、独处的修身养性、洁身自好，这与他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感、正义感相互碰撞，反映在儒学思想就是什么？”学生比较之后，得出正确答案：中庸之道。一个问题拓展了整个语文课堂，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志”、“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儒学文化弥漫在语文课堂中，洋溢着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光，让“荷塘月色”一时间实现了“古今穿越”，现代散文披上了儒学的传统色彩，学生的文化知识与技能也在古今交融中得以锤炼与发展；其二，目前，技校都开设了专门的阅读校本课程与专用课时，通过阅读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量，提升其语文素养。人们可以把反映积极向上的儒学思想与文化的经典书籍比如《儒学大智慧》《论语》《中庸之道》等现代儒学和古代儒学名著推荐给学生阅读，让学生了解其中关于儒学的经典故事、经典名言、经典史论，从而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与精神塑造，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健康、积极的核心素养和价值观。笔者对学生的经典儒学阅读规定了明确的任务，要进行读书摘录，要撰写读书心得，并在每个月的读书报告会上进行展示与交流，在分享中实现思想交融、共同进步。一学生分享：“我阅读《大学》深刻地明白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联系与道理，修身为本，由内圣而外王，最终实现以德治国。正人先要正己，君子‘修己’，近可以‘安人’，远可以‘安百姓’，人们只有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才会影响他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更有学生在阅读孔子的《论语》中对“孝道”有深层感悟，在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和朱熹“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的感召之下，反省了自身时常不告而别的错误与不孝行为，并向家乡的父母打电话报上深深的歉意。第二，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传承数千年的知识，更为一种人际交往的哲理与方法。在语文教学中要把儒学思想活用于现代教学方法，对学生实施人文关怀，优化人们的语文教学。其一，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儒学经典《论语》中也谈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礼记•学记》）中也谈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所以，我在进行语文教学中总是想方设法设置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让学生保持积极的学习动机，为学习语文奠定良好的兴趣基础；其二，在儒学学说中关于学习的论述有很多，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莫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这些关于学习的至理名言影响着人们古代以及现代的教育。笔者在教学中不仅向学生积极“灌输”这些不失先进性的古代教育理念，而且在教学中践行这些教学理念：实行问题教学，促进学生思考；每天让学生背诵一点知识，日积月累就是知识的海洋；实现小组合作探究，在兵教兵中实现知识的共享、思想的交融……在践行儒学教育理念的语文学习中，学生实现了儒学知识丰富与语文技能发展的双赢。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技校语文教学必须积极主动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用儒学思想指导自身的教学行为，更要结合时展引导学生对儒学思想与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与理解，让儒学思想与文化在技校语文课堂中闪烁璀璨的光芒，成为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和职业价值观培养的巨大助力。

作者：叶玲妹 单位：金华市技师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小蓉.浅谈语文教学与儒学思想的有效结合[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2(08):86.

[2]吴三文.将传统儒学精髓融入当代语文教学[J].基础教育参考,2011(22):52.

[3]张捷.浅谈技校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科技创新导报,2009(23):237.

如何传承儒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契约论 《孟子》 儒家思想

引言

孟子对儒家治世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发展，其思想都集中在《孟子》这部经典著作中。对《孟子》中相关文字的论述解读，可以发现其儒家文人治世思想的一种寄托和主张，加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一、孟子和《孟子》的总体概述

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儒学思想，同时在儒家文人治世思想创新方面也发挥了独到的创新作用。孟子和他的门人著有十分重要的《孟子》一书，集中表现了孟子的治世思想和哲学思考。在《孟子》中，孟子着重表述了自己关于治世方面的一些见解，尤其是孟子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这样的思想推广到人民百姓身上，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孟子》中也主张在仁政方面有进一步地探索，包括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寻和对治世策略的求索。

孟子通过《孟子》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儒家仁本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将这种仁上升到了治世的高度，对古代统治阶级的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对《孟子》中儒家的文人治世思想进行现代性解读和有意挖掘有助于我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下的社会和谐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学视角下《孟子》中儒家治世思想的解读

（一）仁政治世思想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孟子・离娄篇下》

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在这句主张中，孟子强调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监督，如果统治者有失仁德的话，人民群众就有进谏的权利，倘若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那么人民群众就可以更换自己的统治者，这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最原始的论证，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权力。《孟子》中又表述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一直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来笼络民心，从而实现统治的长久安宁。

（二）儒家的仕途原则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离娄下》

《孟子》中主张文人应该是学而优则仕，鼓励和号召大家刻苦学习，然后考取功名来报效国家。儒家在文人仕途上主张应该时刻监督统治者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有违背“仁政”的行为发生，对于统治者的过失应该进行苦苦劝谏，不能让统治者失去民心。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也给出了明确论述，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君臣之间是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彼此应该相互尊重，是儒家学派治世思想的一种前进和超越。

（三）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于我心有戚戚！”――《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中除了对君臣关系做出探讨以外，还对臣民之间的关系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儒家提倡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将君主的权威放在了一个较为缓和的位置上，道出了如果君主可以担忧和体恤百姓，那么百姓也会担忧和体恤君主的忧伤和快乐，这样一种关系的构建看上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主体性的平等地位来讲，这样的平等地位是一种平等的沟通和交流，同君主的绝对王权没有过多的联系，而是将君主和百姓放在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上，鼓励君主和百姓在价值观和生活的感悟分享上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互相体谅和支持。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标准。

（四）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 则为无力人矣。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一直主张个人修养的提高，重视内在德行的进步，因此在治世思想中，很明显就对入仕文人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个人修养文段：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性格，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要通过艰苦磨难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孟子》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述，说明只要人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磨难，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有着高尚道德的人，这是古代对文人治世提出的一个最高标准，一直激励和督促着那些文人学士。

结语

通过对《孟子》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治世思想的精髓和仁政主题思想，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 语

参考文献

[1]姜鹏.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J].理论界，2010（02）.

[2]冯文敏.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发展观[J].武警学院学报，2010（03）.